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家豪
朋友相告一件校務處書記將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講者請走的奇聞。
工作坊安排在某周六的上午，全校老師都到齊了，或在舉行工作坊的活動室，或在教員室等候，只有負責聯絡的老師因病請假。工作坊開始前十五分鐘，講者來到校務處，找負責聯絡的老師。踫巧校務處當值的只有一位書記，她答該位老師不在。講者說有一個工作坊安排了。書記說紀錄上沒有。講者請書記查一下，找校長或其他教師問一問。書記撥了兩三個內線電話後，說因為是周六，教員室沒有人，反問講者是否約錯了時間。呆了超過五分鐘，見不得要領，講者只有離開。
原來當時校長為了爭取時間，利用工作坊開始前的十分鐘，召集全體教師到活動室去開簡短會議，順道等候講者，所以數個教員室都沒有人聽電話。最後當然等不到講者，還要致電講者連番道歉，全體老師也白走了一趟。
事後校長大興問罪之師，卻只落得一個「羅生門」的結論。因為，負責老師說早已在每天行事曆的檔案夾中放置了一頁文件，但竟然不翼而飛，書記小姐卻說從沒看過這頁資料，自然無從得知有工作坊，況且即時又找不到任何人查詢，唯有如實向講者說明，是講者自己決定離開的。
朋友說，負責的同事的確可能沒有紀錄的，因為他一向都不大重視文牘工作，況且當天病了，請病假時可能忘記交代一下。書記小姐則向來是「按章工作主義者」，問一句答一句，不會多說半分，不會主動協助解難。更大的問題是，負責的教師因為印刷試題的一點紕漏，早兩天和書記小姐吵過嘴，批評她工作失誤。朋友說，這一次很有可能是書記小姐乘機回敬的。
政府委任的委員會說，教師工作壓力過大，主因是非教學工作增加，調撥到學校行政工作的資源看來將會增加，校務處將會更為吃重，校長或負責的老師，必須及早處理好各種協調問題了。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2006-11-10
由教院外有中學生吸煙說起
◎ 梁家豪
十一月九日下午，我看到三、四身穿校服的中學生，在香港教育學院大埔校園正門外不遠處，旁若無人的吸煙。看樣子，大抵是到教院參加活動後，在校門外集合正要離去之類。
我當然不知道這些學生這樣公然吸煙的原因，我猜，他們是清楚「教院是無煙校園」這個訊息的，也正因如此，也只好在正門外肆無忌憚地吸個夠，或許是「示威」，或許是「頂癮」。
並非原則上反對吸煙，但一個人吸煙卻逼另外的人吸二手煙，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況且，如果煙癮來自那種虛假的但為年輕人所追慕的吸煙者形象，例如所謂「有型」、「反叛」或「成熟」之類，則無寧是比較可惜的。
更可惜的是，當年輕人有了煙癮後，學校可以做的已不多。美國癌病學會指出，要成功戒煙，必須得到專業支援。有調查指出，十歲至十八歲的吸煙青年之中，約四份三的人自覺很難戒煙。家長和醫生的協助，至為重要。
可做的不多，但仍然有做事的空間。學校可以在預防上擔當一定角色。其實，即使我們怎樣說教育和家庭失效，學校和家庭仍然是年輕人習得價值的重要途徑。清清楚楚地指出吸煙對身體健康的禍害，而不是單單的用權威反對吸煙；用事實說明，而不是恫嚇，對年輕人，恫嚇只會招致反彈。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十一月九日下午，我看到三、四身穿校服的中學生，在香港教育學院大埔校園正門外不遠處，旁若無人的吸煙。看樣子，大抵是到教院參加活動後，在校門外集合正要離去之類。
我當然不知道這些學生這樣公然吸煙的原因，我猜，他們是清楚「教院是無煙校園」這個訊息的，也正因如此，也只好在正門外肆無忌憚地吸個夠，或許是「示威」，或許是「頂癮」。
並非原則上反對吸煙，但一個人吸煙卻逼另外的人吸二手煙，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況且，如果煙癮來自那種虛假的但為年輕人所追慕的吸煙者形象，例如所謂「有型」、「反叛」或「成熟」之類，則無寧是比較可惜的。
更可惜的是，當年輕人有了煙癮後，學校可以做的已不多。美國癌病學會指出，要成功戒煙，必須得到專業支援。有調查指出，十歲至十八歲的吸煙青年之中，約四份三的人自覺很難戒煙。家長和醫生的協助，至為重要。
可做的不多，但仍然有做事的空間。學校可以在預防上擔當一定角色。其實，即使我們怎樣說教育和家庭失效，學校和家庭仍然是年輕人習得價值的重要途徑。清清楚楚地指出吸煙對身體健康的禍害，而不是單單的用權威反對吸煙；用事實說明，而不是恫嚇，對年輕人，恫嚇只會招致反彈。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2006-11-06
搞笑與文革
◎ 梁家豪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致群劇社重演《人啊！人》。
原來，已接近年底，在匆忙的生活中，方才發覺，今年沒有太多的文革四十周年的討論。是官方刻意低調，還是我們已開始習慣忘記？
致群今年的演出，比起二十年前同一劇目的演出，明顯的對文革多了描述。導演說，年長的觀眾，都知道文革是怎麼的一回事，加強文革的情節，是以年輕一代為對象的。據說，學生專場的反應也不俗，已成功引起不少學生的追問。
在文革情節的場面，該是因為太荒誕了。上綱上線的批鬥邏輯，像階級敵人放個屁也比人臭，那是典型得脫離現實的革命文藝美學盛行的年代，現在看來，都是惹笑的場口。
笑，當然也有血淚，也許我過慮了，我事實是另有擔心的。面對沉重的歷史，該笑嗎，能笑嗎？我不知道。或者沒有一定的答案，不少人都笑不出來，但不少人，甚至是過來人，像《幹校六記》中的楊絳，像電影《一個美麗的傳說》，歷史的慘痛，在笑意中更彰顯。
可是，與此同時，沉重的歷史竟然變得輕鬆，特別對香港搞笑文化中成長的年輕人來說，會否看待為另一種荒誕的笑，笑得太自然，笑得太輕鬆，笑，或許已成為世界觀的必然部份。
我還記得，年前前進進劇團演出《奧利安娜的迷惑》(Oleanna)，暴力的場口，竟然也引來觀眾席上的笑聲。或者這是劇院演出的使然，舞台的疏離，加上了情節的荒誕，變成了疏離，過份輕鬆的。也許必得用小劇場的迫力，才能維繫沉重的感受和深刻的思考。
對，我的確過慮了。我們必須思考的是，任何歷史，都有一個積漸的過程，即使是革命，即使用「爆發」形容，其實也有一個過程。面對過去，我們笑了，笑意之後，深思還尚餘多少？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致群劇社重演《人啊！人》。
原來，已接近年底，在匆忙的生活中，方才發覺，今年沒有太多的文革四十周年的討論。是官方刻意低調，還是我們已開始習慣忘記？
致群今年的演出，比起二十年前同一劇目的演出，明顯的對文革多了描述。導演說，年長的觀眾，都知道文革是怎麼的一回事，加強文革的情節，是以年輕一代為對象的。據說，學生專場的反應也不俗，已成功引起不少學生的追問。
在文革情節的場面，該是因為太荒誕了。上綱上線的批鬥邏輯，像階級敵人放個屁也比人臭，那是典型得脫離現實的革命文藝美學盛行的年代，現在看來，都是惹笑的場口。
笑，當然也有血淚，也許我過慮了，我事實是另有擔心的。面對沉重的歷史，該笑嗎，能笑嗎？我不知道。或者沒有一定的答案，不少人都笑不出來，但不少人，甚至是過來人，像《幹校六記》中的楊絳，像電影《一個美麗的傳說》，歷史的慘痛，在笑意中更彰顯。
可是，與此同時，沉重的歷史竟然變得輕鬆，特別對香港搞笑文化中成長的年輕人來說，會否看待為另一種荒誕的笑，笑得太自然，笑得太輕鬆，笑，或許已成為世界觀的必然部份。
我還記得，年前前進進劇團演出《奧利安娜的迷惑》(Oleanna)，暴力的場口，竟然也引來觀眾席上的笑聲。或者這是劇院演出的使然，舞台的疏離，加上了情節的荒誕，變成了疏離，過份輕鬆的。也許必得用小劇場的迫力，才能維繫沉重的感受和深刻的思考。
對，我的確過慮了。我們必須思考的是，任何歷史，都有一個積漸的過程，即使是革命，即使用「爆發」形容，其實也有一個過程。面對過去，我們笑了，笑意之後，深思還尚餘多少？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2006-11-04
三千學徒
◎ 梁家豪
阿儀是我5C班的學生，兩年前的。會考考獲○分後，她到了一家髮型屋做學徒，髮型設計，是她初中時立下的志願了。
因此，她很著重自己的儀容，髮型當然是頭號關注項目。不過，校規卻容不下那麼多的變化和設計，於是，她頭上的三千，就成為了老師和她之間的戰場。
經常和教師爭戰的學生，成績通常不會好。中四那年我開始做她班主任，她說，早就不想再唸書，但母親一定要她讀完中五，她也孝順，便同意呆在學校裡。
人是留住了，可是，心呢？學業當然不必提，操行也不怎樣好。她繼續研究髮型設計，整天翻閱這樣那樣的髮型雜誌，也經常拿自己的和好同學的頭髮做試驗，於是老師和她的戰場由一個頭發展到五、六個。
學校參加了職業導向的試點計劃，阿儀可以選修「髮型設計」課。我還記得，那天我向全班講解報名程序時，她的專注眼神，是我從未看過的。
然後，她喜孜孜的去上課了，訓導老師既為她高興，也為減少戰場而高興，但一個星期後，阿儀問我，可不可以退修。我問她原因，她支吾以對，我懷疑是否有點和預期不同，談了一整個下午，她仍執意退修。我也算順瓜摸藤，開出了「不得給同學設計髮型」的條件，或者要急著回來，所以也便應允了。
也算守諾，訓導老師和她的戰場保持在一個之數，一直到她畢業離校，也沒有越雷池半步。
今天，在路上，我踫上了她。她很開心，很光榮地說，到了一家髮型屋做學徒。我一貫教師口吻地囑咐她好好地學，不要浪費時間。她說，才不呢，那裡的人都很認真，做不好被罵還是小事，如果得失了客人便不妙，之類之類，滔滔不絕，看來她找對了自己的路。
而我，忽然像充耳不聞似的，因為，從阿儀口中不經意吐出的「認真」兩字，反差極大，也許我心虛了，但我總覺得在映照著學校教育裡的種種，好不難解。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阿儀是我5C班的學生，兩年前的。會考考獲○分後，她到了一家髮型屋做學徒，髮型設計，是她初中時立下的志願了。
因此，她很著重自己的儀容，髮型當然是頭號關注項目。不過，校規卻容不下那麼多的變化和設計，於是，她頭上的三千，就成為了老師和她之間的戰場。
經常和教師爭戰的學生，成績通常不會好。中四那年我開始做她班主任，她說，早就不想再唸書，但母親一定要她讀完中五，她也孝順，便同意呆在學校裡。
人是留住了，可是，心呢？學業當然不必提，操行也不怎樣好。她繼續研究髮型設計，整天翻閱這樣那樣的髮型雜誌，也經常拿自己的和好同學的頭髮做試驗，於是老師和她的戰場由一個頭發展到五、六個。
學校參加了職業導向的試點計劃，阿儀可以選修「髮型設計」課。我還記得，那天我向全班講解報名程序時，她的專注眼神，是我從未看過的。
然後，她喜孜孜的去上課了，訓導老師既為她高興，也為減少戰場而高興，但一個星期後，阿儀問我，可不可以退修。我問她原因，她支吾以對，我懷疑是否有點和預期不同，談了一整個下午，她仍執意退修。我也算順瓜摸藤，開出了「不得給同學設計髮型」的條件，或者要急著回來，所以也便應允了。
也算守諾，訓導老師和她的戰場保持在一個之數，一直到她畢業離校，也沒有越雷池半步。
今天，在路上，我踫上了她。她很開心，很光榮地說，到了一家髮型屋做學徒。我一貫教師口吻地囑咐她好好地學，不要浪費時間。她說，才不呢，那裡的人都很認真，做不好被罵還是小事，如果得失了客人便不妙，之類之類，滔滔不絕，看來她找對了自己的路。
而我，忽然像充耳不聞似的，因為，從阿儀口中不經意吐出的「認真」兩字，反差極大，也許我心虛了，但我總覺得在映照著學校教育裡的種種，好不難解。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2006-11-02
叫學生不要做的，自己卻全做齊了
梁家豪
學校利用學生考試的日子，騰空下午來舉辦教師專業發展講座，邀請嘉賓主講改進教學技巧的話題，可是，不少同事竟然「攜卷」進場，在演講期間改卷如故。
因為時間迫切嗎？「只爭朝夕」也不在於這兩三小時吧。因為講座內容不重要嗎？果如是，則外評時教統局人員也不會認為我們在有關技巧上有待改進了。因為我們能耐較高，可以一心二用嗎？然而如果易地而處，我們授課時，學生這樣「一心二用」做可以嗎？
原因或許很多的，也可能不只一個，值得組織心理學家研究一下。作為同儕，我為此只覺某種難堪和尷尬，特別是講者明顯看到了，不過礙於情面沒有當面指正，而只在言語之間提到，「教學要設身處地，其實做人也一樣」，「叫學生不要做的，自己換了學生身份時卻做齊」等語，我以為是有弦外之音的。
我也不好說都是我們的錯，一個成人連這樣的基本禮貌也沒有顧及，明顯是因為有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有合理，也有不合理的，或者應該說，有情有可原的，也有不可原的。
無論怎樣分析，一個關鍵問題是，一個專業工作者，該接受這樣的現象嗎？我認為不。應該兵分兩路來改進。校方或當局，應提供足夠的客觀條件，讓教師心無旁鶩地進行專業進修；教師本身，也應有講者聽眾的基本禮貌，如果認為講座不足取，乾脆離席算了。
主人先盡責，才該對客人的講者有所要求吧。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學校利用學生考試的日子，騰空下午來舉辦教師專業發展講座，邀請嘉賓主講改進教學技巧的話題，可是，不少同事竟然「攜卷」進場，在演講期間改卷如故。
因為時間迫切嗎？「只爭朝夕」也不在於這兩三小時吧。因為講座內容不重要嗎？果如是，則外評時教統局人員也不會認為我們在有關技巧上有待改進了。因為我們能耐較高，可以一心二用嗎？然而如果易地而處，我們授課時，學生這樣「一心二用」做可以嗎？
原因或許很多的，也可能不只一個，值得組織心理學家研究一下。作為同儕，我為此只覺某種難堪和尷尬，特別是講者明顯看到了，不過礙於情面沒有當面指正，而只在言語之間提到，「教學要設身處地，其實做人也一樣」，「叫學生不要做的，自己換了學生身份時卻做齊」等語，我以為是有弦外之音的。
我也不好說都是我們的錯，一個成人連這樣的基本禮貌也沒有顧及，明顯是因為有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有合理，也有不合理的，或者應該說，有情有可原的，也有不可原的。
無論怎樣分析，一個關鍵問題是，一個專業工作者，該接受這樣的現象嗎？我認為不。應該兵分兩路來改進。校方或當局，應提供足夠的客觀條件，讓教師心無旁鶩地進行專業進修；教師本身，也應有講者聽眾的基本禮貌，如果認為講座不足取，乾脆離席算了。
主人先盡責，才該對客人的講者有所要求吧。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審犯上腦
◎ 梁家豪
月前，《科學人》雜誌報道，美國出現CSI現象。
CSI 全名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是一套很受歡迎的劇集，以科學鑑證調查罪案為題材，情節循科學角度逐步推敲案情，深入淺出，觀眾從中可以學會不少科學鑑證的知識。也許觀眾看得太投入，忘記了戲劇只是生活的極度濃縮，於是要求現實生活複製劇中情節。據《科學人》報道，在美國的法庭裡愈來愈多陪審員對科學鑑證的高度要求，甚至有這樣的真實例子：即使被告認罪，但陪審員中有CSI戲迷者，仍然追問控方為甚麼不驗證DNA之類，檢控官也為之氣煞當場。
本地觀眾熱愛CSI也不遑多讓吧。一家電視台在一週播兩晚，另一家面向東南亞的衛星電視台，更一晚連播三套，大抵可由此估計，該劇集也受本地甚至亞洲觀眾歡迎。但我不知道香港法庭裡的陪審員是否也有《科學人》報道的那種「CSI上腦」的現象。
但「審犯上腦」，則屢見不鮮。一些人，以為自己思想比人清晰，或者想一嚐審犯的威風，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發出「只准答是或不是」的問題，得不到如此期待的答案，便連聲說人家連問題也不明白。
今午正忙於批改試卷之際，接到一位家長來電，拒絕報上姓名的，在電話中連聲質問我們著學生購買的某科作業會否全本做完，學生買了的習作簿會否浪費等等。如今課程已經立體許多，早已離開按進度按課本施教的年代，對於這位家長的問題，我只能如實作答，指教師要求學生購買，自有學習上的需要，但不能保證一定全本做完，習作簿必可全數用盡之類。
這樣模稜的答案當然不能符合「審犯上腦者」的要求，於是她在電話中連聲咆哮，指我身為教師，連怎樣答問題也不懂，她說：「你答是或不是就可以了，不必說這麼多廢話。」
當然，自以為在審犯的是她，我可不是「嫌犯上腦」，等候拷問，所以一直沒有滿足她的要求，也沒有一般見識反詰之，但心中不免嘀咕，咦，我問她是哪一位學生的家長，她可不是諸多迴避，拒絕道明嗎？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月前，《科學人》雜誌報道，美國出現CSI現象。
CSI 全名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是一套很受歡迎的劇集，以科學鑑證調查罪案為題材，情節循科學角度逐步推敲案情，深入淺出，觀眾從中可以學會不少科學鑑證的知識。也許觀眾看得太投入，忘記了戲劇只是生活的極度濃縮，於是要求現實生活複製劇中情節。據《科學人》報道，在美國的法庭裡愈來愈多陪審員對科學鑑證的高度要求，甚至有這樣的真實例子：即使被告認罪，但陪審員中有CSI戲迷者，仍然追問控方為甚麼不驗證DNA之類，檢控官也為之氣煞當場。
本地觀眾熱愛CSI也不遑多讓吧。一家電視台在一週播兩晚，另一家面向東南亞的衛星電視台，更一晚連播三套，大抵可由此估計，該劇集也受本地甚至亞洲觀眾歡迎。但我不知道香港法庭裡的陪審員是否也有《科學人》報道的那種「CSI上腦」的現象。
但「審犯上腦」，則屢見不鮮。一些人，以為自己思想比人清晰，或者想一嚐審犯的威風，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發出「只准答是或不是」的問題，得不到如此期待的答案，便連聲說人家連問題也不明白。
今午正忙於批改試卷之際，接到一位家長來電，拒絕報上姓名的，在電話中連聲質問我們著學生購買的某科作業會否全本做完，學生買了的習作簿會否浪費等等。如今課程已經立體許多，早已離開按進度按課本施教的年代，對於這位家長的問題，我只能如實作答，指教師要求學生購買，自有學習上的需要，但不能保證一定全本做完，習作簿必可全數用盡之類。
這樣模稜的答案當然不能符合「審犯上腦者」的要求，於是她在電話中連聲咆哮，指我身為教師，連怎樣答問題也不懂，她說：「你答是或不是就可以了，不必說這麼多廢話。」
當然，自以為在審犯的是她，我可不是「嫌犯上腦」，等候拷問，所以一直沒有滿足她的要求，也沒有一般見識反詰之，但心中不免嘀咕，咦，我問她是哪一位學生的家長，她可不是諸多迴避，拒絕道明嗎？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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