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委會撤回向教協諮詢的邀請，引起教育專業內的爭論。其中涉及教師參與政治的問題。本文嘗試就此提出一點看法。
*兩種政治教育的論調*
四月十日部分教協會員發表聲明，其中沒有直接提到支持臨立會，可是，卻指出臨立會的成立無可奈何的選擇，其目的有利平穩過渡，落實港人治港。聲明指張文光的聲明不能代表他們的意見，他會引領教師與中方對抗，不利平穩過渡。
籌委朱幼麟則在四月十二日發表文章，肯定臨立法會，也認為籌委發出邀請已是豁達大度，教協則是不肯面對現實。並指出教育專業人員對學生的巨大影響，教師要推行真正的民主，是要讓學生知道爭論另一方的意見，了解其愛國立場。要讓學生積極參與才可取，才不誤導學生，堅持反中，對教育事業沒有甚麼好處。
還有另一種觀點，是不少教師所持有的，在數天的爭論中，電台的時事節目中，便有不少教師致電談及。其觀點是教師對學生有很大的影響，教師最好對政治問題持一個客觀中立的態度。具體教學上則可能有兩種做法，一是避提政治，認為學生連書還未讀好，沒資格談政治；一是認為要讓學生知道多方面的理據，而教師也不宣明自己的立場。
以上的論點其實可分為兩類，簡稱之，刊登聲明的教協會員與朱幼麟的是面觀現實論，致電電台的是一種「不涉政治論」。
*向文藝與政治借鏡*
要批駁的首先是所謂中立客觀的說法，並由此引伸的「不涉政治論」。這種看法可以借用三十年代在上海發生的一場文藝自由化的論爭說明。三二年一些文學家針對當時左翼作家鼓吹的文藝與政治應有密切關係的說法，提出文學家應做自由人、第三種人，否則，文學便不再是文學，文學家也變為煽動家。
當時左翼文人反駁說，文學廣義來說都是煽動與宣傳，無論有意與無意的都是。對文藝的表現水平，則提出成就高的作品來反證政治文藝也可以有優秀的。
在當時的文藝界來說，第三種人的看法可說是給成功反駁的，而不少論者更指出持這種觀點的文學家後來不少自身也當了輿論審查的官職，更有成為漢奸的。不過，文學史的發展也讓我們知道，中國後來極度強調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也發展成以政治定奪文藝，全國的文藝只得幾套樣板戲等。
*沒有不談政治的教育*
這一段文藝與政治的歷史可以讓我們看到甚麼呢？對教師教育學生有甚麼啟發嗎？
首先，只要一天我們生活在這社會裏，便沒有可能擺脫與政治的關係。直接參與固然是一種參與，表面上不參與，實質上也在參與。我們知道，課程學上有所謂「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以至「空無課程」（Null curriculum）的說法。教師沒有包括在教學中的，其實學生也學到了。例如近年從教科書怎樣表現男女地位方面，便有很多反省。書本教的可能是其他知識，例如語文課本說「媽媽做家務，爸爸看報紙」之類，這類內容多了，學生在修習語文時也給男女性別角色定位潛移默化了。
至於沒有包括在課本裏的，例如最為人詬病的一九八五年的《學校公民教育指引》，開宗明義便以漸進式的改革為主要課程內容，而不談敢於問政與質詢的意義。這一來與很多社會發展其實來自衝突的歷史不同，二來所強調的社教化（socialization），其實不正在模塑著年輕人的世界觀嗎？
換言之，所謂客觀中立，不涉政治其實也是一種政治取態；向學生說客觀中立而不涉政治，其實也在進行著一種政治教育。教師，根本便不能自外於政治。
不能自外於政治，是否即要進行政治灌輸呢？這種兩極化的論調，所犯的是過猶不及的謬誤。正如三十年代的文藝不涉政治的論點給駁倒了，卻發展成六十年代的為政治是尚的文藝。其實，教師要問的其實不是談不談政治，而是在不談政治與政治灌輸之間，教師要怎樣談政治。因為篇幅所限，唯有另文續談。
(本文曾發表於1996.04《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