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聘教授程序須公正

香港教育學院講師協會上月曾發表聲明，反對該院管理層向校董會提出的一項針對講師的「強制性退休計劃」，聲明指強制講師退休有違終身聘用的合約精神，講師協會並將就此事徵詢法律意見。

該院的具體措施如何，是否公正，對該院學術發展，以至香港教師培訓政策有什麼影響，都是值得關注的。踫巧教師語文基準試放榜後，輿論矛頭一度指向該院，有關強制退休的計劃，不免引起各種猜疑。不過，本文要提出的是一個更廣闊、影響更深遠的問題：香港的大學及專上學院的講師教授等學術人員的解聘程序，是否合乎國際學術界的慣例？是否有一個「應有過程」 ( due process )？

解聘合乎學術界慣例？

所謂「應有過程」，是有特定法律含義的，它既指一連串按既有規章和原則召開的正式法律程序，即所謂「程序上的應有過程」，也指保證不會對個人不公平、隨意或無理的對待，即所謂「實質上的應有過程」。

終身制 ( tenure )誠然是學術發展的一大支柱，因為它提供了一個保護網，讓學者捍衛其信念，不過，在強調市場競爭的思潮眼中，終身制卻是妨礙提升效率的大石。在香港，自九十年代初大學教資會全盤推行管理主義，以成本效益、著重業績等商界的概念，套用到學術界來，教授終身制可謂已絕迹於新入行的年輕學者之中，至於早年取得終身聘用身分的「舊人」，當時還是不受影響的。

可是，踏入九十年代中期，「舊人」的終身制卻是風光不再。九六年開始，本港各間大學已漸次推行某種的「自願離職計劃」，只要被大學管方識別為開刀對象，即使擁有終身聘任身分，也不能例外地被勸退。然而，有關計劃，無論真心或虛飾，一直也維持在「自願」的原則下，強制或革退教授的例子，仍然極為罕有。

原則在何？

如今傳出強制教育學院講師退休的消息，可見對終身制的衝擊，又已再進一步。問題是，主其事者眼中只有資源調配，遭強制離職的學者，不過是管理業績上的一個數字，終身制受強制退休計劃摧毀，對學術自由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學院的管理層又會否關注？

更實在的是，選擇誰來強制，是基於什麼原則？學者進行研究，往往有隔行如隔山之嘆，如何評鑑大學教育與個別教授的教學效能，也尚待發展，在這種條件下推行強制退休，不免令人擔心其程序是否公允，會否夾纏著種種利益與人事的關係。

在美國，強制終身制教授離職的一個經典，是明尼蘇達大學辭退「非美研究系」 ( Afro -American Studies )教授金恩 ( G . D . King )的一個案例。有關解聘纏訟經年，最後要由巡迴上訴庭裁決，突顯「應有的過程」的重要性。因為，當初院校向教授確立終身制資格時，其實已確立一種「憲法權利」：終止這項資格必須遵循有最起碼的程序 ( procedural minima )，當中必須保證準確（篩選相干的支持指控事實）與公平（裁決人於裁決結果中不涉個人利益）兩點。在程序的要求上則包括：須有解聘的恰當通知、對質、舉證、反駁和盤問證人的權利，以及得到公正聆訊的權利。對照本港種種打破終身制的計劃，有關權利是否得到申張，實在令人懷疑。

程序是否公允？

若過去數年執行的自願離職計劃是「你情我願」的，有關權利可作自願放棄論，則今天即將推行的「強制退休」，必須把終身制提升到憲法權利的高度，保證落實「應有過程」的理念，而令人擔心的，院校的管方利用其位處優勢的權力關係，而漠視應有過程，「不公」必將成為強制退休的形容詞。

(原文曾於《明報》2001.08.11 發表)

讓孩子背誦的意義

不知從何時始，社會似乎視背誦和範文為中文教學的洪水猛獸，非要打倒不可，大有去之而後快之勢。

壞事當然而革除，不過，若看不到背誦和範文在中文教學的意義，只因為其流弊就打成為十惡不卸，則未免思想過於簡單，不夠立體，停留在非黑即白，非忠即奸的思維。

從語文心理學的角度來說，背誦和默書，作用在建立語感。學生學習，當然有理性認知的一面，但不少課題，感性層面的接觸，其實不容忽視。比方說，六、七十年代，中國文學理論界曾有過一陣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的討論，撇開其背後的政治論爭不談，著重形象思維，本身就有著一定的，起碼在創作上擺脫理性規限的意義。

一律否定背誦和範文教學，實在沒有道理。只怕選材不合，誦材或範文水平不足，學生接觸多了反有「學壞師」之虞，要是有優秀的作品，學生多唸多讀，又豈會壞事？五、六歲的孩子背一首《靜夜思》，那清脆的聲韻，讓孩子感受文字的音樂美，比乾巴巴的教一輪雙聲疊韻來得更有效。十一、二歲的朗讀《長恨歌》，其中的想像、比喻等等，根本就是遣詞造句的典範，對唐代由盛而衰的梗概認識，更可作為學習上的「花紅」。

語感是語文運用中重要的一環，而不少教師說，語感是教不來的，然而，必須小心區分，教不來不等如培養不來，教師講解學生理解的方式教不了語感，但背誦和範文對培養語感卻有相當作用，實在不宜輕率否定。(2001.08.08)

反對賭波合法化最新行動

反對賭波合法化大聯盟已有四十七個團體參加。六月一日，國際兒童節，大聯盟並組織了一次「反對賭行逆施日」的公民教育活動，以及於報章上刊登聯署廣告，反對賭波合法化。　

據本會出席大聯盟的代表黃克廉表示，選擇在六月一日組織公民教育活動，是要再一次表明反對賭波合法化的決心，因為賭波合法化，將使賭博風氣蔓延，對培育下一代良好的道德價值，產生極大的衝擊。　

是次活動，於當天下午二時開始，在中環遮打花園舉行。大會邀請到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佛教何南金中學等學校的學生上台發言，並由明光社蔡志森、立法會議員楊耀忠、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蘇成溢牧師等擔任嘉賓回應。大會同時展出反對賭波合法化的資料，政府教育人員職工會、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以及突破機構則負責攤位遊戲。多間中學，包括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何文田官立中學、佛教何南金中學等，則派出義工隊協助。　

大聯盟於當天也發表聲明，反駁支持賭波合法化的論調。聲明指出，足球是青少年熱愛的運動，青少年接觸足球，比賽馬早，也比賽馬容易，若足球成為一種賭博，等同提供機會，讓青少年加入賭博的行列。同時，賭波合法化將會增加更多家庭矛盾、社會問題。生活愈艱難，只求一朝暴發的僥倖心態就愈嚴重，然而，少數人贏錢，卻輸掉更多家庭的收入，貧富懸殊，也會日益惡化。　

其次，把非法活動合法化，以求增加稅收，形同政府公營非法勾當，特區政府是否要唯利是圖，以至於只顧稅收，不惜為害社會的地步。讓賭波收入，來提供社會福利，只會把賭波合理化、正當化，把社會福利的責任，與賭博掛，製造社會對賭博的倚賴，讓賭博永不息。大聯盟認為，賭波合法化後，主辦賭波的機構必會用力推廣，偶遇投注減少，推廣即會更多，更勁，賽馬會的先例，已有目共睹。社會上的賭博風氣，只會加劇，不會減少。　

大聯盟呼籲政府嚴厲執法，杜絕非法的賭波活動；並要求政府立即收回「賭波合法化」的建議；更指出，政府官員，應與家長、教師攜手合作，為培育下一代良好的價值觀共同努力。　

參加大聯盟廣告聯署的學校、團體、教師及家長，共3156人及216單位。據悉，不少學校也以賭波合法化為題，組織了教學活動。元朗信義中學的一批學生，更自發進行研習，並向政府遞交反對賭波合法化的意見。對此，黃克廉表示極為讚賞，他認為，有關同學的表現極為優秀得體。　

大聯盟現正約見立法會議員，遊說議員投票反對賭波合法化。據悉，政府的諮詢文件將於月中推出，相信到時又再掀起辯論的熱潮。(本文曾以「教協報記者」為筆名，於2001.06.11《教協報》發表。)

反駁賭波合法化的種種謬論

自從三月初曾蔭權在《財政預算案》提出政府要研究賭波合法化後，已出現各種各樣，直接或間接，有心或無意支持賭波合法化的觀點。支持的，不理賭波合法化對社會的影響，要玉成其事；也有反對「反對賭波合法化」之論，持一種超然的態度，指反對合法化的人為「泛道德」之類；也有不置可否，以中立自居，其實是深恐押錯注碼，以模稜兩可的態度來迴避承擔責任。 普遍即合法？　

支持論者的一大理據，是賭波已很普遍，若不合法化，則太多市民犯法，不可能全都拘捕檢控。於是，不能執法，不如倒過來使之變成合法，便皆大歡喜。本來，政府執法，責無旁貸，可惜，這個特區政府，竟然公然推卸執法之責，還來一記掩耳盜鈴，把非法行為合法化了，便像天下大平似的，實在可笑。　

賭波是否普遍，不是民政事務務局長一句「不可視而不見」就足以證立的，何況，即使普遍，又是否可作為不厲行執法的理由呢？過去一段時間，香港社會的翻版侵權行為也是大行其道，政府卻沒有「普遍→合法化」的邏輯，反而把《版權條例》收緊得擾民之極。舉這個例，不是說翻版侵權有理，而是想對比政府那種雙重標準的施政。有人說，我們的政府，是一個只會向大財團屈膝的政府。看看官員在賭波和版權問題上的迥異取態，便可略知一二。

政府公營非法勾當　

增加稅收，不讓賭波的投注流入非法組織手中，甚至說，藉著把賭波合法化，由正當的合法機構營辦，搶走非法賭波的「生意」，可打擊賭波，打擊黑社會。看來，這些支持論者的理由，簡直要把賭波合法化說成神聖無比。這種言論，其實與主張政府公營非法勾當無異。按其邏輯，特區政府大可成立一個「搶劫部」──為了不讓劫匪劫得巨款，然後流入黑社會手中，不如由政府先全部劫走民間的財貨，匪徒到時劫無可劫，便都金盆洗手，轉做一等良民了。　

也有人說，政府從賭波合法化後所增收的稅款，將全數用到市民身上。這樣說法，詼諧得很。政府的稅收，本來不都是應「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嗎？這次全數用在市民身上，就像異常仁愛似的，是否暗示以前有些稅收是被人中飽私囊的呢？更重要的是，因賭波合法化後帶來的社會問題和教育問題，勢要多耗資源，其代價是否值得？即使得失相抵，但我們又為甚麼要這樣折騰一番後，然後原地踏步？難道只是為了讓政府官僚有事可為，有績可考？

崇高理想脫離實際　

也有一些朋友，並不直接支持賭波合法化，卻對反對者反唇相稽，指其為泛道德、偽善，因為對其他賭博如六合彩、賽馬，或博彩意識甚濃的炒賣股票、外匯及樓宇等行為，又不見得大加批評云云。對待這些論點，有一點是應予區分的：究竟持這些論點的朋友，是認同有如賭博的炒賣，因而贊成賭波呢，還是對種種投機的行為，也一併反對？　

若屬前者，則可謂不值一哂。香港過去卅年經歷炒賣投機而起的風潮，所承受的後果難道仍不足以讓我們汲取教訓？董建華開出種種期票，要在香港發展數碼港、中藥港，要香港成為文化中心、國際都會，莫非都是要藉著推出一堆概念，來大加炒作？有人說，即使回歸了，香港社會仍是一個無根的社會，其理大抵即在於此。　

若屬後者，則其邏輯也難成立。若整體上認為炒賣意識要不得，則更要從學生教育著手，更不應容讓學生喜愛的運動變成賭博的工具。如果過去否定得不夠，大可由這次重新出發，把「反對賭波全法化」運動發展反思博彩意識的社會教育運動。一些學者，既要自居批判思考的制高點，卻提出這種「若不（能）全面反對，便一項都不（應）反對」的道理，實在奇怪；任其如何咬牙切齒、亢奮無比，也不會變成合理之論。 禁制不能代替教育　

所謂教育，無非是獨立人格的培養吧了，對不當之事，據理指正，本是一種做人處事的基本操守。可惜，口口聲聲要捍衛下一代健康成長，將自己打扮成學生及家長利益的代言人的教統局和教育署官員，在賭波合法化的大是大非面前，用種種理由迴避表達立場，說甚麼不評論其他政策局的政策，不評論未成政策的問題等等，其實不過是官僚行徑，不敢開罪上級，要埋沒是非之心，寧願模稜兩可，不置可否。這樣的人，在公眾面前再多說十遍維護學生利益，也不過是巧言令色，做秀表演而已。　

當然，教育才是長遠的辦法，禁制從來都是消極的，但這並不表示有了長遠教育，就萬事大吉。若政府不但不禁制，反而以合法化來鼓吹賭博，讓學生習得博彩與投機的意識，卻留給學校與家庭教育的重任，這是甚麼道理？這種觀點，像曾蔭權所說的，「不應不信任教師」，則只不過是風涼話一句罷了。

(本文曾刊於《教協報》2001.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