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滾紅塵》中，導演借韶華（林青霞）的夢來交代她和月鳳（張曼玉）生離死別的一場，或許是港產片中最能以詩的語言表現情感的了；同樣，能才（秦漢）和韶華在碼頭趕乘最後一班船出逃的場面，也把亂世中旳悲哀處理得恰到好處。如果不嫌偏激，憑這兩場，《滾滾紅塵》一片便值得重視和肯定。
當然，也不是說該片已經完美無瑕了。事實上，該片的缺點還不在少數。於愛情描寫多而對時局刻劃少、主角之間的愛情和友情的營造卻又不算深刻、部份對白腔調文藝得難免突兀、細節道具等和故事背景不協、混亂游移的敘事觀點等，都是可以批評的地方。然而，當考慮到該片的胸襟以及於港產片中鶴立雞群的成績，這些瑕疪便應該在我們對未來電影製作的希冀中予以包容。
詩化語言表現關懷
論者早已指出，香港電影最缺乏的是一份人文情操、以及於世界的視野。自然，這並非不為，而是不能。其實，不難理解，香港的教育和文化環境，從來就不鼓勵承擔責任和擴闊眼界，而經濟發展的現實，也間接肯定這種逃避。即使經過「六四」事件和近年社會政治發展的洗禮，我們的電影，即使有所關涉，仍然多停留在以時代作商業噱頭來挪用，和機械如圖解的反映（《地下通道》的故事基型、《夕陽之歌》裏的坦克車追殺場面、甚至《絕橋智多星》中出現達姆彈），或作發洩式的無能嘲笑（《表姐，你好野！》的片段情節），更莫說粗製濫造、等而下之的出品了。
至於較用心思探索的作品，似乎還是長於刻劃個人情感（例如《客途秋恨》、《八兩金》），而在表現時局加於人生的苦難，卻較少及較拙。《滾滾紅塵》在這方面的表現，則無疑是比較突出的。
導演嚴浩接受訪問時，直言開拍此片，是受到「六四」事件的啟發。明顯和這個創作緣起有關，電影在提到月鳳和男友等熱血青年，因參加學運受到鎮壓而犧牲時，無論畫面或情思，便倍感細膩。韶華和月鳳分別之後，接著而來的便是互為交替的夢境與真實。電影不必著墨於殺戮與死亡，不必靠暴力和血腥來震撼，窗簾上的一把火，彷彿便是激越與幻滅的象徵。或者那種哀而不傷的氣氛，在運動的激情眼界裏是過份沖和了。然而，這種處理，實在和箇中情懷和對死者的尊重有關。以電影技巧來說，或許可以和《悲情城市》的類似場面相提並論。而到了官署門前，韶華赫然看見月鳳，卻又是神來之筆。一方面那驚愕與哀思，便是擁屍嚎哭不能表現的，另一方面，淡淡的幾句對白，不但不覺平板淺露，更可為溫婉的氣氛添加堅持。
力量在知所節制
同樣充滿節制而不像一般港產片大肆賣弄煽情元素的，是男女主角到碼頭趕船的一場。擠迫的候船室裏，愴惶的人群甘冒生命危險，放下自尊苦苦哀求的，無非一張船票，一個好讓生命殘存下去的機會。這種場面，竟和去年港人擁擠不堪競搶新加坡移民表格一事如出一轍，看在香港觀眾眼裏，未知感受如何。值得肯定的是電影未有利用這些背景而大事渲染，反而仍能克制地將焦點聚落在幾個主角身上。韶華和能才分別的一組慢鏡，顯得簡單而充滿力量，不但沒有失控而流於情感甚至淚水泛濫，更能夠點到國亡家破的題旨。
國破家何在？大抵人們感受最深的，莫如最具體而微的兒女之情。要是如教條理論所言，一方面說人是具體的，另一方面卻又否定愛情作為創作的題旨，說甚麼腐蝕人心的陳言，則是最矛盾不過的。描述個人情愛於動盪時代的位置，早已不是罕有的題材。《滾滾紅塵》便無論從故事交代的跳接（情愛得到一定發展時總有亂事相伴而來）、或音樂的間疏（溫婉的情歌和激動的樂章像輪流交織）、甚至鏡頭的推移（能才在日軍總部被炸時望向車上的韶華、韶華和能才正在卿卿我我時卻有鄰居在門外央求等，幾個場面的鏡頭便流暢俐落而深切題旨），都能強調一種「國破家何在」的悲哀。於是，拿《滾滾紅塵》和《齊瓦哥醫生》、《亂世佳人》、甚至不大成功的《亂世情天》比較，是可以預見的事。然而，珠玉在前，即使這種比較怎樣不利，現實也得面對。不過我們也應該在指瑕鞭策之餘，體會一下電影的胸襟吧。
本文曾於《信報》發表，時約1990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