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時，我已經離開教協的理事會，自然不是副會長了，不是副會長而仍然在本欄發表文章，大抵因為編排使然，是穩定的形式，勝過多變的現實了。
現實的確多變，九七前我辭退學校的工作，一心潛修教育政策。因緣際會，修畢碩士後來教協工作，博士課程剛開始唸了一年也以退學告終。一個政策研究的人，能參與政策過程，置身論爭漩渦之內，作「現在式」的細味，是至為幸運的。
選校指南(學校概覽)是我參與的第一場政策論爭，很快後便是語文基準，其他還有縮班殺校、小班教學、教院粗暴解僱事件、校本條例、自評外評、反抗教師工作壓力過大、課程改革論爭、資助學校轉直資問題等等，我更有幸參與聯繫校工書記總工會、實驗室技術員、關注版權聯會等友好團體。非教育政策的、內部的和社會政治的，更難細數。
但我記得，○三年七一的上午，我在銅鑼灣教協和約十位教師開會商討其求助的個案。會後我還捧著一箱超額教師集會的傳單，跑到維園去。那是下午一時多，到達後根本進不了場，傳單也沒有派成，但那天能在街頭，如同這九年能在教協，無疑是光榮的吧。
(本文曾刊於《教協報》540期，20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