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自哪時起，本地的教育論述出現了「反平均主義」的論斷，大意指九年免費強迫教育推行以來，本地的教育出現一種「平均主義」的傾向，結果是妨礙了提拔精英。這種反平均主義論述在高呼「一蟹不如一蟹」的質素危機中，正好吸納至遺忘平等的新右思潮當中，反平均主義便理所當然地遭演繹成只顧拔尖的「優質」教育政策。
平均主義的現象當然有其現實基礎，本地大部分學校的校舍設計，或者正是平均主義最形象的宣示。資訊科技教育計劃第一期推行時，部分教署官員也曾以「平等」為由，拒絕學校彈性購置電腦的要求。
所以出現這種平均主義的現象，其實無關平等，反而與官僚墮性、減輕成本等非教育因素的關係更大一點，普及教育的平等理想根本還沒實現。
九年免費強迫教育的確提供了平等的入學機會，但學習的機會呢？法國社會學家波爾迪厄提出了「文化資本」等概念，又如我們慣常掛在唇邊的「家庭環境」，都提醒我們人人一個學額並不就是平等。
即使不說平等是文明社會理應追求的理想，不平等所造成的人才浪費，其實也是資本主義邏輯所不能容忍的。可惜，在反平均主義者的腦海中，總以為平等就是平均，平均就不能提升質素，於是便須揚棄。
可是，在揚棄平均主義的教育政策時，究竟會使不平等加劇還是緩和？教育是否優質，是看本已處於優勢的學生再給拔尖，還是整體學生的普遍進步？還原英語中忌廉如精英之喻，則一杯牛奶優質與否，關鍵在那一片奶面的忌廉精華，還是整杯牛奶？
本文曾發表於1998.10《教協報》37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