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年八月，《學校公民教育指引》頒佈便已滿十年，而教育署成立的檢討指引的工作小組已於三月召開首次會議。議題不但包括對《指引》的修訂，還會因政治環境變化而作相應的，就公民教育目標的檢討。討論的其中一個重心，是成立一個獨立的科目與否。
民主黨狄志遠等三位立法局議員便建議設立獨立科目，而不贊成沿用《指引》建議的滲透的施教方式。無論是單獨的公民教育科，還是綜合公民教育、性教育甚至生活技能的「公民科」，其基本原則是相信一個正規的課程對推行公民教育有所裨益。四月中，副教育署長鍾麗幗在立法局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則提出是否需要考試，有沒有學生修讀等，作為須從詳計議的理由。
本文不是要參加討論是否應設立一個獨立科目的問題，要指出的是，目下的討論只把有關問題看成一個課程的問題，是還沒有觸及公民教育的核心的。要真正檢討公民教育，起碼要考慮「文件課程」的意識形態取向，以及學校教育「潛在課程」的教育效果兩點。本文即就第一點提出討論，第二點則留待另文再談。
公民教育根本便不只是一個課程問題，或者說，不是一個技術層次的課程編排、資源調配等問題。公民教育，從來都是一個政治問題。
十年前頒佈的《指引》雖已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本港的漢文學校已設有公民科（頁一），可惜語焉不詳，更未觸及教育與政治及社會的關係。香港大學的施偉庭教授（A. Sweeting）所著的《香港教育：一八四一年前至一九四一年》（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正好填補這方面的空白。這兒略舉兩個例子說明一下：
早至一九○二年，皇仁書院的貝臣胡禮校長（Bateson-Wright）便在其校務報告中清楚聲明，因為恐怕招來培育革命黨的指責，而拒絕開設中國歷史科。（頁三十八）
一九三五年英國視學官賓尼（E. Burney）應邀來港檢討本港教育，提出被視為香港教育史一個轉捩點的《賓尼報告》。可是，在採納部份建議之餘，英國殖民地部在發給賓尼的一封回信中便這樣說：不設立公民科或學習香港的行政制度的原因，是不希望就政治及行政問題惹起香港學生的興趣。（頁四○七）
至一九九○年，《教育規例第92（I）條》中有關禁制政治教學的條款始予以撤消，但沒有撤消的是規例所賦予教育署長的決定課程的權力，也清楚說明政府仍然擁有的強大監管力。政府其實正是通過這種法定的權力，對實際教學握有最終的控制權。
以上例子正顯示出香港課程的製訂，其實是一直給一隻政治的巨眼監察著的。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是滲透式的跨課程的，還是獨立一科的公民教育，只能做到的充其量是將學生政治社群化的公民教育。也就是說，只是將學生鎔鑄在既定的社會政治模子之中吧了。
自然這已涉及公民教育的目標。《指引》所言的公民教育的目的，以促進學生對社會的責任感為主，是塑造年青人的態度及行為模式，以便他們成為未來生活有用的一份子（頁四至五）。《指引》也提出過培育有「改革熱誠，並且敢於向執政者質詢的年青人」的教育目標，但《指引》認為這樣的目標會「推行急進的改革」而加以拒絕，理由是：
「就香港近期（筆者按：一九八五年的近期）的政治演變看來，漸進式的改革應該適合實際的需要，因此……（公民教育）是政治社群化的一種推動力，目的在維持社會安定和促進對社會的責任感。」（頁四）
這裏所示的取捨，正是一個政治決定，有一定的意識形態取向，而不單純是教育的，或課程製訂技術層次的決定。至於「改革熱誠」和「向執政者質詢」為甚麼即等如「急進的改革」，「維持社會安定」是否必然和「促進對社會的責任感」並行不悖等，更有待政治上的詮釋。
公民教育，本來便是政治教育，十年前的《指引》便寫出了「公民教育實質上便是政治教育」這樣的話（頁三）。從其意識形態取向來說，公民教育十年前便作出了一個政治決定，這便不但是教育技術的問題。明乎此，便知道檢討公民教育不能只停留在課程的技術問題上，而要回到關於教學目標等一連串的政治問題上。如果沒有這方面的檢討，則無論製訂怎樣的課程，也只會是隔靴搔癢吧。
本文曾發表於1995.04《香港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