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中改革有考慮學生人口因素嗎？

學生人數下降，對教育生態衝擊很大，需求的下降，把教師的心力，轉移至「拉客」、「推廣」之上，是摧毀教育專業價值的元凶之一。因此，有理由質問，負責規劃和決策的教育官員，是何時開始知道學生人數下降的趨勢的？時間是否太遲？知道後的因應工夫是否恰當？

就以新高中學制而言，其政策文件顯示，學生人數減少的影響，在決策時懷疑並未列入考慮之列。

中學三年初中、三年高中的學制改革，是2000年5月《教育改革方案諮詢》正式提出來的，該文件就新高中學制建議列出多項配合條件，包括編訂課程指引、設立新公開考試、重組班級結構，調整大學收生機制等，整份文件均沒有估計到在固定「班數：教師數目」的比例下對教師人手的影響。

較接近這問題的是「班級結構」的部份。在5.3.15段，也只是提到預計大部分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將在原校升讀高中三，因此課室將不敷應用。其評估要非視學生人口為固定的，就是忽略了這個因素，遑論學生人數下降的影響。

評估配措施而沒有人口變化的因素，或者視人數為固定的，是否一種規劃的疏忽呢？以上的文件，是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的，教統會固然要負責，但支援教統會的教育統籌局，其責任也不能推卸，甚至，教統局的責任，應該是主要的。

對於這種失誤，教育統籌局卻一直在卸責。直到2007年4月26日，教統局在回應新高中學制「五年過渡期」的問題時，還說「近年適齡學童人口下降是一個不可預見的變數」。

「變數不可預見」，和「沒有考慮變數」是有分別的，也和「視變數為常數」不同。政府統計處每隔兩、三年就會對香港人口作出推算，究竟，制訂新高中學制時，有沒有參考有關推算？證諸2000年5月的文件，令人懷疑作出決策時並沒有考慮有關因素，或者視學生人口為常數，這是不能用「變數不可預見」蒙混的。

更重要的是，為甚麼學生人口下降所造成的影響，在教統局僵化的「班數：教師數目」比例下，使教師「超額」，也就是使教師承受衝擊？甚至，為甚麼更篡改「五年過渡期」的緩衝安排，把學生人數減少以致教師超額的學校，拒諸「五年過渡期」的門外？

再看政策文件，學生人口下降的問題，要到2004年10月的新高中改革的諮詢文件才有提及，但其影響及回應，也是有所不足而應予批評的，我將另文再述。(新高中學制評論系列之三)

五年過渡期的目的已被篡改

4月24日《明報》報道新高中學制下若出現超額教師，原擬讓學校有「五年過渡期」讓教師自然流失等安排，將包括「三不批」的條件。4月26日教協召開記者會指斥這個「三不批」的條件實際上等同反口，新加的「三不批」的條件使原擬的安排落空。教統局當晚否認有關指責，並以《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為據，指有關安排所指的「吸納因新高中學制修訂教師與班級比例而出現的過剩教師」。

教統局的回應，其實和提出有關「五年過渡期」等安排的建議有所出入。有關建議，可以回溯2004年12月20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召開會議，邀請各教育團體就推行新高中學制提出意見，其中一個焦點，便是中學超額教師的問題。

到了2004年12月23日，回應有關意見，教統局發表新聞公報，其中有這樣的一段：「雖然新高中學制不會引致超額教師問題，但部分學校亦有可能基於不同原因，包括班級結構改變及學生人數下降等，在未來出現教師過剩的情況。有見及此，我們已提出五年過渡期的建議，讓學校以自然流失的方式，逐步解決有關問題，並讓有志的教師繼續教學工作。若有學校仍未能解決超額教師問題，教統局將會作出個別考慮。」

2004年12月23日新聞公報的說法，明顯和2007年4月26日的說法不同。前後可比較如下：

2004年，「五年過渡期」的安排，針對的是「部分學校亦有可能基於不同原因，包括班級結構改變及學生人數下降等，在未來出現教師過剩的情況」，而且明言「新高中學制不會引致超額教師問題」。

2007年，「五年過渡期」卻變成為了「吸納因新高中學制修訂教師與班級比例而出現的過剩教師。」

為甚麼出現這樣的變化？若教統局推出三不批的條件，是否符合當年提出「五年過渡期」的原意呢？教統局是必須公開交代的。

曾蔭權會踐諾推行小班教學嗎？

政治家和政客的一大分別，在於如何信守其承諾。曾蔭權是政治家還是政客，且由其政績說明，沒有太大的討論意義，但其對小班教學的承諾，關乎香港學生的利益，則是必須予以監察的。

立法會議員余若薇2007.04.24在《明報》發表的《選舉過後急轉彎》，已列出曾先生多次的小班教學承諾，包括2月1日發表政綱，2月3日和2月10日向選委承諾。3月1日和3月15日的公開答問會上的說話。

2月3日的選委諮詢會，我作為教育界的選委也在現場，我是親耳聽到曾蔭權作出承諾的。當時，主持許雄抽出教育評議會的蔡國光就小班教學所提的問題。曾蔭權答，將會加速小班教學，在大部份學校裡推行，一班25人，五年任期內完成。清清楚楚，不容抵賴。

可是，教統局官員上周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竟然說，要待2008年完成目前的小班教學研究後，才能決定下一步怎樣做。

眾所周知，所謂「研究」，其實是前任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拖延推行小班教學的策略之一。官員的說法，未知是否沒有響應曾蔭權在《香港家書》的呼籲，改變不了為官的傲慢心態，沒有體察民情呢，還是正在貫徹政客看風轉舵、過橋抽板的本領，成功當選了，承諾大可拋諸腦後？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曾鈺成在4月21日已去函曾蔭權查詢小班教學的推度。這是立法會的責任。競選期間，以至當選後謁見國家領導人，曾蔭權都說要「做好呢份工」，在教育而言，如果五年內在全港學校推行25人一班的小班教學的承諾不能兌現，恐怕曾先生是篤定「沒有做好呢份工」了。(2007.04.25)

教統局又搞局 新高中課改埋炸彈

《明報》2007.4.24報道，教育統籌局將於6月前公佈安頓新高中學制下超額教師的「5年過渡期」政策，其中附有「三不批」條件，因人口下降、科目錯配、主動減班的超額教師，將要離職。對此，教育界紛紛指教統局「過橋抽板、出爾反爾」。

爭議的關鍵，在於出現超額教師的原因。教統局執著的是，只接受其所謂「因學制改革」而出現的超額教師。不過，上述報道所指的「三不批」條件，和學制改革關係密切。舉例說，新高中課程改革，增加必修必考的通識科，對現有課程必須作增刪檢討，這就會導致所謂「科目錯配」；如果學校讓學生多一點科目選擇，在課室數目的限制下，便可能「主動減班」。「人口下降」，導致學校收生下降，在固定的班級和教師比例下，教師出現超額，人手不足，但學校又要提供足夠科目予學生，因而只得在教師專長、課程以及班級數目上作調整，便可能導致「科目錯配」等情況。

簡單來說，學生人口下降、教師人手比例、新高中班級結構和課程改革，都是環環緊扣，不能隨官意分割，任官意解釋的。列出所謂「三不批」的條件，不免使人懷疑，教統局是否又要製造亂局，使中學人心不穩，為即將全面推行的新高中學制改革埋下計時炸彈。

其實，教育改革經過多年動蕩，教育界極為需要休養生息，一方面檢討過去得失，一方面消化各種改革，更重要的是，新高中課程改革正大事擴展，已到了教統局和考評局難以駕馭的地步，若要改革下去，政府實在需要恢復教師士氣，取得教師支持，否則，可以大膽預言，特區政府的教改，即使在曾蔭權的強勢領導下，也勢將舉步維艱，危機重重。(2007.04.24)

初戀之後──華北農村的國民教育

公民教育及德育是課程改革的關鍵項目之一，國民教育又是這個關鍵項目的主要內涵。的確，九七年前，英國在香港的殖民地教育，沒有積極培養香港學生的公民及國民身份認同，在權力和控制的角度來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樣可以理解的是，回歸十年以來的國民教育，主體上不免仍流於資料上的灌輸，以及跡近不容討論的身份認同教育。

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和內地在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仍然存在大幅度差距，培養本地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並不容易。反求諸本，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大一統的歷代政治規範，都成為國民教育的主要線索，貫串其中的，是一種先驗價值，不容置疑，不容挑戰，否則，就是大逆不道，不忠不孝。

其次，就是利用功利主義，乘著過去數年香港經濟下滑的機會，以內地若干大城市的急促發展作對比，既遏抑視內地同胞為「阿燦」的沙文香港心態，也利用香港社會崇尚的實用主義價值觀，借此吸引學生的身份認同。在可見的將來，在經濟繼續發展的勢頭下，特別把握明年北京奧運的機會，上述兩條線索，將會更緊密地連繫，繼續是國民教育的主流。

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且以戀愛婚嫁作一不倫之喻。訴諸不可懷疑的先驗價值，無疑仿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或指腹為婚之類，個人在人倫大系統裡是渺小的，無可選擇的。至於經濟實利，則更為赤裸，因利益而結合，原理接近「有奶便是娘」，未必可以光明磊落的明言，卻也是社會的現實，應否存在已經可議，何況，即使萬般不該，也不意味可以視而不見。

或者這樣說吧，戀愛初期，總是突出自己美好的一面，以便增加吸引力，讓對方愛慕。可是，稍有愛情經驗的人都會知道吧，要感情牢固，不可停留在片面的美好。人無完人，完整的愛，是立體的愛，美好優點之外，或許必得接受種種共生的缺點。

十年了，香港的國民教育是否也應該離開愛戀初期，而進入追求更鞏固更完整的對國家的感情，在上述線索以外，務須尋找第三條路，即較為深入的，全面的，甚至是批判的愛國教育之路。

可是這又談何容易呢？中國幅員廣大，數個大城市當然不可能是中國的全部，即使中國歷史課，雖已有了長足的發展，仍然不免是政治權力興衰史。學習時間有涯，要認知的卻無涯，強求全面，並不可能。不過，這不應該是國民教育不前的借口，起碼，城鄉差距，特別是主流媒介一般忽視的鄉鎮資訊，也許是學校課程可以切入的一個重點。

中國留英學者Huang Xiyi 的新著《權力、權利和社會運作：華北農村的資源分配》(Power, Entitlement and Social Practice - Resource Distribution in North China Villages，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ISBN: 978-962-996-315-6)，也許就是國民教育以至通識教育「現代中國」課題備課參考的必讀之一。作者於2001年在英國列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現任職於該大學圖書館東亞研究部。她通過深入的訪問，並作有系統的資料搜集，研究急促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轉變在鄉郊中國所帶來的影響，特別就國家政權、地方幹部和農民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提供了一般「當代中國史」缺乏的細緻分析。

舉例來說，書中第七章具體論及「稅收」、「一孩政策」以及「小康村」等政策，在地方鄉村推行的實況，幹部怎樣挪用政策，農民怎樣回應等等，基本資料和分析，都既不易在主流媒體，又較少在香港出版的中國政論雜誌可以讀到的。其中提到要農村生活提升至小康水平的最容易方法，是在數據上弄虛作假，讀者讀後不禁啼笑皆非。這本學術著作，當然不宜作為學生的讀物，可是，作為備課參考，從中提取真實個案供課堂討論，卻又是十分適合的。

(原刊《教協報》522期，2007.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