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語言學的角度看語文教育

公開進修學院的陳雲根先生於一月十日發表《香港學生語文程度低落的社會政治原因》，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出發，指出混雜的語言有一定的認受性，並批評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六號報告書》是用「語言純粹主義」作盾牌。這一項對教統會的批評，即使合理，也只可說是擊倒了一個根本不存在的稻草人，而其所論更反映出其不了解語文教育的實況。

批評持語文純粹主義的觀點是駝鳥政策，因為這種觀點以為將通俗的混雜語用情況摒諸門外，便可以視而不見。這種從社會語言學角度來分析方言與共同語的角力關係，是有一定理據的。在一九九○年發表《第四號報告書》時對此問題也展開過一番爭論。《第六號報告書》比《第四號報告書》進步的地方之一，便是再沒持有語文純粹主義的觀點，而將問題開放出來。

《第六號報告書》這一觀點是自其轄下的語文能力工作小組的，一九九四年七月發表的《語文能力工作小組報告書》（頁五至十二）便填補了語文教學中有關方言地位的空白。《工作小組報告書》注意到（一）粵語與規範漢語、（二）高層與低層粵語、（三）文言文和語體文作為課程與粵語作為社交語言三者之間的分別。

這樣，粵方言甚至港式方言的對語文教學的影響已經名正言順地放到語文教學的議事日程上。更重要的是，注意到學生的複雜語境，以及運用語文的具體需要，語文教學才是有針對性的，而不是空談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

換言之，語文教學的議題已經不再停留在「非方言即共同語」的問題上，而是要在方言與共同語之間的連續體上，找出能讓學生充分習得語文的落腳點。語文教育工作者，單是理解語言的認受性有著怎樣社會政治構成是不足夠的，面對每天的語文課堂，教師關心的，是怎樣才是有效的語言學習。

社會的語用現象是千變萬化的，即使給評為語文極差的語用實例，也有著一定的溝通功用。年前一位港大學生將校長王賡武三字錯寫了兩個，人們還是可以知道他所說的是王賡武，即可見仍有一定溝通能力，如果單從可以溝通即可認受的角度來說，這種錯誤也有一定的認受性。

既然溝通了，但又為甚麼給看成錯誤呢？這種矛盾可以借用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Sassure）的語言學理論來解釋。索緒爾的理論雖然歷經修訂，但他提出語言系統（langue）與言語（parole）的分別，對探討語文教育的目的來說，還是饒有意義的。言語是日常聽講的話語，存在於個體之間；語言系統是社會群體所共享的，其作用是使說聽之間的信息為人所了解。言語與語言系統之間，也不是牢不可越的，二者也會互為影響；但言語既屬個體之間的溝通，便常因各種不同情境而有所變化，語言系統則屬於原則性的，有著相對穩定與規範的性質。

舉例來說，一個小孩在牙牙學語期間，若向大人斷斷續續說出「我」、「狗」、「怕」三字，大人便大多會理解為小孩他怕狗，而不會說狗怕小孩。在言語層次來說，小孩的話是溝通成功了的，但這總不能說是語法恰當，語文能力及格的用例吧。大人了解小孩的原因，其實還在於二人之間存在一個語言系統，大人根據語言系統來重整小孩的言語，並取得理解。

成功的學校教育不是單單要學生學到眼下的知識，而是讓學生根據其所習得的知識或技能，去應付畢業後的各種需要。成功的語文教育不是要專注於言語層次，而是要傳授語言系統的知識，只有這樣，學生所學到的便不單是溝通的用例，而是溝通的能力。語文教師所關心的便是學生不會因眼前的語文運用可以具有溝通的效果，便認為那可以接受，而是學生是否掌握用例背後的原則，來應付日後不同的語用需要。

因此，教學或許會多涉及較為穩定與規範內容，那卻不是因為語言純粹主義作怪。至於本地白話是否適宜作為教學語言，則要視乎教師的語感。十年前語文教師還會將學生作文中的「的士」、「巴士」圈出，筆者估計今天一般語文教師若這樣做，是會被視為固執的。這固然印證了言語與語言系統以至教學標準的互動關係，而更重要的是，今天我們所說的語文能力弱，其實主要還不是方言或次方言受困於宰制以外的認受性問題，而是詞不達意、理路混亂與思想狹窄等涉及思想層次的問題，這又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處理的了。

(本文曾發表於1996.11《星島日報》。)

敬問教統會及樂見教協被孤立者

教統會的六位成員月初訪京四天，適逢復活節假期開始，可能不少教師也不知道他們有此一行。這次訪京如此低調，與月中發生的教協被籌委撤回諮詢邀請，及其所引發的一連串的事件，在引起公眾關注上顯然大有分別。然而，就其事件的政治分化本質上來說，卻又如出一轍。

教統會六位現任成員及一位去屆成員於月初訪京，雖則出之以私人身分，邀請他們訪京的主人卻是中國國家教育委員會。這次訪京的人士中，不少是在教育界極具名望的，例如戴希立先生及譚萬鈞博士；有辦學卓然有成的，如張黃韻瑤女士、麥桂圃先生及黃金蓮修女；更不乏筆者敬重的學者，例如楊紫芝教授及程介明教授，然而，我還是要問：一句私人身分，是否就足以讓張文光不獲邀請的事實自圓其說？

至於教協給撤回諮詢邀請後，部分教育界人士出席了十四日的諮詢會，據報道，教育評議會的代表表示會上沒有提出臨立會的問題；中學校長會的代表則說稍後會開會討論有關立場，資助小學校長職工會的代表則不發一言，並說他們應專注於教育事務。就這樣，這些出席了正式諮詢的教育界「代表」，就向教育界展示了駝鳥政策的活用，然而，我還是要問：這樣置一個關鍵問題於不顧，將怎樣造就了籌委的正式諮詢結果？

各位教育界的翹楚，難道我們可以真心告訴學生，教統會成員上京，純粹是私人友誼之約？沒向張文光提出邀請，你們真的不知道原因？與張氏的異議者身分、支聯會成員身分真的沒有關係？

究竟這是政治問題，還是教育原因？是良性的教育探索，還是明顯不過的行使政治權力？

至於籌委的諮詢，真如邵善波所說的，是請喜酒嗎？教協的異議，就等如送棺材？請客與否，是人情問題，將影響廣大市民未來的工作看作人情問題，又是正確的嗎？

難道我們可以告訴學生，影響市民福祉的事，只不過諮詢是人情，不諮詢是道理嗎？

這樣想下去，問題還是要問到，一個人，看見他人給孤立時，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

這不期然令我想起日耳曼的一位新教牧師馬丁‧聶穆勒（Martin Niemoller，1891-1944?）的一首詩，謹據英譯翻成中文如下：

他們來拿共產主義者，而我

沒有反對——因我不是

共產主義者；

他們來拿社會主義者，而我

沒有反對——因我不是社會主義者；

他們來拿工會領袖，而我

沒有反對——因我不是工會領袖；

他們來拿猶太人，而我沒有

反對——因我不是猶太人；

然後他們來拿我——

而也沒有人剩下來反對了。

敬問各位，你們是否知道，詩中的他們，指的是二次大戰的納粹德軍？敬問各位，你們是否知道，這首詩在國際電腦聯網（Internet）上的紀念猶太人給納粹屠殺的網頁中，是給放到「犯罪者」（perpetrator）的一欄中？你們又是否知道，坐視孤立，等同孤立？

本文曾發表於1996.04《香港經濟日報》。

抽身於政治也是一種政治

籌委會撤回向教協諮詢的邀請，引起教育專業內的爭論。其中涉及教師參與政治的問題。本文嘗試就此提出一點看法。

*兩種政治教育的論調*

四月十日部分教協會員發表聲明，其中沒有直接提到支持臨立會，可是，卻指出臨立會的成立無可奈何的選擇，其目的有利平穩過渡，落實港人治港。聲明指張文光的聲明不能代表他們的意見，他會引領教師與中方對抗，不利平穩過渡。

籌委朱幼麟則在四月十二日發表文章，肯定臨立法會，也認為籌委發出邀請已是豁達大度，教協則是不肯面對現實。並指出教育專業人員對學生的巨大影響，教師要推行真正的民主，是要讓學生知道爭論另一方的意見，了解其愛國立場。要讓學生積極參與才可取，才不誤導學生，堅持反中，對教育事業沒有甚麼好處。

還有另一種觀點，是不少教師所持有的，在數天的爭論中，電台的時事節目中，便有不少教師致電談及。其觀點是教師對學生有很大的影響，教師最好對政治問題持一個客觀中立的態度。具體教學上則可能有兩種做法，一是避提政治，認為學生連書還未讀好，沒資格談政治；一是認為要讓學生知道多方面的理據，而教師也不宣明自己的立場。

以上的論點其實可分為兩類，簡稱之，刊登聲明的教協會員與朱幼麟的是面觀現實論，致電電台的是一種「不涉政治論」。

*向文藝與政治借鏡*

要批駁的首先是所謂中立客觀的說法，並由此引伸的「不涉政治論」。這種看法可以借用三十年代在上海發生的一場文藝自由化的論爭說明。三二年一些文學家針對當時左翼作家鼓吹的文藝與政治應有密切關係的說法，提出文學家應做自由人、第三種人，否則，文學便不再是文學，文學家也變為煽動家。

當時左翼文人反駁說，文學廣義來說都是煽動與宣傳，無論有意與無意的都是。對文藝的表現水平，則提出成就高的作品來反證政治文藝也可以有優秀的。

在當時的文藝界來說，第三種人的看法可說是給成功反駁的，而不少論者更指出持這種觀點的文學家後來不少自身也當了輿論審查的官職，更有成為漢奸的。不過，文學史的發展也讓我們知道，中國後來極度強調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也發展成以政治定奪文藝，全國的文藝只得幾套樣板戲等。

*沒有不談政治的教育*

這一段文藝與政治的歷史可以讓我們看到甚麼呢？對教師教育學生有甚麼啟發嗎？

首先，只要一天我們生活在這社會裏，便沒有可能擺脫與政治的關係。直接參與固然是一種參與，表面上不參與，實質上也在參與。我們知道，課程學上有所謂「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以至「空無課程」（Null curriculum）的說法。教師沒有包括在教學中的，其實學生也學到了。例如近年從教科書怎樣表現男女地位方面，便有很多反省。書本教的可能是其他知識，例如語文課本說「媽媽做家務，爸爸看報紙」之類，這類內容多了，學生在修習語文時也給男女性別角色定位潛移默化了。

至於沒有包括在課本裏的，例如最為人詬病的一九八五年的《學校公民教育指引》，開宗明義便以漸進式的改革為主要課程內容，而不談敢於問政與質詢的意義。這一來與很多社會發展其實來自衝突的歷史不同，二來所強調的社教化（socialization），其實不正在模塑著年輕人的世界觀嗎？

換言之，所謂客觀中立，不涉政治其實也是一種政治取態；向學生說客觀中立而不涉政治，其實也在進行著一種政治教育。教師，根本便不能自外於政治。

不能自外於政治，是否即要進行政治灌輸呢？這種兩極化的論調，所犯的是過猶不及的謬誤。正如三十年代的文藝不涉政治的論點給駁倒了，卻發展成六十年代的為政治是尚的文藝。其實，教師要問的其實不是談不談政治，而是在不談政治與政治灌輸之間，教師要怎樣談政治。因為篇幅所限，唯有另文續談。

(本文曾發表於1996.04《明報》。)

談對張文光的兩種不滿

籌委會撤回對教協的諮詢邀請，教協部分會員公開反對會長的立場，一連串事件可以從政權與民間的關係、對教師的政策、工會與會員的溝通等角度來看，而在討論中，也同時延伸出一個教育與政治的課題，值得進一步反思。

反對張文光、司徒華及教協理事會政治立場，其實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可以一記的，是八九年六四事件後的發展。當年部分會員得悉教協是支聯會的主要聚會場所，曾在不少教師之間蘊釀過對理事會做法的挑戰，並引發出一輪會內的異議。這次異議是良性的，之後所啟發的是一連串會內諮詢及監察機制的改革，今年理事會及監事會全面直選，可說是由這次異議事件開始促進的。可是，這輪異議後來發展成針對教協的會內體制的問題，卻沒有直指教協與支聯會的關係，這便失卻了一次反省的機會，未能深化討論教師的政治參與、教育與政治的關係、教師工會與政治團體的關係。這無疑比較可惜。

教協與支聯會的密切關係也便一直維持至今，支聯會除了工作場地主要由教協提供外，其不少核心成員也與教協的工作人員重疊。這顯然招致部分會員的不滿。一種不滿來自親中的會員，可以稱這種不滿為「政治不滿」。這是自然的，也是不難明白的。

去年立法局競選中，張文光的對手梁兆棠，顯然是持有這種「政治不滿」的典型。可是，政治路線上的不滿沒有為他帶來勝利，反而讓教師看見一個教師親近權力的取態。他所倚仗的，不是他對教育專業的堅持與捍衛，而是中方政權，未來主子的施予。這種典型最大的本錢，是與中方可以溝通，所以他面見翁心橋，提議向籌委請示原屬專業自決的事，還說，即使落敗，如果獲委入臨時立法會，也會欣然接受，服務市民云云。

這種「政治不滿」在教師中有多少認受性，在去年的選舉結果中、在梁氏與張文光多次在媒介的公開辯論中，以及其後的教師及市民輿論的反映中，已充分顯現了出來，不必再花唇舌。目前只怕的是，因為這種親中的政治立場，中方在未來的歲月繼續以其為香港教師的代表，甚至委任梁氏進入臨立會，那樣，實在是對教師及教育界的最大侮辱。

另一意見則認為教協涉足政治太深，於教育的參與不足。這可以稱為「專業不滿」。過去兩次的立法局教學界功能團體選舉，張文光給攻擊最多的也正是這一點。

出現「專業不滿」自然也不是壞事，問題是，怎樣才算對教育參與足夠。為教師向政府爭取權益，無疑是政治事件了，但這又算否教育上的參與？教育專業上的參與，是計算數量還是水平的？是計算動員力量的多寡，還是問題鑽研的深化？這樣的質疑也不是全無道理，卻只怕遠沒有真正的共識。

更重要的是，「專業不滿」容易變質為似是而非的批評。例如說教協太激進、高姿態、搞對抗，教育與政治無關，甚至完全不涉足政治等。首先，激進與否，只不過是相對的看法。甲說乙激進，乙說甲懦弱，可說是沒有意思的爭論；二來那不過是路線與手法之爭，實在不足以解釋教協與該等異議教師之間勢成水火的現象。

至於如果說教育與政治無關，則完全是昧於常識，完全稱不上專業了。不說因為在資源及權益上的政治爭取了，即使是富有專業形象的課程問題，其實都有深刻的政治含意。任何課程設計的入門教材，都會提到課程的社會基礎；在種族上、性別上、階級上的教育機會均等問題，均是教師專業培訓的必然課題；至於近年吹至香港的教育市場化之風，論者早已指出和八十年代戴卓爾——列根主義的右傾發展有深刻關係，而正在影響著文化資本不敵中上階層的普羅家庭。

所謂專業自決，其實只不過是不接受在赤裸裸地行使權力上政治對教育所作的干預，起碼目前一般的認識是，在意識形態層次，教育與政治其實有著實在的互動關係，這是不能一句專業參與便可以抹煞的，更不是由此再引伸出來的所謂「客觀」與「中立」的取態所能掩蓋的。這些取態，其實不可能是在教育與政治的關係上認識不足，而是掌權者與親近權力者希望其他人自外於教育問責的權利的託詞，或者是渴望保持現狀的逃避自由的舉措。

(199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