濫用保護令 侵犯兒童權利

上周在政總「連儂牆」以粉筆畫花而被拘捕的十四歲女生，被警方向少年法庭申請兒童保護令「接管」，裁判官將聆訊押後至1月19日，但等候聆訊期間該女童須入住兒童院。換言之，在正式判決前，女童起碼有廿天時間被送進兒童院，與父親分離。

《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訂明，「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使兒童與父母分離」，除非經過法院判定分離符合兒童的最大利益，而且有其必要。

女童在等候聆訊期間須住進兒童院，其父是反對的。警方拘捕女童的理由，是她涉嫌刑事毀壞，但警方並未落案控訴，即使起訴是否可以入罪也屬未知之數。而她所做的，只是用粉筆在牆上塗畫，任何合理的人都不會認為，廿天住進女童院(雖說是暫判)是合乎女童最大利益的，有必要的，及合乎比例的。

據報道，女童的代表律師已指出這個暫判極不合理，更要批評的是，警方提出申請保護令，名為「保護」，實為恫嚇。當政府不能堂堂正正的回應人民的訴求，便使出這樣的下流招數，恐嚇人民。或者當權者以為這樣可以遏止年輕人走上街頭的趨勢，可惜他們不會明白，這樣只會激起更大的民憤，警方早已陷於不義，這一暫判，使「兒童保護令」也遭沾污。

最重要的是，女童只為追求公義，當權者及警方這樣促使她「暫時」入住兒童院，如涉濫權，甚或侵犯她及其父親應有的權利，是重視人權的社會所必須追究及糾正的。(2014.12.30)

「提名作為特權」所為何事？

返求諸本，提名權為何從本應人皆平等有之的政治權利中切割開來，成為一種特權？當中究竟有甚麼理由？有甚麼依據？

有人提過，特首候選人的人數不宜太多，所以有需要設提名門檻。對此，暫且不爭議限制候選人數是對是錯、有無需要，即使同意限制候選人數，最多也只能是支持提名制度，而不能推論到「提名作為特權」。換句話說，即使提名確有需要，但為甚麼是小部份人能夠手握特權，而大部份港人卻不能享有的呢？

也有人提過「社會貢獻」的說法。且看提名委員的組成，按目下建議，提委要非工商巨賈，就是專業人士，他們對社會的貢獻非同小可，他們人數雖少，但其財富總額卻極為可觀，以1:99之類的說法來形容，可能仍有小覷之嫌。有人會說，這創富力，已說明了提委非如此設計不可，提名權本就不是普通百姓應有企盼的。

且假設那財富是社會的貢獻，按此來組成提委，則提名權是一種獎賞嗎？是我們社會對創富者的肯定，將提名權視作勳章，用以表揚？可是，他們的財富，暫且不論是否藉覇權或不義的制度或施政所掠得，這些財富本身不正是他們已得的報酬嗎？為甚麼社會還要再給予嘉許？即使要嘉許，為甚麼不是因普通百姓由衷欣賞帶來的榮譽，而是逼使公民拱手讓出的權利？

如果說，能作出上述的社會貢獻，則其人必有超常的能力，起碼是一定的慧眼，可以給香港社會選賢與能，那麼，提名作為特權，又會否是一種交託？意思是，信納提委的能力和眼光比普羅百姓好得多，於是委以重任，藉提名先作篩選，去蕪存菁。然而，即使這些提委真的是各界精英，其才能是否可以轉化為選出政治領袖的能力？其實，這種交託，既難以落實，亦迴避問責，實在不能讓人信服「提名作為特權」的制度有何優勝之處。

特首選舉制度，本可簡單直接，更重要的是，本可人人平等，可是，在候選人和選民中間，搞一個提名委員會出來，要成立這個提委會，又要搞一次提委的選舉，架床疊屋，費時失事，既有違當代社會的平等價值，更把提名程序弄得迂迴曲折，平添不少讓人上下其手、貪污瀆職的機會，所為何事？無非是讓北京政權操控選舉而已，人大常委8.31所決定的普選框架，其假在此。

北京政權對特首選舉的控制，正是通過「提名作為特權」來操作的。千多人的提委，或者說是「提名貴族」吧，當然比數百萬選民容易控制，對這些「提名貴族」，既可威迫，復可利誘，而為了讓北京政權可以操控，香港社會便要接受這樣的一個特權階級，支持這種政制設計，等同揚棄平等如糞土，也必將為香港社會埋下一個不平等的計時炸彈。(2014.12.26)

林鄭們不敢說的

關於政改爭議，可以留意一下政府官員及其支持者的理據。說來說去，他們最後都只能說到《基本法》去，例如，提名權只屬於提名委員「會」，是《基本法》說的；公民提名不可接受，因為《基本法》裡沒有，等等。他們不敢觸踫，是平等的問題，他們不敢說，按8.31人大的決定，能夠設計出一個平等的特首選舉制度。通過提名程序讓少數特權階級操控特首人選，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來，都難以說是平等的。

「人皆生而平等」，少說一點至今也有二百卅年的歷史，使香港這個七百萬人口的國際大都會落後於歷史兩個多世紀，是目下稍有醒覺的公民最不甘心的。維護特權，絕不平等，8.31人大決定最讓人齒冷之處，這一點，連「時代選中的官員」像林鄭月娥、袁國強、譚志源等都了然於胸的，所以，他們拿得出來的希望人們「袋住先」的理由，是《基本法》，是一人一票已比以前沒票好。對由少數特權階級篩出候選人的提名程序，他們決不敢公然說是平等的，即使有人這樣說了，也不可能取信於人。

半年前佔中運動舉行民間公投時，我曾在街上「嗌咪」呼籲市民參與，頗遇過一些反對這樣「搞搞震」的市民前來「挑機」。我還記得，我曾向其中一位遞上咪高峰讓他申明觀點，然後我問他估計自己會否成為提委，將有沒有提名權，他一時愕然，沒有了方才議論的氣壯，我再追問：為甚麼只有少數人有權提名，其餘數百萬市民沒權？這樣是否平等？這位先生沒有正面回答我，只說，他有沒有(提名權)，與我無關，不必告訴我，然後悻悻然離開了我們的街站。

我猜，這位先生是知道只有少數人有權提名是不平等的。他和林鄭他們一樣，不可能理直氣壯說，這種不平等是多麼的有理。10月21日學聯的同學與政府官員時，以港大校訓來質疑幾位港大畢業的官員，其實，平等與否，平等是否要維護，就是連小學生甚至幼兒都會察覺的，不信？下次跟小孩子玩耍時，無論是波子棋或者抽烏龜，無論是打球或者打機，試試把規則設計成對他們不平等，看看他們抗議不。

平等，就是雨傘運動的初衷，一天仍不平等，一天仍有特權，一天便仍會有抗爭。這點道理，林鄭們哪會不知道？只是，時代選錯了官員，林鄭們不敢觸踫的，甚至可以說，他們背叛了的，是「平等」這個少說也有二百多年歷史的人權價值。(2014.12.12)

不罵騙子反罵學生？

夠了，滿嘴都是假話、大話、空話的先生大人們。

把「公民廣場」稱作「政府總部前地」，是否就可封閉有理？把「催淚彈」說成是「催淚煙」，「射水炮」說成是「灑水」，「反恐特勤」變為「專業移除」，暴打校園記者變成「扶起」他，是否就立即斯文有禮、專業有嘉？

也許，墮落在昨天裡的官員，以為市民只靠《大公》《文匯》或者CCTVB，甚麼年代了？這一秒的暴行下一秒就讓大家看清，這不叫「呃LIKE」而是「廣傳」。

最大的謊話當然是人大口中的「民主」和「普選」，花盡心思讓少數人仗著特權操控選舉，還說是「普及而平等」？誰厚著臉皮叫人「袋住先」的都不過是騙子，不去罵騙子卻反過來罵戳破謊言的學生？當自己是甚麼人，當這裡是甚麼地方了？(2014.12.01)

若無新聞自由 勢將冤獄處處

從《南早》的片段可清晰看到，其實是警察轉身時面部踫到後面《蘋果》記者的攝錄機，所謂「襲警」，子虛烏有。

由此亦可反證，若無新聞自由，香港勢將淪為冤獄城市。

冤獄處處，如何生活？現行通識課程中，是有教導學生以新聞自由來評鑑生活質素的。《蘋果》記者和早前NOW新聞台人員的遭遇，正是這部份課程的鮮活教材，通識科的公民教育任務，於此亦可見一二。（2014.11.28）

製造不平等 人大框架乏憲制基礎

學聯和政府即將展開對話，議題設定為「政改憲制基礎」和「政改法律規定」。按政府政改論述的思路，所謂「憲制基礎」和「法律規定」，大抵又是那種按人大議決（例如「五部曲」和「政改框架」）和《基本法》條文（例如強調特首候選人提名要經提名委員「會」的集體意志）等。

這是「以法管治」（Rule by Law）的理路，用戴耀廷的說法，極其量是法治觀念裡較低層次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當然不及「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這種低層次的「法治」以這樣的邏輯立論：(1) 政改須符合《基本法》，(2) 人大框架符合《基本法》，所以(3) 人大框架可用於政改。

以這樣立論，對「公民提名」或「符合國際標準」等訴求的批評，是指其不符《基本法》，既然連大前提也不符合了，則似乎往後甚麼都不必談。這樣的論點以《基本法》的條文為起點，政府大抵以為這樣就算是「憲政基礎」和「法律規定」，所以，官員這樣設題，自然必贏。這是一種中學生辯論常見的心態，把論題作出有利己方立論的界定，便可必贏。

問題是，只有「自圓其說」、「同義反覆」（即Tautology），才會「必贏」，像強調提名須組織提名的觀點，便一再強調「提名委員」不等同「提名委員會」，這個多出的「會」字，便是組織提名的意思，於是提名委員會過半數提名，便像「理所當然」似的。

這種思路的缺陷，在於把論點放在一個封閉的系統內。官員或者以為這就是「憲制基礎」，即以《基本法》（小憲法）條文為基礎，他們以白紙黑字寫明的基礎作為邏輯立論的大前提，只要小前提符合了，立論彷彿穩如泰山。可是，官員不能也不敢再追問的是，這些規定理據何在？是否和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相違？這些理據、價值，才是比條文更基本的、價值上的「憲制基礎」。

這就是說，官員以為以「憲制寫了甚麼」作為基礎，但他們不能也不敢回答「憲政如此規定，有甚麼基礎？」，前者是問What，就是官員最想於這次談判用來與學校糾纏的武器：法律條文；後者是問Why，則是學聯以及參與佔領運動的人民所追求的：公義。

不平等，就是人大框架中有虧公義的一大問題。提倡「公民提名」，其實只是在只有四大界別提委有提名權的制度外，作出補救，讓每個公民都有提名權。嚴格來說，即使補充了「公民提名」，提委會成員和普通公民的提名權仍然是不平等的，不過，這種不平等在於程度上的差異，並非「有」或「無」的分別，不平等的問題得以紓緩，所以「公民提名」是忍讓的，顧全大局的，可惜，這種忍讓的訴求仍被斷然棄絕。

曾經有過方案普及提委會選民基礎來解決這種不平等的問題，如果提委會成員均由三百多萬選民普選出來，則平等問題固然仍會因各界別選民數目有異，而使當選提委所代表的票值仍有不同，不過如上所述，則那只是平等程度上的差異，而非有或無的分別。人大框架下，提委會組成須按照選委會四大界別，不少詮釋即指出，這其實就是拒絕普選提委會，所謂擴大選民基礎的方案，都只能是小修小補，絕大部份不屬於四大界別的選民，無論直接或間接，均仍然無權提名，這便是不平等，是人大框架有虧公義的問題之一。

無論是《中國憲法》（第33條）或《基本法》（第25條），均寫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條款，可是，若按人大框架制訂特首選舉的制度，則明顯違反了這些人人平等的條款。只看人大框架，或者《基本法》第45條，以為就有了所謂「憲制基礎」，可謂大錯特錯，因為按人大框架所設立的制度，必然違反平等，有虧公義，不能為文明和進步的香港公民社會所接受的，所以說，人大框架是缺乏憲政基礎的。（2014.10.08）

龔廣培校長致同學信（2.0）

說明：專業操守不容許教育人員對學生只談片面之詞，尤其是有重大爭議的話題，所以筆者把近日盛傳的一位校長致同學談佔中的信，改寫成新版，就當是行家對行家的一種補充吧。對同學來說，原信和2.0版並讀，或可更有學習的意義。無意循此途閱讀的讀者，則大可只讀新版，或直接到學校網頁閱讀原信。

2014.10.06

各位同學：

【校長表態 也談爭議根源】

大家要校長就佔中表態，好。不過，作為專業的教育人員，我不會跟大家只談佔中，因為那是偏頗的，很易誤導各位同學的，我有責任請大家一併思考「佔中是為了甚麼？」這是佔中爭議的根源，大家不能忽略。其他重大問題包括：反對者說佔中人士是為了私利，大家同意嗎？有沒有證據？佔中人士說是為了爭取平等的選舉制度，大家同意嗎？有沒有證據？私利和平等兩種說法，哪一種較合理？

【公務訴求 並非敵對】

回說佔中。有人說佔中人士以政府和警察為敵，有沒有證據這樣說呢？各位同學更要留意，這種敵我劃分的修辭，對爭議有甚麼作用呢？作為校長，給同學寫信，我的專業操守提醒我，沒有足夠證據，是不應該這樣說的。當然，佔中人士訴求的對象，是政府；要維持秩序的，是警察；但這不應該是一種敵對關係，比方說，同學對學校的事情有意見，有訴求，來找我要求改善，我不答應，同學進一步在我的辦公室門外靜坐繼續爭取，我也不會認為同學是以我為敵的。

【不便與不義 孰輕孰重？】

當然，和平集會的地點發展到干諾道中、彌敦道、廣東道、銅鑼灣軒尼詩道等，是會對日常生活引起不便的，不過，我請同學不要只看到這種不便，而同時也要分析，集會所爭取的平等制度，其實也惠及每一個人，當爭取者經歷提交意見、民間全民投票、公眾議論、和平集會等等方式，政府都像充耳不聞，毫不合理地不接納平等的訴求，甚至要硬推一個不平等的制度，則較諸和平集會所引起的不便，何者問題更嚴重？何況，力量較大，責任就較大，手握公權力的人不合理硬要把選舉設計得不平等時，人民是否就要俯首聽命？俯首聽命會否同樣會引起不便(或者用「不便」是太輕微了，應該說「不公不義」才對)？不過，同學們，更要仔細分析的是，其實這種不便，是否真的大得像某些媒體所渲染的一樣？

【誰令佔領擴散？】

有人說，現在的和平集會是一種「我不需經你同意便在你家門口和平示威而你是不會或不准發聲的」的思維模式，我請同學留意，最初的集會是在誰的家門嗎？不是，當初的集會要求在政府總部外的空地，人民叫那裡做「公民廣場」。有文件為證，那裡早在設計是就是用來讓公民集會之用的，可以說，那不是誰的家門，只是公共的地方。問題是，看看事實，政府把公民廣場用高高的圍欄圍封，又不許在哪裡舉行集會，請願人士便在對開的添美道集會，人數一多，便擠出了干諾道中，政府不但沒有開放公民廣場、添馬公園以疏導人流，更演變成用胡椒噴霧、摧淚彈驅趕市民，激起市民的情緒，演變成圍堵旺角、銅鑼灣等地，佔中人士一直說和平集會，不避拘捕的，但政府既沒有讓集會在公民廣場舉行，更只驅趕而不是拘捕集會人士，那麼，同學以為，最後演變成在鬧市示威集會，誰應負較大的責任？不作這些分析，而只突出「在你家門」的這種說法，是否合理公允？

【不平等的代價】

至於代價，的確，這幾天的事件，社會是要付出代價的，但那是否真的大的不可接受呢？我更想談談不平等制度下的代價，有人這樣說，「近年官商勾結伎倆更成熟或更不要臉(例如新界東北發展)，年輕人人生機會的不均以致早被壟斷(例如學生升學或就業的分隔和渺茫)，權貴資本主義如泰山壓頂(例如種種大陸對港如恩主的說法)，而這一次人大的決定，就是要把這種種鞏固甚至強化，美其名是制度是法治，是尊重《基本法》，其實就是要把至為關鍵的政治權利不平等合理法，合法化，甚至傳之千秋」。請大家比較一下，以上的問題，和這數天集會引起的不便，何者更難以接受？或者同學會說，大家多數住元朗、洪水橋附近，不知道受到集會影響的市民的困難，引起不便和困難，一個都嫌多。這很好，一個都嫌多，那麼，拆遷菜園村、發展新界東北時毀人家園呢，連石仔嶺的安老院也被迫遷，我們會否也採用這種「一個不便都嫌多」的標準？我實在不想你們在這時又會說，要發展就要有人犧牲，因為，這實在是雙重標準，要不得啊。

【於公眾地方提公眾訴求 為何不？】

至於集會地點的選擇，我認為也要合理一點。舉例說，如果你們為爭取民主而在崇德操場罷課，我相信學校附近的街坊都不會反對，至於欣賞與否，我不知道，但不會留意，則似乎可以肯定。若有人說，不要在崇德操場了，不如在各自在家集會吧，你覺得這集會有意義嗎？公眾訴求的集會，為甚麼不是在公眾地方的呢？

【居民誤解 校長可協助澄清】

如果大家選擇佔領洪水橋輕鐵隧道罷課，要洪水橋居民要嘛走遠一點，利用其他過路設施過馬路；要嘛就是在車來車往的青山公路橫過馬路。試想想，居民會支持你們嗎？當然，如果大家一開始就用這種「佔領」的方式，甚至在政府釋出善意和讓步後仍然不退，則你們很可能是為佔領而佔領，這就妨礙了公眾生活，居民當然不會支持。可是，如果你們是用盡其他方法(像上面所說的公眾議論、民間公投等)，政府也一意孤行，則校長在此可以承諾，即使有居民不同意，我也會挺身而出，向居民解釋，爭取他們的支持。如果居民因此和大家發生衝突，我也不會認為那是大家咎尤自取的，因為大家是和平集會，講手衝突的不是你們。我知道，時間愈久，發生衝突的機會或會愈大，但較大的責任，仍然在先用暴力的一方，而不是和平集會的一方，而若政府沒有盡力維持秩序(例如區隔不同意見的兩方，正是警方的責任，這是有法院判例支持的)，則政府的責任更大。當然，用暴力去解決問題，在講求文明的今天，是會遭人唾棄的，但我不會認為和平集會是暴力發生的原因，更不會引導大家誤信凡和平集會都會引發暴力。

【應對不義中立嗎？】

既然大家口口聲聲「愛國不一定愛黨」，那「支持民主也不一定要支持佔中、支持全港罷教和罷課」，是不是同一個思維方式呢？老實說，我不支持一切導致「一拍兩散，玉石俱焚」的政治行動。不過，作為校長，我不會停留在那種各打五十大板的立場，這種中立是虛偽的，因為這種中立並沒有探討問題的根源，沒有改變不平等不合理的現狀，我不會只說我不支持甚麼，請你們小心聆聽，不支持佔中，不支持罷課，但又提不出甚麼其他方式來爭取平等的制度，甚至對警察不適當的使用武力也不聞不問，這實際是支持了哪一方？打個比方：你突然聽到後面大雄慘叫一聲，轉身過去你看到大雄倒在地上，胖虎則在旁邊凶神惡煞似的，甚至要整個騎在大雄身上再打，你應否說「支持不要打架也不一定支持大雄」「大雄不要推開胖虎，否則兩個都跌倒了，是一拍兩散，玉石俱焚」？

【理性分析 不能或缺】

第二，有人說「佔中人士以為他們是代表全港民意」，我請你們去搜證一下，再思考佔中或反佔中的民意較強，較合理。為了政治立場，的確連親戚、朋友甚至家人也會爭拗的，但爭論若能維持理性，實在是明辨是非的好方法，同學不也很喜歡辯論比賽嗎？我希望你們學到辯論的素養，對邏輯不通，缺乏理據的觀點，要指出問題；若大家各有其理，也須判斷哪一方較合理；同樣都合理了，則對最後的結論或立場也就互相尊重。指出對方的錯誤或不合理處，決不算是「敵我矛盾，非友即敵」，這兩句話，常常是堅持不合理論點的人用來逃避批評的煙幕吧了，我希望你們不要淪落到像烏賊一樣，要靠噴出一團墨汁來遁逃。其實，若沒有中間的過程和分析，只一跳就跳到去甚麼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上去，則只不過是維持現狀的最佳藉口，這當然不算「另類的專制」，而是「現實的專制」，當然不配稱為民主。

【注意空廢話語 也小心暗示】

「至於政客，行動前若不會先思考自己所說的每一句話、所做的每一件事，會為自己的政治前途帶來什麽影響、帶來多少籌碼的，那便不是政客。」不過，且慢，各位同學，不要中計，把上述的話中的「政客」換成其他人，「政治」換成相應的界別或事業，是否也一樣，例如：「至於校長，給學生寫信前若不會先思考自己所說的每一句話、所寫的每一句，會為自己的事業前途帶來什麽影響、帶來多少籌碼的，那便不是校長。」這句話暗示了甚麼？這個暗示，對句中的人是否公允？順帶一提，只說抽象的放諸四海皆準的話，而沒有具體的情境和實據，往往好像很有道理其實卻是空廢有餘的，各位同學應該小心留意。

【警察與戴教授 誰的責任較大？】

戴教授不是政客，他也從不以群眾的領袖自居。人民運動是會反覆多變的，一來，這是因為整場運動發展至今，主要的動力都是人民自發的，二來，也受著不同力量的影響，包括政府，也包括其他。其他的我且不細說了，就說政府吧。那晚學生要重返公民廣場，為甚麼警方立刻拘捕了學生領袖，而且刻意延長拘留時間，難道他們不知道這不合理，只會引起更大民憤嗎？翌日大批市民出來集會後，戴教授宣佈啟動佔中了，他和參與佔中的市民早已多次明言會接受拘捕的，警方為甚麼不和平而有秩序地拘捕他們呢？反而要用胡椒噴霧，要用催淚彈，甚至有警員用長鎗指向市民？警方使用催淚彈時，市民的確會散開的，但這時警察又不推進，這樣只會讓更多的示威市民聚集，甚至跑去其他地區佔領，這樣的亂局，你們認為應由戴教授一人負責嗎？根據誰有較大力量誰就有較大責任的原則，若有人認為政府對此亂局有較大責任，各位同學是否同意？若不同意，大家有甚麼理由呢？若同意，則大家又可追問，政府不是想平息事件的嗎？為甚麼會採取這樣會激起更大矛盾的策略？政府中有權決策的人，是有人想引發更大的矛盾嗎？或者說，引發更大矛盾，對誰最有利？抑或，根本沒有這麼複雜，只是有權作這決策的人無能無知得連這會引發更大矛盾也不知道？各位同學，往深一層再作分析吧，只談戴教授，是不免膚淺了的。

【缺論證的懷疑 反智反教育】

至於政客，有一種常見論調是，「他們(政客)推大學生出來」、「連中學生也推出來打頭陣」。中間的關鍵詞，大家看出了嗎？對，「推」。實情呢？說「推」的人是否有實據呢？他們或者假設，學生身份就等同被動、無知、沒有主見。說這種話的人，或者對當今的學生認識得太淺薄了。今天，不少學生對政治議題的了解，已不只是電視的新聞畫面，網上很多評論其實也很獨到，很有解釋力的，當然，差劣、煽情的也很多。我想大家留意，像「利用市民對學生的一份尊重、愛護和信任，先領一個頭彩，而自己則在大後方，養精蓄銳，俟機抽抽水，爭取將來的政治籌碼，政客的本色顯露無遺。」這種話，若沒有明確指的是誰，沒有合理論證，則只會產生一種暗示的作用，讓大家自行把心中的人物(例如議員)配對，這樣的暗示作用，其實是反智、反教育得很的，請留意，我不是要大家相信有或沒有人「抽水」，而是大家相信之前，應該作出合理的思辯，作為大家的校長，我有提醒大家的責任。何況，動輒懷疑人家的動機不會讓我們思考更清晰，比方說，我給大家寫這封信，同時又放上學校網頁，讓公眾可以看到，一定引起不同意者的反駁，但同時又得到同意者的認許，則大家是否又可懷疑我若有不持平，是在博取其中一方的歡心呢？

【校長子女讀哪校 與校長工作又何干？】

至於叫自己子女出來佔中的論調，我反而覺得很奇怪，不是一早說好不應讓未成年的年輕人參與佔中嗎？連佔中的發起人像戴教授也這樣說呢，為甚麼批評佔中的一方，到反對時又連人家的子女也拉來一起談呢？就以校長來說吧，我知道許多校長的子女都不是入讀校長任職的學校的，這當中有很多理由，但應該這樣就批評這些校長嗎？

【反思自己的閱讀過程】

至於學生（不包括學生領袖），思想單純而入世不深，無論他們的表現怎樣，是和平還是激進，他們的一腔熱誠，是無庸置疑和得到市民認同的。至於他們是否被利用，還是已經消化所有訊息和評估形勢，才參加行動，我不敢說，那些只能讓歷史去評價。我們誰都沒有資格說誰是歷史的罪人，除非你真的掌握一些不為人知的資訊，又或你有預知未來的能力。

小心，又來了，各位同學，我是刻意把上述一段寫成這樣的，大家不妨反思一下剛才自己閱讀時的思路，有否留意到，字面雖然說得四平八穩，沒有判斷，但只突出「是否被利用」，會否已在暗示，並讓大家覺得有一種「被利用的可能」？這樣說，又有合理證據嗎？為甚麼要作出暗示？利用暗示是否為了避開舉證的責任？各位吸收資訊時要小心啊，不要因為我是校長，就以為我全都正確啊。讀到這裡，如果你還留意到我那句「不包括學生領袖」那一句，你大抵已具有批判閱讀的能力了。各位同學，不要誤會我作為校長竟然真的這樣寫啊，我是在刻意植入一點「反面教材」呢。

【誰樂見騷亂？】

最後，佔中是否必然引致騷亂呢？試想一想，如果政府容讓佔中人士在公民廣場集會(那麼他們就不會分散到不同地區佔領去)，如果警方逐一拘控佔中人士(他們早已公開宣稱不會拒捕)，整個運動還會持續到今天嗎？這一點，難度政府有權決策的人，會想不到嗎？再想下去，是否有人本來可以有秩序地處理而沒去做，反而樂見騷亂呢？成年人是心中有數的，同學們呢？

【了解文革 可讀甚麼】

我知道，有人已經刻意地利用粗淺的去分析讓人把佔中聯想到文革，把學生聯想到紅衛兵，對此，我會建議各位同學，不妨做一下研習，看看今天的學生和當年的紅衛兵是否有本質上的不同？看看這一次自下而上的人民運動和當年作為政權內的派系鬥爭的 工具，由掌權者策動的文革，是否有本質上的不同？各位同學，若想多了解文革，除了看《天讎》、陳若曦的小說或其他傷痕文學外，更可以看看各種較嚴謹的研究，以及參與者的回憶錄，舉例說，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就很有系統的出版了不少，我們的同學是也不難讀懂的。

【不可迴避的是非判斷】

政治鬥爭的不為人知的一面，並非一般市民所能解讀，更何況是中學生？當然，政治研究或分析，需要相當的基礎知識、資料和分析能力，但我希望大家做的，不一定是政治學上的鑽研，而是一種對公共事務上的是非的判斷。舉例說，特首選舉為甚麼只許千多人有提名的特權，而不是人人有平等的提名權？不是說天賦人權，人人平等的嗎？只是千多人有權提名，其餘數百萬公民沒有權，這樣是平等抑或不平等，是否可以為香港社會所接受，我相信以各位同學的教育水平，已經可以得出一個答案，而無須甚麼高深的政治學理論，甚者甚麼內幕消息的吧。

【不亂 是否等同維持現狀？】
試想想：香港亂了，誰會得到最大的益處？中國亂了，誰會得到最大的益處？更要想，所謂不亂，是甚麼意思？是否維持目前的不平等現狀？例如，早陣子吳亮星的會議主持技巧之差劣，大家都見識過了吧，本校同學之中，就有不少能夠主持會議比他優秀和公允的，若沒有功能組別的保障，他還可以做立法會議員，甚至主持財委會嗎？

【香港民主 何關國家安全？】

昨夜除佔中的新聞外，最觸目的便是美國取消已有三十年歷史的售賣武器予越南的禁制令，肯售賣武器給越南，此舉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不過，若有人忽然提起這件事而讓你把香港的民主聯想到國家安全的問題，早前不是有人這樣做了嗎？這些人說得好像香港人有了民主就會危害國家似的。各位同學，我有責任告訴你們，任何人想這樣引起你們的聯想，其實是想你不經理性思考就信任他了，這樣是好是壞，是應該或不應該，你們自會分曉的吧。

【學生勇於承擔】

作為教育工作者，保護學生不受傷害是我們的天職之一，與此同時，培育理性的、具批判力的公民，也是我們的任務。特區教育改革提倡「樂善勇敢」大抵仍然有效吧，當中就有「勇於承擔」，是我們在不少學生(包括學生領袖)身上看到的，反而，我們要切戒把一己的見解，強加於學生，使學生不經理性思辨就接受過來。

【釜底抽薪 在公權力】

當然，教師也是公民，參與社會事務，是公民權利之一。針對目前的困局，我們當然極不想看到暴力流血的場面，這可以分兩方面來說，一是敦促政府恰當地運用其公權力，包括如何處理好和平集會的秩序，以及讓任何派別的市民都可行使集會、言論的權利；二是尊重市民的意見，而不是擺出一種「意見接受，態度照舊」的態度，一副享有公權力便可任意運用，市民奈不了何的樣子。簡單來說，目前的困局，底因在公權力能否恰當運用的問題，這樣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

【不能只看到肢體暴力】

和平集會遇上暴力了，恐防學生遇到暴力，我們為師的，當然十分擔心，可是，如果我們只看到肢體暴力可以讓人流血，卻不理不平等的暴力更讓人窒息，則我們的所謂擔心，會否也太偽善了一點？

【理性思維 至為重要】

希望大家今天能收拾心情，檢視過去十天來所學到的東西和對政治的覺醒，讓它慢慢在自己的內心沈澱，醞釀成為自己明天要走得更高更遠的用糧。如你想為自己的社會和國家多做一點事，記著：一顆無私的心、紮實的學問根基、開闊的眼界和胸襟、明察秋毫的分析力、平和的心境、冷靜的思考、和而不同的處事方式、謙虛學習的態度，一一都需要假以時日，細心栽培，才能發芽生長，欲速則不達。這種種不同能力中，最重要的是理性的思維，區分事實與意見，留意當中是否有合理的論證、充份的論據，不要因為人家的身份(例如是否校長)或語氣(例如是否動輒破口大罵等)而影響你對那些觀點的認同與否。

【身體力行 秉持專業】

校長對崇德人，對大家理性的理解和參與公共事務，永遠充滿期盼及給予支持。在這方面，我也希望自己身體力行，至於自己能否秉持專業的原則，就要留待大家和行家批評論斷了。

I love you, Shungtakians.
龔廣培啟

P.S. 下款加啟告語，其實已不多用，更有人說，長輩給後輩寫信，若用「啟」則有失體統，但我仍然用了，以示我奉行民主，以各位同學為平輩相待吧。這一點，同學懂的。(2014.10.07)

澳門學生有權思辯充份的資訊

「澳門良心」於10月5日發表聲明，批評澳門的中華教育會發出「教學指引」，指「香港發生的違法佔中事件，不僅嚴重破壞香港的社會秩序，更對青少年、學生的思想和價值觀造成不良的影響」，建議教師就「擾亂社會秩序，影響居民生活」、「造成族群撕裂，激化社會矛盾」、「蒙失經濟損失，影響社會穩定」等向學生施教。

學校是追求知識，追求真理的地方，而教育專業發展至21世紀，早已確立不容偏頗的施教原則，反過來說，偏頗的、不充份的資訊，形同灌輸，不利學習成長，也不利學習知識，不利追求真理。施教爭議課題，一般而言原則有二，其一為各造的主要觀點都應向學生完整具陳，儘管當中或有教師不同意的，也不宜隱瞞，更不應扭曲。其二為向學生提供充份的資訊或知識基礎，包括相應的理性思考，事件始末。教學策略可以多元化，但特別要慎用不倫的類比，以免理解焦點模糊甚至錯謬。

「澳門良心」引述各項，當然可以納入佔中議題的討論，不過若只談及這一些，卻缺乏對佔中爭議的底因（香港人的選舉權利是否平等），以及社會秩序問題的形成（例如為甚麼警方驅散而不拘捕集會人士等），則教學極可能是偏頗的，這樣的教學是不符合教學原則的，在這樣的爭議教學的問題上，不應因澳門的情境與香港不同而降低要求的。簡言之，澳門的學生，應有接受專業教育的權利，應有接受不偏頗資訊、充份資訊的權利。中華教育會的「教學指引」若如此偏頗，是應予批評的。(2014.10.07)

誰令年輕人如此危險？

成人常說青年只好吃喝玩樂，鮮有關心社會，這一刻，也許我們寧願他們都吃喝玩樂去。大學的同事一次又一次的呼籲學生回來，有一些，我知道是真心的，因為老師們不忍學生遇險；有一些，無寧是卸責聲明，潛台詞是「早已提醒了，責任自負啊！」。然而，無論哪一些，都打動不了年輕人的。

「自己香港自己救」，是這次人民運動的一句常見口號，金鐘「佔領區」就掛了不少寫著這句話的橫額或標語，看得出都是自發的，逐字逐字大大的寫上的，並非大量印製。這反映了人民自發，人民共鳴，特別是年輕人的共鳴。

這次運動以參與市民以年輕人為主，一個又一個年輕的面孔，有進取堅定的熱情，沒有世故的畏縮。對的，向來的人民運動，年輕人都是走到最前的，尤其是大學生，甚至中學生。有人用純真激情來解釋，有人以為這叫理想主義，有人說年輕人特別是學生參與成本較低，莫衷一是，都有其理，可是，不可忽略的是這一次「自己香港自己救」裡的自主以及逼切。

自主和逼切，是相互扣連的。自主，就是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這是生活在英治時期那種「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沒有的，也是民族主義那種「民主回歸」的樂觀情懷沒有的。

畢竟，莫說帝皇封建的年代，即使晚清民國以來，人民仍少有就公共事務（也就是政治）「共和」的經歷和思考，包括港人在內，深深植根於人民心裡的，反而是「以國為家」「移孝至忠」的公私含混的觀念，於是，一家人管甚麼都可以從「長」計議。「長」，就是不必爭朝夕，反正都是咱家人，爭取的事工，叫傳承接力也好，叫薪火相傳也好，簡言之，如同家屬遺產，留給後代。

民主事業薪火相傳其實意謂著甚麼？意志堅定，有愚公之志？老實一點，民主事業薪火相傳，不就是意謂了仍未民主嗎？起碼是全功未竟，沒有含糊。對的，表面上人民的自由和民主的確比前進步，人民與權貴之間的懸殊卻更明顯，原因？請看官商勾結伎倆更成熟或更不要臉（例如新界東北發展），請看年輕人人生機會的不均以致早被壟斷（例如學生升學或就業的分隔和渺茫），請看權貴資本主義如泰山壓頂（請看種種大陸對港施恩論），而這一次，人大的決定，就是要把這種種鞏固甚至強化，美其名是制度是法治，是尊重《基本法》，其實就是要把至為關鍵的政治權利不平等合理法，合法化，甚至傳之千秋。

不能等了，一來，已等得太久。香港的民主運動，可說是近卅年開始普及的吧，那就是這一代年輕人父母年輕的時候，眼看父母被騙而等了卅年，年輕人還會再上當嗎？自主，就是不假手他人，不求「亞爺」施恩(其實掌權者只是公權力的代理人，決非人民的祖輩)；自主，也是盡一己之責，務求不把問題遺留給下一代。不假手他人，不遺留後人，正是「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真意。

這種堅決感、責任感，其實正是上一代民運事工所沒有的，這不是責備，而是指出當代人民運動已蛻變出來的新精神。在這種堅決感或責任感來看，所謂「見好就收」跟「袋住先」是否不過五十步之遙？的確，「一步登天」又被視為等同冒進，可是，難度走了卅年還因怕被誣為急進而宣稱階段性勝利嗎？「我哋唔會囉！」是年輕人的回應，因為，年輕人不再接受這種如同鴉片的漫長的等待，尤其是如今的人大決定，大有把少數人操控變成永恒之勢。

掌權者或者不會明白「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真正意義，才會動用種種下三流的手段，甚至彷彿和黑社會合拍的，企圖製造亂局，以突顯秩序、規管甚至鎮壓之必要。這種思維，大抵已遠遠落後於形勢，落後於人心。也許正是這種誤判，也包括上一代於自主和逼切的匱乏，才令今天年輕人面對這樣的凶險局面。(2014.10.04)

教協還可做的十件事

9月27日晚後，這場爭取平等普選的人民運動發展得很快，面對這樣急速的變化，任何人或組織，只要稍欠準備或經驗，都不易反應過來。對個人，我無意苛求；對組織，問責和檢討也可稍緩，當前急務，是集中運動的能量。我是抱著這樣的心情去參加10月2日教協的諮詢會的。

教協於9月28日宣佈罷課，9月30日發電郵通知將於10月2日辦一場預計2小時的會員代表的諮詢會，電郵寫著，這諮詢會將「匯報教協會的工作，誠邀您出席討論，交流校內情況，共同商討未來的行動。」以我對教協部份理事工作作風的了解，我怕這珍貴的兩小時又變得不著邊際甚至大話西遊，所以和其他五位監事事前聯名要求會議區分主次：「首要是讓理事了解學校及社會實況，並商討教協的對策，其次才是匯報理事會過去的工作。」

我的擔心其實並非無的放矢。9月29日晚八時，幾位朋友便趁教協召開每周的定期會議前，到教協去問明罷課的詳情以及接續的對策等，便遇到某理事大遊花園，竟搬出各國工會的情況，甚至說出教協是trade union而非industrial union這樣的空話來。他的話是平靜的，但內容是空廢的。我常提醒自己，不以語氣來判斷話語是否暴力，像梁振英就最擅長說語氣平靜但內容空廢，甚至扭曲是非的暴力話語。順帶一提，當晚幾位朋友要求見理事時也遇著擋駕，並不順利，未知是否有些人自以為當了理事，便可高高在上，不把會員放在眼裡，不過，本文於此且不打岔了。

或許和六位監事事先的公開要求有關，10月2日下午的會議上，有關理事雖然仍有提到外國工會，仍有空廢話語，但也未算過份。同場有朋友又提到七三年的教師罷課，我懷著不想讓人有機會又數說歷史一番來消耗大家耐性，浪費大家時間，便曾要求多談當前形勢。

現場所見，會員代表並不多，連同出席的理事、監事，大抵不夠廿人。這究竟反映甚麼問題呢？有人或會又歸因至教師冷淡之類，我則恐怕，在其他因素之外，也與教協在這場運動失語隱形有關。事實上，整場運動中，已少見教協的角色，有的，只是一二理事像張銳輝出席了學民思潮的罷課集會，甚至在喊出了「學生出來了，大人在哪裡？」後，教協仍然失蹤，但彷彿已沒多少人在意。對此，好幾位朋友都不約而同地說：Who cares? 以一個號稱九萬會員的工會來說，這短短Who cares? 二字，代表了甚麼意思，就由理事會中人去斟酌好了。

不過，無論如何，28日晚教協號召了罷課，也許賺得一點掌聲，紓緩了失語隱形的政治壓力。可是，如果發表後要修正要澄清是近年教協發聲明的特色，則這一次罷課的號召，也不能倖免。詳情不一一細表了，如上所言，我將會留待問責的時刻再說。至於諮詢會上的會員代表，反對和支持罷課的都有，大家都把觀點說得明白，但容許本文把重點集中在一些積極的建議上。

如今，諮詢會開過了，理事會又說會再議云云，其實，以教協的人力物力，可以做的、應該做的，其實不只是印製貼紙派發給市民的，愚見是，起碼可以包括以下十項，部份即在會員代表諮詢會借鑑得來：

(1) 就罷課、罷教、罷工的號召，再清晰向教師交代權責，特別包括訴求目標、後續部署、是否設時限、理事會的責任承擔等；

(2) 積極研究以法律資源和支援來維護教師的權益，這點過去已屢有朋友提議，而今次罷課無疑就是一個契機；

(3) 主動聯絡各學校，確保響應罷課的學生和老師免受紀律處分，特別是年輕的、以合約受聘的教師或教學助理等；

(4) 作出及時的預備和部署，例如制訂長期應對的策略，包括教育界的不合作運動等；

(5) 在集會現場，組織教師或教育界人士擔任糾察，以備學生不時之需，也可凝聚教師的力量和意志；

(6) 為佔領現場提供及組織所需物資，特別是救傷、音響以等，簡便的糧水，人民已可自給自足，但較大型的設備，仍有待教協這類的組織；

(7) 如停課持續，可組織教師、退休教師，協助中西區停課數天的學生在停課期學習，以響應「罷課不罷學」，包括開放銅鑼灣會所等，我知道這方面的工作已有朋友組織起來，但做應該做的事，是不怕落後的，教協應予積極考慮；

(8) 保存這次運動的種種資料和記錄，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說盡謊話，肆意歪曲事實的政權，教師工會，就尤其有責任存留歷史的真相；

(9) 就這次運動各種的觀點和事實作出整理，製作教材用以施教，例如如何判別佔領和反佔領的是非黑白等等；

(10) 組織長期落區宣傳的工作，特別就香港政制發展的爭議，港人追求平等的制度等等，這是人民運動的長期工作，教協有資源有人手，可謂責無旁貸。

總的來說，在這次人民運動中，教協失語良久，究竟這是運動是人民自發的，組織角色和崗位沒有突顯呢，還是理事掉以輕心，沒有提早部署呢？不過，仗著四十年經驗的這個工會，理應可以看到人民運動裡的一些空位，而自動補位去的。畢竟，如諮詢會上一位教協理事所言，自省自覺，自我賦權，是這場運動的特點，那麼，教協呢？(2014.10.03)

教協人為何以個人身份見京官談政改？

教協中人究竟有多少到深圳與京官談政改，教協理事會是否開誠佈公告知會員及公眾，是值得關注的，因為這反映了教協在政改一事上接受會員問責，和向公眾交代是否足夠的問題。

教協8月19日發電郵告知會員，會長馮偉華和副會長葉建源(也是立法會議員)獲邀到深圳與京官談政改，連同已見諸新聞的張文光，那便是有三位教協中人獲邀了。可是，《信報》8月20日披露，原來潘天賜(教協創會理事，長期任副會長，近年為監事會主席)也有獲邀。至於也應邀到深圳去的黃碧雲算不算教協中人，則可議處甚多，有機會再談。

除上述張、葉、馮、潘、黃五人外，教協還有沒有其他成員獲邀呢？位列獲邀者，又有多少成行呢？葉、張成行，早已見諸新聞報道，教協19日電郵的主題，是馮也應邀到深圳去，那為甚麼不提潘呢？若仍有其他人，為甚麼不也一併向會員說明呢？

當然，教協理事會大可向梁振英學習：電郵沒說沒其他人呀。是否企圖誤導。會員及公眾自會判斷，不過，「為甚麼沒說」和「有否責任說」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追問前者是饒有意義的，因為，教協在政改一事上怎樣自我定位，已充份反映出來。

據韓連山(教協監事)透露，原來他曾要求張文光向京官反映港人爭取公民提名的訴求，但張回覆指他是以個人身份獲邀，無須向韓交代。其實，韓並非要求張向韓個人交代，張到深圳談政改，甚至有報道說可能會單獨面見京官，那他說了甚麼，聽到甚麼，交代對象理應是香港市民。

再說，京官以張文光的個人身份邀請他，自然有其策略作用。當權者最想對手是零散的個人，因為，若對手是零散的個人，則任憑其主張如何合理，都可以被矮化為「個別人士的意見」。當權者最忌憚的民間的集體力量，這種集體的力量，有時以民意呈現，有時以遊行、請願、聯署呈現，有時見諸團體、組織(例如教協作為一個教師工會)，這些，可概稱之為公民或民間社會。

不能輕易矮化，是當權者策略上最不想見到的，而對北京政府來說，其管治的認受性，則更在於一種「壟斷民意」的邏輯：政體雖號稱「人民共和國」，管治卻是「一黨專政」的，則人民便被收納在黨的管治之下，人民作主，民意分離開來甚至成為對手，那還算「專」政嗎？任何試圖組織起來的民間力量，無論是法輪功，或者是零八憲章，都會不容於專政者。

身處國內，難享自由的人，尚且努力掙扎，壯大公民社會；身在香港，而參與政治，要自命為港人爭取民主的，則應否認同當權者的分化策略，自甘為個人，還是以公民社會、民間力量為後盾，力爭民主的訴求呢？

一枝竹會易折彎，團結才是力量。若說張文光(及其他甘於以「個人身份」獲邀到深圳談政改的教協中人)不明白上述的道理，實在難以教人置信。那麼，為甚麼他們竟聲聲「個人身份」，連會員也不坦言直陳呢？也許，「個人身份」可以讓人靈活走位，向京官說了甚麼，聽到京官說甚麼，也無須向會員和公眾交代。問題是，這種好處，是對他們個人而言，還是整體市民而言？面對強權，策略上又是否明智？爭取民主，又應作這種「個人身份」的定位嗎？(2014.08.21)

教協向會員隱瞞了甚麼？

19日晚，教協發電郵告知會員，過兩天到深圳去談政改的，除了已知的張文光和葉建源外，還有馮偉華。可是，值得追問的是，這貌似公開的電郵，是否隱瞞了甚麼。

這次中央負責香港政改事宜的官員在深圳與本港各界人士會面，說是聽取意見也好，實在是粉飾中央早有的決定也好，接到邀請的朋友，特別是少有與京官直面表達意見的，鮮有拒絕邀請的。教協是本地的主要教師組織，19日晚就發出電郵，向會員交代，原來馮偉華也接到邀請，而且預備應約。

加上已和張曉明見過兩次的葉建源，以及張文光，已有三名教協中人到深圳去談政改，這是公眾已經知道的。當然，張文光可以說他是以個人身份獲邀的，面對強權，談的又是關乎公眾利益的政改，按理強調組織身份比個人身份更為有力，若張文光反其道而行說他是個人身份，則方便是甚麼犧牲了甚麼，固然值得深入分析，更要關心的是，教協是否還有其他人獲邀？

按教協致會員的電郵，似乎只有張、葉、馮三人往深圳談政改，可是，慣了語言偽術的磨練，可不能只一廂情願的以為「只有」這三位獲邀。如上所述，教協是香港的主要教師工會，其意見對教師取態的影響近年雖每況愈下，畢竟仍有一定影響；更重要的是，2010年政改爭議中，教協放棄既有立場同意政府的修訂方案前，教協中人就有馮偉華和張文光進入中聯辦參與密室談判。

與其說感恩圖報，不如說食髓知味，北京官員應該接見更多教協中人的，好使葉建源的一票，成為通過政改關鍵四票之一，起碼，葉建源已經說了，真普選威脅國家安全的說法，「不是完全無道理」，這是真正明白民主真諦的人會說得出口的嗎？由此可見，梁振英政府「袋住先」的已極可能包括教協這一票，起碼是袋了一半吧。

為了讓這一票十拿九穩，邀請更多教協中人到深圳去是最理性計算的一著，特別是資深的，在歷來教育界的選舉中較高票當選的，以便日後教協轉軚，支持有損平等權利的方案時，壓力便不會集中在張、葉、馮三人身上，按此估計，曾榮膺「票王」的潘天賜、陳漢森等朋友，應該榜上有名，如果北京政權放膽一點，教協中的新生代如張銳輝等，也應在獲邀之列。

可是，如果真的不只張、葉、馮三人獲邀，為甚麼教協致會員的電郵只談及三人而隱去其他？其實，是否真的只有三人，向教協理事會問問，看他們斷然否認，還是用盡語言偽術來迴避便知道。若真的不只三人，則更讓人擔心，這個向來追求民主、開誠佈公的教師工會，是否已掉進秘密政治的陷阱而不自知？或許他們已忘卻，教協之有今天的影響力，是多年來歷屆理事、義工的努力成果，更是過去爭取民主的事工得到教師認同所致，那決不是現屆理監事因「個人身份」的甚麼功績。

如果獲邀面見京官卻秘而不宣，在政治上是毫不道德的。政改關乎公眾利益，港人既不能有代表正式參與，起碼也應有權知道誰曾經參與，有權知道他們向京官說過甚麼，如果說的都不過是已知的立場，實在沒有甚麼見不得光的，反而，若有教協中人獲邀而向會員和公眾隱瞞，則中間的過程，當更惹人懷疑。況且，愚不可及的是，當教協自己向會員隱瞞，可是最後卻為公眾得知，例如由京官或建制那邊放出風聲，則教協便更為被動，除非他們眼見開誠佈公的清譽自2010的密室談判已大為破落，四年之後自甘淪為厚牆暗室的一部份。

如果上文不幸言中，則教協理事會的政治道德和判斷是如何水平，當自有公論。究竟，教協給會員的電郵，有沒有隱瞞其他教協中人獲邀呢？公眾是有權得到答案的。(2014.08.20)

國家安全，還是利益集團？

公民應有平等政治權利的主張，當然源於對民主作為一種價值的堅持，與此同時，即使對所謂「國家安全」來說，三百萬選民可以提名候選人，不是比一二千人有提名特權更保險嗎？若說國外勢力要收買或策反，對三百萬人容易，還是對一小撮人容易？在公開的情境容易，還是在密室容易？

這是至為明顯的道理，誰會相信中央掌權者不能理解？然而，祭出「國家安全」來的人，卻反其道而行，把控制誰可成為候選人的提名權，牢牢的操控在千多二千人手中，這又怎能教人相信，是真的為了「國家安全」？

說穿了，「國家安全」只是一個幌子，調動盲從者民族主義的情緒，好讓操控特權可以經由提名制度的框框，緊握在當權者手中。這也是同樣明顯的道理：若說操縱，三百萬人當然不比一小撮人容易，公開當然不比密室容易。難堪的是那些被挑動民族感情者，以為讓公民有提名權便危害了「國家安全」，他們付出的或許是真摰的愛國情操，成就的卻是掌權者的利益而已。

說穿了，「國家安全」的借口背後其實就是「利益集團」，甚至不是黨，更莫說是國。操控了特首選舉，就是操控了政府；操控了政府，就是操控了利益分配的權力。請看新界東北，請看龍尾，請看西九，請看高鐵，請看大嶼山，當然，有朝一日，這裡被剝削殆盡後，紅色甚至黑色的資本只會不顧而去，才不會跟你談甚麼「愛國愛港」呢，簡直就是活脫脫的感情騙案。

工人無祖國？對的，因為資本無祖國，當一眾蟻民附和「沒有國，哪有家」時，因特權而來的資本只會不斷往國外跑，不屑一顧，因為資本要累積，就不可能在專權的地方，任意權力的禍害，中央掌權的利益集團知道得最清楚，感受也最深，遠的不說，近年的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更不必再細數由此牽連開去的。

龍應台說，「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當年還是中學生的鄭詠欣也懂得說，「請用法理來說服我」，只是，公民有平等提名權怎樣會危害「國家安全」呢，根本不能通過理性的一關，因為，難言之隱是：平等政治要搖動的，決不是「國家安全」，而是「專政特權」和「利益集團」。(2014.08.18)

校務會議該播這歌

我在教育社會學的課上常給學生半打趣的說，電影Pink Floyd The Wall (1982，港譯《迷牆》)應該是每位教師每學年開課前都看一次的，最相關的當然是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的一節，也許可在校務會議上播放出來一起聽聽的。

以校園、教育、學生或教師為題的電影，足以成為一種類型，可籠統叫作「校園電影」吧，其實在電影研究的領域早有如此劃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拍得可觀的校園電影為數不少。

年前的確選過一些電影，讓師訓課的學生觀看分析作為自學課業，例如半自傳的The Class (2008)，真實故事改編的荷里活劇情片 Dangerous Minds (1995，港譯《非常教師》)。香港的師訓課程應該有一門「校園電影」，不能必修起碼也可供選修，三個學分的內容是不怕少的。其實香港教育學院曾每年一度的教育電影節，第一屆還選了《二十四隻眼睛》(1954)，我以為很有眼光，可惜當年在學院放映時，沒太多同學在座。

《二十四隻眼睛》道出教師面對的困難和無奈，或者，更根本的說，那是個人面對國家和戰爭的無奈，當中卻又有教師或熱愛生命的人的執著。關於熱愛生命，我總會想起侯孝賢的話，「陽光底下再悲傷，再恐怖的事情，都能以人的胸襟和對生命的熱愛而把它包容。」這是他讀了《從文自傳》後想到的，是很達觀的人生觀吧，值得在學校裡多談，甚至讓迷惘的學生(和教師)記取的。

依稀記得這話其實還有下句的：「世間並沒有那麼多的陰暗和頽廢」，我上網查了一下，似乎還有更多，只是手邊沒有資料，難以核實。就這「沒有那麼多的陰暗和頽廢」的一句而言，在我開始做教師時，也的確是相信的，那是中英簽署聯合聲明的年頭，還沒到1989年。

那年頭，雖已發生了「清除精神污染事件」，但王若水、周揚等反省力很強的文章，仍可在國內發表，馬克思論異化的《1844手稿》在國內的書店還買得到。那年頭，政府扭曲民意當然也不少，像八八直選與否的民意諮詢，已嘆為觀止，不過，較諸梁振英政府以及目下周融的種種，則只能說是小巫見大巫，若有學生問起，世間有沒有那麼多的陰暗和頽廢呢，今天的教師實在難以分說。

不要小覷學生或年輕人，他們對世界的洞悉，起碼是觀察和學習，足以讓還以為他們是白紙一張的課程一再修訂的。記綠片就起碼有近期的《未夠秤》(2014)和十二年前的《中學》(2002)，提供了這些讓教師反思的素材。我還記得當年《中學》曾引起過一些爭議，箇中是非難以細說，可以肯定的則是「作者已死」的說法即使在劇情片中也太嫌簡化，更是號稱實錄作品的觀眾要小心的，其實，作品和實錄的兩個概念之間有甚麼關係，應該是研究電影、藝術或文學的長青課題吧。

比《未夠秤》和《中學》裡的學生年紀還小的學生又如何呢？例如《請投我一票》(Please Vote for Me, 2007)，那是本周日(8月24日)由教育工作關注組等熱心的朋友主辦「第一屆教育電影節試映會」放映和討論的，這記錄片裡又呈現了怎樣的校園呢(或者說是成人世界)？有多少陰暗或多少陽光？當中的內容，足夠讓教師以及關心教育的朋友在開學在即的時候細想，至於校務會議，還是播一播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吧。(2014.08.18)

誰會不要平等權利？

六二二和平佔中民間公投即將舉行前受到駭客攻擊，我和一些朋友眼見形勢緊急，便抱著人人多走一步的心理，聯絡佔中運動的統籌人員，請纓上街擺站宣傳了數天。期間的見聞其實頗有意思，其中之一是，一位男士前來「挑機」來回辯論了幾句的一次。

這位男士路過時，早已向我們側目而視，經過我們的街站約十步後，忽然又折返走到眼前指著我罵：「最衰你們這班人，搞亂香港。」我當時手拿著「大聲公」的咪高峰，反問：「這位先生有甚麼意見要發表嗎？」他重複：「最衰你們這班人，搞亂香港。」我追問：「為甚麼你這樣說呢？」我把咪在他和我之間遞來遞去，我們的對話通過大聲公「直播」出去，當然，我是把咪握得緊緊的，這點我懂得。

他答：「全港有八成人不會支持你們的！」我回說：「但我們爭取的是平等的政治權利呀，為甚麼只有一小撮人有提名權呢？我就無提名權了，先生，請問你有提名權嗎？」遇我這麼一問，他先呆了半晌，然後反駁：「我有無關你乜事？」我追問：「為甚麼三百幾萬選民，只得千幾人有提名權呢？為甚麼其他人有，而你沒有呢？」他的反駁一再重複：「我有無，關你乜事？」後來擾攘了一會後，這位仁兄便悻悻然離開了。

這段對話有趣的地方有二。其一可以做為批判思考的教材。不能回答我問有沒有提名權後，他便轉換話題為他有否提名權與我無關。這是很典型的迴避核心議題的方式，政治爭議中屢見不鮮。不讓港人有平等的政治權利，「中央一定有其原因的。」「以前殖民地時期，又不見你們爭取？」之類之類，總之，就是用盡種種理由，包括所謂「國家安全」問題，這些理由的共通點是，避開了最核心的話題：為甚麼港人的政治權利不是平等的，而是小部份人可以有權提名，而其他大部份人卻沒有？

其二是這位先生被問及他有否提名權時呆了半晌的一刻。我猜他只是普通市民，並沒有提名特權，我希望我這一問，可以讓他設身處地想一想，而不總是完全信服威權口中像上述的「國家安全」之類的所謂理由。如果今天再遇這位先生，我仍然會問他，為甚麼讓他有平等的權利，會危及國家安全呢？如果再要深入一點，可以再問，平等的政治權利掌握在全民手中，和不平等的政治特權掌握在小撮人手中，二者比較，何者更有利於國家安全？

其實，更有意思的問題是，誰會不要平等權利？想維持不平等的，又是甚麼人？是特權階級，還是普通市民？犧牲了平等，究竟又維護了誰的利益？(2014.08.17)

你的話告訴人家你是甚麼人

甚麼年代了？作一段「訃聞」，咒詛了人家？這其實說出了甚麼？自己一方更有道理嗎？希望讀者都來認同嗎？以為真可大快人心，起碼是聊博一粲？我看，那不過在告訴人家，道理上說不過去，只能搞些小動作。

文革時的批鬥大會上，有往被批鬥者頭上戴一頂高帽、胸前掛一塊牌，都寫上罪名和名字，例如「三反分子某甲」或者乾脆就寫「流氓某乙」之類，名字上打一個叉，有些高帽弄得稀奇古怪，據說還會給你畫一個大花臉。更惡劣的武鬥例如「飛機式」、拳打腳踢等等，是肉身上的傷害，而這些在名字上打叉、辱罵之類，則主要在言語上羞辱。

給人家的姓名打叉，肯定在表達一種態度無疑，在否定，在蔑視，造就了氣熖，顯示了強勢，或可出出氣，甚至招來掌聲，累積支持者，群眾運動往往如此，情緒先行固然可以優於鼓動，但說理付之闕如，團結到的又是甚麼群眾呢？

學生辯論的誤區之一，是以為大聲等同有理，有時，在學校的環境裡，可以公然聲勢凌厲地指責人家，同學叫好、起哄、鼓掌，其實那準是因為犯了禁忌的快感，而不一定是理智上的認同。氣勢與道理是兩碼子事，有理其實無需甚麼氣勢，即使借助氣勢，像嘴上即時搶白了之類，也不能取代道理。

有道理的人會以氣勢取代道理嗎？我不知道，但我反而更相信，因為沒道理，才動用這些下流的招式。「有理說不清」是否真的常見呢，還是因為說理能力所限？二者或許都還情有可原，最可鄙的其實是根本沒理可言。所以說，批判思維先要聽得出人家說甚麼，更要聽出人家沒說甚麼。

有用「遊花園」，有顧左右而言他，有在定義上糾纏一番弄得糊糊塗塗的，有些則故作高深，有些甚或裝出一副難言之隱相，眾多招式，跟給對方的名字打一個叉，都有一共通點，就是沒有說出道理來。像立法會所見，一些政務官，冠冕堂皇的說了許多，理據卻似有實無，當然，跟動輒破口大罵卻沒理由支持的議員一樣，不過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分別。

謾罵人家易，有理論述難。出於詛咒而給人家起一個「諢號」也可作如是觀。咒語可謂歷史悠久，在不那麼發達和文明的年代，人們的確相信咒語的。不過，今天鵝頸橋打小人之類其實是給個人發洩的心理補償多於真正作用，而公共論述中要乞靈於詛咒的，大抵只在告訴人家，自己沒甚麼道理好說，讓人家知道，自己不過是那些相信咒語的不文明年代的人吧。(2014.08.16)

由「公學」說起

Robin Williams逝世，讓人懷緬起他在Dead Poets Society的演出，我對電影中Keating的教學方法頗有異議，或以為那種劇情是不了解教育實況的編劇所致。不敢說真正良好的、學校裡的批判教學不能成為吸引人的文化產品的情節，或者，行業故事就是有這種困難：行家看起來總能挑出骨頭。

電影中的學校Welton屬名牌中學，我的父母輩喜歡叫這種名牌老校為「貴族學校」，但其實卻是沿襲自英國的公學體制。令人不解的是，所謂「公學」(Public School)明明是擇優而教，甚至異化為擇富而教的私立學校，為甚麼卻叫做「公學」？這問題，是我在教育社會學中必借之來引發學生討論的，並借此思索學校教育屬於公或私領域的。

理解「公學」，不能望文生義，特別在公營教育(Public Education)大行其道的今天，若以為那是和「私」(private)相對的「公」，自然即政府營運的學校。其實，溯源歷史，公學的「公」是相對於「貴族」和「教會」(Nobility & Church)而言的，在英國，教育(甚至知識)早年被貴族和教會壟斷，開放給非屬二者的，便相對地屬於「公共」。

我沒有仔細的研究，但憑粗疏的閱讀估計，中間似乎是財富、權力此消(貴族和教會一方)彼長(公眾或資產階級一方)的因素，多於「有教無類」的教育理想，而資產階級追求他們下一代的良好教育，當然有權力的消長問題，箇中原因，也是後來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出的「資本的諸種形式」(Forms of Capital)的解釋較佳。

教育由壟斷到開放，在中國歷史裡則有先秦時期諸子出自「王官」的過程，當然，諸子之學開放並無教會的因素，而當時資產階級也決不能算做成形，但中國的教育其實長年只是有限的開放，歷經不同朝代仍然以精英教育為主，起碼並不惠及廣大農民，和二十世紀後公營教育發展可觀(雖然仍有很大的不足)，實在很難同日而語。順帶一提，今天不少學生望而生畏的文言文，其實屬於精英教育的產物，將之存留於今天的普及教育裡，從文化傳承的角度來說，或許異議不大，比重如何恰如其份，方是課程政策必須好好釐清的，但那是另一話題，本文難以開展討論。

回頭說「公學」，相對於以前的知識壟斷來說，的確算是開放了的，但開放了給誰呢，說到底還是有限人數的富家子弟，其作用堪稱「私立」十足的。Dead Poets Society中Keating有一學生Neil，其父即說好不辛苦才能供他入讀Welton，目的是考上名牌大學自此出人頭地，可是Neil卻不集中在學業上而跑了去演戲，父親自然覺得枉了苦心。

當然，考上名牌大學可以出人頭地，即所謂「向上流動」(upward mobility)，但要是明白布爾迪厄的理論，其父或許不必灰心，因為入讀公學比學業更要累積的其實文化資本以及社會資本(Cultural & Social Capital)，Neil因飽受父親的壓力而最終自毀，其實是因為他和父親皆不明白這一力爭入讀公學的原理。在今天的香港和中國來說，也許我們的社會長年浸淫於「差序格局」、「親疏有別」、「關係至上」的文化裡，入讀公學以建立人脈的要義，當不致於如此輕易忘懷。

說到這裡，卻又不免胡塗起來。打破壟斷的開放既是為「公」，但學校過程積累的卻仍然是「私」得緊。學校教育也許正因這種公私共生的特點，而長期成為社會爭議的熱點之一。(2014.08.13)

過半提委如何操縱普選

是否設立過半提委提名才可成為特首候選人的制度，其實就是是否支持選舉被少數人操縱的問題，也就是是否讓香港出現制度性腐敗的問題。

【1201人可決定誰入閘】

2017特首普選目前還沒有具體方案公佈，但一些報道引用「權威消息」說，將要求獲得過半數提名委員支持，才可成為普選候選人，讓市民投票。至於提名委員總人數應有多少，目前也沒有定案，假設以早前發表的「13學者方案」所建議的2400人來說，則要成為特首候選人，則起碼要取得1201提委的支持。

據報道，過半提委支持的設計，體現由一個提名委員會提名後普選，即《基本法》第45條中所謂「機構提名」或提委會「集體意志」的詮釋。第45條作這樣的詮釋，是香港政界以至學術界長期沒有留意到，起碼是沒有向香港社會說明的；應否作這樣的詮釋，也是值得質疑的。不過，中央政權將此詮釋握得很緊，在其強勢壓力下，許多泛民中人似已失去抗爭意志，對此已沒有多少爭論，開始自甘於在迎合這個框框。

【使普選成為等額選舉】

稍知簡單算術者，即會發現，若要取得「過半提名」才可候選，豈非只有一個候選人？如此，提名委員會提名豈不是變成預選？使普選成為等額選舉？市民普選的一票，豈非只能選擇信任不信任，或投不投白票，或投不投票？當然，若想操縱普選卻不要那麼難看，是可以有不同的方案的。

【1201人可決定誰不能入閘】

一名提委可以有多於一票，便可以推出多於一名的候選人。例如某甲和某乙候選人，同樣有1201名提委支持，1201是超過2400的一半的(以「13學者方案」為例)，甲的1201票來看1201名提委，乙的1201票，既可以來自另外的1199人及提名甲的提委中的2人。如此的話，則每名提委可以有兩票即可。

這樣得到過半提委支持，以體現提委集體意志之名，便可以堂而皇之的成為普選的提名制度。關鍵是，想成為特首候選人的關卡，便操縱在1201人手中，所謂數百萬選民的選擇，其實須先過1201這一關；而更厲害的是，1201人操縱著的，其實是否決權，因為，這1201人只要不以其第二票提名，便可讓自己心中的人選在沒有競爭對手下讓市民普選。換言之，操縱了1201人，便操縱了數百萬市民的選擇。

【政治酬庸多幾人便沒那麼難看】

假如不想這麼難看，則可以採用全票制，目前港區人大的選舉，便是採這樣的制度。假設選舉最後設計為最多可以容讓兩個候選人，則提委的票，便必須作兩個選擇，否則作廢。仍以上述某甲已得1201提委支持為例，那麼，要讓乙成不了候選人，則仍要讓這1201的第二選擇全不投給乙，要投全票而全不投給乙，那便要丙的掩護。在國家機器編配下，在政治酬答、延後利益的引誘下，丙甚至丁的出現以擔當不讓1201票投給乙的功能，並不困難，而成本只是增加了給丙或丁的酬庸，並不太高。若制度可以容讓更多的候選人，其理也相同，只是國家機器的調動更頻繁，並增加數名參與掩護的人的酬庸。

【少數人太大權成為腐敗根源】

總的來說，候選人須取得過半提委支持的設計，與其說是甚麼「機構提名」或「集體意志」，不如說是操縱選舉的手段，得到過半提委提名的不合理處，在於把數百萬選民的選擇，置於千多人的權力之下。可以斷言，這樣的制度，必然成為腐敗的根源。(2014.08.13)

如果不給，也不能騙！

操縱比賽，使之貌似公平但實則暗中做手腳的事，其實不始於提名委員會，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某大學唸書，就知道聘請講師之一二。

那時候ICAC已成立並穩了陣腳，聘請講師已不能公然一個人說了算，也須程序公平，某大學已掌有權力的教授，於是就改在SHORTLIST的過程做手腳。說扶掖後進也好，說建立王國也好，教授會在招聘公告刻意加進為某某度身訂造、幾近獨一無二的條款，然後在初期揀選時刪去其他強手，結果送交遴選委員會的名單，對某某便十分有利。

你說這黑箱作業嗎？並不，招聘是公開的，應聘是自由的，面試也是專業的，然而，遴選委員會手握這份經篩選的名單，無論如何公正，也只能選出某某入職當講師。我所知道的，就起碼有數個這樣的例子，其實那些某某也不一定沒實力公平競爭，只不過如此做了手腳，便能十拿九穩就是。

提委會的設計不也正是如此在SHORTLIST的過程中做手腳嗎？北京政權根本就不相信普選，不相信普選屬平等人權，不相信普選可以增強政治認受從而有利管治。甚至，也許他們根本不以人權為核心價值，不以認受性為管治的核心價值。《基本法》寫下了普選，大抵只是權宜，並非真心所繫，何況，還有關卡重重。

其實，不相信便不相信吧，不想香港公民有普選的人權的話，就清清楚楚說不想吧，這雖不能讓人同意，但倒還算坦白大方，也許還能博得幾分尊重。可是，明明想在提名程序做手腳，卻還大談遵守《基本法》甚麼的，一派尊重法治，一派正義凜然的模樣，實在使人看得惡心。

如今看到的現實是，不但不坦白說明，還想通過提名委員會獨攬提名之權，卻仍說這是公平的、真正的普選，這簡直就是光天化日下的行騙！

騙，就是當香港公民如此愚蠢，當我們是甘於做自欺欺人的次等人，而香港公民，如你，如我，面對此情此景，如何回應是好，根本就是一個怎樣看待自己的身份的問題。假如你手上接到偽鈔，一摸便覺紙質粗劣，再看竟看不到任何保險線或水印，卻仍堅說這是真鈔，如常用之花之，這時已不只是騙子當你愚笨可欺，而你也掉進了行騙的軌跡，騙子的身份，便成為你人生的一部份。

學民思潮視爭取公民提名，還特別提到這是歷史任務，其重大意義，就是不容這種騙子的身份成為他們人生的一部份，在這一點上，他們雖年紀輕輕，但比許多泛民大老，都看得更遠。

不少泛民大老，常以爭取民主數十年來證明其一顆丹心。可是，面對如此赤裸的行騙，卻不加指正，且轉過來向人民遊說可以接受的話，則這不也正是協助了行騙嗎？始作騙者的北京政權會感激各泛民大老呢，還是會更賤視之利用之？更不可忘記的是，這行騙，也必將寫進歷史，必將成為協助行騙者的人生的一部份，從今以後，直到永遠。

人民又會甘於受騙嗎？我看並不，我們一條很基本的底線是：如果不給，也不能騙！

【後記：本文成於2014年年初，到了八月，人大即將為普選制度作決的消息甚囂塵上，過半數提委提名才能參選的說法，更忽然給炒熱，究竟這是當權者在管理期望，還是要把這Shortlist握得更緊，很快就揭盅，不過，這是真正的民主普選嗎？即使不給，也不能騙呀！(2014.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