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如何衰敗

愛，是強制不了的，情人之間的愛如是，甚至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之間親情也如是，對國家、甚至對政權的愛，也不能例外。

上周，台灣演員宋芸樺被翻出2015年曾說最喜愛的國家是台灣，備受大陸的一些媒體和網民攻擊後，公開道歉表示「我是中國人」、「台灣是我的家鄉，中國是我的祖國」。如果大陸媒體評論和網上輿論不獲官方同意，很快就會被砍掉，所以，對宋芸樺的攻擊，要非由政權操弄，就是已得官方默許，形格勢禁，宋芸樺一天之內就道歉了。

2016年初，另一台灣藝人周子瑜的事件則擾攘了兩個月。周子瑜因為持中華民國國旗現身電視節目，哪怕國旗在節目中只屬背景的道具，全不重要，有關鏡頭也很快就過去了，節目完全不是談政治、國家或愛國甚麼的，周子瑜也受到獵巫式的追打，甚至演變為其所屬公司旗下藝人的作品都被多國大陸音樂網站下架，到顏容憔悴的周子瑜公開拍片道歉，事件才平息下去。

這種輿論攻擊，就像一頭嗜血的怪獸，要不停咬噬獵物。台灣歌手張懸、香港的何韻詩和黃秋生等，都曾經(或仍然)被打壓。藝人要曝光，要演出，只要取消演出、令其作品下架、禁止在媒體現身，便彷彿與大陸觀眾絕緣，咽喉被扼。演藝人物的公眾形象有殺一警百的效果，便很易成為獵物。問題是，這種斷人生計的強制手段，能換來對國家的愛麼？

愛強制不了的道理，只要稍涉人事都會明白。換言之，不懂人情如幼稚孩童的不會明白，有些人明白的，卻因為其他非關愛意的原因而強制他人的愛，例如為了實利或權力，一句話，就是為了私欲。因自身不明白而以為能夠強制人家愛國，是一種幼稚愚眛的愛國現象；因實利或權力而強制的，可稱為「假愛國牟利」或「假愛國謀權」，「假」字有兩個意思，一是真假的假，一是借用、利用之意，於此均適用。

愚眛愛國者可悲，假愛國者可恥。可悲，在於被利用而不自知；可恥，在利用他人滿足私利或弄權，當然，大部份弄權，目的還在於私利。請看統治集團一直不允披露其財富資料，請看歷來貪腐弊案所披露的證據，已可略知一二。

愛貴乎真誠，當攻擊、封殺要藝人承認中國、聲稱以中國自豪的事件一再發生，和愛國聯繫起來印刻在人們記憶的，只會是強制而不會是真誠。上了年紀的或會一時不易改變其國民身份的情感，但年輕人的認同在亟待培育時看到這樣的強制，又豈會心悅誠服？當然，幼稚愛國者不會明白這點道理，而假愛國謀私欲者，在意的只是私利而根本不是年輕人的身份認同。

愛國就是這樣衰敗在強制之中的。(2018.08.06)

圍爐有義氣

電影《女人香》(Scent of a Woman, 1992)的主要情節之一，是說校長以推薦升上哈佛的獎學金學額，利誘一名家貧的優秀學生(主角)，想他供出搗蛋戲弄校長的同學的名字，若他不合作，校長便會開除他。一名十七、八歲的中學生，在這升讀哈佛和開除出校二者擇一的困難前，最後都選擇了不說出同學的名字。

我常在自己的訓育或學校管治的師訓課堂中，播出相關片段以引發討論。這些課堂的學員有想當老師的本科生或新畢業生，也有已入職教師或教學助理的年輕同行。多年下來其中一個一再出現的、較有意思的討論點是：主角其實是知道哪些同學犯事的，起碼知道誰最有嫌疑，難道他不應向校長說出來嗎？

電影編劇加進了校長利誘的情節，使這個問題好答得多。如果主角供出同學，便可升讀哈佛，這是為了「利」，顯然不對。那麼，捨利而保守秘密，甚至要被開除，算是為了「義」嗎？在我過去的課堂裡，「義氣」的概念或早或遲總會進入討論。

同學之間應要保守某種秘密，向老師供出犯事者，是會被指為「無間道」、「二五仔」，等同「出賣」或「背叛」，這是初小學生無須正式學習也會明白並奉行的道理。「無義氣」可能是對朋友的極重指責，其相反是「忠誠」，應該在眾多德行中佔有很高的位置，有學校甚至以此為校訓，可見其價值。

不過如果《女人香》中的橋段沒有「利」(升讀哈佛)的元素，該主角應該說出同學的名字嗎？課上我和學員曾經討論過，那要看犯事情節的輕重，那麼，像電影中捉弄市儈的校長算輕嗎？要怎樣才算重？如果主角供出同學，在於他相信可讓同學面對後果而不逃避責任才更好呢？如果他相信自己作為學生有責任維護學校的秩序、協助校長追究犯事同學呢？如果他以說出所知的真相為個人的義務呢？諸如此類的問題，可以引領至思考個人秉持的道德原則，都是很有討論價值的。

可是，放諸現實世界，「義字行頭」的同仇敵愾感往往取代了深入的思考。我曾經以為要求利益集團的成員可以理性思辯是緣木求魚，但不講或少講利益的組織成員，例如工會成員、校友等等，可以比較理性而不是事事義字先行，可惜往往發現自己錯得厲害，這假設根本不能成立。由多年前見識過的中大校友會周年大會，到最近在臉書上看到關於社福組織肥上瘦下的論爭，都一再說明，原來一個「義」字是能夠削減智商的。

有學者指《水滸》宣揚「義氣」，不啻是強盜集團的培訓教材。或者，強盜、黑社會份子的確需要「義氣」來維繫，須互相倚靠出生入死的警察或也因而要供奉義薄雲天的關公，可是，過份強調「義氣」會犧牲甚麼？既說「過份」，那麼「義氣」的原則，又有甚麼尺度或界線嗎？

費孝通所說的「差序格局」的社會，似乎可和「義氣」水乳交融。因為「義氣」高舉的是人際的身份關係，同宗、同族、同鄉、同校校友、同系同學，都可以成為圍爐取暖的條件，可以減省理性思考的力氣、避開思考結果的尷尬。

其實，公私分際應該是應用「義氣」與否的不錯界線，連公眾事務也義氣先行的同人，也許不知道在嘲笑或批評那些同黨同志時，他們只不過站遠五十步而已。(2018.08.01)

教國歌要教甚麼

人大已經通過將《國歌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香港政府的立法工作也已展開，《國歌法》第十一條規定於中小學施教國歌，要組織學生學唱，教學生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而且要遵教奏和唱國歌的禮儀。除非本地立法時政府刪去第十一條，否則，納入中小學課程已屬勢所必然。

國歌是要教的，原因有二。一，勿論身份認同與否，現實裡學生的確是中國的公民，國歌納入中小學課程是合理的，當然，有非中國公民的，可以例外處理，無礙整體上施教共同課程。二，極權政府以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堆砌政權的正當性，以權力製造恐懼使人民屈從，種種措施，只是「保權」，以便既得利益集團繼續攫取利益，對此，最好的回應是活出光明磊落的、秉持真誠的價值，因此國歌便是這樣的一個教學機會，不應放棄。

社民連的吳文遠在《城市論壇》說得好，追求理想、爭取自主正是活出國歌歌詞一開始的意思。何謂奴隸？不做奴隸是甚麼意思？怎樣才算不做奴隸？思考這些問題，對學生個人修身，對公民進入社會生活，都十分重要。今天理應沒有歷史中的「奴隸制時代」的奴隸了，但中國人仍然受到甚麼束縛而生活得有如奴隸嗎？如果奴隸相對的是自由人，那麼，何謂自由？中國人今天是否真正享有自由？可享多少自由？都是極有價值教授內容。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一句也有豐富的學習內容。理解歌詞的基本意思，也就是理解《義勇軍進行曲》的歷史背景是不可少的，不可或缺的是這句話在今天的意義。強國既然崛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再宣述，甚至進佔世界領導行列也聲稱指日可待，那麼，為甚麼仍然要一唱再唱這歌詞？劣質的民族主義經常把近代列強入侵的屈辱、日本侵華的苦難掛在口邊，是真的記取民族危機的教訓呢，還是維持外敵的想像，以便把人民團結到當權者的腳下，成為當權者的籌碼？

面對敵我之戰，危急存亡在即，抵禦外敵當然最好「萬眾一心」，然後呢，抗戰勝利了，四九建國了，中國人民如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所說的站起來了嗎？或者說，有哪些中國人仍然站不起來，而活在物質上或精神上的痛苦之中呢？又有哪些人，不但在中國國土站起來，還掏空了國產，挾著人民的財富站到外國去了？這些問題，正可以讓學生思考，目下中國是否、能否「萬眾一心」？怎樣才可「萬眾一心」？

其實，有了真正的人民共和，萬眾一心就自然來，甚至，「共和」所求不在「一心」，萬眾多心、不用「維穩」而仍能活在一起，才是共和，才能自由，這樣，中國人才是「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爭議在街頭、在食肆、在爭吵，甚至在如廁時一聽到國歌就要肅立，固然是借諧謔來嘲弄部份言論可笑，本地立法想化解也並不困難；爭議成千上萬球迷噓國歌如何執法，當然很有意義，但又沒有觸及立法製造恐懼的管治手段是如何可鄙；唱得走音、讀音不準等等，發洩了情緒，點出了荒謬，卻阻不了中小學生學唱國歌納入課程。

要不被洗腦，就是要像哈佛校長所說，要分清誰在胡說八道，簡言之，國歌是要教的，學生不但要能唱，更要能想，想想歌詞內容，想想箇中真假。(完)

威權時代的教育

一直很在意那種政治爭議中「真誠狂熱」的表現，包括愛國愛得認為自己有權撕下「獨立」標語的，或是敵視對手以致於蔡若蓮喪子也覺得可以慶賀的。仔細點說，是在意這種表現本質為何、是否養成、怎樣養成、是否必然、可否避免、如何避免等等。這些問題當然不止於教育的思路，但我以為都和教育有關，和身份認同的教育有關。

今天，讀過中大社會學系黎明的訪問，很自然又回想到A. Sen的《身份認同與暴力》以及H. Arendt的《極權主義的起源》(特別是《無階級社會》的一章)，一再尋索重溫時，方想起年前寫的一本小書的「結語」。五年過去，敝帚自珍，還是認為值得複製一次，談的是當年的國民教育科爭議，但似乎可以是進一步論說的起點。(威權時代的教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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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和思辯的身份認同》

將國民教育課程，放回香港政治發展的脈絡，即可看出，2003年特區政府就《基本法》第23 條立法失敗的重大挫折後，中央和特區政府既在經濟上加強香港對大陸的依賴，在政治上盡量拖延民主發展，與此同時，則著力於愛國教育，以國民身份認同來促使「民心回歸」。

其實，無論文化、歷史，甚至民族血緣等等，香港社會從來沒自外於中國大陸，只是當代的「政治中國」的人權問題，可謂劣跡斑斑，實在難以認同。改革開改以前的尚且不論，鎮壓八九民運尚且不論，2008年北京奧運落幕以後，被囚禁的異見及維權人士中，較為人熟悉的，就有劉曉波(更連坐至軟禁其妻劉霞)、艾未未、譚作人、趙連海等，2012年6月，還有李旺陽「被自殺」的事件。這些事件，是對人權的無情踐踏，也一而再地使「政治中國」成為敏感議題，加上中央政府不時違反高度自治的承諾，介入香港事務，各種舉措不但與法治等香港核心價值有所牴觸，還往往在有意無意間忽略本地人民真正自治、當家作主的訴求。在這種情勢之下，推行國民身份認同，先天條件已經不足，再加上課程發展的專業失格，包括內容上避談敏感議題，避談國家概念，評估上又處理粗疏，致令國民教育課程，變得千瘡百孔。

身份政治本來就極受爭議，其影響巨大，甚至可發展成駭人暴力、宗教衝突與恐怖主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便有這樣的觀察：單一而無可選擇的身份認同，取代了其他關係，支配著個人，建構起仇恨，結果可以是原始的暴力，也可以是精心策劃的恐怖主義，他說：

通過某種單一而無可選擇的身份認同的幻象，使世界上許許多多的衝突和暴行得以持續。[註1]

沈恩是印度人，在印度土生土長，於劍橋完成博士，於英美著名學府任教，對身份政治，有第一身的感受和觀察，上面引述的字裡行間，已可看出，良好的身份認同教育，重點務須包括多元和選擇。

沈恩主張著重多重身份認同和選擇，正合乎讓學生整全發展的教育宗旨，合乎理性的教學原則，也正對照出，國民教育課程把學習內容化約現政權治下的國民身份，對大部份學生來說，這的確已囿於現實而無可選擇，課程還把學習目標化約為以情意認同(甚至只是情感觸動)，以現有的教學和評估水平而言，並證諸中國大陸數十年下來的造假風氣，擔心國民教育課程淪為延安整風式的政治灌輸，變為弄虛作假的發展，決非杞人憂天。

在眾多問題之中，國民教育課程內容的最大「硬傷」，是沒有國家、政權和人民關係的課程內容，形成了一個國家概念貧乏的空無課程(Null curriculum)，按課程內容學習，學生無從對當代「政治中國」的種種現象有所反思，更遑論質疑或批判，如同大開中門，讓全能主義(Totalism)的政權可以上下其手；從另一端的人民能力來說，則是判斷的匱乏，如同猶太政治哲學家鄂蘭(Hannah Arendt)所說，

這是一種「沒有思辯的狀態」(Thoughtlessness)，在這種狀態裡，人沒有獨立的區分對與錯、美與醜的判斷力，而只服從於他者，沒有思辯不是沒有最後的立場或決定，唯其立場或決定，是遠離事實和真相，並不獨立，而且假手於他人[註2]。

在她研究納粹主義和史大林共產主義的巨著《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鄂蘭以下的說法，正好和沈恩的觀察遙相呼應，足可借鑑來思考本地國民教育的爭議：

極權主義運動最顯著的外部特徵是個體成員必須完全地、無限制地、無條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誠。……忠誠使他們感覺到，只有當他屬於一個運動，他在政黨中是一個成員，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個位置。[註3]

國民身份認同、愛國情意等等，要怎樣和這種忠誠保持距離呢？這個距離的遠或近，正是「國民教育是甚麼？」的答案。

• 註1： Sen, A. (2006). 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p.xv.
• 註2： (a) Arendt, H. (1964).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f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Viking, 1st ed 1963, revised and enlarged ed. 1964, (b) D’entrèves, M.P. (2000). “Arendt’s Theory of Judgement”, In Villa, D.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of Hannah Arendt, Cambridge: Cambridge UP, pp.145-160.
• 註3：鄂蘭。(1948/1995)。《極權主義的起源》，台北：時報文化，林驤華中譯，頁456-457。

誰想教育造假？

早前教育工作關注組的讀書會讀區家麟的《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並請來作者親身說法，和曾瑞明、霍梓楠兩位老師對談。席上令我印象尤深的一點是，像新聞審查的或明或暗的招數，是否也見於學校教育，特別是與政治交界的通識、公民或國民教育教師，會否有甚麼壓力。

向教師施壓的最強利器是解僱。在直資學校、私立學校裡，員工保障應和新聞機構的編採人員相差無幾。至於佔大多數的公營學校，給予教師的職業保障，理論上是比《僱傭條例》所列為佳，對定期合約聘請的教師，以及法團校董會新聘的行家，保障則只屬象徵式的。

這方面教協作為工會能否要求教育局兌現當年實施校本條理時所作教師權益不變的承諾，令人難以樂觀。因此，解僱、合約到期不予續約作為施壓的手段，只會更多而不會更少，或者說，教師頭上那把刀已經高懸，裝盲的人當然看不見。

至於新聞機構中其他管理或資源手段，除了投閒置散一招在學校鮮有所聞外，其他的可能都大同小異。簡言之，希望以職業安穩及專業實踐作為回應施壓的後盾，同樣並不可靠。目前沒有證據顯示教師在面對政治壓力時更傾向為五斗米折腰，面對政治問題，既有學校妥善處理，合乎公義的較多，但也有並不恰當，有欠專業的，憂慮教學專業原則不足以回應政治的不當介入，絕非杞人憂天。

更應該擔憂的是虛假教育的問題。就以國民教育為例，以香港的文化、歷史、族裔等背景因素而言，培養學生的中國人身份，其實本有優勢，好好的、合乎教育原則的教，是無可非議的。可是，急功近利的思維卻硬要把政治失誤、難以讓人真誠信服的制度缺陷，扭曲成港人(特別是學生)的身份認同問題，如此，附庸和幫閒既可謊報政情以推卸責任，更可藉加強國民教育從中圖利。身份認同的培育決不可能急於求成，強拗的瓜不甜，急就章的、硬推的國民教育，只會落得矯情的、虛假的結果，逗人訕笑之餘更引起學生和家長的反感。

通識教育亦是另一實例。香港學校課程內容超載，早為行家詬病，高中通識教育的情況尤為嚴重。既有考試壓力在前，課時又明顯不足，學生差異也不易處理，深入研討或循循善誘的教學，往往要讓路給追趕進度，而符合公開試答題要求亦使學習較難真誠紮根，例如，列出正反觀點然後駁論，彷彿已成為當代的八股文。

教師之中當然有左右逢源的高手，但要求人人、課課兩全其美，顯然不切實際。學生也一樣，當然仍有求學認真的，但更多的可能學到吹水應酬、陳腔濫調的潛在課程。青少年並不蠢，他們看在眼裡的是，所想非所說，所說又非所做，這就是虛偽。

虛偽之後再進一步的是犬儒。二者皆是真正的國民教育、道德教育的殺手。文化大革命對道德倫理大事蹂躪，文革後數十年下來，既得利益集團擁權自肥的社會現實，對國民與道德教育的戕害，可謂歷歷在目。香港教育在一國兩制崩堤後，這虛偽和犬儒的風氣也越吹越近，越吹越勁。這其實就是給教師最大的壓力，因為，違背最根本的教育原則，最能消磨教師意志，工作如此異化，壓力、怠惓將接踵而來。

這樣，不必任何明顯的解僱，「劣幣取代良幣」的現象自會浮現。造假摧毀專業，對新聞、教育甚至其他行業都會遺禍無窮，只有為保私利權力而非公眾和下一代利益的人，才會喜歡造假。倒過來說，「誰想教育造假？」這問題，不啻是一面照妖鏡，公益或私利，一照了然。

權位和學養

以職銜作為敬稱，我是上小學後學會的。那是香港一個主要基督教辦學團體屬下的小學，校長是校長，主任是主任，老師是老師，無須正式學習，但不知怎的，自自然然就知道不要叫錯。那是潛在課程的果效，抑或差序格局的文化基因，實在說不清。

中學唸的是天主教學校，教師只有三種稱謂：Brother、阿Sir或Miss。校長是修士，我們都直叫Brother，阿Sir或Miss當然不會叫錯。記憶中，從沒分誰是副校或甚麼主任的，分階分層的文化基因忽然沒有了，還是左膠的平等意識作祟，又再說不清。

大學本科唸港大，制度是英式的，迎新時大仙說要熟知敬稱。那年頭Professor極罕有，並非每系都有，系主任也未必是教授，Doctor 要叫Doctor，其餘就叫Mr或Mrs或Miss。大仙說，不要弄錯，但over好像還好，under則不妙，可能被罵一面屁。

我唸的是中文系，卻似乎是另一回事。很少教授前博士後的，多數都敬稱「先生」「老師」，女士就叫「老師」(似乎只在書面敬稱女老師為「先生」)，彷彿這已是最尊敬的稱謂。寫論文更要略去敬稱，學問面前，人人平等，直呼直名可矣，老師說的。論文中引述前輩著作時，又Professor又Doctor的，只會貽笑大方，自曝外行。

對廿歲出頭的我來說，那簡直是平等世界的烏托邦，事實也近矣：我讀過早歲的師兄在本科生時期發表的開拓學術新知的名著，亦見識過大教授那無甚新見甚至連語理也不通的論文，加上本科文學研習的訓練，深明substance還substance，form還form，內容和形式的差別，如同ghost和shell，不容含混。那是新批評傳入的年代，學理後來如何被顛覆，份屬另話。

敬稱從略的習慣，實在是待人接物的良好種子：實質果效重於職銜名位，處事做人，重實而輕名。我曾在中學、工會和媒體做事，現在則主要遊走於大學和學校，輕職銜的習慣，似乎沒有給過我甚麼麻煩。或者有，或者踫過釘的，或者背後被譏沒大沒小，我不知道就是。

在求學的領域，學養至上，決不應以職級輩分定高下的。武俠小說中，年齡輩份和武功成正比，彷彿像說比利今天落場踢，仍會勝過尼馬，我以為是有歪常理的。或者說，老而彌堅，越老越強，只能反映農民社會的忠孝倫理，而非管甚麼組織、制度都適用，更不是廿一世紀以傳承知識為務的學校的金科玉律。

可惜權位高、職稱勁但「無思」(thoughtless)的仍大有人在。最近，有剛升中二的朋友的孩子轉述學校高層公然的話：「來年必須加強培養學生愛國情操，回歸廿年，出國都用中國護照了，愛國是很自然的，所以愛國教育務須加強的。」說者說得堂皇，箇中矛盾卻連中二學生也能指出：「既然這麼自然，幹嗎還要加強？」

這孩子越說越氣憤，我則平靜得很。我暗自反思，是因為我早已慣見荒誕無稽呢，還是因為我經歷過「學問面前、人人平等」的洗禮，對「高層」沒有相應的期望？我忽然又想到，言必稱愛國教育者，可能根本不懂對國家的愛該怎樣培育，甚至竟以灌輸為務，結果適得其反而不自知。他們本沒好與壞，而只有懂與不懂之分。這話是昂山素姬說的，段數之高，值得教師細味，而我也趁這機會，叫孩子上網看看維基百科是怎樣解釋「先賦地位」和「自致地位」(Ascribed Status & Achieved Status)的，看看循這角度可否弄清那位高層人員不懂甚麼。

營造足夠的支點

自助餐的強項，在提供選擇，讓我們吃的不只是單調的一種菜式，喜吃魚的朋友，既有日式魚生可吃，也可選擇中式蒸魚、煎魚、英式炸魚，甚或印度的魚塊，可以逐一品嚐，也有人選一二足矣。你吃你的魚，我吃我的雞，這就是選擇。

不過，如果演變成為全場所有菜餚都不但要逐碟吃過，更要多吃，則最後至飽至累的，辛苦肚皮的，也不過是我們自己。簡言之，選擇和取捨是差異、多元甚或自由的要義，人人齊一的集體主義根本並不多樣，更毫不自由。

差異相對的是齊一，個數的齊一固然不是差異，眾數的齊一同樣不是差異：

	差異 Diversity	齊一 Uniformity
單一 Singular	無差異可言	單一的齊一
眾數 Plural	真正的差異	眾數的齊一

明白這種香港社會擅長越演越烈的「多項齊一」，則提倡「多元」便合該戒慎恐懼。放諸身份認同來看，無所歸屬是極危險的，單一身份也不足以讓人安心，但細碎零散難成意義，要有意義又恐質量過重。以3-18歲的學生而論，一般也有多重身份，包括：父母的子女、兄弟姊妹的兄弟姊妹、親戚的親戚、老師的學生、同學的同學、班中的幹事、課餘學會或團隊的會員(或幹事)、高中還可能結交其他朋友、聯校活動的成員、有信仰的則同時是教會中的兄弟姊妹等等，當然不能遺漏至為重要的偶像的粉絲。社交媒體上的虛擬身份更可以無限擴展，不過，一般而論都還是要看成為現實世界身份的延伸的話，則上述各項中，在家庭身份認同外，刻意加強其中二三身份認同，也許能夠提供足夠的支點讓學生應付單一身份認同或無所歸屬帶來的危機。

舉例說，學校中由教師充任的個人導師計劃，便可以在學業以外多培育中較完整的師生或師友關係，學校有足夠歷史的話，校友可以組織起來給在學的師弟妹結伴，稱為「師傅」(Mentor)或「成長伙伴」(Growth Partner)，大可因校情而異。循此思路，課外活動千萬不能可有可無，其意義決非用於升學申請或就業c.v.，活動本身固然十分重要，活動提供的與同學接觸的機會，更是另一身份認同的培育良機。此外，近年成為學校必然活動的各式遊學團，或者甚至在小學也開始多起來的畢業營等等，那種離家共同生活的經歷，今天即使偶有齟齬也會成為他朝的快樂回憶。課程學分類管這些叫「潛在課程」，在在都是編織社交網(Social Web)的大好機會，積極一點，則也營造了學業以外讓學生找到「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的歷程。

以上所論，當然不是回應學生自殺現象的唯一出路，每個個案也有獨特之處，但肯定差異的多元身份認同的安全網的進路，也就是說，不是針對識別有自殺傾向學生加以輔導，而是較廣泛的作出預防，不以學生為獨立無關(甚或相互競爭)的原子，而視之為互有扣連的社群，其實也正是學校向有應有的教育宗旨。如果我們真的為每一宗個案感到惋惜和悲痛，則這樣的安全網的經營，起碼該與社會已經十分重視的學業成績等量齊觀，同時必須盡快加進工作日程和資源清單。(身份認同與學生自殺，三之三)

多元不是兼收並蓄

個人身份有所認同，即人生於世有所看重，生存便有一定意義，但若干極端行為，出於單一的身份認同，個人生命便不是最高的價值，這是從外在理解自殺的現象。

無論出於含冤莫白作出控訴，或逃避責任與痛苦，還是作為烈士以身報國，或不過不惜自殺以濫殺無辜來製造恐懼，諸如此類，則當然不再是身份上無所歸屬，問題出於單一的身份認同。本可豐富多姿的人生，卻被化約為單一功用的手段。所謂義無反顧，一往無前的力量，自然不可小覷，力都集中在一點上，可以銳不可擋，何況是血肉之軀？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印裔經濟學家森恩(A. SEN)曾著書論及身份認同和暴力的關係，他批評單一的身份認同使人與人之間被唆擺或煽動成「我v他」的敵對關係，人如此可以為了完成大我而對敵方施加暴力，個人犧牲也在所不計。可見尋求身份間的共性，也許比界分敵我更能親近和平，這種不同身份的顧念，操作原理或許類近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

換言之，所謂「多元」，在不只要有，而且不能偏執於一，如此既可免於無所歸屬的失落，更可抵消或分散極端行為的力量。

要小心的是，提倡「多元」或許是造成學生負載過重的成因之一。多元，本意是百花齊放的。可是，「百花齊放」來到香港，由百花各有各放，整體就多姿多采的氣象，異化為百花集於一身而齊放，以便面對不同競爭時可資應用，而且還要贏在起跑線上，多才多藝不讓天賦異稟者專美。孩子潛能無限，成人當然不必看扁孩子的發展，然而，如果人人都天賦異稟，則所謂「稟賦」便沒有甚麼「異」可言，況且，要集齊所有的「異稟」於一身，代價便是孩子空間的萎縮，課前和課後的時間表都填得滿滿的，以為非如此不算栽培孩子，卻遺忘了發展最需要的便是空間和時間，違反幼兒以致青少年的成長原理至此，孩子的噩夢便無日無之。

多樣的、差異的價值落在香港，變成無所選擇的齊一，或者說，根本就不是Diversity，只不過是一仍舊貫的Uniformity，前後的分別在於，以往是單一的齊一(Singular Uniformity)，現在是多項的齊一(Plural Uniformity)，由單到多，則齊一的要求便更為沉重。這種「假多元真齊一」，其實也是學生壓力過大的元凶之一。(身份認同與學生自殺，三之二)

多元認同和生有可戀

2015年得到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的Graham Moore，在典禮領獎時以自己在16歲時曾經嘗試自殺的經歷大聲疾呼：

「在16歲時我曾試過自殺，因為我覺得自己怪異，和人不同，我覺得無所歸屬。現在我站在這裡，我這一刻想向外面覺得自己怪異、和人不同或在任何地方都格格不入的孩子說，你做得到的，我肯定你做得到，你做得到，保持怪異，保持不同。」

一般以為西方社會崇尚個人主義，表彰特立獨行，其實，追求歸屬，在團體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群體作為參照定位的個人身份認同，大抵沒有中西之分。特別在幼兒以致青少年時期，個人獨立人格還未成長牢固，則無所歸屬所消弭的存在感，威力可大至連個人存在的意義也一併否定。羅密歐喝下毒藥時，說的是"To my love". 又或者像What is A Youth? 的歌詞，"Cupid, he rules us all." 因為羅密歐只餘茱麗葉的情人的單一身份，愛情是一切，失落愛情便無所歸屬，所謂「殉情」，為愛人逝去而殉即為情而殉，也為找不到生存意義而殉。失落身份，就連生存也否定。

如果說，人生在世終究是身份的尋索，那麼，身份認同的有或無，正好從內在的角度解釋了與求生本能背道而馳的自殺行為。反過來看，要培育在人格成長穩定前、即屬於所謂青少年期的身份認同，即使屬初階，仍當以「多元」為要義。

Howard Gardner提倡的「多元智能」，曾經是香港教育改革珍而重之的理論，不過，所謂「多元」，原為針對「單一」而論，被針對者，即使在美國社會，也是傳統學業成績著重的語文或數理等。如同Daniel Goleman的「情緒智能」或「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 or Emotional Quotient)，本意是「智商」的反動。針對單一，提出其他，其實就是肯定差異，肯定多樣性。甲生強於語文，乙生以體能為優，丙生或可兼擅內省和人際關係，丁生則傾向欣賞、享受自然，各生在既有基礎上，又可再追尋發展，總之，各適其適，百花齊放。(身份認同與學生自殺，三之一)

邪惡平庸的身份認同

古語有云： 「人生如戲」。如戲之喻，智慧不在其假，也不在其多姿多采，而在於身份構想與育成的過程。

演員一舉手一投足，一句對白一個表情，無非為了呈現一個角色，看在觀眾眼裏，盡在不言中，而並非說服，從梁朝偉演活易先生的深沉，到張達明扮一頭栩栩如生的速龍，都不落言詮、後設的補充或解畫，像大聲聲明「我是一個賊」或者豎起「路人甲」的說明紙牌，連小學生都知道是極劣的演出。

演員深知，這不費唇舌的心領神會，在於動作或表情、語氣或衣飾，起碼須符合觀眾的已有認知；若要成就光影裏的易先生、棟篤笑台上的速龍，則更要直搗黃龍把觀眾的感受勾引出來。這樣的過程，當然不會自然而然，而是充滿預期和計算的，離不開人際的互動。所謂「身份認同」，本質就是如此的一種自我呈現於人前，如戲一般。

既屬「當然」何須教育

既然是自我（演員）與他人（觀眾）的互動，則這身份認同（角色），也必然是情境、相對甚或文化的（Contextual, Relational & Cultural），抽象如永恆真理般的身份，虛空無物如同義反複（Tautology），以為可以用來證立某種觀點，像去年國民教育爭議時在《城市論壇》屢屢聽聞的「身為中國人，當然支持國民教育」；卻不知道，如此論證其實牽強非常，因為若真的理所「當然」，還用得着那麼力竭聲嘶嗎？

倒不如把「身份」和「身份認同」區分，以免混淆「先賦」（Ascribed）和「獲得」（Achieved）的兩種含義；前者難因個人意志轉移，像出生在香港，因而領一張香港身份證，或領一本中國護照，份屬「當然」，但這個「身份」不會自然而然地形成「認同」，否則又何須教育？

教育關懷的，就是這「認同」的部分。2011 年國民教育課程文件的諮詢稿，曾不無道理的循情意（而非認知）來界定這「認同」的教育，以「情意」、「認知」和「心理肌動」的範疇分類（Affective, Cognitive & Psycho-motor Domains），是教育專業的經典，也是常識。可惜的是，選對了工具卻不等於懂得運用，結果錯漏百出過不了專業的關口，在2012 年的文件定稿甚至索性完全刪去這部分的解說，如同鴕鳥埋首沙堆，使人失笑。

這也反映出威權政治下（Authoritarian Politics），連課程文件也可以任意妄為，不怕專業見笑。這樣的景況，並不以擱置國民教育課程文件告終，像今年鬧得熱哄哄的北區幼兒教育學額問題，教育界不也是早就提出預警，但決策者卻置若無聞。當議題在北區學額出現，卻獲一再回應「全港學額足夠」時，相信連高小學生也知道牛頭不對馬嘴，但官員說來仍沒半點臉紅耳赤，則這不是無視觀眾存在的拙劣演出嗎？按上述的互動觀點來說，自說自話簡直就是對觀眾毫無半點尊重了。

其實，讓「身份認同」的教育回歸情意（而非認知）的範疇，不但不是明日黃花，而是至為必要。拿認知與情意對舉，目的在突出「認同」的過程，不是理解或評價，而是某種價值觀的形成，甚或內化為性格的一部分。嘴裏說愛國，屬認知；實際把資產或子女都往外國送去，便是價值觀，屬情意。聽其言，觀其行，言與行是明顯不同的概念；一張問卷，或者一道試題，極其量只得知嘴裏說得漂亮的話，但決不是真正的「認同」。

抹去政治不去思考

如同演技，固然有演員不必訓練不必揣摩就渾然天成，但那終究是少數甚或偶然，起碼的培育才是常態， 由嚴謹的訓練（Train），或放任的促導（Facilitate），都在教育的光譜之內。前者屬虎媽或怪獸家長的信念，後者是歷盡滄桑的過來人的哲學，兩極之間卻倒有一點共識：覺察（Aware）、反應（Respond）階段的情意，份屬教育本分，但組成價值觀甚或性格化（Values, Organization & Characterization） ，則可教而難評，肆意評估其實已僭越專業的底線，起碼是以今天教育學問進展而言的底線。

學校教育的限制，不足以穩妥評估高階的情意發展，但對身份認同的研究，則早有研究提出，底蘊不過是想讓人怎樣看自己的一種呈現或演出。五十年前在耶路撒冷受審的艾克曼（A. Eichmann），就是想他人把他看成為一個聽從上司命令的下屬，如此辯護，便不必為屠殺猶太人負責；可是，在阿倫特（H. Arendt）眼下，卻看出這種「打工搵食」的心態，實在透露着邪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

當中的關鍵，在於對周遭發生的事採取關懷以至質疑，抑或冷待和漠視，這不過是一種對待他人、也就是對待自己的態度，不過是身份認同的呈現，最根本的好像是只說個人，其實擴展至人際、社會，這不就是政治麼？所有「去政治化」的論述，所希冀的，就是要人民不去思考人際關係，要人民免除主體的思想，並如此生活作息，那不過是一種邪惡的平庸的身份認同。

2011年後，每逢天災人禍，總會令人想起日本經歷過「三一一大地震」後國民的表現，那種遇到浩劫而仍能堅守自持，有禮如斯的取態，雖有人譏為過分遏抑，卻又不失其某種價值，甚或早已內化為性格的一部分。說到底，自己怎樣做，他人便怎樣看，這中間呈現的就是身份，經自己認同的。(本文曾刊於2013.11.18《信報》)

你是你的作為

自以為甚麼之餘，也想人家看到甚麼，是Goffman對「身份」的剖析，這大抵以個人做單位，而既涉人家，則身份也便不可能是咱家一個人的，不可能說一句「干卿底事」便可退場的。

且以國民身份為例。國民教育課程的主要目標，是要培育國民身份，而決不只是對國家的認知，像吃叉燒飯，認知是了解烹調之法，身份是愛吃，甚至成為習慣，成為生活的一部份，天天都來一碗，you are what you eat，也變成了生命的一部份。

人們常以為身份是天經地義，自然而然，不容否定的。我生於國土，自然是一個國民，但這只是身份的第一種定義，如果身份「只有」這種定義，自然而然不就成了嗎？勞師動眾搞一個國民教育課程出來幹啥？

大搞課程要培育的身份，當然不止於發你一本護照，而是要愛，要這愛成為習慣，當愛變成習慣，成為生活的一部份，you are what you love，因此也是你生命的一部份。

至於愛甚麼，還用問？當然是國，再多問，是要批判的，比白樺更甚。

好、好，愛、愛，但是，敢問國又是甚麼？卻被掏空了，表面說只要你愛國，不必你愛黨，但你愛的可是一黨專政的國，推翻一黨專政？想也不要想，想，便如同不愛，因而課程告訴你的，也只有政權。

這叫循循善誘，也叫請君入甕，你說沒道理嗎？並不，有一定的邏輯在，只是前提不容否定，連討論都不可以，豈止常人邏輯，這是強盜常用的呢。

強盜也好，政權也好，都不能小覷，你手上的一本護照，也是政權發的。政權可以發，也可以收，駕輕就熟，予取予攜。第一次人大釋法，便是向部份人民收回這個身份。

例子之一是關於《基本法》第24條第2款第1-3項的。這三項白紙黑字寫明，永久性居民身份是：(1)在港出生的中國公民、(2)在港通常居住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和(3)以上兩類居民所生的中國籍子女。

按此，決定某君是否有這個身份，便可先問：(1)你是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嗎？(2)你是在港通常居住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嗎？(3)你是以上兩類居民所生的中國籍子女嗎？任一答案為「是」，Bingo，某君就有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如此清楚明白，高小學生也可應付裕餘。

可是，人大常委在1999年6月26日解釋《基本法》，便加上一個時間限制，說第(3)項的「立法原意」是指：「子女出生時」父母雙方或一方須為符合第(1)或(2)項的永久性居民。

換言之，某君在上述第(3)題答上「是」也不夠，要多問一題：某君，你出生時，你的父母或父或母，是在香港出生的居民嗎？是在港通常居住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嗎？若兩個答案皆「否」，噢，對不起，你沒有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

某君若反對說：「《基本法》不是這樣說的啊！」政權回應：「請以我的解釋為準。」某君不服：「你的解釋是1999年才作出的，《基本法》是1990年已經由你通過及頒佈的啊。」政權不厭其煩再說：「這是當初的立法原意。」可真的循循善誘。

終審庭就吳嘉玲案的判決論點之一，正指出了按《基本法》原文，第(3)項所列的資格，與「子女出生時」父母是否具有永久性居民的身份無關，政權卻說，「原意」是有關的；政權的幫腔說，別鬧了，小孩子逞英雄！

這個故事教訓我們，下次收到人家的支票時，可不只看上書的付款承諾，還要多確定一下，你的原意真的要付這筆款嗎？又或者，下一次到快餐店買了叉燒飯，給了錢，收銀員還你一張票，你還要確定一下：「請問，這張票，原意可讓我兌換一碗叉燒飯嗎？」

原意、原意，權莫大焉，但行使這個權力時，人民卻看在眼裡，這個政權是怎樣看待其身份的，的確，You are what you do，如此而已矣。(2013.04.09)

星期天的粗言穢語

曾經有過一個周日早上，我坐在某學院的廣場上看書，陽光溫暖，書是硬綁綁的政治經濟，但人還是閑適的，偶爾傳來一兩陣孩子的嬉戲聲，使當下倍感和平。

忽然，劃破一片寧靜，傳來青年男女的粗言穢語，在罵學院的餐廳怎麼周日不營業。中英夾雜的粗話裡，聽得出的與其是憤怒，不如說是盡情和率性。三、四位廿歲左右的青年，就這樣滿咀髒話的走進了廣場，叫人側目。

沒太多細想，我便喝止了：「很多粗話呢，你們是這裡的學生嗎？」年輕人靜了，望了我一下，沒再作聲便往前走遠。我也繼續看書，只是思緒也往身份、言論和公共空間等等轉去了。

我從不以說話斯文自居，教學或演講都不避俗語俚語，甚至有時還恐怕過份了，會向學生或聽眾賠不是，但我很少說粗話，很少，不是沒有。唸高小或初中時在球場罵得較多吧，無論作為觀眾或隊友；也記得小學畢業的聯歡茶會上，說甚麼也夾上一兩記粗言穢語，至一位同學說「亞戚幹嗎今天說這麼多粗話？」才自覺過來。感謝這位同學，充當我的鏡子。

曾經有一位朋友，談天說地十分投契，可有一夜飯後走在街上，被路過的小巴濺起的水弄髒了，竟追前十數步向車子凶凶的罵起粗話來。我啞然，一時反應不來，沒做朋友的鏡子，只驚訝怎麼會這樣判若兩人，只猜想他朝意見相左時會否這樣被罵，然後那夜無話，也許我在怕那是我的鏡子。

我們每天照鏡，不只想看看自己，更想看的，其實是人家眼中的自己，於是整理儀容，撥弄頭髮，架好鼻樑上的眼鏡，或者端正衣領，也看看衫褲衣裙配搭是否合宜，無他，不過是想人家看到這樣的一個自己而已。

所謂身份，大抵也如是，自以為甚麼之餘，也想人家看到甚麼。好像是Goffman說的。

粗言穢語說出來的身份也如是。三年前的一次撐粵語遊行，一位舊同事開始未幾即離隊，他受不了那震耳連聲的「丟那媽，頂硬上」，我以為那是刻意對著幹的，袁崇煥的粗話倒可釋放一種力量，撐粵語的示威還講求規範漢語，未免太迂闊了一點。

更多的人其實對粗話裡的意思不大了了，所以女子會用男性動詞；罵不在場的人，男子之間會用第二人稱(甚至其母親)；小孩在耳濡目染下也可說流利自然，粗話的要義不在詞彙或語法，而在語氣和情緒，在於所表現的力量，或者是權力的位置，像學生在課堂上說了粗話的諧音，既以捉弄老師的小聰明自恃，也顯露出一種我比你強的關係。

的確，憤怒極致，衝口而出，還要辭氣清雅？如此談吐，是大欠人性了吧。

可是，一時的情動於中，不該成為家常日用，不理詞彙和語法的粗話，不過是只重語氣和情緒的串串聲音，如從深巷中來，雖質木無文，也純樸自然，倒與星期天的閑適匹配，那星期天如果我可想及此，是不會出言喝止的。(2013.04.07)

小津只做豆腐？

戚本盛

外頭已是碼頭工人罷工的第八天，我則奢侈地讀完了小津安二郎的《我是賣豆腐的，所以我只做豆腐》，寧靜的下午，下著雨。

【小津安二郎。(2010/2013)。《我是賣豆腐的，所以我只做豆腐》，台北：新經典文化。陳寶蓮譯。】【小津安二郎。(2010/2013)。《我是賣豆腐的，所以我只做豆腐》，台北：新經典文化。陳寶蓮譯。】

實不相瞞，我沒翻過這書便買下了。當然書的封面很簡潔，我是老派，認為像線裝古籍的封面才算書，那些斑爛得像跳艷舞般的決不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不知怎的先入為主以為那像《廚房裡的人類學家》般，是大導演向飲食的越界，甚至主觀得以為，小津家原來一定就是賣豆腐的。到打開書來一讀，方知道完全不是那回事。

小津是日本甚至世界電影的殿堂人物，以今天流行的用語來說，該位居神級吧，但如本書《導讀》所言，閱讀本書，可是一個非神化的過程。最明顯的拆解，是小津常用的「低鏡頭」，手法向來被詮釋為呈現日人生活風貌，幾致美學高度，但導演自報家門，理由卻無異於大煞風景，起碼是又一次呈現了作者與作品之間「無心插柳」的關係。

「過度詮釋」是文藝分析的風潮，螳臂不好擋車，我安慰自己，看成是對原作品的再創作，便忽然感激，覺功德無量，起碼因這個「再」字而看得出十分綠色。這點倒該和小津的電影配合得緊，我常以為，他的電影本色如此，黑白也好，彩色也好，觀眾也許應架一副淡綠的濾鏡來看，別有一番滋味。

我們人人都有這些濾鏡吧，至於多或少，脫或戴，造化自有不同。我不是小津迷，他的電影或許只看過後期的三兩齣，留下一種很緩慢、寧靜以致於靜止的印象，無論內容或形式，都無從讓人想起他原來曾經當兵，曾經到中國打仗，或者乾脆說，曾經侵華。

這當然倒胃，其作品充滿人文氣息的導演，在戰場上是怎麼模樣的呢？小津在書中沒有憶記太多，反倒常見行軍所見的周圍景色，像「攻陷南昌是在春天」，他看到的是一片油麥花田，以及身上的一隻跳蚤，如他的電影，分毫也關顧到的細膩。他也說及一個日本軍人發慈悲，可殺而放生一名中國老兵的事，這樣的情節該很真實，不然不會在許多電影中一再出現，似乎已成為彰顯戰爭中的人性的母題。

雖然如此，讀者還是能夠讀到小津作為軍人的心理變化。第一次體驗敵人的子彈，他不免愕然，剛開始時要拼命喝酒，借酒意行事，後來習慣了，便不再在乎，甚至於砍人，竟心生距離，有如看戲，主角變成觀眾。我自然沒經歷過戰事，無從體會箇中心理，也許在殺傻了眼的戰爭中，不這樣遠離當下，實難以苟活，特別是小津曾「參與南京總攻擊」。我不能想像的是，曾經看過的眾多侵略南京的新聞相片或紀錄片段中，竟或許有小津在。

我並非要批評甚麼，譴責戰爭中的一名兵士又何必呢？我只是又聯想到Amartya Sen的「身份的多重性」，以為那真是和平之鑰，起碼不讓人「借酒意行事」或甘心沉睡。

甚或，每一個身份就是一個故事、一齣電影，像小津自己，為甚麼會以「做豆腐」為喻說自己的電影職志呢？是否曾有一家這樣的豆腐店留在小津的無意識裡？是店裡的主人嗎？會不會是店主那漂亮的女兒，那柔聲細語，老是低頭微笑的一位？咦，抑或是俊朗的兒子，說話彬彬有禮，對小津的工作充滿好奇諸多提問的那一位？小津跟他們有過甚麼交往嗎？談過天嗎？可有約會過？拖過手嗎？噢，是不是有人說過小津的電影含蓄壓抑，還是靜待爆發？

是的是的，這聯想分明是過度的。詩人從一粒沙裡看出一個世界，我猜每一個身份也有一個故事，起碼。(2013.04.04)

友直

以前在某校任職時，曾目擊學生之間的「朋友之道」。

某天，我在午飯期間到課室跟學生下棋，期間，班中一個同學掩至大喊：「喂，出來幫手呀，肥強被人打呀。」三數正在圍觀棋局的同學，似乎忘記老師的存在，一轉身便衝出去了，我見狀，趕忙追過去，追出走廊後，已看到多名學生扭在一團打起上來，我即時上前制止，後來也有其他同事趕到，平息了打架後，負責訓育的同事便開始查問。

後來我也問及事件，發現原來大叫找「救兵」的同學只是眼見肥強和人打架，根本不知道爭執的原因和過情，由圍觀下棋變成出去打架的，更沒細問因由，我問他們，不知原因你們就出手了嗎？他們答：「亞sir，我們講義氣的。」

沒細究由「義」至「義氣」的過程，只知道「行而宜之之謂義」，或所謂「見義不為，無勇也。」，義之所指，是以事為據，定奪是非。換言之，擺事實，講道理，是義的前提吧。可是，到了「義氣」，講求的是關係，朋友、老友之間要講義氣，「無義氣」似乎是對朋友最大的批評，並變成為不問是非，只要是朋友便要站在同一陣線的一種觀念。這中間由「義」至「義氣」的過程，恐怕是一種異化吧。

我以後經常用那次下棋目睹的事，作為教授中國文化差序格局的事例，讓學生反思自己的「交友之道」，並引發「友直、友諒、友多聞」三者孰輕孰重的討論。其實，三者是互為扣連的，只是，我以為，以友直先排最為理想，朱熹注三者為「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這裡已清楚看到，隱瞞問題，迴避是非，和交友之道相去甚遠。至於後世所理解的所謂「義氣」，在馬幼垣論《水滸》裡，有更適切的理解。

至於不少以耳代目，以關係替代是非的處事待人之道，「義氣」濃甚，卻決非「友直」吧。(2012.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