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三月初曾蔭權在《財政預算案》提出政府要研究賭波合法化後，已出現各種各樣，直接或間接，有心或無意支持賭波合法化的觀點。支持的，不理賭波合法化對社會的影響，要玉成其事；也有反對「反對賭波合法化」之論，持一種超然的態度，指反對合法化的人為「泛道德」之類；也有不置可否，以中立自居，其實是深恐押錯注碼，以模稜兩可的態度來迴避承擔責任。 普遍即合法？
支持論者的一大理據，是賭波已很普遍，若不合法化，則太多市民犯法，不可能全都拘捕檢控。於是，不能執法，不如倒過來使之變成合法，便皆大歡喜。本來，政府執法，責無旁貸，可惜，這個特區政府，竟然公然推卸執法之責，還來一記掩耳盜鈴，把非法行為合法化了，便像天下大平似的，實在可笑。
賭波是否普遍，不是民政事務務局長一句「不可視而不見」就足以證立的，何況，即使普遍，又是否可作為不厲行執法的理由呢？過去一段時間，香港社會的翻版侵權行為也是大行其道，政府卻沒有「普遍→合法化」的邏輯，反而把《版權條例》收緊得擾民之極。舉這個例，不是說翻版侵權有理，而是想對比政府那種雙重標準的施政。有人說，我們的政府，是一個只會向大財團屈膝的政府。看看官員在賭波和版權問題上的迥異取態，便可略知一二。
政府公營非法勾當
增加稅收，不讓賭波的投注流入非法組織手中，甚至說，藉著把賭波合法化，由正當的合法機構營辦，搶走非法賭波的「生意」，可打擊賭波，打擊黑社會。看來，這些支持論者的理由，簡直要把賭波合法化說成神聖無比。這種言論，其實與主張政府公營非法勾當無異。按其邏輯，特區政府大可成立一個「搶劫部」──為了不讓劫匪劫得巨款，然後流入黑社會手中，不如由政府先全部劫走民間的財貨，匪徒到時劫無可劫，便都金盆洗手，轉做一等良民了。
也有人說，政府從賭波合法化後所增收的稅款，將全數用到市民身上。這樣說法，詼諧得很。政府的稅收，本來不都是應「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嗎？這次全數用在市民身上，就像異常仁愛似的，是否暗示以前有些稅收是被人中飽私囊的呢？更重要的是，因賭波合法化後帶來的社會問題和教育問題，勢要多耗資源，其代價是否值得？即使得失相抵，但我們又為甚麼要這樣折騰一番後，然後原地踏步？難道只是為了讓政府官僚有事可為，有績可考？
崇高理想脫離實際
也有一些朋友，並不直接支持賭波合法化，卻對反對者反唇相稽，指其為泛道德、偽善，因為對其他賭博如六合彩、賽馬，或博彩意識甚濃的炒賣股票、外匯及樓宇等行為，又不見得大加批評云云。對待這些論點，有一點是應予區分的：究竟持這些論點的朋友，是認同有如賭博的炒賣，因而贊成賭波呢，還是對種種投機的行為，也一併反對？
若屬前者，則可謂不值一哂。香港過去卅年經歷炒賣投機而起的風潮，所承受的後果難道仍不足以讓我們汲取教訓？董建華開出種種期票，要在香港發展數碼港、中藥港，要香港成為文化中心、國際都會，莫非都是要藉著推出一堆概念，來大加炒作？有人說，即使回歸了，香港社會仍是一個無根的社會，其理大抵即在於此。
若屬後者，則其邏輯也難成立。若整體上認為炒賣意識要不得，則更要從學生教育著手，更不應容讓學生喜愛的運動變成賭博的工具。如果過去否定得不夠，大可由這次重新出發，把「反對賭波全法化」運動發展反思博彩意識的社會教育運動。一些學者，既要自居批判思考的制高點，卻提出這種「若不（能）全面反對，便一項都不（應）反對」的道理，實在奇怪；任其如何咬牙切齒、亢奮無比，也不會變成合理之論。 禁制不能代替教育
所謂教育，無非是獨立人格的培養吧了，對不當之事，據理指正，本是一種做人處事的基本操守。可惜，口口聲聲要捍衛下一代健康成長，將自己打扮成學生及家長利益的代言人的教統局和教育署官員，在賭波合法化的大是大非面前，用種種理由迴避表達立場，說甚麼不評論其他政策局的政策，不評論未成政策的問題等等，其實不過是官僚行徑，不敢開罪上級，要埋沒是非之心，寧願模稜兩可，不置可否。這樣的人，在公眾面前再多說十遍維護學生利益，也不過是巧言令色，做秀表演而已。
當然，教育才是長遠的辦法，禁制從來都是消極的，但這並不表示有了長遠教育，就萬事大吉。若政府不但不禁制，反而以合法化來鼓吹賭博，讓學生習得博彩與投機的意識，卻留給學校與家庭教育的重任，這是甚麼道理？這種觀點，像曾蔭權所說的，「不應不信任教師」，則只不過是風涼話一句罷了。
(本文曾刊於《教協報》2001.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