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教育社會學的課上常給學生半打趣的說,電影Pink Floyd The Wall (1982,港譯《迷牆》)應該是每位教師每學年開課前都看一次的,最相關的當然是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的一節,也許可在校務會議上播放出來一起聽聽的。
以校園、教育、學生或教師為題的電影,足以成為一種類型,可籠統叫作「校園電影」吧,其實在電影研究的領域早有如此劃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拍得可觀的校園電影為數不少。
年前的確選過一些電影,讓師訓課的學生觀看分析作為自學課業,例如半自傳的The Class (2008),真實故事改編的荷里活劇情片 Dangerous Minds (1995,港譯《非常教師》)。香港的師訓課程應該有一門「校園電影」,不能必修起碼也可供選修,三個學分的內容是不怕少的。其實香港教育學院曾每年一度的教育電影節,第一屆還選了《二十四隻眼睛》(1954),我以為很有眼光,可惜當年在學院放映時,沒太多同學在座。
《二十四隻眼睛》道出教師面對的困難和無奈,或者,更根本的說,那是個人面對國家和戰爭的無奈,當中卻又有教師或熱愛生命的人的執著。關於熱愛生命,我總會想起侯孝賢的話,「陽光底下再悲傷,再恐怖的事情,都能以人的胸襟和對生命的熱愛而把它包容。」這是他讀了《從文自傳》後想到的,是很達觀的人生觀吧,值得在學校裡多談,甚至讓迷惘的學生(和教師)記取的。
依稀記得這話其實還有下句的:「世間並沒有那麼多的陰暗和頽廢」,我上網查了一下,似乎還有更多,只是手邊沒有資料,難以核實。就這「沒有那麼多的陰暗和頽廢」的一句而言,在我開始做教師時,也的確是相信的,那是中英簽署聯合聲明的年頭,還沒到1989年。
那年頭,雖已發生了「清除精神污染事件」,但王若水、周揚等反省力很強的文章,仍可在國內發表,馬克思論異化的《1844手稿》在國內的書店還買得到。那年頭,政府扭曲民意當然也不少,像八八直選與否的民意諮詢,已嘆為觀止,不過,較諸梁振英政府以及目下周融的種種,則只能說是小巫見大巫,若有學生問起,世間有沒有那麼多的陰暗和頽廢呢,今天的教師實在難以分說。
不要小覷學生或年輕人,他們對世界的洞悉,起碼是觀察和學習,足以讓還以為他們是白紙一張的課程一再修訂的。記綠片就起碼有近期的《未夠秤》(2014)和十二年前的《中學》(2002),提供了這些讓教師反思的素材。我還記得當年《中學》曾引起過一些爭議,箇中是非難以細說,可以肯定的則是「作者已死」的說法即使在劇情片中也太嫌簡化,更是號稱實錄作品的觀眾要小心的,其實,作品和實錄的兩個概念之間有甚麼關係,應該是研究電影、藝術或文學的長青課題吧。
比《未夠秤》和《中學》裡的學生年紀還小的學生又如何呢?例如《請投我一票》(Please Vote for Me, 2007),那是本周日(8月24日)由教育工作關注組等熱心的朋友主辦「第一屆教育電影節試映會」放映和討論的,這記錄片裡又呈現了怎樣的校園呢(或者說是成人世界)?有多少陰暗或多少陽光?當中的內容,足夠讓教師以及關心教育的朋友在開學在即的時候細想,至於校務會議,還是播一播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吧。(2014.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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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3
由「公學」說起
Robin Williams逝世,讓人懷緬起他在Dead Poets Society的演出,我對電影中Keating的教學方法頗有異議,或以為那種劇情是不了解教育實況的編劇所致。不敢說真正良好的、學校裡的批判教學不能成為吸引人的文化產品的情節,或者,行業故事就是有這種困難:行家看起來總能挑出骨頭。
電影中的學校Welton屬名牌中學,我的父母輩喜歡叫這種名牌老校為「貴族學校」,但其實卻是沿襲自英國的公學體制。令人不解的是,所謂「公學」(Public School)明明是擇優而教,甚至異化為擇富而教的私立學校,為甚麼卻叫做「公學」?這問題,是我在教育社會學中必借之來引發學生討論的,並借此思索學校教育屬於公或私領域的。
理解「公學」,不能望文生義,特別在公營教育(Public Education)大行其道的今天,若以為那是和「私」(private)相對的「公」,自然即政府營運的學校。其實,溯源歷史,公學的「公」是相對於「貴族」和「教會」(Nobility & Church)而言的,在英國,教育(甚至知識)早年被貴族和教會壟斷,開放給非屬二者的,便相對地屬於「公共」。
我沒有仔細的研究,但憑粗疏的閱讀估計,中間似乎是財富、權力此消(貴族和教會一方)彼長(公眾或資產階級一方)的因素,多於「有教無類」的教育理想,而資產階級追求他們下一代的良好教育,當然有權力的消長問題,箇中原因,也是後來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出的「資本的諸種形式」(Forms of Capital)的解釋較佳。
教育由壟斷到開放,在中國歷史裡則有先秦時期諸子出自「王官」的過程,當然,諸子之學開放並無教會的因素,而當時資產階級也決不能算做成形,但中國的教育其實長年只是有限的開放,歷經不同朝代仍然以精英教育為主,起碼並不惠及廣大農民,和二十世紀後公營教育發展可觀(雖然仍有很大的不足),實在很難同日而語。順帶一提,今天不少學生望而生畏的文言文,其實屬於精英教育的產物,將之存留於今天的普及教育裡,從文化傳承的角度來說,或許異議不大,比重如何恰如其份,方是課程政策必須好好釐清的,但那是另一話題,本文難以開展討論。
回頭說「公學」,相對於以前的知識壟斷來說,的確算是開放了的,但開放了給誰呢,說到底還是有限人數的富家子弟,其作用堪稱「私立」十足的。Dead Poets Society中Keating有一學生Neil,其父即說好不辛苦才能供他入讀Welton,目的是考上名牌大學自此出人頭地,可是Neil卻不集中在學業上而跑了去演戲,父親自然覺得枉了苦心。
當然,考上名牌大學可以出人頭地,即所謂「向上流動」(upward mobility),但要是明白布爾迪厄的理論,其父或許不必灰心,因為入讀公學比學業更要累積的其實文化資本以及社會資本(Cultural & Social Capital),Neil因飽受父親的壓力而最終自毀,其實是因為他和父親皆不明白這一力爭入讀公學的原理。在今天的香港和中國來說,也許我們的社會長年浸淫於「差序格局」、「親疏有別」、「關係至上」的文化裡,入讀公學以建立人脈的要義,當不致於如此輕易忘懷。
說到這裡,卻又不免胡塗起來。打破壟斷的開放既是為「公」,但學校過程積累的卻仍然是「私」得緊。學校教育也許正因這種公私共生的特點,而長期成為社會爭議的熱點之一。(2014.08.13)
2013-06-14
為甚麼不做國安不航天?
電影Good Will Hunting (《驕陽似我》)中的一幕,是我讀到Edward Snowden的新聞的即時聯想。電影中Matt Damon飾演Will Hunting,在麻省理工當小工,卻是一個數學天才,其天賦被教授發現後,介紹他到美國國家安全局去做破解密碼的工作,安全局的人問他為甚麼不想做這份工,他有以下一大段精彩的回答(我的翻譯,原文見此):
「為甚麼我不應為國安局工作?這問題有點難,但我會試著回答。假設我現在在國安局工作了,有人把一個密碼放在我桌上,其他人都解不開的。或者我看一看就解開了,我會感覺良好,因為我的工作做得好,但或者這密碼是北非或中東某些叛軍的藏身地點。國安局一旦知道這地點,他們便會把那叛軍匿藏的村落,連同萬五村民一起炸掉,這些村民我素未謀面,也毫無過節,就這樣被殺了。這時政客會說:「噢,派一些海軍陸戰隊去保衛那地方吧。」他們根本不屑一談,他們自己的孩子不會到那裡,不會被射殺。就像被徵調的不是他們,因為他們只會去當國民防衛軍,無所事事就可以,在屁股找出榴彈碎片的將是南方來的某些小子,而當他們退役時,回來看到過去工作的工廠早已搬到先前打仗的那個地方,而那個用榴彈炸他的人就做了他原來的那份工,因為他們可以只賺毫半一天而且沒有上廁所的小休時間。同時,他了解到他這樣的唯一理由,是我們可以選一個可以好價錢賣石油給我們的政府,當然,石油公司又會用那些小衝突來唬嚇,來把油價提高。對他們來說,只是小小的附帶利潤,對我的老友用二塊半買一加侖就毫無幫助。他們固然會很快樂地把石油帶回來,或者他們會聘請一個酗酒的船長,這船長愛飲馬天尼,又喜歡跟冰山玩激流,不用太久他會撞上一個,油會流出來,把北大西洋海裡的生物都殺了。而我那個沒工做的老友,買不了油便駕不了車,要步行去見工,但他那屁股裡的碎片又搞出個長期痔瘡來。那他又要餓死了,因為每次能吃的,都是那石油泡過的北大西洋鱈魚。那我怎樣想?我想出一些更好的,他奶奶的,我不如乾脆開鎗殺了這老友,搶了他份工,交給那敵人,抬高油價,炸一條村,抽抽大麻,然後加入國民警衛軍?我還可以當選做總統呢。」
這簡直就是一篇解釋國際政治如何與民生連結的演辭,那些聲聲對政治沒興趣,大嚷不要把民生問題政治化的朋友,應該要把這段背誦至一字不漏的。Snowden所披露的,正是國安局這等竊密的工作,事發東窗了,國安局當然拿出防止了恐怖主義勾當的偉大功蹟來,難道他們會像Will Hunting的獨白一樣,他們的情報會害了無辜,為了只是美國石油巨賈的利益?
在偉大的事功面前,個人私隱是何其渺小,政府破解了恐怖主義勾當,救回的不也是我等小民的賤命?大阿哥在我們頭上虎視眈眈,不過是保障我們的安全,丟了私隱,換回性命,大抵划算。這類換算我們倒聽得不少,問題是,沒有私隱的生活真的安全嗎?在「國家大義」當前,誰來決定甚麼要犧牲甚麼不?國家安全問題的源頭,真的只因像拉登那樣的野心家嗎,和大阿哥背後的利益集團完全無關?更重要的是,得享聲稱不受恐怖襲擊的安穩,取而代之的卻是私生活受盡窺視,這是否值得?是否人民的自主選擇?
Snowden披露國家安全的伎倆,他又是否稱得上愛國呢?竊取國內外人民的私隱,是否愛國的必由之路,固然又有一番爭論。至於像上太空這樣的偉大事功,又是否真的愛國愛民毫不可議呢?最近,中國又派人上太空了,或者又會引起一陣航天熱,也許好一些學生,又會矢志為國效力做太空人去,我其實多麼的希望,更多的青年能像Will Hunting那樣由國家大事想到小民生活去──
「為甚麼我不當航天員?這問題有點難,但我會試著回答。假設我現在已是航天員,長官某天要派我升空去,這次任務是登陸月球,我是首選,經過嚴謹的訓練及演習,最後可以坐神舟N號登月去,在月球表面還和首長天地對話,感覺實在良好。這時剛好廣州申請主辦世界盃進入最後遴選階段,雖然登陸月球實際科研得益不過是放個屁,但聲勢卻是不是玩玩的。就是我這一小步,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個載人登月的國家,況且我國仍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在種種考慮因素下,廣州終於成功爭取世界盃的主辦權了。這是上海世博、北京奧運以來的國家大事,要辦好這大事,政府官員不但趕緊徵地,國家大事當前,人民流離失只是丁點的代價。大興土木,修建場館,不在話下,場館設計不但美輪美奐,還要新奇奪目,是為了成為地標,讓修建的官員名垂千古嗎?才不呢,只有傻子才管身後名聲,他們爭的是今天的富貴,大興土木最方便歛財,設計意念固然開天殺價,中間重重工序更可上下其手,官員批准動用國家的錢建這建那,最後一大筆還不是刮進他們的口袋中。這些錢當然是要洗乾淨的,到處去奢侈消費,買地買房吧,遠的不說,這些消費在香港,在澳門就養活不少家庭,不過搞亂人家的經濟和生活,是誰也不必管的。大官貪贜歛財,可謂眾目睽睽,人盡皆知可不是義憤填膺,大家心裡想的倒是你可以這樣枉法為甚麼我不?地溝油、毒奶粉的檔次還算了,小至擺地攤賣假貨又哪有問題,考試請代考,功課請代筆,還是真金白銀的買賣呢,若嫌太過迂迴,直接買張文憑、買個學位好了,還是家長代辦,孩子仍然吃喝玩樂,不用操心,拿著假文憑日後又幹起大官來,可我家小人雖然是航天員之後,還是要一道題一道題的算,就是上了大學進了軍校又做起航天員來,卻早就輸在起跑線前,那我為甚麼今天不直接去賣假貨,賺了錢買個黨籍買個官位來再賺大錢,看在這鈔票的份兒上,太子黨都要來我這一幫,說不定他們還會扶植我當首長,到時在酒泉基地跟登月的航天員天地對話的可是我呢,哪我還要當航天員幹啥?」
我的仿作當然沒有Matt Damon和Ben Affleck的才情和辛辣,我只願有志當航天員的青年,希望國家富強的任何人,特別是那些以貢獻國家為志業的朋友,停一停,想一想,他們的志願和希望,是怎樣遭狎弄和挪用吧了,而那,是他們真的追求的嗎?他們又要怎樣捍衛真正的理想呢?
(本文曾於2013年6月於《主場新聞》及《獨立媒體》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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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Good Will Hunting 是我心中認為最有教育意義的電影之一,其主角Robin Williams,於2014年8月12日逝世。
1995-01-01
非常教師的教育題旨
廣告上說《非常教師》在「美國開畫票房勁爆No.1」,在港上映時還優待學生,可是似乎還未能造出聲勢來,這正好反映出該片並未引起本港觀眾的共鳴。
《非常教師》不算一流,該片無疑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點,可是,在相類題材的電影中,該片的處理是深刻的,是值得肯定的。
該片公映時的名字漢譯,可能是一個重要的缺點。也許受到米雪菲花作為主角教師的影響,發行時用了《非常教師》這樣的名字,問題是,這樣的漢譯正可看出對電影主題理解不足。電影原來的名字是Dangerous Minds,原著則叫My Posse Don't Do Homework,從兩個英文名字都可知故事的重心其實在學生一面,而不是要強調教師的教學手法正常與否。
Dangerous Minds的意思在原著是有交代清楚的。故事中一位資深教師希爾(Hal)與作者莊遜(Johnson)是以「危險」來形容這群學生的,他說:「不在於肢體上的危險」。意思是,學生的危險在於他們的思想。書中另一節莊遜寫到自己對學生的觀感:「在他們的思想中,世界是危險而並不友善的,朋友要團結在一起。」換言之,危險既指他們的思想本身,也指他們思想所認識的世界。也就是說,他們對其他人來說是危險的,反之亦然。
至於原著的書名,則出自一個學生拉爾(Raul)的口,在寫給莊遜的一封信中,他這樣說:「誰做完了功課,我和我班人便抄誰,因為我們不喜歡做功課,沒人會看見我們帶書回家。」更清楚的是,這裏的焦點是放在學生身上的。可見敘事的取向並不以教師為重心,如果以看英雄,看主角的角度來看這電影,誤讀的機會便大增。
剪裁不當是該片的另一缺點,原著是豐富的,不同學生的成長有著不同的成長故事,而且大都是深刻感人的,要在約兩小時全面交代也有困難,更不用說深刻描寫了。即以作者的海軍陸戰隊背景在學生中所形成的能夠徒手殺人的謠傳,從原著可見,便影響著她與一個學生相處的關係。在電影中,空手道這點與陸戰隊的背景,只成了引起學生注意的手法,這便使莊遜的獨特背景變得可有可無。
拉爾的故事在電影中花篇幅較多,濃縮得已比較好,但在原著中還有一段拉爾遭一位學生因嫉忌而被刺的情節,這節其實更可表達出僵硬的制度不盡能照顧學生個別的差異這一重點,也可引出凶手的另一番感人遭遇,在電影中刪去了這一節,無疑是比較可惜的。原作者莊遜或許在改編電影劇本方面沒有經驗,但另一合作改編的巴斯(Bass)曾參與過監製《當男人愛上女人》(When A Man Loves A Woman)及《喜福會》(Joy Luck Club),理應較熟識電影的限制,卻仍然犯上現在的太少時間說太多故事的剪裁不當的錯誤,可說是對原著的浪費。
不過,在處理總的主題方面,《非常教師》仍算是成熟的。對教育題旨的理解,是深刻的。如上所說,故事的主角本應便是學生,這也合乎當今的教育反省。正如片中莊遜一再強調的,學生成長與受教與否,都在乎學生自己怎樣行使選擇權。無論教師怎樣因材施教,如片中以刺激的言語,利用歌曲或詩句,憑愛心,做家訪,重點均只在感召,而不是傳授。傳統的教的意義已漸褪色,當今的學的地位日漸抬頭,正是電影中的教育題旨。
有了這樣的題旨,個人在制度下怎樣自處,便方向明晰得多了。片中自訂教材,便是爭取課程局限下的空間;付費帶學生上遊樂場,卻說成是被邀,更可說是爭取詮釋制度的成果。於此,同樣以教育為題材,比起一成不變、抽象感化的《桃李滿門》(To Sir With Love),比起自相矛盾、強調英雄的《暴雨驕陽》(Dead Poets Society),《非常教師》對教育題旨的交代,可說是較為成功的。
(本文曾於1990年代在《信報財經新聞》發表。)
《非常教師》不算一流,該片無疑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點,可是,在相類題材的電影中,該片的處理是深刻的,是值得肯定的。
該片公映時的名字漢譯,可能是一個重要的缺點。也許受到米雪菲花作為主角教師的影響,發行時用了《非常教師》這樣的名字,問題是,這樣的漢譯正可看出對電影主題理解不足。電影原來的名字是Dangerous Minds,原著則叫My Posse Don't Do Homework,從兩個英文名字都可知故事的重心其實在學生一面,而不是要強調教師的教學手法正常與否。
Dangerous Minds的意思在原著是有交代清楚的。故事中一位資深教師希爾(Hal)與作者莊遜(Johnson)是以「危險」來形容這群學生的,他說:「不在於肢體上的危險」。意思是,學生的危險在於他們的思想。書中另一節莊遜寫到自己對學生的觀感:「在他們的思想中,世界是危險而並不友善的,朋友要團結在一起。」換言之,危險既指他們的思想本身,也指他們思想所認識的世界。也就是說,他們對其他人來說是危險的,反之亦然。
至於原著的書名,則出自一個學生拉爾(Raul)的口,在寫給莊遜的一封信中,他這樣說:「誰做完了功課,我和我班人便抄誰,因為我們不喜歡做功課,沒人會看見我們帶書回家。」更清楚的是,這裏的焦點是放在學生身上的。可見敘事的取向並不以教師為重心,如果以看英雄,看主角的角度來看這電影,誤讀的機會便大增。
剪裁不當是該片的另一缺點,原著是豐富的,不同學生的成長有著不同的成長故事,而且大都是深刻感人的,要在約兩小時全面交代也有困難,更不用說深刻描寫了。即以作者的海軍陸戰隊背景在學生中所形成的能夠徒手殺人的謠傳,從原著可見,便影響著她與一個學生相處的關係。在電影中,空手道這點與陸戰隊的背景,只成了引起學生注意的手法,這便使莊遜的獨特背景變得可有可無。
拉爾的故事在電影中花篇幅較多,濃縮得已比較好,但在原著中還有一段拉爾遭一位學生因嫉忌而被刺的情節,這節其實更可表達出僵硬的制度不盡能照顧學生個別的差異這一重點,也可引出凶手的另一番感人遭遇,在電影中刪去了這一節,無疑是比較可惜的。原作者莊遜或許在改編電影劇本方面沒有經驗,但另一合作改編的巴斯(Bass)曾參與過監製《當男人愛上女人》(When A Man Loves A Woman)及《喜福會》(Joy Luck Club),理應較熟識電影的限制,卻仍然犯上現在的太少時間說太多故事的剪裁不當的錯誤,可說是對原著的浪費。
不過,在處理總的主題方面,《非常教師》仍算是成熟的。對教育題旨的理解,是深刻的。如上所說,故事的主角本應便是學生,這也合乎當今的教育反省。正如片中莊遜一再強調的,學生成長與受教與否,都在乎學生自己怎樣行使選擇權。無論教師怎樣因材施教,如片中以刺激的言語,利用歌曲或詩句,憑愛心,做家訪,重點均只在感召,而不是傳授。傳統的教的意義已漸褪色,當今的學的地位日漸抬頭,正是電影中的教育題旨。
有了這樣的題旨,個人在制度下怎樣自處,便方向明晰得多了。片中自訂教材,便是爭取課程局限下的空間;付費帶學生上遊樂場,卻說成是被邀,更可說是爭取詮釋制度的成果。於此,同樣以教育為題材,比起一成不變、抽象感化的《桃李滿門》(To Sir With Love),比起自相矛盾、強調英雄的《暴雨驕陽》(Dead Poets Society),《非常教師》對教育題旨的交代,可說是較為成功的。
(本文曾於1990年代在《信報財經新聞》發表。)
1990-05-01
《暴雨驕陽》灌輸「反省」
《暴雨驕陽》上映以來,似乎得到一致的好評,評論重點多集中在其中的言志主題,如電影的宣傳語句:開智慧之門,啟學生潛能。電影中的基汀,就儼如挑戰巨人的大衛,挑戰封閉的、以倒模而非啟迪為職志的教育制度。雖然結局中基汀被逐,但他的學生漸受感化,擺脫建制的羈絆,基汀的教育成績正開始累積,樂觀的氣氛呈現在觀眾眼前。輿論都肯定基汀的教學,並連繫到現實生活,呼籲教師觀看;好像仿效基汀,千瘡百孔的教育制度便可改善。
本文並非反對要對建制有所反省的主題,而是要指出正存在於電影的手法和主題之間的自我諷刺:借助大眾對龐大建制的厭惡和無能感,以不鼓勵反省的手法來為反省說教。證諸電影本身和觀影後的輿論反應,正可看出,電影所說的「反省」,可說是一次通俗劇(MELODRAMA)式的「灌輸」。這就是本文想提出來討論的。
《暴雨驕陽》的通俗劇傾向,首先表現在其中的簡化現實之上。誠然,基汀的反傳統手法,的確與別不同,問題是,學生並非只有他一個老師,而且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基汀是否都可帶來新的衝擊、甚至對這些衝擊的再衝擊?他的反傳統,會否只是另一個傳統的開始?學生的教育是否只是換了新的模子,而非真正的「開智慧之門」?電影對此並沒探討,顯然是約化了現實,好等觀眾容易接受基汀的形象而不作批判。特別是「新模子」的問題,並非空泛的置疑。電影中,他的教學,其實也是利用了教師的權威,充其量只是一種新的灌輸,談不上啟迪學生。撕書一場,學生根本就沒有置疑的餘地;基汀知道學生找來他的舊資料後,只是報以熱情的介紹,離開時也充滿躊躇滿志的神情,於是,劇情中只是另一則神話的開始,和缺乏批判的追履前人足跡,基汀即使並非樂意享受這個神話帶來的優越,也沒有及時製止這個神話的形成;在足球上叫喊以建立追求理想的鬥志,和日本的電視片集所見的勵志形式沒有兩樣,鬥志如果這樣便可建立,未免簡單。
此外,電影為了營造矛盾,以求激發觀眾的感情和認同,部份情節便顯得不合情理。基汀年紀不輕,教學手法純熟,看來並非新教師,因此,他的教學手法,即使沒名噪一時,校方也應略有所聞,何況他是書院的舊生,一向緊湊的公學校友會傳播網絡怎的失效了?校方聘用他,也該早有心理準備,即使深信自己的「出品質素」,理應在聘任以後密切留意。可是,這一切都不存在於電影之中,於是到學生報發表了出格文章才有校長對基汀的三言兩語,到尼爾自殺後學生才有對基汀的驅逐,結果,呈現在觀眾眼前的是一個未經合理開展的矛盾,以求製造劇力吸引觀眾。尼爾之死也是如此。尼爾騙基汀說父親已經答應讓他演出,但當時尼爾神情特別,全不興奮,一向精明的基汀卻看不出來,不加追問,結果便是尼爾父子的矛盾──基汀和建制之間的矛盾的延伸。這若不是導演顧此失彼,便是基汀的無能,點起火頭,卻又失控。
事實上,基汀在課堂以外後面向建制的手法,相信對一般教師來說並不新鮮。在紐溫達給體罰後退學與否的問題上,在尼爾希望得到父親諒解的困難時,基汀提供的,無非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或尋求雙方諒解的老套的、軟弱無力的方法,根本只寄望於現實或會仁慈的希冀上,而沒有處理現實與原則之間若存在「非彼即此」的真正兩難時的問題。可是,電影仍本著一種浪漫的態度把基汀塑造成一個英雄。基汀和學生短暫相處,便可輕易贏得學生的信任和支持,未免無視現行建制的威力。結尾肯定基汀的教學效果,學生受到基汀的感召,公然違背校長的命令,完全是通俗劇的製迼高潮的一貫模式,電影至此作結,便又迴避了學生再度面對現實的困難,於此,說電影一廂情願地營造樂觀但不顧現實的氣氛,或未過份。
更重要的是,電影中的人物,從性格到造型,都全是通俗劇模式的忠奸分明。傾向基汀的學生,都是英俊瀟灑而勇敢的;出賣基汀的,卻是一個呆板怕事、滿臉雀斑、架上一副近視鏡的小子,觀眾會認同何者,自然不用言明,所以後來這「猶大」還給同學飽以老拳,正是投大快人心之所好。最後一場,當同學都向基汀致敬時,鏡頭還特寫了這學生的尷尬表情,替觀眾作了一次嘲弄。其他的配角,要不是頑固的校長,便是陰險的同事,父母不是逼迫兒子,便是少加愛護。總之,電影中的良師益友、摯愛親朋都只在基汀身上找到。這種忠奸分明的塑造人物手法,只能是一種陳腔濫調,跟一般教育工作者多批評的港產電影中的塑迼社工、教師的手法並無二致,不但和電影自己標榜的反省主題形成矛盾,更約化了現實中建制,對反省建制了無意義。
總結來說,本文想提出的論點是:《暴雨驕陽》只是另一齣以教育為題的通俗劇,一般的好評無疑有拔高之嫌;而其中的通俗劇性質,正和自身的主題構成矛盾,不能體察這個矛盾,而說要多如基汀般反省、教育,則未免真的缺乏反省了。
(本文曾於1990年發表於《信報財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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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來Robin Williams的死訊,才63歲。很突然,很惋惜。想起當年這篇評論,如今看來,不知道是否太苛刻了一點,不過,這篇評論,其實無減我對Williams的演出的敬意。事實上,看這電影的當年,我已任教師六年,但即場仍然熱血沸騰,只是後來想了又想,才有了以上主要是對情節的評論。這篇也是在《信報》發表評論的第一篇。那年頭,正啃著的是許多文學社會學和文化工業批判之類,也正是首度思索不做教師的時候。當然,後來我還是回到了學校,而Williams多年後在Good Will Hunting中的演出,也同樣給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2014.08.12 後記)
1990-01-01
末世新秩序
「末世」一詞,總會令人聯想起錯亂與瘋狂:縱欲、美食、盡情享樂,最要緊的是「快樂原則」──一種眼前的、現世的快樂。表面上,《世紀末暑假》也呈現了一種錯亂的狀態。電影的時間定在未來,宿舍卻是古老大屋;巧妙的自動剝殼打蛋器,處理的卻是很有原始生命味道的雞蛋;假期裏宿生自修先進地全用電腦,那些電腦的外型卻像台破爛的機器;古老檯鐘的動力來源是新穎的插卡裝置;當然,最錯亂的還是性別,用少女演員飾演男學生,形成了一種撲朔迷離的感覺;這些給人中性感覺的學生竟又談起同性戀來,更是一種世俗眼裏不能饒恕的錯亂。
然而,實際上,全片呈現的卻不是錯亂的、一般意義上的末世情懷。早有分析指出,影片繼承了日本「少女漫畫」中的「浪漫的潔癖」。這種潔癖,其實正營造出井然有序的氣氛。全片顏色主要是素淨的灰、白、藍,日光也不猛烈,卻多是柔和的、昏黃的。人物穿的多是整齊的制服,筆挺的上衣、熨貼的襯衫、結實的領帶、永不褪下的長襪、連膝上也繃了一條皮帶,新來的薰沒有校服,也是永遠一身齊整的衣服,白的、素色,連睡衣也非常平直。背景是寧靜的,大屋四周一塵不染,宿生的床舖也是平平服服的。這些元素,合起來正襯托出一種秩序感,末世的新秩序。
這種末世的新秩序,以超越時間為關鍵。悠去自殺時,時間是晚上十一時五十七分,正和片名裏的一九九九年一樣,是迫近完結的一刻。這種迫近盡頭的意識,培養出一份幻滅的情思。人類對時間的恐懼,正因為時間會過去,令人喪失眼前的美麗和快樂。則夫在眾人快樂無憂地燒煙花時,卻想到明年其他三人完成學業後離去,剩下自己一人,再沒有這許快樂的時光。他對小生命的愛惜,不忍看見死亡,也可理解為恐懼時光的無情流逝。但是,像時間般線性地綿延的列車送回薰/最後的新來者,代替死去的悠/薰,這可謂一種超越,擺脫了時間的羈絆,是一個循環,在這循環中,時間不再可怕,因為時間最大的、對生命的殺傷力已給超越。
這可說一種神話式的回歸。死亡在這種回歸看來並未可怕,因為理想並不在生的現世,而在死的將來。這也可解釋片中的一份頹廢的美感。在這種美感裏,死亡是美麗的,悠跳崖的姿勢宛如跳水選手,下水後沒有激起浪花,反而只有淡淡的漣漪。片中主角雖是少年,卻沒有成長的活力,薰和和彥接吻也是輕輕的,而非熱熾的。跳蹦蹦的則夫是給看成不成熟的。他們漂亮、年少、無憂衣食,卻不大快樂,想著的都是愛與死的大事。薰告訴和彥的哲學,說少年是純真的,應在少年時期通過死亡與再生而守護了這種年輕的美。這便是回歸的訊息。他們投水而死,正好比一個回歸母體的過程,通過母體,死能復生。
全片的世界是一個疏離的世界。布萊希特(B. BRECHT)用疏離來提醒被動的觀眾要多加思考,但這種「少女漫畫」式的疏離,卻引導觀眾離開現實而步向理想(T. KOGAWA,一九八八)。所謂「無國籍」,其實便是一種空間的泯滅,曖眛不明的封閉空間,最方便觀眾投入最大的幻想。空間裏的各個人物,也是理想中或步向理想這個意念的具象。悠/薰是明白愛情和生死的,他是帶引故事、點出主題的動力。,他在電話中說要把媽媽看成公主,待自己來吻醒,或可作伊底帕斯式的解釋;但他要把自己的時鐘撥快,要媽媽的停下,正好主動地呼應了擺脫時光而能令死亡化成再生的主題。則夫雖年幼,卻能憐憫生命。和彥是猶豫的,他最初不敢接受悠的愛,因為受了俗世律戒影響,初見薰時,他驚訝而無所適從,發展到後來接受薰,而欣然殉情,在水中的掙扎可說最後的徘徊,取代薰的新來者到達時,他和則夫都不再驚訝了。直人是班長,代表理性規條,他最高大,擔任了保護者的職責,所以深愛和彥也不能直說,吻他也只能借人工呼吸的機會,呼吸之後那種虛脫,彷如造愛之後的假死。他對和彥的愛,只能間接地在悠死後、在排斥薰中體現,但最後新來者到達時,他只平靜地看書,然後下樓去迎接,似乎已認識到箇中的道理。這時旁白說出「雖是久遠,卻如同昨天」的話,正是超越時間的主題。
換言之,《世紀末暑假》一片,借幾個美少年在一個寧靜國度中的曖眛戀情,表現一種超越時間的渴望,只有在這種死亡的追求和再生的完成中,美麗、愛情、純真才得以保持。了悟這點,似乎是一種啟蒙式的成長,但成長沒經過時間而掌握,可謂一種俗人眼下的矛盾,是一種對時間的迷惑,卻是末世的新秩序。
(本文曾於1990年發表於《信報財經新聞》。)
然而,實際上,全片呈現的卻不是錯亂的、一般意義上的末世情懷。早有分析指出,影片繼承了日本「少女漫畫」中的「浪漫的潔癖」。這種潔癖,其實正營造出井然有序的氣氛。全片顏色主要是素淨的灰、白、藍,日光也不猛烈,卻多是柔和的、昏黃的。人物穿的多是整齊的制服,筆挺的上衣、熨貼的襯衫、結實的領帶、永不褪下的長襪、連膝上也繃了一條皮帶,新來的薰沒有校服,也是永遠一身齊整的衣服,白的、素色,連睡衣也非常平直。背景是寧靜的,大屋四周一塵不染,宿生的床舖也是平平服服的。這些元素,合起來正襯托出一種秩序感,末世的新秩序。
這種末世的新秩序,以超越時間為關鍵。悠去自殺時,時間是晚上十一時五十七分,正和片名裏的一九九九年一樣,是迫近完結的一刻。這種迫近盡頭的意識,培養出一份幻滅的情思。人類對時間的恐懼,正因為時間會過去,令人喪失眼前的美麗和快樂。則夫在眾人快樂無憂地燒煙花時,卻想到明年其他三人完成學業後離去,剩下自己一人,再沒有這許快樂的時光。他對小生命的愛惜,不忍看見死亡,也可理解為恐懼時光的無情流逝。但是,像時間般線性地綿延的列車送回薰/最後的新來者,代替死去的悠/薰,這可謂一種超越,擺脫了時間的羈絆,是一個循環,在這循環中,時間不再可怕,因為時間最大的、對生命的殺傷力已給超越。
這可說一種神話式的回歸。死亡在這種回歸看來並未可怕,因為理想並不在生的現世,而在死的將來。這也可解釋片中的一份頹廢的美感。在這種美感裏,死亡是美麗的,悠跳崖的姿勢宛如跳水選手,下水後沒有激起浪花,反而只有淡淡的漣漪。片中主角雖是少年,卻沒有成長的活力,薰和和彥接吻也是輕輕的,而非熱熾的。跳蹦蹦的則夫是給看成不成熟的。他們漂亮、年少、無憂衣食,卻不大快樂,想著的都是愛與死的大事。薰告訴和彥的哲學,說少年是純真的,應在少年時期通過死亡與再生而守護了這種年輕的美。這便是回歸的訊息。他們投水而死,正好比一個回歸母體的過程,通過母體,死能復生。
全片的世界是一個疏離的世界。布萊希特(B. BRECHT)用疏離來提醒被動的觀眾要多加思考,但這種「少女漫畫」式的疏離,卻引導觀眾離開現實而步向理想(T. KOGAWA,一九八八)。所謂「無國籍」,其實便是一種空間的泯滅,曖眛不明的封閉空間,最方便觀眾投入最大的幻想。空間裏的各個人物,也是理想中或步向理想這個意念的具象。悠/薰是明白愛情和生死的,他是帶引故事、點出主題的動力。,他在電話中說要把媽媽看成公主,待自己來吻醒,或可作伊底帕斯式的解釋;但他要把自己的時鐘撥快,要媽媽的停下,正好主動地呼應了擺脫時光而能令死亡化成再生的主題。則夫雖年幼,卻能憐憫生命。和彥是猶豫的,他最初不敢接受悠的愛,因為受了俗世律戒影響,初見薰時,他驚訝而無所適從,發展到後來接受薰,而欣然殉情,在水中的掙扎可說最後的徘徊,取代薰的新來者到達時,他和則夫都不再驚訝了。直人是班長,代表理性規條,他最高大,擔任了保護者的職責,所以深愛和彥也不能直說,吻他也只能借人工呼吸的機會,呼吸之後那種虛脫,彷如造愛之後的假死。他對和彥的愛,只能間接地在悠死後、在排斥薰中體現,但最後新來者到達時,他只平靜地看書,然後下樓去迎接,似乎已認識到箇中的道理。這時旁白說出「雖是久遠,卻如同昨天」的話,正是超越時間的主題。
換言之,《世紀末暑假》一片,借幾個美少年在一個寧靜國度中的曖眛戀情,表現一種超越時間的渴望,只有在這種死亡的追求和再生的完成中,美麗、愛情、純真才得以保持。了悟這點,似乎是一種啟蒙式的成長,但成長沒經過時間而掌握,可謂一種俗人眼下的矛盾,是一種對時間的迷惑,卻是末世的新秩序。
(本文曾於1990年發表於《信報財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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