——了解制訂當代香港教育政策的過程
[本文曾於1997年3,4月間於《信報》發表。]
直接訪問利國偉爵士，是筆者進修當代香港教育政策以來一次難得的經驗。利爵士自一九七六年起獲委為教育委員會主席，一九八四年起擔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為首任主席，換言之，至一九八九年離任止，利爵士擔任香港教育政策的最高諮詢組織的主席逾十年之久。當然，本篇訪問離開全面了解當代香港教育政策尚遠，謹希望提供一點可予研究的線索。(□：利國偉爵士，○：筆者，日期：三月十四日，地點：恒生銀行總行行政中心會客室)
□：我是一九七六年擔任教育委員會主席，一九八四年做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的，因此對香港的教育也有點涉獵。香港教育呢，最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語文，一是學制。語文方面固然要考慮回歸的因素，但也要注意香港為一國際商業社會。同時，香港以服務業為主，語文也很重要。至於學制，一直要解決的是大學年期的問題。是否和國內大學合軌、是否四年制大學教育比較好，當然是要考慮的。如果大學要改為四年，是簡單的多讀一年大學，即五年中學、兩年預科、四年大學嗎？這樣學生要大學畢業，便要多讀一年。香港因為提供九年免費教育，小學六年、初中三年是不變的，如果要在高中及預科處削減一年，例如實行三三制，則學生又要多讀一年才可中學畢業。我看主要考慮因素還不是政府經濟負擔的問題，而是社會方面，因為對許多家庭來說，子女要多讀一年才中學畢業出來社會做事。這方面是必須從長計議的。
○：這些是制訂香港教育政策長久以來也須面對的問題，其實是甚麼原因讓你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參與制訂香港的教育政策？
□：以前教委員主席是行政局議員出任的，政府於一九七六年請我接替胡百全出任行政局議員，便也接任他原來擔任的教委會主席。我那時根本就是中文大學的司庫，我於一九六二年已參與籌備中文大學。還有的是，那時候有個《國際教育顧問團報告書》(Llewellyn Report)，我聽聞主席Llewellyn當時向尤督作出報告，說如果政府接納建議成立教統會，利國偉便是最理想的人選，我聽來是這樣的。
○：提起這個國際教育顧問團，學術界其實一直都不太清楚政府請他們來檢討的原因。
□：是這樣的，那時候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會派人到不同國家做教育評估，香港不是這組織的成員，但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故此是他們先想檢討我們的制度，我們也說可用OECD的水準來評估香港的教育制度，後來就委任了Llewellyn來做主席。
○：有人估計過可能是教委會主動邀請OECD來評估的。
□：照我所知並不。那時教育制度很麻煩，例如要考升中試。人人都有自己的意見，常常批評學制。當時政府便說，倒不如找OECD來。我當時通過英國駐法大使聯繫，親身到過OECD談過。顧問團來港接見有關人士時，我們教委會當然有參與，我已記不起是誰提議的，但如果是教委會提出的，我應該記得。
○：後來報告書完成後，又押後了差不多半年才發表。
□：主要考慮的是兩個問題，如果成立教統會，則教委會是否繼續呢？UGC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大學資助委員會)又怎樣呢？到時有三個組織與教育有關。教統會負責整個學制，教委會和教育署負責中學，UGC負責大學，如果有了教統會就可能有些問題可以override(凌駕)。後來政府終於也接受關於教統會的建議。
○：後來又怎樣解決這個關係的問題呢？
□：始終也維持一樣。當時報告書用研究問題命名，抑或用號碼順序計，也執拗了很久。這是程序的問題，我說倒不如用號碼。當時UGC的主席是當然官守委員，是委員之一，雖然很多時候談的都是中學的問題，但和他們也有關係，因為教統會討論整個學制，牽一髮動全身，他們也會表示意見，不會因為問題沒有直接關係而參與程度低了，當然他們主理的都是用錢的問題多一點。
○：將時間推前一點，普及教育是七九年立法，八○年正式實施的，但人們一直不明日為甚麼政府忽然有這麼的毅力推行九年免費教育。
□：這和工黨有關。麥里浩來港時是保守黨執政的，後來工黨上台，指示麥里浩要推行普及教育。我可以告訴你，當時決定只是勝出一票。九年免費教育的問題，當時分成兩派，夏鼎基就非常反對，在財政上反對。麥里浩見兩邊分開，問我意見，我說全民、強迫和免費是要一起的，否則一些家庭便負擔不來；免費供學生讀書便沒有這些借口了。當時在免費之上爭拗得很厲害，我將自己的理由說出來，最後麥里浩接納了。
○：近年有一種說法，指教育質素下降與普及教育太快有關。
□：這是沒辦法的，那些讀不上的也要他們讀，但如果好的仍然是好的，年年都有好幾個狀元。一般而言，有些英文特別好，有些特別差。在我任內，港府是不承認的。但究竟水平怎樣，我也不敢說。現在要求不同了，又要學電腦，又有性教育等等。發展下來，究竟是專門好呢，還是廣博好呢？我覺得廣博點好，對與人交際有幫助。
○：你在教統會的時候，秘書似乎都頗高調，很多政策都由他們出來解釋。
□：是有幾個秘書的，首任是任關佩英，然後是俞宗怡、余敦(Robert Upton)、最後是華賢仕(Andrew Wells)。是他們寫文件的，我說，除了我之外就由政府對外發言，我覺得他們多說點好，因為他們處理文件及細節。至於報告的內容一定是教統會決定的，他們只是寫文件，做研究。寫初稿時諮詢我，有沒有遊說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我們決定下一個報告講甚麼，就交給他們做研究，搜集資料，他們當然回來詢問主席。
○：在你任內也發生了幾件教育界的大事。
□：三四年制就最大件事，我覺得，如果我不是中文大學校董會主席，問題或者會激化。我在平衡著，我是很冷靜的，而且在中文大學還有一點聲望。其實三或四年制我自己真的沒甚麼關係。錢應該負擔得到，最重要的是社會上是否接納。我記得有些同學告訴我，讀四年制的時候，就算現在三年制也一樣，最初大部分時間都係閒閒散散的。另一個講法是，四年制第一年是通才教育，但通才教育放在大學還是中學較好呢？又好像剛才所說，中學是三三制呢，還是三二一呢？
○：另一個很具爭議性的是教學語言的問題。
□：教學語言呢我們不是沒有說，我們的意見是，每間學校決定，看哪種方式令學生吸收，很難一刀切的。譬如科學，要用英文，讀醫科，你說怎可以用中文教，不行的。很多事情牽涉到國際性，只用中文無論怎樣好，出外人家叫你講學你也不行。
○：另一個問題是《第三號報告書》提出的私校問題，提出直資計劃，當時有很大反響。
□：現在也很好，與我們當年的原意差不多，是我離開那年實行的。直資計劃只是限制某一種形式，其他的不會管……
○：反對的意見是怕那些名校……
□：這就要講現實了。司徒華他們，一味爭選票。「好者越好，差者越差」，他們這樣說。這世界上的事物，說甚麼平等的。我相信，中國人有句俗話：「落地喊三聲，好醜命生成」。讀不上的要他們讀，可以讀得更好的又不容許更好。像一台機器，輸入的原料好，製成品一定好。這就不可能平等。賢愚不肖，是天生的。你說盡量改善也可，但真的改變不來。
○：在教統會裏其實有沒有爭論？
□：也是有的。有些口號唱出來無人敢反對。你說民主，誰說民主不好呢，但事實上是否真的理解民主呢？
○：白居雅女士(Kathleen Barker)在她的回憶錄中說政府多接納教統會的建議，令香港教育有所改善，在你任內，有甚麼讓你覺得可以改善到香港教育的？
□：那一樣特殊的我不說了，我覺得整體是改善到的。我最遺憾的是解決不了三、四年制的問題，始終耿耿於懷，但這真的沒有善法。我做了很多年了，也沒甚麼困難，撥錢方面政府是足夠的。
○：但是擴充大學學位時，或者成立科技大學，有沒有諮詢教統會？
利：好像沒有，這是政府的事，不是教統會的，由行政局決定。我是沒所謂的。好像有談過大學人數的問題。是一萬人飽和呢，還是萬二、萬三人呢，這又是一個主觀的問題。這樣採納說萬一二人就差不多了的意見，故此便增加一間。同時呢，無論私立或公立的大專院校，都要取得大學的名份。當中有點自私。不是得罪他們，如果取得大學的名份，他們的人工也會升高。他們要升格叫做大學，我們很難反對。我記得跟衛奕信說過，sooner or later，you will have to universitize all the polytechnics(遲早你也要把全部理工升格為大學)，你沒辦法的，英國也有這樣的趨勢。取得名份後，他們的待遇會好一點，但是學生畢業出來，也有不同。我很早就警告衛奕信的了，我就著教授與普通教師的比例等等細節，早就警告過他。
○：是甚麼令你看得出來的？
□：無他，我對學校真的有點興趣，在社會上又算有點薄名。我自己的教育很差，只讀了幾年「卜卜齋」，四年英文書院。覺得沒怎麼受教育，可以在教育方面幫點忙便幫一點。我在教育方面也很久了，算是有點貢獻。
○：但是在具體決策方面，你是怎樣決定的呢？
□：一有問題的時候，就由教育科做研究，交建議，我當然知道。教統會交上去的，行政局也沒有甚麼爭議，很快通過。我本身也是行政局的，也可以解釋一下。尤德和衛奕信那時候，在他們眼中，這個人可以信任。
○：有人說你是尤德的首席教育顧問。
□：也算是的。國際教育顧問團的時候，委員之中，我貢獻最大、最多，當然我一九七六年開始已經在教委會，也知道得很多，Llwellyn要聽香港的情況，我差不多可以衝口而出全部解釋。我承認我在行政局，跟同僚共事，談起來也方便一點。
○：我預備的問題也到此為止。謝謝你。(本文作者曾任中學教師，現於中文大學進修教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