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教育在港已推行超過四分一世紀，隨著教育普及，以往讓金字塔式的考試篩選掉的種種教育問題，已浮現多時。教育界的有心人找尋不同的良方也早付出不少努力。六十年代末由美國教育學者布盧姆（B.S. BLOOM）倡導的「通達學習法」（MASTERY LEARNING）便是給引進來解決「差生」的學習問題的一帖方劑。
通達學習在西方是早已證明是行之有效的，至於在港是否也可促進學生的學習，目前還是言之尚早。雖然，香港早在二十年前已有鍾宇平博士的試驗，但是，十多年下來，施行通達學習還是在零星的、個別的摸索階段。到了一九九○年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的《第四號報告書》，提出「學業目標及目標為本評估」的教育架構，才建議研究通達學習的教學策略。一九九二年課程發展處成立通達教學小組，研究在本港推行通達教學的可行性。此後，通達學習才得以在教育界推廣。
探索通達教學是否可行，並非本文的主旨。本文關心的，反而是因教育界怎樣看待通達學習，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教育界中的一個基本的關鍵問題。
通達學習在港為教育界所認識的，是一項改善「差生」現象的教學策略。這不但是由於教統會《第四號報告書》的「課程與學生校內行為問題」的主旨使然。同時，推介的對象，也集中在取錄大量有學習困難學生的學校。而且，因為通達學習涉及課程剪裁的問題，所以便可能出於推介策略的考慮，以初中的教學為施行目標。這些情況集中在一起，便賦予通達學習一種拯救學習有困難的學生的方法的形象。
這也自然地影響了校長教師等前線教育工作者對通達學習的理解和態度。前線教育工作者的態度，多多少少受到目下一般對學校的教育成效的評價的影響。現在評價學校的效能，是只看產出而不問過程的，以中學為例，人們所問的，是一所學校有多少中學會考「十優生」，或者學生升讀大學的比率。取錄大量有學習困難學生的學校，與這些社會期望之間有著不易跨越的鴻溝，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於是，不少校長或老師引入通達學習，便看作是一項專為「差生」而設的特殊措施。在不同的通達學習的交流會上，以至七月初的一個專為「校本輔導教學計劃」而設的研討會上，都反映了以下的情況：老師剪裁課程，編輯教學單元，甘於放棄許多共同課程的教學內容，是認定學生學不了這麼多的知識。他們為學生採用通達的教學策略，進行各種訂正或增潤的教學，真正的目的是希望學生從中取回自信心，重新回到課堂上，從而改善各種行為問題。他們都相信，如果不用通達學習，學生在接受過九年義務教育後，根本不能升上高中，如果通達學習可以讓他們改善成績，升上高中，即使不能再進升預科以至大學，也已有賺。他們甚至認為，到學校的等級提升了，也就是說，能夠取錄較多小六學能測驗中取得較佳成績的學生，便可以不用通達學習了。
這些意見，基本上反映了怎樣看待教學效能，可說是一種價值觀的問題，如果抽離本校已施行普及教育多年的時空，以及教育工作者宣稱的以「教育」為題的教育使命等客觀背景，則還是無可厚非的。同時，通達學習既然給看成是醫病的良藥，則病癒後不再吃藥，也是自然不過的事。
只是這種自然不過的事，正好反映出教育界正處於因病急而忙於求醫的環境，對通達學習的基本哲學並未理解，這種不理解，也正好說明了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哲學上還未有足夠的反省。
通達學習，是因對普及教育的反省而來的。普及教育以前的「精英教育」，擔負的其實不一定是教育出精英的任務，它所肩負的，只是挑選的工作──為不同的社會階層及勞動力作篩選與編配。然而，當教育普及後，教育所理應關心的，便不可能再是那種淘沙揀金的工序，而是真正的教育，讓不同學生的潛能得到充份的發展。所以布盧姆在《為改善學習而評價》一書中說：「教育是一種改變學習者的過程。」通達學習所追求的，便是其中的轉變：確保學生有所通達。然而，不以學生相對自己的通達為教育目標，卻一味追求一種絕對的、勉強不同學生作比較的常模參照的優異，正反映出教育工作者並未明白普及教育的教育意義，一方面為自己的教育使命作各種高調的陳述，骨子裏卻甘於為社會勞動市場作挑選的工具。
由此可見，通達教學在港作為一種改善「差生」現象的方法，正正使不少教育工作者這種戀棧過去的有違教育原則的「精英教育」的心態暴露出來。
(本文曾發表於《香港經濟日報》199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