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話告訴人家你是甚麼人

甚麼年代了？作一段「訃聞」，咒詛了人家？這其實說出了甚麼？自己一方更有道理嗎？希望讀者都來認同嗎？以為真可大快人心，起碼是聊博一粲？我看，那不過在告訴人家，道理上說不過去，只能搞些小動作。

文革時的批鬥大會上，有往被批鬥者頭上戴一頂高帽、胸前掛一塊牌，都寫上罪名和名字，例如「三反分子某甲」或者乾脆就寫「流氓某乙」之類，名字上打一個叉，有些高帽弄得稀奇古怪，據說還會給你畫一個大花臉。更惡劣的武鬥例如「飛機式」、拳打腳踢等等，是肉身上的傷害，而這些在名字上打叉、辱罵之類，則主要在言語上羞辱。

給人家的姓名打叉，肯定在表達一種態度無疑，在否定，在蔑視，造就了氣熖，顯示了強勢，或可出出氣，甚至招來掌聲，累積支持者，群眾運動往往如此，情緒先行固然可以優於鼓動，但說理付之闕如，團結到的又是甚麼群眾呢？

學生辯論的誤區之一，是以為大聲等同有理，有時，在學校的環境裡，可以公然聲勢凌厲地指責人家，同學叫好、起哄、鼓掌，其實那準是因為犯了禁忌的快感，而不一定是理智上的認同。氣勢與道理是兩碼子事，有理其實無需甚麼氣勢，即使借助氣勢，像嘴上即時搶白了之類，也不能取代道理。

有道理的人會以氣勢取代道理嗎？我不知道，但我反而更相信，因為沒道理，才動用這些下流的招式。「有理說不清」是否真的常見呢，還是因為說理能力所限？二者或許都還情有可原，最可鄙的其實是根本沒理可言。所以說，批判思維先要聽得出人家說甚麼，更要聽出人家沒說甚麼。

有用「遊花園」，有顧左右而言他，有在定義上糾纏一番弄得糊糊塗塗的，有些則故作高深，有些甚或裝出一副難言之隱相，眾多招式，跟給對方的名字打一個叉，都有一共通點，就是沒有說出道理來。像立法會所見，一些政務官，冠冕堂皇的說了許多，理據卻似有實無，當然，跟動輒破口大罵卻沒理由支持的議員一樣，不過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分別。

謾罵人家易，有理論述難。出於詛咒而給人家起一個「諢號」也可作如是觀。咒語可謂歷史悠久，在不那麼發達和文明的年代，人們的確相信咒語的。不過，今天鵝頸橋打小人之類其實是給個人發洩的心理補償多於真正作用，而公共論述中要乞靈於詛咒的，大抵只在告訴人家，自己沒甚麼道理好說，讓人家知道，自己不過是那些相信咒語的不文明年代的人吧。(2014.08.16)

星期天的粗言穢語

曾經有過一個周日早上，我坐在某學院的廣場上看書，陽光溫暖，書是硬綁綁的政治經濟，但人還是閑適的，偶爾傳來一兩陣孩子的嬉戲聲，使當下倍感和平。

忽然，劃破一片寧靜，傳來青年男女的粗言穢語，在罵學院的餐廳怎麼周日不營業。中英夾雜的粗話裡，聽得出的與其是憤怒，不如說是盡情和率性。三、四位廿歲左右的青年，就這樣滿咀髒話的走進了廣場，叫人側目。

沒太多細想，我便喝止了：「很多粗話呢，你們是這裡的學生嗎？」年輕人靜了，望了我一下，沒再作聲便往前走遠。我也繼續看書，只是思緒也往身份、言論和公共空間等等轉去了。

我從不以說話斯文自居，教學或演講都不避俗語俚語，甚至有時還恐怕過份了，會向學生或聽眾賠不是，但我很少說粗話，很少，不是沒有。唸高小或初中時在球場罵得較多吧，無論作為觀眾或隊友；也記得小學畢業的聯歡茶會上，說甚麼也夾上一兩記粗言穢語，至一位同學說「亞戚幹嗎今天說這麼多粗話？」才自覺過來。感謝這位同學，充當我的鏡子。

曾經有一位朋友，談天說地十分投契，可有一夜飯後走在街上，被路過的小巴濺起的水弄髒了，竟追前十數步向車子凶凶的罵起粗話來。我啞然，一時反應不來，沒做朋友的鏡子，只驚訝怎麼會這樣判若兩人，只猜想他朝意見相左時會否這樣被罵，然後那夜無話，也許我在怕那是我的鏡子。

我們每天照鏡，不只想看看自己，更想看的，其實是人家眼中的自己，於是整理儀容，撥弄頭髮，架好鼻樑上的眼鏡，或者端正衣領，也看看衫褲衣裙配搭是否合宜，無他，不過是想人家看到這樣的一個自己而已。

所謂身份，大抵也如是，自以為甚麼之餘，也想人家看到甚麼。好像是Goffman說的。

粗言穢語說出來的身份也如是。三年前的一次撐粵語遊行，一位舊同事開始未幾即離隊，他受不了那震耳連聲的「丟那媽，頂硬上」，我以為那是刻意對著幹的，袁崇煥的粗話倒可釋放一種力量，撐粵語的示威還講求規範漢語，未免太迂闊了一點。

更多的人其實對粗話裡的意思不大了了，所以女子會用男性動詞；罵不在場的人，男子之間會用第二人稱(甚至其母親)；小孩在耳濡目染下也可說流利自然，粗話的要義不在詞彙或語法，而在語氣和情緒，在於所表現的力量，或者是權力的位置，像學生在課堂上說了粗話的諧音，既以捉弄老師的小聰明自恃，也顯露出一種我比你強的關係。

的確，憤怒極致，衝口而出，還要辭氣清雅？如此談吐，是大欠人性了吧。

可是，一時的情動於中，不該成為家常日用，不理詞彙和語法的粗話，不過是只重語氣和情緒的串串聲音，如從深巷中來，雖質木無文，也純樸自然，倒與星期天的閑適匹配，那星期天如果我可想及此，是不會出言喝止的。(2013.04.07)

小津只做豆腐？

戚本盛

外頭已是碼頭工人罷工的第八天，我則奢侈地讀完了小津安二郎的《我是賣豆腐的，所以我只做豆腐》，寧靜的下午，下著雨。

【小津安二郎。(2010/2013)。《我是賣豆腐的，所以我只做豆腐》，台北：新經典文化。陳寶蓮譯。】【小津安二郎。(2010/2013)。《我是賣豆腐的，所以我只做豆腐》，台北：新經典文化。陳寶蓮譯。】

實不相瞞，我沒翻過這書便買下了。當然書的封面很簡潔，我是老派，認為像線裝古籍的封面才算書，那些斑爛得像跳艷舞般的決不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不知怎的先入為主以為那像《廚房裡的人類學家》般，是大導演向飲食的越界，甚至主觀得以為，小津家原來一定就是賣豆腐的。到打開書來一讀，方知道完全不是那回事。

小津是日本甚至世界電影的殿堂人物，以今天流行的用語來說，該位居神級吧，但如本書《導讀》所言，閱讀本書，可是一個非神化的過程。最明顯的拆解，是小津常用的「低鏡頭」，手法向來被詮釋為呈現日人生活風貌，幾致美學高度，但導演自報家門，理由卻無異於大煞風景，起碼是又一次呈現了作者與作品之間「無心插柳」的關係。

「過度詮釋」是文藝分析的風潮，螳臂不好擋車，我安慰自己，看成是對原作品的再創作，便忽然感激，覺功德無量，起碼因這個「再」字而看得出十分綠色。這點倒該和小津的電影配合得緊，我常以為，他的電影本色如此，黑白也好，彩色也好，觀眾也許應架一副淡綠的濾鏡來看，別有一番滋味。

我們人人都有這些濾鏡吧，至於多或少，脫或戴，造化自有不同。我不是小津迷，他的電影或許只看過後期的三兩齣，留下一種很緩慢、寧靜以致於靜止的印象，無論內容或形式，都無從讓人想起他原來曾經當兵，曾經到中國打仗，或者乾脆說，曾經侵華。

這當然倒胃，其作品充滿人文氣息的導演，在戰場上是怎麼模樣的呢？小津在書中沒有憶記太多，反倒常見行軍所見的周圍景色，像「攻陷南昌是在春天」，他看到的是一片油麥花田，以及身上的一隻跳蚤，如他的電影，分毫也關顧到的細膩。他也說及一個日本軍人發慈悲，可殺而放生一名中國老兵的事，這樣的情節該很真實，不然不會在許多電影中一再出現，似乎已成為彰顯戰爭中的人性的母題。

雖然如此，讀者還是能夠讀到小津作為軍人的心理變化。第一次體驗敵人的子彈，他不免愕然，剛開始時要拼命喝酒，借酒意行事，後來習慣了，便不再在乎，甚至於砍人，竟心生距離，有如看戲，主角變成觀眾。我自然沒經歷過戰事，無從體會箇中心理，也許在殺傻了眼的戰爭中，不這樣遠離當下，實難以苟活，特別是小津曾「參與南京總攻擊」。我不能想像的是，曾經看過的眾多侵略南京的新聞相片或紀錄片段中，竟或許有小津在。

我並非要批評甚麼，譴責戰爭中的一名兵士又何必呢？我只是又聯想到Amartya Sen的「身份的多重性」，以為那真是和平之鑰，起碼不讓人「借酒意行事」或甘心沉睡。

甚或，每一個身份就是一個故事、一齣電影，像小津自己，為甚麼會以「做豆腐」為喻說自己的電影職志呢？是否曾有一家這樣的豆腐店留在小津的無意識裡？是店裡的主人嗎？會不會是店主那漂亮的女兒，那柔聲細語，老是低頭微笑的一位？咦，抑或是俊朗的兒子，說話彬彬有禮，對小津的工作充滿好奇諸多提問的那一位？小津跟他們有過甚麼交往嗎？談過天嗎？可有約會過？拖過手嗎？噢，是不是有人說過小津的電影含蓄壓抑，還是靜待爆發？

是的是的，這聯想分明是過度的。詩人從一粒沙裡看出一個世界，我猜每一個身份也有一個故事，起碼。(2013.04.04)

友直

以前在某校任職時，曾目擊學生之間的「朋友之道」。

某天，我在午飯期間到課室跟學生下棋，期間，班中一個同學掩至大喊：「喂，出來幫手呀，肥強被人打呀。」三數正在圍觀棋局的同學，似乎忘記老師的存在，一轉身便衝出去了，我見狀，趕忙追過去，追出走廊後，已看到多名學生扭在一團打起上來，我即時上前制止，後來也有其他同事趕到，平息了打架後，負責訓育的同事便開始查問。

後來我也問及事件，發現原來大叫找「救兵」的同學只是眼見肥強和人打架，根本不知道爭執的原因和過情，由圍觀下棋變成出去打架的，更沒細問因由，我問他們，不知原因你們就出手了嗎？他們答：「亞sir，我們講義氣的。」

沒細究由「義」至「義氣」的過程，只知道「行而宜之之謂義」，或所謂「見義不為，無勇也。」，義之所指，是以事為據，定奪是非。換言之，擺事實，講道理，是義的前提吧。可是，到了「義氣」，講求的是關係，朋友、老友之間要講義氣，「無義氣」似乎是對朋友最大的批評，並變成為不問是非，只要是朋友便要站在同一陣線的一種觀念。這中間由「義」至「義氣」的過程，恐怕是一種異化吧。

我以後經常用那次下棋目睹的事，作為教授中國文化差序格局的事例，讓學生反思自己的「交友之道」，並引發「友直、友諒、友多聞」三者孰輕孰重的討論。其實，三者是互為扣連的，只是，我以為，以友直先排最為理想，朱熹注三者為「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這裡已清楚看到，隱瞞問題，迴避是非，和交友之道相去甚遠。至於後世所理解的所謂「義氣」，在馬幼垣論《水滸》裡，有更適切的理解。

至於不少以耳代目，以關係替代是非的處事待人之道，「義氣」濃甚，卻決非「友直」吧。(2012.04.04)

一面之詞

日昨，有朋友提醒我勿輕信「一面之詞」，倒真的使我想起某種一面之詞的可鄙與可怖。

無聊的孩子謊報「狼來了」，就是一面之詞，這話能夠引起恐慌，既因為村民主觀上對狼的恐懼，也因為客觀上小孩坐在山崗的有利位置上，村民以為他可遠眺狼蹤。只有聰明的人才看得到國王的新衣，是另一例。但不得不承認，主觀上國王愛受諂媚，客觀上人們奉承勢利，是為一面之詞能行之有效提供了條件。

一面之詞的敵人，是多方辯難與求證，辯難據以邏輯，求證本諸事實，其實也不過是很基本的科學精神，例如中國追求近百年的賽先生，絕非甚麼新鮮事物。

可是，辯難或有傷和諧，事實掌握有時也頗費工夫，加之以好逸惡勞的惰性，特別是思想上的慵懶，把信任交託於人，或許是主觀上的人之常情，但這也造就了某些人，特別是一向以言而有信見稱的，擁有權威或威權的，則其人的一面之詞，更易取信於人，其厲害處，可以謗人於無形，若再加上自傳之類的史實包裝，甚至因傳主過世而死無對證，則甚至嚴謹治史者也會一時不察，何況是逃避自由的常人？

於此，被謗者或許不是最可憐的，因為還有盲目輕信一面之詞的人。(2012.04.02)

消失即消失

整理書架，竟然找到德希達(J. Derrida)的《他者的單語主義：起源的異肢》(Monolingualism of the Other, or, The Prosethesis of Origin, 張正平譯，2000，台北：桂冠，英文版1998，法文版1996)。我還記得，這本書還沒有丟掉，是因為要肩負某種使命的。

嚴格來說，我沒有看過這書，看過的，只是一頁半的《譯者序》。是譯序的第4段，使我的閱讀戛然而止。或者，這樣說太不William Glasser了，我該說，讀到了第4段，我選擇立即停止讀下去。

第4段的魔力，是夠格在這裡抄錄下來的(也見附圖)：

「如果語言有任何功能，這個功能就是把『無』變成『有』，也可以說是把『消失』轉化成『存在』。在此，消失至少有兩個涵義。第一，語言消失在語言進行敘述之中，就如同形式在內容出現時失去蹤影，也好像內容在形式的制約中脫落了內容的自主與獨立。第二，語言消失在語句發生之中，就如同生死消失在生死替換之際，就如同時間被月的流逝所吞食。換言之，語言消失的現象，不外乎語言消失現象的消失。在消失之中，消失也成為一個消失現象。但消失現象的現象，不外乎消失的原本。消失現象即消失，消失現象在消失之際消失自己，消失即消失。」(頁XII)


我不懂法文，也看不明白英譯本，才買來譯的，可是，當年讀譯至此，我大抵明白，我不是不會明白這類文字的，明白發生在不明白發生之際，在不明白轉換成為明白之際。

然後，我開始與諸如此類看不明白的論述絕緣，讀到、聽到或看到許多類近的論述，我倒在內心報以欣喜的尊敬，不容易呀，這門子的學問！所以，書雖然沒有看完，我還是保留了下來，放在常用書的書架上，提醒自己，對此，我竟曾經想過入門。(2009.0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