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可算是一篇遲來的評論，如同評論的對象《從前有座山》是一齣遲來的戲劇一樣。
《從前有座山》是香港大學康寧堂學生在今年七月的戲劇匯演中連得四個獎項的演出，上月廿九日在港大陸佑堂重演。該劇以八九民運做題材，說兩個當年參加絕食的學生在六四鎮壓後的彌留與回憶。既然說彌留，他們身處的自然是介乎鬼域與人世的一個空間，在這空間裏，他們正在留守或離棄人世之間掙扎；至於回憶，則包括絕食示威、要求對話的場面，因為在鎮壓後失去愛侶的悲慟，了悟到「從前有座山」的故事所指的，那不斷循環的歷史。民運的緣起、學生盡孝與為國的矛盾，清場時的刻劃，之後的逃命等等，則只能借主角的口來交代，那可能是受了獨幕劇形式的限制，委實不宜苛求。
之所以說這是一齣遲來的戲劇，不是因為六四距今已經兩年半了，這不是單純的時間問題，六四在許多人心中根本就不會過去。令人失望的是，兩年半後的今天，該劇仍在重現兩年半前的片面的理解與傷感，將八九民運局限為一場學生運動，將獨裁者的罪惡理解為天安門廣場上的清場與學生死傷多少等等。不是要一齣戲擔負寫史的使命，而是必須指出，劇中情節竟然連一個市民的角色也容不下，運動遭鎮壓也只不過是愛人死去的悲哭與無能的號叫，以及對歷史的宿命認識。文藝上有所謂移情的理論，認為演員的投入與觀眾的共鳴，無非是一種設身處地的移情。從這角度看，該劇在素材上的篩選，無論是因為理性上認識不足，還是感性上主觀投射，都會因移情的快感而產生一種使思想偏狹的效果，這正是令人失望的原因之一。
當晚的青年劇場'91其實還有一份壯志：對香港特別是港島西的文藝水平有所貢獻，要培養大學生的健康觀賞習慣和品味（錄自場刊前言）。以此角度看，當晚三場演出之中，大抵只有藝穗默劇實驗室的《紅土》，因其含蓄的表達而具備開拓眼界和剌激思考的意義。赫懇坊的《一個絕望的人》雖可算較有專業水平，只是，演出所搏得的掌聲與哄笑，大抵表現了一種舞台劇的定見，似乎和場刊所言長遠地發展文藝活動的戰略目標還有段距離。更為有趣的是，該劇以純熟演技呈現的，卻只是一個蒼白的故事，向三十年代身處上海的作家推銷手鎗，本來便是脫離現實的情節，穿長衫的作家有的卻是一個翻譯過來的名字，至於那住旅店用金筆寫作的生活，相信是當時的作家造夢也不敢想的。這可能由於改編所致，卻同時因此引出一個地道（local）與所在（locale）割裂的問題。
這種割裂於《從前有座山》的演出而言尤為明顯。《從前有座山》的主題是對八九民運的回憶甚至敬禮，其追思的態度自然值得尊重。問題是，向追思悲壯前事報以滿場掌聲的背後，大家卻還是置自己身邊種種不平事於不顧，例如學習和處事馬虎早已為人咎病，抄襲成風以致校方要明令禁止，近來還有學生說不可干涉大學行政等等。於是，對這群逃避自由的人來說，通過這齣話劇而完成的回憶或敬禮，便只能是一種消費和娛樂。演出當然在港大，卻又不屬於港大；陸佑堂自然在西區，可是，其與西區的關係，作為一個劇場時又比作為「西環大舞廳」時緊密多少？
是的，如果這齣戲早演兩年，或者不在逃避自由的脈絡（context）上演，當可更能感動觀眾。不過，主辦者有勇氣說出推動文藝的使命感的話，已經值得尊重，這年頭，還有誰敢說這樣大義凜然的話呢？──且不要講求理解了。
本文則於《信報》發表，時約1990-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