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障學生唐偉庭就延長就學期申請司法覆核敗訴，說明了法庭的判決以及目下的政策，只把「一致」等同「平等」，是對平等的一種最粗糙但不符合教育原則的理解。
在教育講求質素的年代，教學應以學生為本，務求因應學生差異，或者現實並非盡如理想，但仍然無礙「處理差異，因材施教」作為教育專業的一項重大原則。公平不是經常平等的( Fair isn’t always equal )，何況只求年期的一致？
張舉能法官認為，智障學生和主流學生在新高中學制下，同樣可以接受十二年的教育，因此要求智障學生讀完十二年離校不算歧視。單以年期而言，這十二年之數的確一致，但這決非平等。
智障學生和主流學生就讀的課程，本來就有差異。過去，智障兒童學校提供六年小學、四年初中的教育，2002/03年開始，再添加二年制的「延伸教育計劃」，總的來說，學生可以有十二年的時間完成初中課程，而一般學生由小學至初中的年期是九年。十二年對智障學生完成基本的初中程度是否足夠，已經可以討論，即使單以這點，已看出智障學生與一般學生的學習年期並不相同。
可是，主流學校在下學年實行的新高中學制，是三年初中加三年高中，即所謂「五加二」改為「三加三」，但其實年期變化不在初中階段，主流學校的初中仍以三年為期，年期變革只在高中，由「中四至中七」改為「中四至中六」。可是，教育局於本年六月八日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竟然這樣說：「我們會為智障學生提供6 年小學、3 年初中及3 年高中合共12年的教育。在具體推行方面，智障兒童學校一如其他學校，其新高中學制會在2009/10 學年由新高中一年級開始推行，並會逐年開辦至新高中三。」
教育局的說法，其實在混淆視聽。原來的智障兒童學校的六年初中課程，竟變為三年，教人莫名其妙的是，智障學童可以像主流學生一樣就讀三年即完成初中課程嗎？至於所謂智障學校的三年高中課程是怎樣的，教育局根本不曾作出交代。簡言之，所謂智障兒童學校也設新高中，只不過是自欺欺人的數字遊戲。
教育局說「智障兒童學校一如其他學校」在新學年推行新高中一年級，其實正正錯在這個所謂「一如」之上，錯在沒有承認智障學生和主流學生的差異，錯在以「一致」為「平等」。在過去，連教育局自己的政策也承認智障學生和主流學生不同，需要十二年完成初中，那麼，今天憑甚麼也變得一致而只需九年？為甚麼修讀新高中課程也和主流學生一樣只需三年？應該記得，前教統局在課程改革開始時竟完全遺漏特殊教育的部份，恐怕負責官員也難以回答上述問題。
也許，今天法院看到的是年期的一致，這是數量上的相同。可是，眾多研究以致外國的判例已經指出，教育平等不應只是教育機會的平等，教育機會的平等更不只是數量上的平等。1954年美國的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一案，是教育平等問題的必讀案例。該案指出，單讓黑人學童得到學額，卻只在分隔的學校上學，是「本質上不平等」(inherently unequal)。無分種族得一學額入學，是數量上的相同；在種族分隔的學校上學，仍然存在不平等的教育待遇，該案最大的意義，在於「不滿足於相同」的平等觀念，在於「一致並不一定平等」。
(2009.08.25, 原刊於2009.09.04《香港經濟日報》。)
2009-09-05
他們都一樣 沒有做好這份工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道盡官場現況，可謂至理名言。
醫管局引入事故通報機制，在陽光效應下，讓社會看到接連的錯誤，伊利沙伯醫院錯調嬰兒、注射過期疫苗，究竟是管理制度問題，抑或是工作人員塞責？據報，有關職員已受到訓示及處分，似乎說明了主要責任誰屬。
申訴專員調查升降機事故，揭發機電工程署在升降機年檢逾期百多天才發令要求年檢，而法例是賦權機電署可於逾期35天內發出飭令的，申訴專員指機電署「制度鬆散，執法不嚴」，政府高級官員則說是「同事太仁慈」。這又是一個空有法規，無人執行的例子，值得思考的是，當機電署職員對升降機承建商「太仁慈」時，對天天踏進沒及時檢查的升降機的市民，又會否「太忍心」？
制度雖已存在，但到底要人執行，執行時有否履行制度要求，抑或得過且過，敷衍塞責？關乎工作態度、專業精神。可是，輿論嘩然，狠批疏忽職守的護士、機電署人員的同時，對聲稱做好他那份工的曾蔭權，又應如何看待？
一場小圈子選舉，無改曾先生篤定當選的結果，但也迫出了「任內交出政改終極方案」的承諾，承諾雖已作出，但到底要人執行。任期才過半，就開始調低社會的期望，這玩藝他倒是樂此不疲的，當年任財政司時發表財政預算前夕，他已多次玩弄調低社會期望的把戲，「狼來了」的效應似沒出現，或許是市民「太仁慈」了，然而，今天我們若對他仁慈，又會否對民主進程「太忍心」？
可惜，「接受市民問責」只不過是官員誦讀《香港家書》的宣傳伎倆，這封家書太虛假。上行下效，政治體制已經圈定，可向特區首長問責的，是一黨專政的政權，民主早就集中到中南海去，打工仔最後會問的是，誰是大老闆？曾先生倒比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略勝一籌，逯軍問記者，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曾先生大抵不用問，也知道準備執行的，是亞爺的意旨還是市民的意志。
亞爺其實不也一樣嗎？憲法雖已制定，但到底要人執行。憲法第一條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全句大抵只有「專政的國家」合乎現實，連「社會主義」也不算，更不要想「工人階級」、「工農聯盟」、「人民共和國」了。一句之中五個概念只有一個落實，和機電署發十封警告信竟有九封錯漏，可有甚麼不同？
或者有的，機電署還有申訴專員調查和批評，並有輿論監督，而曾蔭權和中共政權，則可視承諾和憲法如無物，而且還有幫閒打邊鼓。這是這對爺孫比機電署官員，比醫管局護士幸運的地方，不正是「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現實示例嗎？
(2009.08.28)
醫管局引入事故通報機制，在陽光效應下，讓社會看到接連的錯誤，伊利沙伯醫院錯調嬰兒、注射過期疫苗，究竟是管理制度問題，抑或是工作人員塞責？據報，有關職員已受到訓示及處分，似乎說明了主要責任誰屬。
申訴專員調查升降機事故，揭發機電工程署在升降機年檢逾期百多天才發令要求年檢，而法例是賦權機電署可於逾期35天內發出飭令的，申訴專員指機電署「制度鬆散，執法不嚴」，政府高級官員則說是「同事太仁慈」。這又是一個空有法規，無人執行的例子，值得思考的是，當機電署職員對升降機承建商「太仁慈」時，對天天踏進沒及時檢查的升降機的市民，又會否「太忍心」？
制度雖已存在，但到底要人執行，執行時有否履行制度要求，抑或得過且過，敷衍塞責？關乎工作態度、專業精神。可是，輿論嘩然，狠批疏忽職守的護士、機電署人員的同時，對聲稱做好他那份工的曾蔭權，又應如何看待？
一場小圈子選舉，無改曾先生篤定當選的結果，但也迫出了「任內交出政改終極方案」的承諾，承諾雖已作出，但到底要人執行。任期才過半，就開始調低社會的期望，這玩藝他倒是樂此不疲的，當年任財政司時發表財政預算前夕，他已多次玩弄調低社會期望的把戲，「狼來了」的效應似沒出現，或許是市民「太仁慈」了，然而，今天我們若對他仁慈，又會否對民主進程「太忍心」？
可惜，「接受市民問責」只不過是官員誦讀《香港家書》的宣傳伎倆，這封家書太虛假。上行下效，政治體制已經圈定，可向特區首長問責的，是一黨專政的政權，民主早就集中到中南海去，打工仔最後會問的是，誰是大老闆？曾先生倒比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略勝一籌，逯軍問記者，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曾先生大抵不用問，也知道準備執行的，是亞爺的意旨還是市民的意志。
亞爺其實不也一樣嗎？憲法雖已制定，但到底要人執行。憲法第一條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全句大抵只有「專政的國家」合乎現實，連「社會主義」也不算，更不要想「工人階級」、「工農聯盟」、「人民共和國」了。一句之中五個概念只有一個落實，和機電署發十封警告信竟有九封錯漏，可有甚麼不同？
或者有的，機電署還有申訴專員調查和批評，並有輿論監督，而曾蔭權和中共政權，則可視承諾和憲法如無物，而且還有幫閒打邊鼓。這是這對爺孫比機電署官員，比醫管局護士幸運的地方，不正是「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現實示例嗎？
(2009.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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