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委會撤回對教協的諮詢邀請，教協部分會員公開反對會長的立場，一連串事件可以從政權與民間的關係、對教師的政策、工會與會員的溝通等角度來看，而在討論中，也同時延伸出一個教育與政治的課題，值得進一步反思。
反對張文光、司徒華及教協理事會政治立場，其實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可以一記的，是八九年六四事件後的發展。當年部分會員得悉教協是支聯會的主要聚會場所，曾在不少教師之間蘊釀過對理事會做法的挑戰，並引發出一輪會內的異議。這次異議是良性的，之後所啟發的是一連串會內諮詢及監察機制的改革，今年理事會及監事會全面直選，可說是由這次異議事件開始促進的。可是，這輪異議後來發展成針對教協的會內體制的問題，卻沒有直指教協與支聯會的關係，這便失卻了一次反省的機會，未能深化討論教師的政治參與、教育與政治的關係、教師工會與政治團體的關係。這無疑比較可惜。
教協與支聯會的密切關係也便一直維持至今，支聯會除了工作場地主要由教協提供外，其不少核心成員也與教協的工作人員重疊。這顯然招致部分會員的不滿。一種不滿來自親中的會員，可以稱這種不滿為「政治不滿」。這是自然的，也是不難明白的。
去年立法局競選中，張文光的對手梁兆棠，顯然是持有這種「政治不滿」的典型。可是，政治路線上的不滿沒有為他帶來勝利，反而讓教師看見一個教師親近權力的取態。他所倚仗的，不是他對教育專業的堅持與捍衛，而是中方政權，未來主子的施予。這種典型最大的本錢，是與中方可以溝通，所以他面見翁心橋，提議向籌委請示原屬專業自決的事，還說，即使落敗，如果獲委入臨時立法會，也會欣然接受，服務市民云云。
這種「政治不滿」在教師中有多少認受性，在去年的選舉結果中、在梁氏與張文光多次在媒介的公開辯論中，以及其後的教師及市民輿論的反映中，已充分顯現了出來，不必再花唇舌。目前只怕的是，因為這種親中的政治立場，中方在未來的歲月繼續以其為香港教師的代表，甚至委任梁氏進入臨立會，那樣，實在是對教師及教育界的最大侮辱。
另一意見則認為教協涉足政治太深，於教育的參與不足。這可以稱為「專業不滿」。過去兩次的立法局教學界功能團體選舉，張文光給攻擊最多的也正是這一點。
出現「專業不滿」自然也不是壞事，問題是，怎樣才算對教育參與足夠。為教師向政府爭取權益，無疑是政治事件了，但這又算否教育上的參與？教育專業上的參與，是計算數量還是水平的？是計算動員力量的多寡，還是問題鑽研的深化？這樣的質疑也不是全無道理，卻只怕遠沒有真正的共識。
更重要的是，「專業不滿」容易變質為似是而非的批評。例如說教協太激進、高姿態、搞對抗，教育與政治無關，甚至完全不涉足政治等。首先，激進與否，只不過是相對的看法。甲說乙激進，乙說甲懦弱，可說是沒有意思的爭論；二來那不過是路線與手法之爭，實在不足以解釋教協與該等異議教師之間勢成水火的現象。
至於如果說教育與政治無關，則完全是昧於常識，完全稱不上專業了。不說因為在資源及權益上的政治爭取了，即使是富有專業形象的課程問題，其實都有深刻的政治含意。任何課程設計的入門教材，都會提到課程的社會基礎；在種族上、性別上、階級上的教育機會均等問題，均是教師專業培訓的必然課題；至於近年吹至香港的教育市場化之風，論者早已指出和八十年代戴卓爾——列根主義的右傾發展有深刻關係，而正在影響著文化資本不敵中上階層的普羅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