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02-14

解放中文教學

教育統籌委員會的《語文能力工作小組報告書》是香港中文教學道路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這不但是由於其內容公開指出現行課程的缺點,或是全面強調語文作為傳意工具教學目標,更重要的是《報告書》提出了「非中心化」的路向,在教學範疇上承認粵語作為方言的意義,在施教課程上指出以學校為本的趨勢。

不少社會大趨勢論者早已指出,近二三十年的世界發展是一個解體的趨向。政權下放,集權政府解體,社會上大眾演變成分眾,即使是人文科學的發展,也強調多元共生,和語文教學息息相關的文學研究,也早已容納歧義,關注到複調多音。[中文教學再出發(二)]

本文曾發表於1995.02《香港經濟日報》。

只是「保守」可能是教育界一項本質上的特色,而中文教學界更因為負起文化道德的各種使命,對社會多元化的發展未及其他工商政經界別的反應之快。這裏快慢的差別其實並不意味必然單一的評價:快不必就是好,慢不必等如壞。

只是,考慮到教育其實是一項教人的事業,我們便知道解體的趨向其實正是不歸之路。因為學生是人,人的發展正是千差萬別的,多年來採納的教育工廠化的大規模生產模式,其實和教育是教人的認識背道而馳。

共同語與方言共生

任誰都知道,教學最好為每個學生度身訂造。可是,資源有限,學生學習每科都要做到一比一的師生比例可能只是天方夜譚。這裏要指出的是,在中文教學上這不是師生比例的問題,不影響資源調配,課程編訂一樣可以找得一個更佳的平衡,確認方言的存在與地位,便是很重要的一步。

香港學生學習中文,並不單是一個學習母語的問題。這固然和母語教學的問題不同,而即使就母語教學的熾熱討論,也鮮有有對香港學生的母語作學理上的深入探討。目下的定義——學習用中文書本、作答用中文等——只是實際運作上的考慮,卻沒有注意到香港學生學習語文的複雜語境。甚至是行之有年的《課程綱要》,竟也沒有這方面的交代,彷彿粵方言和學生學習語文是毫無關係——或者有,也是不足掛齒的。經過專家學者精心思慮的《課程綱要》尚且如此,則遇到教師理直氣壯地指摘學生怎的總學不了書寫通順文句,或者無可奈何地慨嘆中學生還寫出滿紙粵語等等,便更不足為怪了。這些教師大抵囿於個人經驗,自己當年已經過了這個方言與共同語對譯一關,便以為學生理應同樣過關,殊不知教育根本便不是這樣的一個人怎樣教我、我便怎樣教人的簡單問題。

《報告書》(頁五-十二)對語文學習的現狀分析,便第一次在改變語文教學政策文件這方面的空白。《報告書》注意到三項主要分別:粵語與規範漢語的分別、高層與低層粵語的分別、文言文和語體文作為課程與粵語作為社交語言的分別。同時也指出了粵方言和現代標準漢語的對譯工作的重要性,又提出要研究以粵語為母語的兒童的中文識字能力的發展。(頁四十)

這些方面對語言學學者來說自然耳熟能詳,對語文教學的教學策略和設計更饒有意義。起碼,粵方言的影響已經名正言順地放到語文教學的議事日程上,而不再是一件提也不必提的隱形瑣事。更重要的是,只有注意到學生的複雜語境,以及運用語文的具體需要,語文教學才是有針對性的,而不是空談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

以學校為本的趨向

注意到粵方言的存在,正視其影響,而不是只一味朝共同語的目標走,才能做到知己知彼。這樣的醒覺,可能是一種文化上的非中心化帶來的。在教育政策方面,非中心化則意味了以學校為本的發展。

教育界不少同行一聽到以學校為本便大皺眉頭。誠然,不少校本的政策確為教師帶來不少工作負擔,教育署放權甚至往往給視為推卸責任。天下大雨,教育署沒宣佈停課,卻說地區上學校有酌情權之類的講法,的確會使學校無所適從。學校管理新措施的確未能盡善盡美,並帶來許多行政上的工作。可是,如果一聽到校本便大加指責,表面上看是過敏,骨子裏可說是一種逃避自由的反應,及不了解教學是教人——千差萬別的人——的道理。

就以九月便在部份中學推行、中英數三科的校本輔導計劃為例,許多參與學校的同行都表現一種無可奈何的態度,這固然因為計劃選擇學校的準則不會使校方覺得光采有關,而這光采與否的感覺,又是評定教學成效以產出為主而不問教學過程的錯誤觀念使然。可是,能夠獲得額外資源去進行一些理應一早已做的計劃,不是應該歡喜還來不及的嗎?

目下的制度中,校本可能正是整體與個體間的一個較佳的落墨點,無論從教育規劃或效益評估來說,教育署無寧是山高皇帝遠了,以學校為本位的教學看來是教學計劃的解體的起點,客觀條件容許的話,理應是進一步的朝向不同級別、班別以至學生的解體。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因材施教,發展不同學生的個別潛能。《報告書》看到這點,鼓勵每所學校制訂本身的語文政策(頁四一),在中學會考滲入以學校為本位的語文科評核措施(頁四七),其意義都是值得肯定的,也不是那種一聽到校本一詞便妄加指責者不能否定的。

事實上,語文教學上這種非中心化可能比文化上的發展遲了。香港本土文化隨著近廿年的經濟起飛而抬頭,發展到近年隨著九七的臨近而趨向不再顧影自照、「文化中國」的命題隨著大眾媒介的內容整合而多方實現,香港的中文教學界才正視方言的影響,才覺悟以學校為本的趨勢,雖則是遲了,卻還不算是壞事。

或許我們一向都本著一種以中心為尚的大一統思想,或許我們都在逃避自由:決策是教署的事,學校行政、資源調配是校長的事,課程編訂是課程發展議會的事,教科書與練習呢,則是出版商的事,或許我們都慣了做如牛的教學工匠,只知怎樣做,不問為何做。然而,《報告書》指出這個非中心化的路向,正指出面對香港的語言環境,讓語文教師因應不同學生而作出調整,其意義是不宜小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