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lk with"有利兒童語言發展

一般而言，語言環境越豐富，對兒童語言能力越有利，已屬兒童語文教育的常識，然而，甚麼語言環境較有利，以及所謂有利的生理機制是甚麼，到了近年才有較仔細的發現。

由哈佛大學及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團隊最近發表的研究報告(註)指出，兒童和成人交談，有助兒童腦部發展(與語文發展有關的區域)，要特別指出的是，重點是「交談」(talk with)而不是向孩子說話(talk to)。

該研究的對象是36名4-6歲兒童，27男13女，都以英語為母語，各有不同的社經地位，其他生理因素一致，例如沒有發展遲緩、聽力問題等。研究人員讓這36兒童把一微型數碼錄音機袋進上衣口袋內，錄下兒童每天起床開始後16小時的錄音，家長則每天把錄音存檔。

平均作9天記錄後，研究人員以電腦程式數算錄音檔案中成人詞彙的數量、兒童說話和發音的數量、以及成人和兒童對話的數量。研究人員亦掃瞄兒童的腦部影像(主要是處理語文的 Broca's area)，以了解其發展。家長亦報告了其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讓研究人員可以分析社經地位的因素。

研究人員的主要發現是：愈多成人和兒童對話，兒童處理語文的部份就最活躍，而與成人說話或兒童自己說話無關；在相同社經地位的家庭中，成人兒童對話和兒童腦部(語文發展有關的區域)同樣是正相關的。

這項研究對家長的啟示是，更多與孩子交談 (talk with) 而不是向孩子說話 (talk to)，較有利於兒童語言發展。

當然，這項發現是否適用於普通話或粵語家庭，是否也可推論至年齡較大的孩子等問題，是未有結論的。同時，在Broca's area較活躍的現象是否長期的，怎樣維持語言環境才能有長期效果，均未可知。

但這個研究已足以提醒家長，單向的語言環境不及雙向的，無論是成人一味說，或者在播光碟、應用程式等，都不及和孩子交談的有效。自己性格沉默寡言、喜歡較寧靜環境的家長，似乎尤須注意。家長善於引起話題，善用對談的技巧，和孩子有更多真正的、有來有往的交談，即使是親子故事時間，似乎也可適時引入對答，對孩子的語文發展都是有利的。(2018.08.16)

註：Romeo, R.R. et al. (2018) Beyond the 30-Million-Word Gap: Children’s Conversational Exposure Is Associated With Language-Related Brain Func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9(5) 700-710.

To Sir With Love (1967)

【電影中的教育】主角Mark Thackeray在首輪失敗後，改用了甚麼教學手法才取得成功？這種手法，放在今天香港高中裡，又是否可行？為甚麼？

【同場加映+錯重點】這電影海報在今天來說，會否被指「歧視女性」？

To Sir with Love (港譯《桃李滿門》, 1967)

愛國如何衰敗

愛，是強制不了的，情人之間的愛如是，甚至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之間親情也如是，對國家、甚至對政權的愛，也不能例外。

上周，台灣演員宋芸樺被翻出2015年曾說最喜愛的國家是台灣，備受大陸的一些媒體和網民攻擊後，公開道歉表示「我是中國人」、「台灣是我的家鄉，中國是我的祖國」。如果大陸媒體評論和網上輿論不獲官方同意，很快就會被砍掉，所以，對宋芸樺的攻擊，要非由政權操弄，就是已得官方默許，形格勢禁，宋芸樺一天之內就道歉了。

2016年初，另一台灣藝人周子瑜的事件則擾攘了兩個月。周子瑜因為持中華民國國旗現身電視節目，哪怕國旗在節目中只屬背景的道具，全不重要，有關鏡頭也很快就過去了，節目完全不是談政治、國家或愛國甚麼的，周子瑜也受到獵巫式的追打，甚至演變為其所屬公司旗下藝人的作品都被多國大陸音樂網站下架，到顏容憔悴的周子瑜公開拍片道歉，事件才平息下去。

這種輿論攻擊，就像一頭嗜血的怪獸，要不停咬噬獵物。台灣歌手張懸、香港的何韻詩和黃秋生等，都曾經(或仍然)被打壓。藝人要曝光，要演出，只要取消演出、令其作品下架、禁止在媒體現身，便彷彿與大陸觀眾絕緣，咽喉被扼。演藝人物的公眾形象有殺一警百的效果，便很易成為獵物。問題是，這種斷人生計的強制手段，能換來對國家的愛麼？

愛強制不了的道理，只要稍涉人事都會明白。換言之，不懂人情如幼稚孩童的不會明白，有些人明白的，卻因為其他非關愛意的原因而強制他人的愛，例如為了實利或權力，一句話，就是為了私欲。因自身不明白而以為能夠強制人家愛國，是一種幼稚愚眛的愛國現象；因實利或權力而強制的，可稱為「假愛國牟利」或「假愛國謀權」，「假」字有兩個意思，一是真假的假，一是借用、利用之意，於此均適用。

愚眛愛國者可悲，假愛國者可恥。可悲，在於被利用而不自知；可恥，在利用他人滿足私利或弄權，當然，大部份弄權，目的還在於私利。請看統治集團一直不允披露其財富資料，請看歷來貪腐弊案所披露的證據，已可略知一二。

愛貴乎真誠，當攻擊、封殺要藝人承認中國、聲稱以中國自豪的事件一再發生，和愛國聯繫起來印刻在人們記憶的，只會是強制而不會是真誠。上了年紀的或會一時不易改變其國民身份的情感，但年輕人的認同在亟待培育時看到這樣的強制，又豈會心悅誠服？當然，幼稚愛國者不會明白這點道理，而假愛國謀私欲者，在意的只是私利而根本不是年輕人的身份認同。

愛國就是這樣衰敗在強制之中的。(2018.08.06)

圍爐有義氣

電影《女人香》(Scent of a Woman, 1992)的主要情節之一，是說校長以推薦升上哈佛的獎學金學額，利誘一名家貧的優秀學生(主角)，想他供出搗蛋戲弄校長的同學的名字，若他不合作，校長便會開除他。一名十七、八歲的中學生，在這升讀哈佛和開除出校二者擇一的困難前，最後都選擇了不說出同學的名字。

我常在自己的訓育或學校管治的師訓課堂中，播出相關片段以引發討論。這些課堂的學員有想當老師的本科生或新畢業生，也有已入職教師或教學助理的年輕同行。多年下來其中一個一再出現的、較有意思的討論點是：主角其實是知道哪些同學犯事的，起碼知道誰最有嫌疑，難道他不應向校長說出來嗎？

電影編劇加進了校長利誘的情節，使這個問題好答得多。如果主角供出同學，便可升讀哈佛，這是為了「利」，顯然不對。那麼，捨利而保守秘密，甚至要被開除，算是為了「義」嗎？在我過去的課堂裡，「義氣」的概念或早或遲總會進入討論。

同學之間應要保守某種秘密，向老師供出犯事者，是會被指為「無間道」、「二五仔」，等同「出賣」或「背叛」，這是初小學生無須正式學習也會明白並奉行的道理。「無義氣」可能是對朋友的極重指責，其相反是「忠誠」，應該在眾多德行中佔有很高的位置，有學校甚至以此為校訓，可見其價值。

不過如果《女人香》中的橋段沒有「利」(升讀哈佛)的元素，該主角應該說出同學的名字嗎？課上我和學員曾經討論過，那要看犯事情節的輕重，那麼，像電影中捉弄市儈的校長算輕嗎？要怎樣才算重？如果主角供出同學，在於他相信可讓同學面對後果而不逃避責任才更好呢？如果他相信自己作為學生有責任維護學校的秩序、協助校長追究犯事同學呢？如果他以說出所知的真相為個人的義務呢？諸如此類的問題，可以引領至思考個人秉持的道德原則，都是很有討論價值的。

可是，放諸現實世界，「義字行頭」的同仇敵愾感往往取代了深入的思考。我曾經以為要求利益集團的成員可以理性思辯是緣木求魚，但不講或少講利益的組織成員，例如工會成員、校友等等，可以比較理性而不是事事義字先行，可惜往往發現自己錯得厲害，這假設根本不能成立。由多年前見識過的中大校友會周年大會，到最近在臉書上看到關於社福組織肥上瘦下的論爭，都一再說明，原來一個「義」字是能夠削減智商的。

有學者指《水滸》宣揚「義氣」，不啻是強盜集團的培訓教材。或者，強盜、黑社會份子的確需要「義氣」來維繫，須互相倚靠出生入死的警察或也因而要供奉義薄雲天的關公，可是，過份強調「義氣」會犧牲甚麼？既說「過份」，那麼「義氣」的原則，又有甚麼尺度或界線嗎？

費孝通所說的「差序格局」的社會，似乎可和「義氣」水乳交融。因為「義氣」高舉的是人際的身份關係，同宗、同族、同鄉、同校校友、同系同學，都可以成為圍爐取暖的條件，可以減省理性思考的力氣、避開思考結果的尷尬。

其實，公私分際應該是應用「義氣」與否的不錯界線，連公眾事務也義氣先行的同人，也許不知道在嘲笑或批評那些同黨同志時，他們只不過站遠五十步而已。(2018.08.01)

對殺子文化，宜問誰殺誰的子？

李怡指「殺子文化」是中國長年落後的原因之一(蘋果日報，2018.07.30)，是有一定解釋力的，當然，扼殺下一代，是指集體的下一代，而不是自己的。更確切地說，對自己的下一代，無論教養嚴苛或縱容，但大都不會扼殺，打壓、限制甚或虐殺是有的，但未算普遍成文化現象。

自己的下一代中的「自己」，也不限於個人，而會擴展至一家一姓，甚或集團的，結合費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可更好理解。費孝通指中國傳統社會的人倫關係，像向水中投石，由石頭落點產生向外的一圈一圈的漣漪，圓心就是人的自身，圈圈漣漪的遠近，便像人際之間的親疏，而這親疏的差序，往往成為行事以及道德的標準，意思是，越與一己親近的，便越應維護；事情如需判斷是非，則客觀的事實考量，是次於牽涉人物的親疏關係的。

把「差序格局」配合「殺子文化」，便是：在集體的殺子現象下，要殺的其實只是「他人的子」，自己的子，還是給予最好的，例如往外國送，起碼是來港，除了求學求職等等，在外地起碼多一點人身的安全感，也為自己的家人設下安全活門。當然，像利用跨境學童走私手機為的是金錢利益，送子女到外國，保護甚或漂白財富也是很實際的功能。

若再問能殺人子的是誰，則更可看出當代社會問題的根源。誰能殺人子？當然是操有生殺大權的，在最中心的，或是一家，或是數姓，由圓心向外擴展，便是團伙、派系、黨等等，關係由近而疏，權力由大至小，可稱之為「權力集團」、「既得利益者」或「統治階級」，只有這些人，最能殺人子。

李怡指出「殺子文化」當今猶在是重要的，但「殺子」現象加上「統治集團」來理解，則似乎更有意思。(2018.07.30)

幼兒表現添加

——結合教學與評估的簡易策略

食物無添加、化妝品無添加，較少人工的化學成份，的確可取，但對幼兒學習來說，盡量添加幼兒表現，卻是值得應用，又不費太多工夫的改進策略。

以下一節K2的「醫生看病」，是筆者多年觀課經驗中，生動有趣、幼兒投入的一課。該班有約20名幼兒，由兩位教師任教，主題是「有病要看醫生，不怕吃藥打針」。開始時，教師甲穿了醫生袍，戴上口罩，頸上掛有玩具聽筒，教師乙也戴上口罩，在空氣中敲門、推門，裝著咳嗽連連、沒精打采的走進來。

然後便是醫生診症的過程，有時說話、動作按角色而設，例如開始時問病人「覺得甚麼不舒服？」，看診時用玩具電筒照著病人的眼睛，用聽筒隔著衣服聽診等。有時劇本開放讓幼兒參與，例如有幼兒忽然高聲問：「要打針嗎？」病人便立刻很驚恐似的高聲重複幼兒的話：「要打針嗎？」不知是否刻意，聲調還高得走了音，滑稽得讓不少幼兒笑起來。

醫生和病人這時便趁機通過幾輪對答引導，最後有三兩幼兒說出針裡有藥水，打了針，病便會好，然後醫生再三強調多休息、多喝水，去等候取藥；病人則不怕打針，向醫生道謝等等。病人在空氣中推門離開後，教師便請兩位幼兒來到課室中央，模倣剛才的過程，扮演醫生向病人診病、打針，病人表示不怕、感謝醫生。幼兒若有遲疑或不知所措時，教師會提點對白或示範動作，讓幼兒跟著說和做。

整個過程很順暢，幼兒很投入，偶然有三數快要失控的笑聲，教師很快便妥善引導。三組即共六位幼兒出來扮演過後，教師便通過問答總結，約有一半幼兒能說出「有病看醫生」、「不用怕打針」、「針有藥，打了便會好」等話。概括來說，因為教師扮演七情上面，說話生動，能成功吸引幼兒的注意力，幼兒扮演時，教師也能適時提場和示範，讓幼兒模倣。

這樣的一個三個段落的學習歷程是很不錯的：(1)老師扮演、全體學生觀看，(2)二名學生扮演、老師提點或再示範、其餘學生觀看，(3)教師問、全體學生答，可謂秩序井然。如要精益求精，可以應用「幼兒表現添加」。段落(1)是必需的，但段落(2)可以變成(2a)全體學生都分成二人小組，輪流扮演醫生或病人，教師從旁觀察；(2b)有需要的話可稍稍暫停，請一組幼兒出來在全體面前演出，教師再提點，讓其餘幼兒觀看；(2c)然後再轉回二人一組輪流扮演。最後再返回段落(3)全班總結。

變動其實不多，只在段落(2)，原來由二名幼兒扮演、其餘幼兒觀看，改為全體分成二人小組輪流扮演。原設計段落(2)共有六名幼兒各像影子一樣模倣扮演一次，其餘十多

位同學觀看和聆聽，改動後每名幼兒都有機會扮演醫生或病人各一至兩次。觀看或聆聽是較為靜態或被動的，扮演則屬外顯行為，教師可觀察甚至作為課堂評估的憑證便更豐富。

若著眼於段落(2)的教師任務，原設計在向二名幼兒提場或再示範，給其餘幼兒觀察，改動後則添加全班幼兒的表現，觀察他們的動作、聆聽他們的說話(2a)及(2c)。教師和幼兒之間，也可說是任務的逆轉(Role Reversal)。有人說教學像表演藝術，這話雖不無道理，但又並不盡然：表演以使觀眾投入甚或忘我為貴，但在上乘的教學中，教師則須適時「退場」，讓學生添加更多的外顯表現，教師則從中了解學生是否學到或學到多少，以便因應跟進。

教育局常秘有盡責防止政治灌輸嗎？

明天(16日)，教育局將向學校「提供方便」(局長楊潤雄語)直播基本法研討會上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的講話，此舉引起向學生政治灌輸的質疑。

根據法例，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現任為楊何蓓茵)是有法定責任確保任何向學校發放的政治訊息並無偏頗(香港附屬法例第279A章《敎育規例》第98(2)條)。當然，證諸北京和香港政府的行事和言論，常秘會盡責使「直播李飛講話」不作政治灌輸嗎？作為教師，我們仍然有義務提醒教育局官員，教育專業不容向學生灌輸偏頗的政治訊息，英國 Dimmock 訴教育大臣案(2007)所申明的原則，是不能忘卻的。

該案發生在2006-2007年間。英國政府把該年度訂為「可持續學校的行動年」，志在提倡可持續發展和環境意識，為此地方政府的環境大臣先提出向蘇格蘭的學校播放紀錄片《絕望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英格蘭的教育大臣接著也向英格蘭的學校分發該片的光碟，威爾斯政府其後也安排向學校分發。三地分發光碟時，也連同相關的教材套，包括指導註釋、教學資源清單等。

可是，三地政府此舉，遭Dover 的Stewart Dimmock入禀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Dimmock 入禀的理由是，教材套的內容具有偏頗的政治觀點，又沒有相反的平衡意見，違反英國的教育法例。英國的《教育法 1996》(Education Act 1996)訂明地方教育局及學校管理層有責任防止提倡偏頗的政治觀點，及採取合理步驟提供平衡的觀點。

審理此案的法官指出，政府宣傳分發光碟時熱衷於支持該紀錄片，最初發放的教材套也存在失誤，又沒有列出相反的觀點，內容甚至有可能導致支持紀錄片主持人前美國副總統 A. Gore 的政治主張，因此屬違反法例的，不過因為政府其後修訂了教材套的內容，補充了平衡的觀點，法官才認為已無必要發出禁制令。

此案的判決原則很清楚：法例不容的是向學生提倡或鼓吹偏頗的觀點，而不是禁止學生接觸該等觀點，為此，提供均衡而充份的其他觀點便尤其重要。這原則也是符合教育專業的：要讓學生通過學習、思考分辨對錯或好壞，而不是只向學生提供政府或學校自以為正確的單一意見。

這次教育局安排直播李飛講話一事，教育局和學校理應秉持這「全面而均衡觀點」的原則，至今所見，教育局是失職的，局長楊潤雄甚至說，讓同學親耳聽到、親身看到李飛作為專家的講話，對認識《基本法》有幫助(10月28日答記者問)。李飛是否法律或基本法專家，本文暫且不議，但一個人的意見是否有助於學習，不在於使學生親耳聽或親身看，而在於意見的合理與否，安排學生觀看直播，完全是不必要的。

楊潤雄只是政務官，或許不應要求他明白教育原理，但教育局裡眾多專業人員有提過防止政治灌輸的意見嗎？有向學校分發像Dimmock一案中的包括平衡觀點的教學資源嗎？有提醒學校應採取步驟，促使學生在參考不同觀點後對李飛講話作討論和判斷嗎？直播就在明天，如果至今還沒有相關的措施的話，指這次轉播屬政治灌輸的質疑是合理的，常秘楊何蓓茵明顯沒有履行《敎育規例》第98(2)條所規定的職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