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協人為何以個人身份見京官談政改？

教協中人究竟有多少到深圳與京官談政改，教協理事會是否開誠佈公告知會員及公眾，是值得關注的，因為這反映了教協在政改一事上接受會員問責，和向公眾交代是否足夠的問題。

教協8月19日發電郵告知會員，會長馮偉華和副會長葉建源(也是立法會議員)獲邀到深圳與京官談政改，連同已見諸新聞的張文光，那便是有三位教協中人獲邀了。可是，《信報》8月20日披露，原來潘天賜(教協創會理事，長期任副會長，近年為監事會主席)也有獲邀。至於也應邀到深圳去的黃碧雲算不算教協中人，則可議處甚多，有機會再談。

除上述張、葉、馮、潘、黃五人外，教協還有沒有其他成員獲邀呢？位列獲邀者，又有多少成行呢？葉、張成行，早已見諸新聞報道，教協19日電郵的主題，是馮也應邀到深圳去，那為甚麼不提潘呢？若仍有其他人，為甚麼不也一併向會員說明呢？

當然，教協理事會大可向梁振英學習：電郵沒說沒其他人呀。是否企圖誤導。會員及公眾自會判斷，不過，「為甚麼沒說」和「有否責任說」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追問前者是饒有意義的，因為，教協在政改一事上怎樣自我定位，已充份反映出來。

據韓連山(教協監事)透露，原來他曾要求張文光向京官反映港人爭取公民提名的訴求，但張回覆指他是以個人身份獲邀，無須向韓交代。其實，韓並非要求張向韓個人交代，張到深圳談政改，甚至有報道說可能會單獨面見京官，那他說了甚麼，聽到甚麼，交代對象理應是香港市民。

再說，京官以張文光的個人身份邀請他，自然有其策略作用。當權者最想對手是零散的個人，因為，若對手是零散的個人，則任憑其主張如何合理，都可以被矮化為「個別人士的意見」。當權者最忌憚的民間的集體力量，這種集體的力量，有時以民意呈現，有時以遊行、請願、聯署呈現，有時見諸團體、組織(例如教協作為一個教師工會)，這些，可概稱之為公民或民間社會。

不能輕易矮化，是當權者策略上最不想見到的，而對北京政府來說，其管治的認受性，則更在於一種「壟斷民意」的邏輯：政體雖號稱「人民共和國」，管治卻是「一黨專政」的，則人民便被收納在黨的管治之下，人民作主，民意分離開來甚至成為對手，那還算「專」政嗎？任何試圖組織起來的民間力量，無論是法輪功，或者是零八憲章，都會不容於專政者。

身處國內，難享自由的人，尚且努力掙扎，壯大公民社會；身在香港，而參與政治，要自命為港人爭取民主的，則應否認同當權者的分化策略，自甘為個人，還是以公民社會、民間力量為後盾，力爭民主的訴求呢？

一枝竹會易折彎，團結才是力量。若說張文光(及其他甘於以「個人身份」獲邀到深圳談政改的教協中人)不明白上述的道理，實在難以教人置信。那麼，為甚麼他們竟聲聲「個人身份」，連會員也不坦言直陳呢？也許，「個人身份」可以讓人靈活走位，向京官說了甚麼，聽到京官說甚麼，也無須向會員和公眾交代。問題是，這種好處，是對他們個人而言，還是整體市民而言？面對強權，策略上又是否明智？爭取民主，又應作這種「個人身份」的定位嗎？(2014.08.21)

教協向會員隱瞞了甚麼？

19日晚，教協發電郵告知會員，過兩天到深圳去談政改的，除了已知的張文光和葉建源外，還有馮偉華。可是，值得追問的是，這貌似公開的電郵，是否隱瞞了甚麼。

這次中央負責香港政改事宜的官員在深圳與本港各界人士會面，說是聽取意見也好，實在是粉飾中央早有的決定也好，接到邀請的朋友，特別是少有與京官直面表達意見的，鮮有拒絕邀請的。教協是本地的主要教師組織，19日晚就發出電郵，向會員交代，原來馮偉華也接到邀請，而且預備應約。

加上已和張曉明見過兩次的葉建源，以及張文光，已有三名教協中人到深圳去談政改，這是公眾已經知道的。當然，張文光可以說他是以個人身份獲邀的，面對強權，談的又是關乎公眾利益的政改，按理強調組織身份比個人身份更為有力，若張文光反其道而行說他是個人身份，則方便是甚麼犧牲了甚麼，固然值得深入分析，更要關心的是，教協是否還有其他人獲邀？

按教協致會員的電郵，似乎只有張、葉、馮三人往深圳談政改，可是，慣了語言偽術的磨練，可不能只一廂情願的以為「只有」這三位獲邀。如上所述，教協是香港的主要教師工會，其意見對教師取態的影響近年雖每況愈下，畢竟仍有一定影響；更重要的是，2010年政改爭議中，教協放棄既有立場同意政府的修訂方案前，教協中人就有馮偉華和張文光進入中聯辦參與密室談判。

與其說感恩圖報，不如說食髓知味，北京官員應該接見更多教協中人的，好使葉建源的一票，成為通過政改關鍵四票之一，起碼，葉建源已經說了，真普選威脅國家安全的說法，「不是完全無道理」，這是真正明白民主真諦的人會說得出口的嗎？由此可見，梁振英政府「袋住先」的已極可能包括教協這一票，起碼是袋了一半吧。

為了讓這一票十拿九穩，邀請更多教協中人到深圳去是最理性計算的一著，特別是資深的，在歷來教育界的選舉中較高票當選的，以便日後教協轉軚，支持有損平等權利的方案時，壓力便不會集中在張、葉、馮三人身上，按此估計，曾榮膺「票王」的潘天賜、陳漢森等朋友，應該榜上有名，如果北京政權放膽一點，教協中的新生代如張銳輝等，也應在獲邀之列。

可是，如果真的不只張、葉、馮三人獲邀，為甚麼教協致會員的電郵只談及三人而隱去其他？其實，是否真的只有三人，向教協理事會問問，看他們斷然否認，還是用盡語言偽術來迴避便知道。若真的不只三人，則更讓人擔心，這個向來追求民主、開誠佈公的教師工會，是否已掉進秘密政治的陷阱而不自知？或許他們已忘卻，教協之有今天的影響力，是多年來歷屆理事、義工的努力成果，更是過去爭取民主的事工得到教師認同所致，那決不是現屆理監事因「個人身份」的甚麼功績。

如果獲邀面見京官卻秘而不宣，在政治上是毫不道德的。政改關乎公眾利益，港人既不能有代表正式參與，起碼也應有權知道誰曾經參與，有權知道他們向京官說過甚麼，如果說的都不過是已知的立場，實在沒有甚麼見不得光的，反而，若有教協中人獲邀而向會員和公眾隱瞞，則中間的過程，當更惹人懷疑。況且，愚不可及的是，當教協自己向會員隱瞞，可是最後卻為公眾得知，例如由京官或建制那邊放出風聲，則教協便更為被動，除非他們眼見開誠佈公的清譽自2010的密室談判已大為破落，四年之後自甘淪為厚牆暗室的一部份。

如果上文不幸言中，則教協理事會的政治道德和判斷是如何水平，當自有公論。究竟，教協給會員的電郵，有沒有隱瞞其他教協中人獲邀呢？公眾是有權得到答案的。(2014.08.20)

國家安全，還是利益集團？

公民應有平等政治權利的主張，當然源於對民主作為一種價值的堅持，與此同時，即使對所謂「國家安全」來說，三百萬選民可以提名候選人，不是比一二千人有提名特權更保險嗎？若說國外勢力要收買或策反，對三百萬人容易，還是對一小撮人容易？在公開的情境容易，還是在密室容易？

這是至為明顯的道理，誰會相信中央掌權者不能理解？然而，祭出「國家安全」來的人，卻反其道而行，把控制誰可成為候選人的提名權，牢牢的操控在千多二千人手中，這又怎能教人相信，是真的為了「國家安全」？

說穿了，「國家安全」只是一個幌子，調動盲從者民族主義的情緒，好讓操控特權可以經由提名制度的框框，緊握在當權者手中。這也是同樣明顯的道理：若說操縱，三百萬人當然不比一小撮人容易，公開當然不比密室容易。難堪的是那些被挑動民族感情者，以為讓公民有提名權便危害了「國家安全」，他們付出的或許是真摰的愛國情操，成就的卻是掌權者的利益而已。

說穿了，「國家安全」的借口背後其實就是「利益集團」，甚至不是黨，更莫說是國。操控了特首選舉，就是操控了政府；操控了政府，就是操控了利益分配的權力。請看新界東北，請看龍尾，請看西九，請看高鐵，請看大嶼山，當然，有朝一日，這裡被剝削殆盡後，紅色甚至黑色的資本只會不顧而去，才不會跟你談甚麼「愛國愛港」呢，簡直就是活脫脫的感情騙案。

工人無祖國？對的，因為資本無祖國，當一眾蟻民附和「沒有國，哪有家」時，因特權而來的資本只會不斷往國外跑，不屑一顧，因為資本要累積，就不可能在專權的地方，任意權力的禍害，中央掌權的利益集團知道得最清楚，感受也最深，遠的不說，近年的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更不必再細數由此牽連開去的。

龍應台說，「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當年還是中學生的鄭詠欣也懂得說，「請用法理來說服我」，只是，公民有平等提名權怎樣會危害「國家安全」呢，根本不能通過理性的一關，因為，難言之隱是：平等政治要搖動的，決不是「國家安全」，而是「專政特權」和「利益集團」。(2014.08.18)

校務會議該播這歌

我在教育社會學的課上常給學生半打趣的說，電影Pink Floyd The Wall (1982，港譯《迷牆》)應該是每位教師每學年開課前都看一次的，最相關的當然是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的一節，也許可在校務會議上播放出來一起聽聽的。

以校園、教育、學生或教師為題的電影，足以成為一種類型，可籠統叫作「校園電影」吧，其實在電影研究的領域早有如此劃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拍得可觀的校園電影為數不少。

年前的確選過一些電影，讓師訓課的學生觀看分析作為自學課業，例如半自傳的The Class (2008)，真實故事改編的荷里活劇情片 Dangerous Minds (1995，港譯《非常教師》)。香港的師訓課程應該有一門「校園電影」，不能必修起碼也可供選修，三個學分的內容是不怕少的。其實香港教育學院曾每年一度的教育電影節，第一屆還選了《二十四隻眼睛》(1954)，我以為很有眼光，可惜當年在學院放映時，沒太多同學在座。

《二十四隻眼睛》道出教師面對的困難和無奈，或者，更根本的說，那是個人面對國家和戰爭的無奈，當中卻又有教師或熱愛生命的人的執著。關於熱愛生命，我總會想起侯孝賢的話，「陽光底下再悲傷，再恐怖的事情，都能以人的胸襟和對生命的熱愛而把它包容。」這是他讀了《從文自傳》後想到的，是很達觀的人生觀吧，值得在學校裡多談，甚至讓迷惘的學生(和教師)記取的。

依稀記得這話其實還有下句的：「世間並沒有那麼多的陰暗和頽廢」，我上網查了一下，似乎還有更多，只是手邊沒有資料，難以核實。就這「沒有那麼多的陰暗和頽廢」的一句而言，在我開始做教師時，也的確是相信的，那是中英簽署聯合聲明的年頭，還沒到1989年。

那年頭，雖已發生了「清除精神污染事件」，但王若水、周揚等反省力很強的文章，仍可在國內發表，馬克思論異化的《1844手稿》在國內的書店還買得到。那年頭，政府扭曲民意當然也不少，像八八直選與否的民意諮詢，已嘆為觀止，不過，較諸梁振英政府以及目下周融的種種，則只能說是小巫見大巫，若有學生問起，世間有沒有那麼多的陰暗和頽廢呢，今天的教師實在難以分說。

不要小覷學生或年輕人，他們對世界的洞悉，起碼是觀察和學習，足以讓還以為他們是白紙一張的課程一再修訂的。記綠片就起碼有近期的《未夠秤》(2014)和十二年前的《中學》(2002)，提供了這些讓教師反思的素材。我還記得當年《中學》曾引起過一些爭議，箇中是非難以細說，可以肯定的則是「作者已死」的說法即使在劇情片中也太嫌簡化，更是號稱實錄作品的觀眾要小心的，其實，作品和實錄的兩個概念之間有甚麼關係，應該是研究電影、藝術或文學的長青課題吧。

比《未夠秤》和《中學》裡的學生年紀還小的學生又如何呢？例如《請投我一票》(Please Vote for Me, 2007)，那是本周日(8月24日)由教育工作關注組等熱心的朋友主辦「第一屆教育電影節試映會」放映和討論的，這記錄片裡又呈現了怎樣的校園呢(或者說是成人世界)？有多少陰暗或多少陽光？當中的內容，足夠讓教師以及關心教育的朋友在開學在即的時候細想，至於校務會議，還是播一播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吧。(2014.08.18)

誰會不要平等權利？

六二二和平佔中民間公投即將舉行前受到駭客攻擊，我和一些朋友眼見形勢緊急，便抱著人人多走一步的心理，聯絡佔中運動的統籌人員，請纓上街擺站宣傳了數天。期間的見聞其實頗有意思，其中之一是，一位男士前來「挑機」來回辯論了幾句的一次。

這位男士路過時，早已向我們側目而視，經過我們的街站約十步後，忽然又折返走到眼前指著我罵：「最衰你們這班人，搞亂香港。」我當時手拿著「大聲公」的咪高峰，反問：「這位先生有甚麼意見要發表嗎？」他重複：「最衰你們這班人，搞亂香港。」我追問：「為甚麼你這樣說呢？」我把咪在他和我之間遞來遞去，我們的對話通過大聲公「直播」出去，當然，我是把咪握得緊緊的，這點我懂得。

他答：「全港有八成人不會支持你們的！」我回說：「但我們爭取的是平等的政治權利呀，為甚麼只有一小撮人有提名權呢？我就無提名權了，先生，請問你有提名權嗎？」遇我這麼一問，他先呆了半晌，然後反駁：「我有無關你乜事？」我追問：「為甚麼三百幾萬選民，只得千幾人有提名權呢？為甚麼其他人有，而你沒有呢？」他的反駁一再重複：「我有無，關你乜事？」後來擾攘了一會後，這位仁兄便悻悻然離開了。

這段對話有趣的地方有二。其一可以做為批判思考的教材。不能回答我問有沒有提名權後，他便轉換話題為他有否提名權與我無關。這是很典型的迴避核心議題的方式，政治爭議中屢見不鮮。不讓港人有平等的政治權利，「中央一定有其原因的。」「以前殖民地時期，又不見你們爭取？」之類之類，總之，就是用盡種種理由，包括所謂「國家安全」問題，這些理由的共通點是，避開了最核心的話題：為甚麼港人的政治權利不是平等的，而是小部份人可以有權提名，而其他大部份人卻沒有？

其二是這位先生被問及他有否提名權時呆了半晌的一刻。我猜他只是普通市民，並沒有提名特權，我希望我這一問，可以讓他設身處地想一想，而不總是完全信服威權口中像上述的「國家安全」之類的所謂理由。如果今天再遇這位先生，我仍然會問他，為甚麼讓他有平等的權利，會危及國家安全呢？如果再要深入一點，可以再問，平等的政治權利掌握在全民手中，和不平等的政治特權掌握在小撮人手中，二者比較，何者更有利於國家安全？

其實，更有意思的問題是，誰會不要平等權利？想維持不平等的，又是甚麼人？是特權階級，還是普通市民？犧牲了平等，究竟又維護了誰的利益？(2014.08.17)

你的話告訴人家你是甚麼人

甚麼年代了？作一段「訃聞」，咒詛了人家？這其實說出了甚麼？自己一方更有道理嗎？希望讀者都來認同嗎？以為真可大快人心，起碼是聊博一粲？我看，那不過在告訴人家，道理上說不過去，只能搞些小動作。

文革時的批鬥大會上，有往被批鬥者頭上戴一頂高帽、胸前掛一塊牌，都寫上罪名和名字，例如「三反分子某甲」或者乾脆就寫「流氓某乙」之類，名字上打一個叉，有些高帽弄得稀奇古怪，據說還會給你畫一個大花臉。更惡劣的武鬥例如「飛機式」、拳打腳踢等等，是肉身上的傷害，而這些在名字上打叉、辱罵之類，則主要在言語上羞辱。

給人家的姓名打叉，肯定在表達一種態度無疑，在否定，在蔑視，造就了氣熖，顯示了強勢，或可出出氣，甚至招來掌聲，累積支持者，群眾運動往往如此，情緒先行固然可以優於鼓動，但說理付之闕如，團結到的又是甚麼群眾呢？

學生辯論的誤區之一，是以為大聲等同有理，有時，在學校的環境裡，可以公然聲勢凌厲地指責人家，同學叫好、起哄、鼓掌，其實那準是因為犯了禁忌的快感，而不一定是理智上的認同。氣勢與道理是兩碼子事，有理其實無需甚麼氣勢，即使借助氣勢，像嘴上即時搶白了之類，也不能取代道理。

有道理的人會以氣勢取代道理嗎？我不知道，但我反而更相信，因為沒道理，才動用這些下流的招式。「有理說不清」是否真的常見呢，還是因為說理能力所限？二者或許都還情有可原，最可鄙的其實是根本沒理可言。所以說，批判思維先要聽得出人家說甚麼，更要聽出人家沒說甚麼。

有用「遊花園」，有顧左右而言他，有在定義上糾纏一番弄得糊糊塗塗的，有些則故作高深，有些甚或裝出一副難言之隱相，眾多招式，跟給對方的名字打一個叉，都有一共通點，就是沒有說出道理來。像立法會所見，一些政務官，冠冕堂皇的說了許多，理據卻似有實無，當然，跟動輒破口大罵卻沒理由支持的議員一樣，不過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分別。

謾罵人家易，有理論述難。出於詛咒而給人家起一個「諢號」也可作如是觀。咒語可謂歷史悠久，在不那麼發達和文明的年代，人們的確相信咒語的。不過，今天鵝頸橋打小人之類其實是給個人發洩的心理補償多於真正作用，而公共論述中要乞靈於詛咒的，大抵只在告訴人家，自己沒甚麼道理好說，讓人家知道，自己不過是那些相信咒語的不文明年代的人吧。(2014.08.16)

由「公學」說起

Robin Williams逝世，讓人懷緬起他在Dead Poets Society的演出，我對電影中Keating的教學方法頗有異議，或以為那種劇情是不了解教育實況的編劇所致。不敢說真正良好的、學校裡的批判教學不能成為吸引人的文化產品的情節，或者，行業故事就是有這種困難：行家看起來總能挑出骨頭。

電影中的學校Welton屬名牌中學，我的父母輩喜歡叫這種名牌老校為「貴族學校」，但其實卻是沿襲自英國的公學體制。令人不解的是，所謂「公學」(Public School)明明是擇優而教，甚至異化為擇富而教的私立學校，為甚麼卻叫做「公學」？這問題，是我在教育社會學中必借之來引發學生討論的，並借此思索學校教育屬於公或私領域的。

理解「公學」，不能望文生義，特別在公營教育(Public Education)大行其道的今天，若以為那是和「私」(private)相對的「公」，自然即政府營運的學校。其實，溯源歷史，公學的「公」是相對於「貴族」和「教會」(Nobility & Church)而言的，在英國，教育(甚至知識)早年被貴族和教會壟斷，開放給非屬二者的，便相對地屬於「公共」。

我沒有仔細的研究，但憑粗疏的閱讀估計，中間似乎是財富、權力此消(貴族和教會一方)彼長(公眾或資產階級一方)的因素，多於「有教無類」的教育理想，而資產階級追求他們下一代的良好教育，當然有權力的消長問題，箇中原因，也是後來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出的「資本的諸種形式」(Forms of Capital)的解釋較佳。

教育由壟斷到開放，在中國歷史裡則有先秦時期諸子出自「王官」的過程，當然，諸子之學開放並無教會的因素，而當時資產階級也決不能算做成形，但中國的教育其實長年只是有限的開放，歷經不同朝代仍然以精英教育為主，起碼並不惠及廣大農民，和二十世紀後公營教育發展可觀(雖然仍有很大的不足)，實在很難同日而語。順帶一提，今天不少學生望而生畏的文言文，其實屬於精英教育的產物，將之存留於今天的普及教育裡，從文化傳承的角度來說，或許異議不大，比重如何恰如其份，方是課程政策必須好好釐清的，但那是另一話題，本文難以開展討論。

回頭說「公學」，相對於以前的知識壟斷來說，的確算是開放了的，但開放了給誰呢，說到底還是有限人數的富家子弟，其作用堪稱「私立」十足的。Dead Poets Society中Keating有一學生Neil，其父即說好不辛苦才能供他入讀Welton，目的是考上名牌大學自此出人頭地，可是Neil卻不集中在學業上而跑了去演戲，父親自然覺得枉了苦心。

當然，考上名牌大學可以出人頭地，即所謂「向上流動」(upward mobility)，但要是明白布爾迪厄的理論，其父或許不必灰心，因為入讀公學比學業更要累積的其實文化資本以及社會資本(Cultural & Social Capital)，Neil因飽受父親的壓力而最終自毀，其實是因為他和父親皆不明白這一力爭入讀公學的原理。在今天的香港和中國來說，也許我們的社會長年浸淫於「差序格局」、「親疏有別」、「關係至上」的文化裡，入讀公學以建立人脈的要義，當不致於如此輕易忘懷。

說到這裡，卻又不免胡塗起來。打破壟斷的開放既是為「公」，但學校過程積累的卻仍然是「私」得緊。學校教育也許正因這種公私共生的特點，而長期成為社會爭議的熱點之一。(2014.08.13)

過半提委如何操縱普選

是否設立過半提委提名才可成為特首候選人的制度，其實就是是否支持選舉被少數人操縱的問題，也就是是否讓香港出現制度性腐敗的問題。

【1201人可決定誰入閘】

2017特首普選目前還沒有具體方案公佈，但一些報道引用「權威消息」說，將要求獲得過半數提名委員支持，才可成為普選候選人，讓市民投票。至於提名委員總人數應有多少，目前也沒有定案，假設以早前發表的「13學者方案」所建議的2400人來說，則要成為特首候選人，則起碼要取得1201提委的支持。

據報道，過半提委支持的設計，體現由一個提名委員會提名後普選，即《基本法》第45條中所謂「機構提名」或提委會「集體意志」的詮釋。第45條作這樣的詮釋，是香港政界以至學術界長期沒有留意到，起碼是沒有向香港社會說明的；應否作這樣的詮釋，也是值得質疑的。不過，中央政權將此詮釋握得很緊，在其強勢壓力下，許多泛民中人似已失去抗爭意志，對此已沒有多少爭論，開始自甘於在迎合這個框框。

【使普選成為等額選舉】

稍知簡單算術者，即會發現，若要取得「過半提名」才可候選，豈非只有一個候選人？如此，提名委員會提名豈不是變成預選？使普選成為等額選舉？市民普選的一票，豈非只能選擇信任不信任，或投不投白票，或投不投票？當然，若想操縱普選卻不要那麼難看，是可以有不同的方案的。

【1201人可決定誰不能入閘】

一名提委可以有多於一票，便可以推出多於一名的候選人。例如某甲和某乙候選人，同樣有1201名提委支持，1201是超過2400的一半的(以「13學者方案」為例)，甲的1201票來看1201名提委，乙的1201票，既可以來自另外的1199人及提名甲的提委中的2人。如此的話，則每名提委可以有兩票即可。

這樣得到過半提委支持，以體現提委集體意志之名，便可以堂而皇之的成為普選的提名制度。關鍵是，想成為特首候選人的關卡，便操縱在1201人手中，所謂數百萬選民的選擇，其實須先過1201這一關；而更厲害的是，1201人操縱著的，其實是否決權，因為，這1201人只要不以其第二票提名，便可讓自己心中的人選在沒有競爭對手下讓市民普選。換言之，操縱了1201人，便操縱了數百萬市民的選擇。

【政治酬庸多幾人便沒那麼難看】

假如不想這麼難看，則可以採用全票制，目前港區人大的選舉，便是採這樣的制度。假設選舉最後設計為最多可以容讓兩個候選人，則提委的票，便必須作兩個選擇，否則作廢。仍以上述某甲已得1201提委支持為例，那麼，要讓乙成不了候選人，則仍要讓這1201的第二選擇全不投給乙，要投全票而全不投給乙，那便要丙的掩護。在國家機器編配下，在政治酬答、延後利益的引誘下，丙甚至丁的出現以擔當不讓1201票投給乙的功能，並不困難，而成本只是增加了給丙或丁的酬庸，並不太高。若制度可以容讓更多的候選人，其理也相同，只是國家機器的調動更頻繁，並增加數名參與掩護的人的酬庸。

【少數人太大權成為腐敗根源】

總的來說，候選人須取得過半提委支持的設計，與其說是甚麼「機構提名」或「集體意志」，不如說是操縱選舉的手段，得到過半提委提名的不合理處，在於把數百萬選民的選擇，置於千多人的權力之下。可以斷言，這樣的制度，必然成為腐敗的根源。(2014.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