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育當代師資

張炳良教授獲香港教育學院校長遴選委員會推薦為下任校長人選，輿論以及教院師生反應大致良好。有人認為他出任多項公職，做校長也應可勝任餘裕；有人希望可以憑藉他較溫和的作風，改善教院與政府的緊張關係；甚至，有學生代表認為他作為行政會議成員，其人脈可以協助教院正名為大學。

學生代表似乎熱切於教院正名，以致忘記了正名理繫於在於教院本身的成就和水平，而不是校長的政治人脈。如果教院早應正名，校長人選只不過是打壓借口，則換上新校長便把希望放到個人身上，無疑是認同打壓時所挪用的莫須有罪名。如果教院根本水平不足，則即使通過新校長的政治人脈可以疏通關係，換來的也不過是大學虛名。反求諸本，教院的正名運動，應把焦點放在其成就和水平，即使張炳良上場，也不應有所偏離。

師資培訓，是教院的根本。除幼兒教育和部份持續專業教育學院的副學位課程外，教院的師資課程，已經都是學士課程，或供學士學位持有人修讀的教育文憑課程，其他高等學位，包括修課式的教育碩士和教育博士，已日漸擴充或開展。可以說，名義上教院課程已達大學程度。

不過，課程的實質要求，則似乎還有改進空間。教院教育學士的課程，近年屢遭改革，改革方向仍然與證書課程一樣，過份偏重實務技巧，宏觀視野、個人素養和反思的培育幾近於零。師訓課程，向來以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和教育哲學為三個基礎。學生修讀的重點或會因人而異，但不可偏廢，至於國外的發展，一是強調班級以及學校組織的組織或管理如何結合教學改進，二是強調反思社會以至實踐的批判教育學。資訊時代的師資要求，總體上是發展外向型的專業(extended professionality)，而不是像數十年前師範學院時代一樣，務求把學生訓練成教書匠。但教院教育學士課程於社會學和哲學的訓練，既是不成比例地少，更遑論較宏觀的組織參與以至批判教育。這是張炳良上任後應予關注的首要事項，因為，長此下去，教院即使正名大學，教院的學士課程卻勢將結構性地把學生培訓成「教學工匠」。提供技術員課程，到底不是大學本業。

內向型的發展，或者關乎培訓教師的哲學，張炳良沒有師訓背景，或者於此要惡補一下。偏廢的結構，也和莫禮時任校長時引入學者的專長有關，本文無意由此引伸至派系問題或非本地學者數量等問題。非本地的教育學者之中，一樣有人擅長教育社會學、哲學或批判教育學的。派系問題，關乎利益轇轕。然而，若非影響課程質素，這些現象根本不成問題，無須新任校長處理；若成問題，則肯定損及課程水平，這一點，方是張炳良所應關注的。

教院的諸般問題，不自今日始。由原隸屬於政府的，具有數十年歷史的師範學院過渡至須講求學術的大學，過程一定荊棘滿途，即使過渡已近完成，殘留的問題也不能輕視，但解決卻不是一時之間可竟全功。張炳良教授缺少他的數任前任的大學管治經驗或對教育的認識，似乎更應抓住策略性的關鍵，只有如此，才能不但帶領教院正名大學，更可發展為一所能夠培育當代師資的教育大學。

(本文曾刊於《香港信報財經》，2007.09.22)

司法覆核教院報告的政治考量

政府要求司法覆核教院風波的調查報告，究竟所為何事？真的是為了日後制訂政策時的諮詢和推行政策時的溝通嗎？觀乎曾蔭權上場後著力倚賴「公務員隊伍」，有理由相信這是特首要進一步團結高級官員的「先攘外以安內」的部署。

有跡象顯示，教育局高級官員正要反撲。最近，副秘書長王啟思投稿《教協報》，反擊兩位學者在該報發表的文章。該兩位學者分別為教院的黎明海教授和前藝術發展局藝術教育組主席余樹德先生。本年二月，前教院副校長陸鴻基教授撰文揭開教院事件的序幕後，黎教授是比較早站出來說明自己曾受干預的學者之一。余樹德先生也曾向調查委員會提交文件，力證教統局運用資源干預異見的手段。不過，黎余二人所指出的部份，因為在調查的範圍以外，調查委員會決定不作處理。其後二人投稿《教協報》，質疑課程發展處「曾否藉資源分配之權，封殺持不同意見者？」

《教協報》發行量約八萬，主要讀者為本港教師。王啟思投稿該報反駁指控，份屬平常，但文中聲稱黎余二人的文章「失實陳述」，「毫無根據」，以二人的職位「應提出準確而專業的言論」。不禁令人懷疑，會否暗含伏筆告以誹謗。與此同時，政府提出司法覆核，可見政府內部，起碼是教育局內部，要為近半年所受的批評翻案。

教育官員如果認為批評錯誤，理應有權反駁，言論自由，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我們沒理由認為，教育官員所享的言論自由比一般人為少，而現實上，恰恰相反，官員享有的，卻比民間佔優，例如教育局官員在局方的網頁上撰文，即使是官樣文章、陳腔濫調，也經常為報章引述。更有趣的是，提請司法覆核，僅僅是為了反駁指控嗎？僅僅是為了官方聲明所說的諮詢和溝通嗎？

其實，教院風波的核心，並非政策諮詢和溝通。民間只會嫌政策諮詢不足而不會嫌過多，只會嫌缺乏雙向溝通而不會不想溝通，再多的諮詢和溝通都不會損害學術自由或言論自由等核心價值。教院風波以來，根本就沒有爭議過諮詢和溝通，受質疑的是，為甚麼前任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竟然不向學者本人而向其上司表達不滿，為甚麼羅太的不滿甚至會演變為要求解僱？我們不會相信政府是要公然利用司法覆核肯定這些行為，果真如是，簡直是要挑戰文明社會的重大價值了。

那麼，這次司法覆法目的何在呢？提出司法覆核，當然得到行政長官的首肯。曾先生或者正盤算著，如何繼加薪後，重振較高級公務員對他的信任。對他而言，司法覆核的成本可謂極為輕微。反之，如果他反對覆核，官員的不滿反而會指向他本人。如果覆核成功，其政府當可一振聲威；即使失敗，在官員眼裡，他亦已經盡力維護。

可是，曾先生管治上的利益，不等如香港社會整體的利益。無論結果怎樣，這次覆核，又將耗用不菲公帑，更重要的是，如果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書受到挑戰，則會否遭進一步利用為其他覆核範圍外的內容翻案呢？長遠計，獨立調查的制度和認受性又會否削弱呢？

(本文曾刊於《蘋果日報》2007.09.20)

確保質素 擴充副學士升學才有意義

據報章報道，行政長官曾蔭權計劃在十月宣佈的《施政報告》大開綠燈，向副學士畢業生提供資助，讓其修讀自負盈虧的銜接學士課程。此舉目的，明顯是要紓緩副學士畢業生的升學途徑狹窄的壓力。然而，副學士課程的問題，不但在升學學額不足，也在於水平成疑。只知擴大升學機會而罔顧水平，只不過把問題拖延而不是根治。

公共政策的制訂過程是十分複雜的，最初的理想往往在進入現實政治後，受到不同力量干預和利益摻雜，而變得面目全非，遭到騎劫甚至和原意矛盾的現象也非罕見。副學士的政策便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香港教育制度裡，中六以上，學士程度以下的課程，向有各種文憑和高級文憑，因應程度不同，以及較重實用的取向，跟學士課程各有分工，而且本質上也是自我完足的。意思是，一般或高級文憑課程不是升讀大學的踏腳石，畢業生在職場有其本身定位。自然，香港社會重視學歷，不少文憑持有人會繼續升學，但這是個人的選擇，並非結構上或制度上的必然途徑。

特區政府成立後，推行教育改革，以邁向知識社會為號召，提出終身學習，並引入「社區學院」的概念，作為高中以後、大學以前的銜接途徑。知識社會需求的是講求應變的人才，而不是聽從指令的員工，以學業程度論，大學畢業是起碼的水平。因此，社區學院既為邁向知識社會而設，和自我完足的文憑課程不同，已假設了一定的升學途徑。因此，正式推行之前，務須為畢業生作好銜接升學的配套，這就是前任行政長官豪言擴充高等教育的背景。

可是，升學配套完成以前，香港進入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的時期，解決失業問題成為政府首要關注。延宕各級畢業生進入求職市場的政策便相繼推出，為的是避免增加失業率，各種名字漂亮的產物相繼推出，包括毅進、展翅等等，副學士課程也給如此挪用，明明不是學士，但加一個「副」字在前，便可以包裝得吸引眾多學生，大抵以為「副」完之後可以升「正」，甚至不惜因此高築債台，卻不知道那不過是「掘頭進士」，升學機會渺茫。擴充高等教育邁向知識社會的理想，也便篡改為大增副學士課程，甚至最後提早超額達標，卻不見得培訓了多少「知識人才」，遺下的只是正承受巨大壓力的升學樽頸。

如今曾特首計劃提供資助，以增加副學士畢業生的升學機會，無疑是順應民情之舉，而目前透露的消息指，資助課程只限於須修讀二年或以上的課程，或者已考慮到水平的問題。不過，修讀年期並非影響課程水平的單一因素，甚至可說並非關鍵因素。學術評審局總幹事張寶德先生已經公開表達其憂慮，港府不能忽視問題的嚴重性。課程質素，不應限於自負盈虧課程的質素，必須提上議事日程，接受學術界的專業審視。入學資格固然是一個指標，即使強調予學生第二次機會的課程，也要真正履行「寬進嚴出」，守住畢業的各個關口，確保大學畢業的水平。否則，空有學士之名而無學士之實的問題，估計在曾特首的任期內未必浮現，但也必然如同董特首的擴充高等教育政策一樣，把重重困難重重積累，成為下任政府的難治之症。

曾蔭權會食言拒小班嗎？

兩個星期後，行政長官曾蔭權就會宣讀他新一屆政府的首份施政報告。這是他通過競選當選的首份施政報告，其矚目之處在於兩點：一，他會否履行其競選承諾；二，他將怎樣實踐其競選承諾。這兩點都關乎其政府的認受性，因為，小圈子選舉的代表性已經有先天缺陷，假如通過小圈子選舉勝出的承諾也可以過橋抽板，拋諸腦後，則無疑是對曾政府未來五年的施政認受性掘下墳墓。

教育界以至學生家長密切監察著的，是曾先生關於小班教學的承諾。本年二月三日的一個競選諮詢會上，曾先生在回答教育評議會的蔡國光先生的問題時，親口向出席的選委承諾，他如果當選，將會加速推行小班教學的計劃，以每班廿五人的標準，期望五年內在全港大部份中小學完成。筆者當時就坐第四、五行的位置，距離曾先生約廿呎，上述承諾是聽得清清楚楚的。現場還有教育界和其他界別的選委數十位。

選舉結束後，五年內大致完成中小學的小班教學計劃的承諾，似乎絕跡於任何政策文件。有的，是上任教統局局長李國章教授轄下的官員，繼續把以研究來拖延的報告交予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到了七月新班子上場，新任局長孫明揚至今仍未就此發表過任何具政策含意的講話或文件。九月九日敬師節前夕，他在敬師典禮上致辭，只不過是減少每班學生人數二人，並按此重新釐訂開班下限，但這其實只是糾正九八年董建華政府增加每班學生人數的錯誤政策，不能以此蒙混冒充小班政策。

數天之後，曾蔭權到北區與中學生會面，被學生問到小班教學時，竟然以諸多理由，包括「缺乏成效實證」、「教師須再受訓」、「增加教師壓力」、「名校及家長反感」等等耍弄現場的中學生。二月至今，才七個多月，曾先生已由言之鑿鑿變得諸多推搪，這便不免使人懷疑，他是否即將食言，拒絕實踐其小班承諾。

當然，曾先生擅長「管理期望」，早見於他任港英政府的財政司的時候。當年每到接近發表財政預算案時，他總會利用不同機會調低公眾對預算案的期望，到了實際內容較好但不一定上佳的預算案發表後，公眾便「喜出望外」，曾先生的權術，便可以換來肯定的聲音。這一次，特別在政制問題上先有「玩鋪勁」的豪言壯語，但其後發表的綠皮書卻劣評如潮的教訓，曾先生大有可能重施其「管理期望」的故技。

管理期望是政治家或政客的慣技，事實上，先唱淡小班政策，對曾政府而言是利多於弊的。唱淡了小班，而以孫明揚的「減二人」措施先行，如果民間反應就此受落，則曾先生便可輕舟駛過萬重山；如果民間反彈大，則曾先生又可推出較為迎合的小班政策，以示聽從民意。

問題是，五年內大部份中小學推行廿五人一班的小班承諾言猶在耳，無論曾政府如何耍出政治伎倆，都逃不過教育界及公眾雪亮的眼睛的。作為教育界的選委，我更相信，如果十月的施政報告不能看到任何推行小班的誠意，因新班子上場而來的蜜月期，將會立即結束，甚至，說曾蔭權勢將等同向教育界和家長為敵，也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