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學院正名運動勢將持續

一月卅日中午香港教育學院的「正名」論壇，已經沒有了上周五集會的那種怒氣沖沖的態勢，而表現得有理有節，上下齊心。兩位前任講師羅羨儀和陳誠禮近日先後在《明報》和《文匯報》發表文章，對學生在上周五集會的表現有所憂慮，誠然是出於對教院學生的愛護，但以「正名」論壇所見，院內師生還是知所行止的。

一所高等學府出現這樣的風波，管理階層的責任，包括由校董會以至校長、副校長等主要行政人員的，都不可推卸。問題是，如今校長與副校長等明顯採取了爭取「正名」的立場，院內教師已經成立小組，部署聯署、刊登廣告聲明等行動，學生會、院內教師工會也聯繫政黨、高教界選委、工會等，爭取廣泛支持，以目下凝聚的動力計，政府及大學資助委員會一再拖延教院正名，即使暫時不致適得其反，也為曾蔭權政府的管治製造了不斷的衝突危機。

副校長陸鴻基在「正名」論壇結束前提出要成立師生聯合的爭取正名工作小組，其意義就是在根本上否定教院校董會成立的「正名工作小組」，換句話說，這已經是一個校內管治的認受性危機。無論陸氏主觀上是否具有這個否定認受性的意思，但觀乎論壇中五百師生對正名大學的強烈訴求，看來校董會以至委任校董的行政長官，必須及早檢視教院校董會管治的認受問題並作出修補，如果曾蔭權際此選舉的敏感時期而要置身事外，非但不能彰顯其自封為「政治家」的本色，反而會讓火勢繼續蔓延。

論壇上陸鴻基和校長莫禮時已經清楚臚列教院正名的理據，並對政府拖延的理由逐一反駁，政府如果沒有合理回應，而仍然像教統局局長李國章一樣強詞奪理，只會招致教育界更大的反感。香港教育學院及其前身各所師範學院的畢業生，遍任幼稚園、小學及中學的教師。教統局行政霸道導致教師壓力過大，爆發了去年一月廿二日的萬人教師大遊行，教統局雖然已稍作收斂，但教師的怨憤和壓力並未根除，教院「正名」如果不能得到公正處理，大有可能演變成教師維護母校，維護專業的更大型抗爭。(2007.01.30)

要有足夠午膳和備課的時間

教師究竟有多少午膳時間？多少備課時間？

幼稚園的教師，沒有空堂是常例，甚至午膳時間往往也極為短促，只得十五分鐘之類並不罕見。對大中小特的同工來說，可謂匪夷所思，卻是幼稚園校長和教師一直以來所受的苛待。主要原因，是經費緊絀，經費緊絀又緣於政府資助的計算，以及惡劣競爭的市場。

午膳時間是整理思緒的空間

一天辛勞之中，如果有時間可以稍為休息，整理一下思緒，對個人身心，對教學工作，對專業能力，都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說，以幼稚園的現狀而言，要求教師有空堂是過於奢侈的話，則要求一小時的午膳時間，又會否過於卑微？

中小學也有惡化的趨勢。小學全日制實行，不少中學要求學生留在學校吃午飯，導致教師要管理學生午膳的秩序。較理想的，是把學生午膳前或後的一節編排為負責教師的空堂，以保持一個真正午膳的時間。也有學校通過輪值的方式，讓教師不必天天都要因管理學生午膳而沒有時間自己午膳。

當然，也有教師和學生一起吃飯，認為這個時間是建立師生關係的良機；也有教師慣於快快吃完飯，爭取時間繼續工作。這都是值得欣賞的，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利用午膳時間稍為歇息的意義，更不能變成通則，要所有教師都沒有午膳的時間。

對幼稚園的教師來說，要爭取足夠的午膳時間；對中小學和特殊學校的教師來說，要防止失去足夠的午膳時間。防止失去，要在時間表上有所規劃；合理爭取，對象不在個別幼稚園的管方或校長，主要還是政府資助的人手計算出了問題。

至於備課，對教學的影響就更為鉅大。

備課時間應該正式規劃

單向教學的備課，無可否認較為簡單。不過，事實上是沒有純粹的單向教學的，再單向的，也要照顧學生的反應，講授完一部分後，也要看學生是否理解或怎樣理解才接續下去。如此，便必須事先對學生的不同反應有充分的估計，以便構思因應甚至先導（pre-emptive）的教學策略。備課的作用便在於此。

當前的教改，要求課堂互動，要求教師處理學生差異，要求更多的形成性（formative）課堂評核，都對備課有更大的要求。可是，工作量不斷增加，文件、會議洶湧而至，處理所需的時間，最易或最先搶佔備課時間。教師於是變得吃力不討好。

部分學校設有共同備課節，但和需要作深層及仔細思考的備課不同。共同備課教節通常是教師的備課會議，那已經是個別教師對課題有所預備後的共同分享。共同備課節和個人備課時間是不同的。

教學，是學校工作的核心，教學不能失場，所以重視時間表裡的上課時間。不過，只有上課時間而沒有備課時間，教學也會失色。因此，備課時間其實也要有所規劃，讓教師有時間為各種教與學的互動做好評估和準備。即使因人而異，也要有一個平均數字，例如，為一個新課題預備，是教學時間的若干倍；舊課題所需的時間，則應可較少，但決不致於完全不必。

減輕壓力過大，時間管理是一個入手點。對幼稚園來說，首要讓教師有足夠的午膳時間；對中小學或特殊學校來說，是讓教師有充足的備課時間。

(原刊《教協報》518期，2007.01.22)

死亡不應與教育絕緣

聖誕和新年假期剛過去，但死亡的訊息沒有因為節日的歡樂而停止過。

　 台灣地震過後，新聞片段播出年邁的母親失去家人的傷慟。
　 本地新聞：一名少女因為男友提出分手而自殺。
　 美國，鎗手衝進學校鎗殺一名學生。
　 國外，先後有兩個少年看了處決侯賽因的片段後模仿問吊死去。
　 台灣，汽車的玻璃窗卡死了一名小童。

比起其他學科，香港學校裡的死亡教育是低度開發的，我們對死亡的認知也止於經驗和宗教，似乎我們的教育是與死亡絕緣的。或許受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儒家傳統影響，或許出於一種自然的對死亡的心理恐懼，或許是文化想像中種種死亡形象實在可怖，我們都鮮有談及死亡。

可是，不是我們唸唸有詞「看不見」「聽不到」，死亡就不存在的。每天，翻開報章，打開電視，死亡是新聞的必備元素；即使是虛構的電影、劇集、電腦遊戲，也大量充斥著死亡的情節。學校教育絕口不提死亡，只不過是讓位予媒體為學生塑造死亡的印象，問題是，學生似乎沒有充足的裝備面對媒體上的死亡訊息。

不要說學生，教師又何嘗有足夠的準備呢？

曾受過德育、生活教育課程訓練的教師或者好一點，在有關的課程中接觸過有關的課題，可以在有需要時輔導學生。其餘的教師，恐怕只能和一般人一樣，通過自身的經驗和宗教來理解或體驗，然而，對教授學生，這又是否足夠呢？

前年，中文大學的梁美儀和張燦輝合編了《凝視死亡：死與人間的多元省思》，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是生命教育以至通識課程中的一本上佳讀物。去年，香港大學的陳麗雲和周燕雯則編成《Death, Dying and Bereavement: A Hong Kong Chinese Experience》一書，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同樣值得推薦予教師參考。

嶺南大學的黃慧英，在上月也出版了《訪問死亡：大學生的生死筆記》（進一步出版），輯錄了她在嶺南任教「生死學」時學生的回應，也列出了她的分析和註腳。這本書提供了許多年輕人真實的感受和想法，可謂彌足珍貴，因為，死亡不但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或過程，也是由家人、友儕、社群以至社會共同構成的認知和思想，這種認知和思想，反過來會影響我們的人生。舉例說，黃慧英的學生在書中就一再提及，面對死亡後，會更為珍惜今天，更為關顧在世的親人。孔子的話應該倒過來，「未知死，焉知生」，這已是老話，一再有人提及了。

黃慧英在書中的自序也引述了死亡學學者庫伯勒羅斯（Elizabeth Kubler-Ross）的話，死亡是「成長的最後階段」。對死亡的認知和了解，是與生命分不開的。死亡教育，應該是生命教育的必然部分，缺乏死亡的認知，生命教育是不算完整的。因為，對相關的課程而言，無論甚麼名目，道德教育、價值教育、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等等，都應該納入死亡的課題。以死亡與生活關連之深之廣，我甚至開始相信，小童的學習，也不應自絕於死亡的課題。或者說，死亡，沒有應不應教的問題，只有如何教得適切的問題。

(原刊《教協報》517期，2007.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