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殺子文化，宜問誰殺誰的子？

李怡指「殺子文化」是中國長年落後的原因之一(蘋果日報，2018.07.30)，是有一定解釋力的，當然，扼殺下一代，是指集體的下一代，而不是自己的。更確切地說，對自己的下一代，無論教養嚴苛或縱容，但大都不會扼殺，打壓、限制甚或虐殺是有的，但未算普遍成文化現象。

自己的下一代中的「自己」，也不限於個人，而會擴展至一家一姓，甚或集團的，結合費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可更好理解。費孝通指中國傳統社會的人倫關係，像向水中投石，由石頭落點產生向外的一圈一圈的漣漪，圓心就是人的自身，圈圈漣漪的遠近，便像人際之間的親疏，而這親疏的差序，往往成為行事以及道德的標準，意思是，越與一己親近的，便越應維護；事情如需判斷是非，則客觀的事實考量，是次於牽涉人物的親疏關係的。

把「差序格局」配合「殺子文化」，便是：在集體的殺子現象下，要殺的其實只是「他人的子」，自己的子，還是給予最好的，例如往外國送，起碼是來港，除了求學求職等等，在外地起碼多一點人身的安全感，也為自己的家人設下安全活門。當然，像利用跨境學童走私手機為的是金錢利益，送子女到外國，保護甚或漂白財富也是很實際的功能。

若再問能殺人子的是誰，則更可看出當代社會問題的根源。誰能殺人子？當然是操有生殺大權的，在最中心的，或是一家，或是數姓，由圓心向外擴展，便是團伙、派系、黨等等，關係由近而疏，權力由大至小，可稱之為「權力集團」、「既得利益者」或「統治階級」，只有這些人，最能殺人子。

李怡指出「殺子文化」當今猶在是重要的，但「殺子」現象加上「統治集團」來理解，則似乎更有意思。(2018.07.30)

教育局常秘有盡責防止政治灌輸嗎？

明天(16日)，教育局將向學校「提供方便」(局長楊潤雄語)直播基本法研討會上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的講話，此舉引起向學生政治灌輸的質疑。

根據法例，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現任為楊何蓓茵)是有法定責任確保任何向學校發放的政治訊息並無偏頗(香港附屬法例第279A章《敎育規例》第98(2)條)。當然，證諸北京和香港政府的行事和言論，常秘會盡責使「直播李飛講話」不作政治灌輸嗎？作為教師，我們仍然有義務提醒教育局官員，教育專業不容向學生灌輸偏頗的政治訊息，英國 Dimmock 訴教育大臣案(2007)所申明的原則，是不能忘卻的。

該案發生在2006-2007年間。英國政府把該年度訂為「可持續學校的行動年」，志在提倡可持續發展和環境意識，為此地方政府的環境大臣先提出向蘇格蘭的學校播放紀錄片《絕望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英格蘭的教育大臣接著也向英格蘭的學校分發該片的光碟，威爾斯政府其後也安排向學校分發。三地分發光碟時，也連同相關的教材套，包括指導註釋、教學資源清單等。

可是，三地政府此舉，遭Dover 的Stewart Dimmock入禀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Dimmock 入禀的理由是，教材套的內容具有偏頗的政治觀點，又沒有相反的平衡意見，違反英國的教育法例。英國的《教育法 1996》(Education Act 1996)訂明地方教育局及學校管理層有責任防止提倡偏頗的政治觀點，及採取合理步驟提供平衡的觀點。

審理此案的法官指出，政府宣傳分發光碟時熱衷於支持該紀錄片，最初發放的教材套也存在失誤，又沒有列出相反的觀點，內容甚至有可能導致支持紀錄片主持人前美國副總統 A. Gore 的政治主張，因此屬違反法例的，不過因為政府其後修訂了教材套的內容，補充了平衡的觀點，法官才認為已無必要發出禁制令。

此案的判決原則很清楚：法例不容的是向學生提倡或鼓吹偏頗的觀點，而不是禁止學生接觸該等觀點，為此，提供均衡而充份的其他觀點便尤其重要。這原則也是符合教育專業的：要讓學生通過學習、思考分辨對錯或好壞，而不是只向學生提供政府或學校自以為正確的單一意見。

這次教育局安排直播李飛講話一事，教育局和學校理應秉持這「全面而均衡觀點」的原則，至今所見，教育局是失職的，局長楊潤雄甚至說，讓同學親耳聽到、親身看到李飛作為專家的講話，對認識《基本法》有幫助(10月28日答記者問)。李飛是否法律或基本法專家，本文暫且不議，但一個人的意見是否有助於學習，不在於使學生親耳聽或親身看，而在於意見的合理與否，安排學生觀看直播，完全是不必要的。

楊潤雄只是政務官，或許不應要求他明白教育原理，但教育局裡眾多專業人員有提過防止政治灌輸的意見嗎？有向學校分發像Dimmock一案中的包括平衡觀點的教學資源嗎？有提醒學校應採取步驟，促使學生在參考不同觀點後對李飛講話作討論和判斷嗎？直播就在明天，如果至今還沒有相關的措施的話，指這次轉播屬政治灌輸的質疑是合理的，常秘楊何蓓茵明顯沒有履行《敎育規例》第98(2)條所規定的職責。(完)

教國歌要教甚麼

人大已經通過將《國歌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香港政府的立法工作也已展開，《國歌法》第十一條規定於中小學施教國歌，要組織學生學唱，教學生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而且要遵教奏和唱國歌的禮儀。除非本地立法時政府刪去第十一條，否則，納入中小學課程已屬勢所必然。

國歌是要教的，原因有二。一，勿論身份認同與否，現實裡學生的確是中國的公民，國歌納入中小學課程是合理的，當然，有非中國公民的，可以例外處理，無礙整體上施教共同課程。二，極權政府以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堆砌政權的正當性，以權力製造恐懼使人民屈從，種種措施，只是「保權」，以便既得利益集團繼續攫取利益，對此，最好的回應是活出光明磊落的、秉持真誠的價值，因此國歌便是這樣的一個教學機會，不應放棄。

社民連的吳文遠在《城市論壇》說得好，追求理想、爭取自主正是活出國歌歌詞一開始的意思。何謂奴隸？不做奴隸是甚麼意思？怎樣才算不做奴隸？思考這些問題，對學生個人修身，對公民進入社會生活，都十分重要。今天理應沒有歷史中的「奴隸制時代」的奴隸了，但中國人仍然受到甚麼束縛而生活得有如奴隸嗎？如果奴隸相對的是自由人，那麼，何謂自由？中國人今天是否真正享有自由？可享多少自由？都是極有價值教授內容。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一句也有豐富的學習內容。理解歌詞的基本意思，也就是理解《義勇軍進行曲》的歷史背景是不可少的，不可或缺的是這句話在今天的意義。強國既然崛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再宣述，甚至進佔世界領導行列也聲稱指日可待，那麼，為甚麼仍然要一唱再唱這歌詞？劣質的民族主義經常把近代列強入侵的屈辱、日本侵華的苦難掛在口邊，是真的記取民族危機的教訓呢，還是維持外敵的想像，以便把人民團結到當權者的腳下，成為當權者的籌碼？

面對敵我之戰，危急存亡在即，抵禦外敵當然最好「萬眾一心」，然後呢，抗戰勝利了，四九建國了，中國人民如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所說的站起來了嗎？或者說，有哪些中國人仍然站不起來，而活在物質上或精神上的痛苦之中呢？又有哪些人，不但在中國國土站起來，還掏空了國產，挾著人民的財富站到外國去了？這些問題，正可以讓學生思考，目下中國是否、能否「萬眾一心」？怎樣才可「萬眾一心」？

其實，有了真正的人民共和，萬眾一心就自然來，甚至，「共和」所求不在「一心」，萬眾多心、不用「維穩」而仍能活在一起，才是共和，才能自由，這樣，中國人才是「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爭議在街頭、在食肆、在爭吵，甚至在如廁時一聽到國歌就要肅立，固然是借諧謔來嘲弄部份言論可笑，本地立法想化解也並不困難；爭議成千上萬球迷噓國歌如何執法，當然很有意義，但又沒有觸及立法製造恐懼的管治手段是如何可鄙；唱得走音、讀音不準等等，發洩了情緒，點出了荒謬，卻阻不了中小學生學唱國歌納入課程。

要不被洗腦，就是要像哈佛校長所說，要分清誰在胡說八道，簡言之，國歌是要教的，學生不但要能唱，更要能想，想想歌詞內容，想想箇中真假。(完)

反思何謂「國」

——就《今天應該很高興？》想起
戚本盛

「全民教育局」發表《今天應該很高興？》一文，提出了在國慶日可作反思的一些重點。文中所提都是誠懇之論，筆者謹提出兩點聯想，以期在作者提倡的反思之路上出一分力。

第一點是該文首先處理的是「國」的問題，文中指：

所謂國是指中國，但自古以來「中國人」根本沒有「國」這個概念，有的是「主子」和「朝代」的概念。

在作者來說，世襲君主制、以朝代更換政權的政體不算是「國」，廢除君主制後成立的共和國才算「國」。由此可見，作者把「國」界定為「共和國」，這樣理解則可令文章免於「國」早見於先秦的矛盾。換言之，作者說中國人自古以來沒有「國」的概念，其實是指中國人自古以來沒有「共和國」或「現代的國」的概念。把以上所引稍作改寫，意思便更明確：

所謂國是指中國，但自古以來「中國人」根本沒有今天的「共和國」這個概念，有的是「君主制」的概念。

這一界定，連同作者所提到的中國歷史上的人民只有「主子」和「朝代」的概念，其實已觸及議論政體的一個重要向度，即人民和政府的權力關係。

所謂政體，當然可以包括以元首作為重點的分析。由秦至清歷朝，再到中華民國成立後「沒有了皇帝」，所著眼的都在於君主。君主在政體中的角色之所以這樣重要，既在於作為元首的象徵地位，更在於其權力。贏秦以來的體制，基本上君主的權力都是絕對的，或有限制，多是由於統治集團內鬨而不是制度上的，更不是來自人民的。

到康有為、梁啟超提倡「君主立憲」，則是既保留君主作為元首的象徵地位，又以憲法限制君主的權力(甚至是轉移實質的權力)。1912年的《宣統帝退位詔書》便明言「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所謂公諸全國，就是開放給全國人民。君主制和共和制的分別，在於統治權屬於誰。甚至可以說，國作為政體的性質，主要還看這個統治權誰屬的問題。

共和國是讓人民有權統治，但人民這樣眾多，具體的工作(包括決策和管理)不可能事事都由人民來做，這便需要授權政府代理有關工作，憲法所界定的便是政府與人民的權責等基本關係，可視為一份基本的、常設的契約。至於更具體的由授權誰來擔當政府工作，多數是通過某種選舉。不同選舉制度的設計，往往決定了人民之間和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權力授予或制衡。在憲法中規定了必須授權誰來擔當政府，是對人民權力的一種重大限制，是否合乎共和國的原則，實在可議。

上文提到具體工作不可能事事由人民來做，因而需要政府，但不少歷史和現實的例子，卻演變成為事事由政府來規管，這是公私界線、政府和人民權責不清所致，輕則讓政府過度膨脹或權力過大，由利益勾結以致便車尋租，損害的其實還是公眾利益，重則變成可被政府上下其手的極權國度，極權或出於錯誤決策，或由於權力鬥爭，釀成巨禍的罪孽早已磬竹難書。

由十一國慶的反思，到如中國歷史、公民教育教甚麼，國體的根本(即統治權是否屬於人民)、政府和人民的權責(即公私的界線)，都是必要的內容，愚見認為，是比拆解中華民族或民族內涵更為急切、更有現實意義的。這是筆者的第二點聯想。

刪削國歌背景的教育機會

《眾新聞》列出確鑿資料報道，教育局網頁內介紹國歌的創作背景，是否欲蓋彌彰，暫且難下結論，但啟人疑竇，則可以肯定。

原來的資料，為《義勇軍進行曲》提供創作背景，對中小學生來說，確有其需要。其中一段是這樣的：「《義勇軍進行曲》是誕生於抗日烽火中的戰歌。作者採用了強勁的步伐節奏，以激昂的旋律，配合激勵人民團結一致抗敵的歌詞內容，塑造出百折不撓、勇往直前的義勇軍形象和民族精神，激發人民的愛國情懷，鼓舞人們抗敵救國的鬥志。」也是適宜用於由理解歷史背景連結至體會國歌詞曲的教學，至於怎樣評價民族主義，怎樣理解愛國精神，民族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民族主義怎樣抵抗侵略和殖民主義，又或者怎樣被獨裁政權挪用，再由此學習怎樣的政體制度較為理想等等，都是值得學習和討論的，而國歌的創作背景，正好作為引子。

最近《國歌法》引起的熱議中，經常被人提起的是國歌作詞人田漢的生平，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遭遇，包括死在冤獄之中，死者名單上連本名也不列出，通知其兒子死訊時指田漢「罪大惡極」，嚇得他兒子連骨灰也不敢領，死後仍然被批鬥，正式場合只奏出國歌的曲，卻不許唱出他作的詞等等。問題是，田漢已被正式平反，甚至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給他召開過追悼會，上述的不人道的政治批鬥早已否定，讓學生了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和災難，探討如何避免，才是教育的正道。改革開放後，中國政權的認受性來自經濟發展和民族主義，政治和群眾鬥爭已棄之不用，田漢的悲慘遭遇實在不必忌諱。

事實上也迴避不了。只要有國歌，就有曲和詞，即使教育局不提，學生也自會追問：誰作曲、誰作詞？他們是甚麼人？他們創作的緣起是怎樣的？他們之後的經歷又是怎樣的？只提聶耳則學生會問為甚麼不提作詞人？只奏曲學生一樣會問有沒有詞？為甚麼不唱詞？要唱國歌就自會引起這些問題，就算不唱，學生也會問，有沒有國歌？為甚麼有而不唱？訴諸無知，抹掉歷史，抵擋不了求知與質疑，這是很基本的教育原理，教育局中人決不會愚眛至此，以為靜靜地刪除就不會有人過問，因此，忌諱田漢的遭遇，不會是刪削國歌創作背景的理由。

既然在國歌教學上說不過去，在政治忌諱上又並不合理，教育局這一次的刪削，正適合讓學生進行專題研習，訪問教育局中人為何這樣刪削是最基本要做的，負責人坦誠交代正正可做學生的模範，要是大遊花園呢，則可作為學生慎思明辨、區分真誠和虛偽的教學機會，如果不想接受太多學生訪問，教育局大可發一個聲明，解釋刪削的原委，例如可能是因為網頁編輯一時大意，則正是讓學生習得做事謹慎的鮮活示例；又或者，真正的原因是網頁早已設定定時自動刪除，像間諜或特務秘密溝通那一類，則又可以是STEM的具體應用例子，諸如此類，適切的教育機會，可謂俯拾即是，曲線要講明，說不定這樣刪削背後，正有一顆寓教育於現實的良苦用心。

你是你的作為

自以為甚麼之餘，也想人家看到甚麼，是Goffman對「身份」的剖析，這大抵以個人做單位，而既涉人家，則身份也便不可能是咱家一個人的，不可能說一句「干卿底事」便可退場的。

且以國民身份為例。國民教育課程的主要目標，是要培育國民身份，而決不只是對國家的認知，像吃叉燒飯，認知是了解烹調之法，身份是愛吃，甚至成為習慣，成為生活的一部份，天天都來一碗，you are what you eat，也變成了生命的一部份。

人們常以為身份是天經地義，自然而然，不容否定的。我生於國土，自然是一個國民，但這只是身份的第一種定義，如果身份「只有」這種定義，自然而然不就成了嗎？勞師動眾搞一個國民教育課程出來幹啥？

大搞課程要培育的身份，當然不止於發你一本護照，而是要愛，要這愛成為習慣，當愛變成習慣，成為生活的一部份，you are what you love，因此也是你生命的一部份。

至於愛甚麼，還用問？當然是國，再多問，是要批判的，比白樺更甚。

好、好，愛、愛，但是，敢問國又是甚麼？卻被掏空了，表面說只要你愛國，不必你愛黨，但你愛的可是一黨專政的國，推翻一黨專政？想也不要想，想，便如同不愛，因而課程告訴你的，也只有政權。

這叫循循善誘，也叫請君入甕，你說沒道理嗎？並不，有一定的邏輯在，只是前提不容否定，連討論都不可以，豈止常人邏輯，這是強盜常用的呢。

強盜也好，政權也好，都不能小覷，你手上的一本護照，也是政權發的。政權可以發，也可以收，駕輕就熟，予取予攜。第一次人大釋法，便是向部份人民收回這個身份。

例子之一是關於《基本法》第24條第2款第1-3項的。這三項白紙黑字寫明，永久性居民身份是：(1)在港出生的中國公民、(2)在港通常居住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和(3)以上兩類居民所生的中國籍子女。

按此，決定某君是否有這個身份，便可先問：(1)你是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嗎？(2)你是在港通常居住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嗎？(3)你是以上兩類居民所生的中國籍子女嗎？任一答案為「是」，Bingo，某君就有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如此清楚明白，高小學生也可應付裕餘。

可是，人大常委在1999年6月26日解釋《基本法》，便加上一個時間限制，說第(3)項的「立法原意」是指：「子女出生時」父母雙方或一方須為符合第(1)或(2)項的永久性居民。

換言之，某君在上述第(3)題答上「是」也不夠，要多問一題：某君，你出生時，你的父母或父或母，是在香港出生的居民嗎？是在港通常居住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嗎？若兩個答案皆「否」，噢，對不起，你沒有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

某君若反對說：「《基本法》不是這樣說的啊！」政權回應：「請以我的解釋為準。」某君不服：「你的解釋是1999年才作出的，《基本法》是1990年已經由你通過及頒佈的啊。」政權不厭其煩再說：「這是當初的立法原意。」可真的循循善誘。

終審庭就吳嘉玲案的判決論點之一，正指出了按《基本法》原文，第(3)項所列的資格，與「子女出生時」父母是否具有永久性居民的身份無關，政權卻說，「原意」是有關的；政權的幫腔說，別鬧了，小孩子逞英雄！

這個故事教訓我們，下次收到人家的支票時，可不只看上書的付款承諾，還要多確定一下，你的原意真的要付這筆款嗎？又或者，下一次到快餐店買了叉燒飯，給了錢，收銀員還你一張票，你還要確定一下：「請問，這張票，原意可讓我兌換一碗叉燒飯嗎？」

原意、原意，權莫大焉，但行使這個權力時，人民卻看在眼裡，這個政權是怎樣看待其身份的，的確，You are what you do，如此而已矣。(2013.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