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改已遭竄改為輿論武器

教師工作壓力過大是長期的問題，本會在1995, 1997, 2001, 2003年，至2005年11月，均有進行調查，將調查所得的實況，以及改善建議公開發表，並交予教育決策當局。可惜，政府一直對此充耳不聞，沒有制訂紓緩措施的誠意，終於，工作壓力過大，演變成一場教師爭取自主的抗爭運動，要反抗的，是過大工作壓力，更是過大壓力的兩個底因，一是惡質市場的邏輯，二是監控管治的政策。

至於教統局的回應，則仍然缺乏深刻和誠懇的反省。他們仍然只顧打輿論戰，以為博得輿論支持，便又可以安然過關。這和一九九九年特區教改以來的策略是一脈相承的，即，捨理性規劃，棄協同諮詢，而以論述圍堵。證諸官員的言論，一直都把自己的政策綑綁在教改之上，故意不區分「不放棄每一個學生」的教改和監控管治的政策，面對異議，也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打為反對教改，目的是以佔據道德高地的教改，掩護其製造惡質市場，加強監控管治的政策。

兩個教改 一明一暗

或者，也可以這樣說，現實中存在有兩個教改。這是曾榮光的說法。早於年前，他在不同場合就公開批判過，其實有兩個教改的。一個在明，是學制改革、課程改革等等，一個在暗，是縮班殺校，自評外評等等。教統局最近一再強調得到社會支持的，是明的教改，暗的教改，其實沒有廣泛諮詢，甚至是社會不大了解的，卻是打擊教師最大，使教師最反感，對學制改革、課程改革衝擊得最厲害的政策。

曾榮光的洞見對我們分析教育的現狀十分重要，而我更認為，教改，在官員的操弄下，已儼然成為一個黑洞，原來的教改，由目標開始，進而為學制改革、課程改革，但七年下來，許多不屬上述範圍的政策項目，竟然也收歸教改的名目之下。

教改黑洞 加強操控

舉例說，校長認證、教師專業發展制度，以至師訓及師資諮詢委員會正研究新教師的見習期，把校長和教師入職以及在職專業發展，都重新由辦學團體、師訓機構搶奪過來，緊緊操控在局方手上，這些政策，嚴格來說，與學制改革、課程改革只存在尠一種很遙遠的、很牽強的關係，甚至說，其實無關的，不過，在教統局的論述下，例如在《教育改革進展報告》中，這些措施，竟又變身為教改的一部分，任何對這些措施的異議，都變成了對教改的質疑了。

反之，當初教改文件提出過的一些政策，卻又可以無影無蹤。例如二○○○年公佈的《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有八處提到減輕教師工作量，但到了三份教改進展報告，說來說去都只是以「學校發展津貼」回應，而第一份進展報告明言會探討的減輕語文教師工作量的問題，後來連提也不再提；同樣遭到遺忘的，是在《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提出的成立教學專業議會的建議。

以上略舉的，只是竄改教改的小部分例子，但已足可說明，教改，已經淪為一項工具，給竄改，給挪用來作為輿論武器，以達到加強監控管治的目的。

(原刊《反教師壓力特刊3》，2006.02.23)

轉制解僱即脅迫

浸會大學因員工不同意轉以新制受聘而解約的事件，仍有餘波，值得所有關心教職員聘任問題的朋友注意。

其實，上月廿六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通過了一項議案，要求正視有關問題，議案全文為：

「本委員會促請政府盡快就大學管治問題作獨立檢討，並制定政策以改善大學管治的透明度和保障學術自由。本委員會亦呼籲香港浸會大學讓兩位因不同意加入新制而被解僱的職員立刻復職。並讓所有浸大教職員在不受威嚇的情況下重新選擇是否加入新制。」

代表浸大校方出席立法會該次會議的人員，曾承諾接觸兩位已離職的員工，但據悉，截至本周初，即已近一個月，校方仍未踐諾。當中甚麼合理原因嗎？抑或，該位代表在立法會的說話，根本不能代表校方，還是，有關承諾，不過在敷衍立法會，敷衍公眾？今年，是浸會大學五十周年校慶，今年校慶的主題是「卓越，創新，全人教育」，這樣對待員工，這樣對待自己的公開承諾，是否切合校慶的主題呢？

浸會大學這次事件意義重大，不宜輕視。早前因為轉新制而甚至鬧出的，擬與已得實任職的教員解約的風波，校方雖然已撤回解約的做法，但已給本港大學教員實任制敲起喪鐘。其實，大學實任制早已日漸凋零。自從一片管理主義的風氣吹進大學後，新聘教員已鮮有以實任制聘用，取而代之的是合約制，甚至是短期合約，一些輔助研究人員，其合約有短至三個月的。這樣的合約，對需要較長期規劃的學術或教學事業極為不利，也難以吸引人才從事研究或教學工作，直接影響大學的水平。

更甚的是，如果連已取得實任的教職員，因不同意轉以新制聘任，而遭解約，這便等同以行政理由解僱教職員，已威脅學術和教學工作的獨立。九七年，香港大學推出計劃，以「表現」評定教員去留，雖已挑戰實任制，但仍限制「表現」上，即仍以在學術作為原則，但這一次，浸會校方的理由純粹是轉制，則無疑是再進一步，赤裸裸的廢棄實任制。此例一開，無論哪一間學府，無論人員表現如何，即使學術水平超卓，只要校方不滿，就可以用轉制的藉口，解僱其員工。

去年2005年8月22日高等法院的一宗判例已指出，決定勞資糾紛是否解僱，關鍵是看「誰實質地決定真正將雙方之僱傭合約終結」，即使形式上是員方選擇離職，但如果這不過是迫不得已的，而不是真正的選擇，則實質就是「解僱」。僱傭雙方商量新的聘用條件，如果員方不接受新條件就要離職，這就不是真正的、平等的商議，而是脅迫。在脅迫下締約或解約，均有違法律精神，這種事竟然出現在高等學府之中，可謂諷刺至極，這種生態是怎樣形成的，對教育又有甚麼影響，值得我們深思。

(本文曾刊於《教協教育通訊》2006.02.22)

惡質市場化政策製造深層矛盾

教師工作壓力過大，缺乏工作滿足感，是對教學專業的致命打擊，也就是對教育的致命打擊。經歷過「羅范八年」的勞累和創傷後，要從根本解決問題，教統局須有足夠遠見，讓教育休養生息，以便消化各種教育政策，檢視緩急輕重，重點是讓出教學空間，讓教師安心教學，發揮專業能量。

可惜，教統局關心的，大抵只是管治的安穩，而不是百年樹人的長遠教育。因此，過去一段長時間，教師工作壓力過大的警號多次拉響，以教協會為例，過去十年，就發表過五份報告：
　1995年《六成教師感到教師工作壓力很大》
　1997年《語文教師工作量沉重》
　2001年《教師工作壓力調查》
　2003年《教師工作壓力調查：超乎負荷，必須起來還擊》
　2005年《教師工作壓力過大　已經引致職業耗竭》

加上其他團體和學者的研究，教師壓力過大的問題已清晰可見，但教統局仍視若無睹，到了一二二逾萬教師站出來抗爭，才匆忙成立一個認受性備受質疑的檢討委員會，還企圖花一年時間研究研究。緩兵之心，昭然若揭。

與此同時，又以綑綁策略混淆視聽，刻意不分「教育改革」和「監控管治」，一方面高調聲稱教改有理，另一方面卻低調迴避眾多干擾教學、窒礙教學空間的「監控管治」，把教師的訴求扭曲為反對教改，目的是要爭取支持良性改革的輿論同情，為自己佔據一個有利陣地。

其實，在高調諮詢公眾「樂善勇敢」的學制改革，「學會學習」的課程改革的同時，不少以監控管治為目的的措施紛紛暗渡陳倉，未取得教育界認同，沒有社會廣泛共識就推出執行。例如削減大學經費，迫使大學教授薪酬與公務員脫鵾、削減特殊教育津貼、條件未成熟卻勉強推行融合教育、大幅度縮班殺校、不聽取忠告大搞自評外評、在學童人口下降時仍大建新校以製造市場效應、派員多番遊說資助學校轉作直資、小學課程改革未及檢討就推行系統評估、寧願用剩經費退還庫房也不改善幼兒教育資助等等，可謂罄竹難書。

這些惡政的總邏輯是，一面加強操控，一面相信惡性競爭，刻意為教學工作製造不穩，結果使不少校長和教師都被迫不務正業，大搞宣傳市務。學生雖或受時代變遷等因素影響變得愈來愈難教，但假如教師可以專心工作，思量改善，尚且可以取得滿足感，壓力因而可作若干程度的紓緩。可是，一班三十多四十人的環境，除照顧學生差異，自編校本教材，講求課室互動，推行課程改革之外，更要上街做「騷」，派發單張拉客，工作壓力過大，正常教學受到干擾，這些又豈是教改目的？豈是教師投身教育的意義？

對此，教統局主責官員難道會懵然不知？故意混淆教育改革和監控管治，以良性的教育改革掩護惡質的監控管治，寧願囫圇吞棗、倒瀉籮蟹地推行各項政策，也不做好統籌工作，而仍然口口聲聲以關心教育、做好教育自居，如此缺乏誠意，正是教師再難寄望的底因，教統局若仍然沒有實質行動回應教師的訴求，教育的主要矛盾將繼續存在，不能解決。

(原刊《反教師壓力特刊2》，2006.02.13)

政府給教育的最大諷刺

杜漸防微，巨大的錯誤，開始時往往是最輕微的。

旅遊車的司機開始踏出超速的油門時，並沒有意識到將會註成大錯的，不但沒有意識到，而且更不會相信大禍由此開始，不但不會相信，反而會對自己充滿信心，以為能夠駕馭這頭野馬的，雖然，他也知道，超速開車是不對的。

【學校路演的開端】

那一年，陳老師也和這位旅遊車司機一樣。學校為了壯大校譽，把數位名列前茅的學生的會考佳績貼於學校門外，陳老師知道是不對的，不過，他的同事說：又不是弄虛作假，不過是增加透明度吧了，家長和街坊也關心學校的，對低年班的同學也有鼓舞的作用。總之，理由多多，大的小的，有疑似合理的也有牽強的，陳老師恐怕，越是反對，越給認定為保守，況且，這幾位學生他也有任教，一種輕輕的光榮，多多少少也是有的。

然而，他沒有意識到，這第一張的成績公佈，其實只是前奏，為近年越演越烈的宣傳活動開路。多年前，公告學生成績的已不是貼在校門側的一張小小告示，而是相隔一個運動場也看得清楚的橫額，橫額的內容也越來越誤導，ABC級統稱為優良，然後公佈全校各科的總優良數目，讓不明就裡的途人以為數以百計的優良等如全校成績彪炳。近年，學校更要求他和同事到商場向街坊派單張招徠，製作展板宣傳學校公告收生，今年還租借了商場的表演場地，安排教師和學生上台表演，真真正正的路演開去。單張的內容、學生上台的表演和說話，已不是為了呈現學校的真貌，總目的只有一個：拉客。

的確，如今回想，陳老師不免唏噓再三，如此市務宣傳，仿似已有其自身的生命或邏輯，沒有停頓的餘地，哪容反思的空間？結果，工作累計還是其次，不務教學正業倒在磨蝕陳老師的壯志，他不明白，當年他答應貼上第一張學生會考成績的告示時，的確對駕馭和防止這種宣傳市務充滿信心的呀。

【專業是要杜漸防微】

其實，巨大的錯誤，往往是最輕微處開始，專業不是事後孔明，專業是要能夠杜漸防微，從一開始時就看得出種種異化，種種越演越烈的下場，並向自己，向當事人提出忠告。

好比九九年時教育署未經認受就要出版《學校概覽》，以家長知情權為由，以報道事實為由，以公眾問責為由，以增加透明度為由，同樣理由的，是以後一系列越演越烈的措施，包括公佈學校增值結果、質素視學報告、自評報告等等。其實，這些，都不過是製造惡質市場，製造惡性競爭的手段。《學校概覽》是後來經粉飾後的名字，最初稱為《選校指南》，已可見市場化的用心。

沒有一家醫院會公佈其院或其醫生的病人存活率的，因為，他們知道病人存活率背後的因素錯綜複雜，簡單的數字初則會被誤解，然後是無意的誤導，然後是存心製造假象的宣傳，杜漸防微，免於惡質宣傳，一開始便要連雖未必但可能誤導的資訊也要保留，不是為了免於問責，而是深信，免於誤導的恐懼，才是真正的接受問責，專業的問責。不少專業規管執業者宣傳，其理在此。

【決策錯誤禍延多少學生？】

包括教協會同人在內的人士和團體，在近年不少這些細微的、開始的錯誤出現時，已力陳其弊，邀請主政者公開辯論有之，閉門會議直言批駁有之，只是，不明白教育，不尊重專業，不信服民主的主政者，都置若罔聞，或者，主政者還是知道箇中弊端的，但如同那位旅遊車司機，他或她們深信自己有駕馭的能力。其實，正正是對事不對人，所以談論的關鍵不是個人的能力，而是惡質市場的預防或促成。即使是格蘭披治冠軍，在公路超速駕駛釀成大禍，就算是疏忽，也可以是刑事疏忽，那麼，教育決策者呢？影響遍及百萬計的學生，影響一個學生整個中學生涯，近乎整段普及教育的學業，其責任又該怎樣評核？為甚麼從來只有官員向學校問責，而官員卻好像從不需要接受問責的？

拒絕承認錯誤，是最惡劣的學習之一，甚至，可以說，不承認錯誤，等同拒絕學習，不明白學習。不明白學習的官員主政教育，卻整天喊叫「終身學習」之類的口號，豈不是政府給市民，給教育的最大諷刺？

下一條橫額？不！

教師工作壓力過大的問題，其實是隱藏權力的卡壓和反抗的問題。

隱藏的權力最可怖，也最難反抗。隱藏的權力，用最迂迴的途徑，在不知不覺間、一點一點的深植於個人心裡的權力，開始時，是間接的、逐漸的播植，不讓人察覺，植根後，則是直接的作用，卻同樣是不為一己察覺的。

哈維爾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用一位賣菜大叔的小故事來說明隱藏權力的可怖。賣菜大叔在店門前掛起「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橫額，卻並不是真的要關心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也不是熱情高漲得要急不及待掛起這條橫額來告訴公眾他的渴望，那些橫額，不過是「上頭分發」的，張貼，也不過是「多年來都這樣做，人人都這樣做」。「如果他不做，就會有麻煩。」「他會被指摘」，「甚至會有人說他不忠於人民和國家。」(《哈維爾選集》，香港；基進，1992，頁65-66。)

甚麼時候，對人民和國家的忠誠，會繫於一條橫額？這個問題，賣菜大叔當然不會理會，他只求生活安穩，哈維爾說，這口號的意義是：「我某某賣菜大叔，住在這裡，我懂得我應做的事，我已按照人們期待我的去做。我是老實人，我是好人一個，我聽話，所以我有權平平靜靜的在這裡過活。」反正，「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也不是一件壞事啊！」就這樣，一句漂亮動聽的口號讓賣菜大叔隱藏了他「不敢多問，絕對服從」的真正動機。

哈維爾描述的是一個極度極權的社會，他叫這做「後極權社會」。後極權社會仗賴的是如同那條「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漂亮動聽的口號。有了這些口號，個人便彷彿可以與權力的政治保持距離，如同賣菜大叔追求安穩生活，可是，也正因如此，個人卻已把自己的安穩生活，與漂亮動聽的口號、虛偽和謊言的政治掛鉤，被隱藏的權力主宰，也同時更鞏固了這種權力。

「樂善勇敢」雖然空洞造作，但反正用意也善良呀；資訊科技雖然已有點濫用，但畢竟也有好處；校本評核已有窒礙教學空間，越搞越繁瑣的趨勢，卻不是說可以減輕學生的應試壓力嗎？試試也不壞；全港小學的系統評估，勢將恢復操練，但據說也可以有回饋作用；語文基準試雖不曾得到認受，但多考一次兩次也不壞呀；自評外評呢，的確會異化的，但反思和問責也有必要呀；諸如此類，每一項政策都有漂亮動聽的宗旨，萬箭齊發，應接不暇，本已足夠形成巨大的工作壓力，更大的壓力，來自早已深植於教師心裡的權力作用。

這是一種賣菜大叔賴以倖存的邏輯：想當年入職，我只求盡我本份，教好學生，在這裡工作，面對這些漂亮動聽的政策，我懂得我應做的事，我已按照期待我的去做，我是老實人，我是好人一個，我聽話，所以我有權安安穩穩的在這裡工作，教好學生。

不要問，只要信。不要問「樂善勇敢」的改革是否真的可以讓學生「樂善勇敢」，不要問資訊科技是否適切，不要問校本評核是否真的可行，不要問系統評估是否恢復操練，不要問語文基準怎樣破壞教學，不要問自評外評怎樣反思和問責，不要問，只要信，只要支持。因為，一問，便是要質疑，便是要否定，如果賣菜大叔一問起那條橫額，便會給指摘為「不忠於人民和國家」，教師一問起那眾多政策，便會給抹黑為保飯碗，違反學生利益，違背教育，等同國民違背國家，罪大惡極。

真切反思，卻招來背叛大罪；響應漂亮動聽的口號，雖鞏固了謊騙瞞隱的政治，卻可換來一夕的安枕。要一介小民隻身反抗，不過是不明白隱藏權力邏輯的空想，但這正也體現出團結的力量所在。一方面，對最微小的違反專業原則的工作，個人要有防微杜漸的意識，另一方面，面對已經陰霾四佈的謊騙瞞隱的政治，要連成一氣，互相聲援，才可發揮真正反思的力量，反抗最可佈的隱藏權力。或者，現在追究誰掛起第一條象徵隱藏權力的橫額已經太遲，但下一條呢，我們，不但是我們個人，更是我們集體，是否團結得足夠，對下一條橫額說不？

教統局要怎樣才執行統籌之責？

沒有策略，不辨優次，不計師生承受力的教育政策，是缺乏執行力的政策，最終只會折騰大部份師生，迫使他們只知應接繁多政策，無從反思教和學的根本。其實，以學習為大前提，有策略，有優次，甚至有取捨地執行各項政策，才是對學生，對教育的最大尊重。

人生本應充滿優次和取捨，這是稍有生活經驗、對生活能稍作反思的人都會知道的。為甚麼今天吃早餐選白粥油條而棄牛奶麥片，上班為甚麼乘地鐵而不坐巴士，甚至為甚麼把時間都用在工作而不留給家人，哪有不作優次取捨在其中的呢？問題只是：這個優次是誰作出的？

能夠自己作出選擇的人是自主的人，但香港的教師仍然不能專業自主。對教育政策最多只能是決策者的諮詢過程中的點綴，更多的時候則被視為教育改革的阻礙，或者是政策失效的責任承擔者。最近教師工作壓力過大問題的檢討委員會，竟然連前線教師席位的點綴也欠奉，說明了專業自主受到了怎樣的壓制。

在教師仍不能專業自主的年代，教育決策者的策略意識便更為重要。可惜，香港教育的決策者只知設計空泛口號，沒有具體執行的能力。其實，「樂善勇敢」、「學會學習」、「學會釣魚比分得一尾魚更為長遠」之類，誰不會說呢？可是，這邊廂祭出「求學不是求分數」的口號，那邊廂卻要求全港學校自評外評，小學生參加系統評估，中學生應付校本評核。這樣的矛盾，是沒有統籌，或統籌失效的明證。

最新消息是，考評局的人員說，校本評核後要即時讓學生知道評分，若有疑問學生可即時與教師討論，並要簽名確認分數，再由科主任及校長雙重審核，以確保評分公平。(《星島日報》2006.2.1)

完全可以預期這樣子的校本評核可以怎樣異化，升學利害攸關，輕則由討論變為爭論，更嚴重的遺害，是在學習過程中設置更多的追求分數的監控據點。但看其即場討論、學生確認、科主任和校長核實的工序，已可預計工作量大增，教與學的反思空間相應萎縮；學生或為了分數而作出迎合，批判思考的學習受到正面衝擊；教師為了避免偏頗的指責，因材施教將更為困難甚至被迫放棄。

無意指摘考評局人員如此設計的用心，完全明白他們也是為了把手頭的工作做好。問題是，專業還不能自主，教學人員只知做好手頭的工作，但一件又一件的工作給分派下來前，卻沒有優次和取捨，只知抽象地說校本評核好，只進行過未經專業認受的小規模試驗，便要全面上馬全力推廣，完全無視升學競爭激烈的客觀環境，無視校本評核以外要師生應付的種種措施，卻只把反對意見矮化為「不理解」、「不知情」，有時是丟下一句「教師是專業的」來迴避責任，有時是「循循善誘」來疏導詰難，卻從不反省，強烈反彈的根源，不在個別政策的錯謬，而是整體統籌失衡，是教育統籌局不知統籌為何物，是制訂政策時不計師生承受，缺乏時間和人力資源的需求評估。

受分工之累，要考評局人員反思校本評核的問題根源，只能是緣木求魚，本可專業自主的機構，把自己當做聽命於教統局的機器，但教統局既急於交出教育改革的成績單，又不懂統籌以優次為本的施政要義，結果只會出現繁瑣程序壓到教學為尚的校本評核，為教師本已超出負荷的肩頭再添沉重的擔子。

二○○三年廿三條要立法時，吳靄儀在立法會的特首答問大會中直問董建華，要多少人上街政府才醒覺，董建華其時一貫的顧左右而言他，結果五十萬人上街，迫使田北俊倒戈，董政府才收回條例草案。二○○六年一月廿二日，超過一萬教師和平請願，提出爭取空間以教好學生等訴求，但教統局仍然沒有拿出任何實質的回應，過去八年主政教育的羅太，仍然「好官我自為之」，曾蔭權政府如果以為可以藉著農曆新年假期的歡樂氣氛，消弭教師工作壓力過大的憤怒，則明顯沒有汲取廿三條立法的教訓。必須要問的是：統籌失效的政策，還要繼續多久？是否要等到更大、更多的爆發？究竟，是否要等到更強烈的自主抗爭、全線的不合作，決策者才知所收歛，才知道要履行統籌之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