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評論何漢權的文章已經發表五篇了，每天一篇，由十二月十三日開始，已有五天。為甚麼這樣連篇累牘的評論他？
答：何先生是教育專欄作家，公開發表評論和感想，而且積極參與各種教育和政治事務，就他的言論和行事，作出分析和評價，有何不可？為甚麼要特別解釋呢？
問：畢竟，這種指名道姓的評論比較少有，感到奇怪而有疑問，不也很正常嗎？
答：對他的言行作出評論，完全公開，指名道姓，是負責的表現。很多教育評論，對人對事作出批評，但故意隱去姓名，可能為存忠厚，也可能想迴避責任，不必正面面對反駁，這樣的評論文化，不夠光明磊落。教育界中人這樣的文風，以後會作出分析。我自己就不想藏頭露尾，所以指名道姓之餘，也署上真實姓名，更歡迎指正或辯論。
問：但你這樣追纏下去，是否企圖傷害他的名譽，或者報復個人的私怨？
答：我認識何先生，但沒有私怨，也沒有動機詆譭他。其實，我的評論，有根有據，若有錯謬，歡迎指正，如果評論有其道理而使他的名譽受損，根源也在他的言行而不是評論。也請留意，評論所及，都是他參與公共空間的部份，私人部份，我倒沒權也沒興趣說甚麼。
問：可評論的話題很多，你為甚麼只針對他一個人？
答：我撰寫評論多年，涉及話題不少，何先生的言行，只是眾多評論對象之一。當然，本欄《沒大沒小》開始，適逢其會，在選委會選舉之後，以選舉作話題，也很自然。其他現象、眾多人和事，是非當前，沒大沒小，能力所及，我都會一一細論，何先生的言行所提供的，無論幸運或不幸，適逢在前列而已。
問：可是，你是教協副會長，你的文章，能保持客觀中立嗎？
答：客觀，就是要講求論證是否充份，論據是否足夠，是否客觀，是以文論文，還是以我的身份斷定呢？箇中答案，我想不必費唇舌說了。至於中立，我並沒有刻意追求一種「各打五十大板」的中立。作出批評，當然有價值取捨在內，除非不能肯定是非傾向，否則為求中立而中立，只能是另一種虛偽，真誠與虛偽之間，我寧取真誠。有些文章，曖曖昧昧，不正面評論，沒充份引證，只求引導讀者的聯想，虛偽矯飾，不負責任，很要不得。
問：但你既然是教協副會長，這次是否教協跟何漢權或他任副主席的教育評議會對著幹？
答：我的確是教協的現屆副會長，但這系列撰文，事前既沒與教協中人商量過，事後也文責自負，與教協無關。大家閱讀時，如果因我在教協的身份作出推測，反而忽略評論本身，並不恰當。其實，我在選舉後才開始發表評論，就是不想被曲解為打擊他的選情。至於與教評會的關係，是兩個團體的事，不必由我置喙。其實，就事論事，不必隱瞞，教評會的意見，我有不同意的，也有同意的，例如他們對校本評核的意見，就合理得多。
問：可是為甚麼又不見你寫同意他們的文章呢？
答：朋友，選擇甚麼內容為文，屬於言論自由範圍吧。或者，我受到中國評論傳統中的指瑕文化影響，我相信，揭示虛妄，指出錯誤，更為重要。客客氣氣和稀泥，表面和諧暗裡鬥爭，都不會是我的選擇。這樣吧，就文論文，請繼續閱讀吧。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8)
2006-12-17
願何漢權不必再貌似勉強
梁家傑正爭取足夠的選委提名，以便特首選舉有所競爭，有競爭的特首選舉，正是本屆選委會選舉的一個焦點，教育評議會的何漢權先生向來義正詞嚴，原來他也贊成特首選舉要有競爭的。
他說過：「特首選舉的最低期望，就是必須要有投票過程」，「沒有競爭對手、沒有政綱、沒有被質詢過程、沒有投票過程的特首選舉，在胡溫大格局的政治管理當中，相信也沒有道理存在。」
不過，不要誤會，不要因為何先生這番支持有競爭的特首選舉的話，便誤會了他會支持梁家傑。這一番話，去年五月七日見諸《香港經濟日報》，是針對去年的特首補選的。
今年支持誰，何先生說還沒決定。選舉前被記者問及支持哪位特首候選人，他說是這樣答的：「會公開向業界尋求意見、再看看、聽聽候選特首在諮詢會上的答辯，以及競選政綱的可行性，方能下個決定。」(《信報》，2006.12.16)
這樣的話，義正詞嚴，永遠正確。不過，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抽象道理，最易用來迴避現實裡的是非選擇。
去年曾蔭權爭取提名時，雖然被何先生評為「都是拿出貓紙，照本宣科，…臨急趕功課，難見…清晰的教育理念與見解」(《香港經濟日報》，2005.6.25)，可是他還是提名了曾蔭權，箇中原因，口口聲聲要公開向業界諮詢的何先生，似乎還欠選民一個交代呢。
梁家傑即將發表他的教育政綱了，報道說，政綱中包括小班教學，而小班教學，正是何漢權參選選委的首項訴求。看來，這將帶給何先生很大的困難，除非曾蔭權的政綱也包括小班教學，否則，何先生怎樣交代捨梁取曾，的確令人擔心。
不過，或許根本不必擔心的，說不定，何先生會加入提名梁家傑呢。又或者，上述的向業界尋求意見的話，根本抽象得很，單看「政綱的可行性」這條尾巴，已足夠發揮了。當然，最好的是，曾蔭權也以小班教學為政綱的項目，何先生投向曾氏懷抱，便多一個理由，不必像去年那樣貌似勉強了。
世事難料，我也但願上述擔心是多餘的，只是，何先生言行的落差，又說明這種擔心有其依據呢。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7)
他說過：「特首選舉的最低期望，就是必須要有投票過程」，「沒有競爭對手、沒有政綱、沒有被質詢過程、沒有投票過程的特首選舉，在胡溫大格局的政治管理當中，相信也沒有道理存在。」
不過，不要誤會，不要因為何先生這番支持有競爭的特首選舉的話，便誤會了他會支持梁家傑。這一番話，去年五月七日見諸《香港經濟日報》，是針對去年的特首補選的。
今年支持誰，何先生說還沒決定。選舉前被記者問及支持哪位特首候選人，他說是這樣答的：「會公開向業界尋求意見、再看看、聽聽候選特首在諮詢會上的答辯，以及競選政綱的可行性，方能下個決定。」(《信報》，2006.12.16)
這樣的話，義正詞嚴，永遠正確。不過，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抽象道理，最易用來迴避現實裡的是非選擇。
去年曾蔭權爭取提名時，雖然被何先生評為「都是拿出貓紙，照本宣科，…臨急趕功課，難見…清晰的教育理念與見解」(《香港經濟日報》，2005.6.25)，可是他還是提名了曾蔭權，箇中原因，口口聲聲要公開向業界諮詢的何先生，似乎還欠選民一個交代呢。
梁家傑即將發表他的教育政綱了，報道說，政綱中包括小班教學，而小班教學，正是何漢權參選選委的首項訴求。看來，這將帶給何先生很大的困難，除非曾蔭權的政綱也包括小班教學，否則，何先生怎樣交代捨梁取曾，的確令人擔心。
不過，或許根本不必擔心的，說不定，何先生會加入提名梁家傑呢。又或者，上述的向業界尋求意見的話，根本抽象得很，單看「政綱的可行性」這條尾巴，已足夠發揮了。當然，最好的是，曾蔭權也以小班教學為政綱的項目，何先生投向曾氏懷抱，便多一個理由，不必像去年那樣貌似勉強了。
世事難料，我也但願上述擔心是多餘的，只是，何先生言行的落差，又說明這種擔心有其依據呢。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7)
2006-12-16
何漢權顛倒自己的直資觀點
直資問題，是香港教育的一個爭議焦點。
二○○一年末，前任特首董建華爭取提名競選連任前三個月，選委之一、教育評議會的何漢權先生撰文指，直資政策為董建華任內的一項主要政績：「直資學校……等學校體系的建立，迫使絕大部靠吃阿公的官津補的學校，要認真考慮及面對保值、甚至增值的老問題，制度上的多元化辦學與學校多元化教學的實施，會起著正面的相關作用。」(《香港經濟日報》2001.11.17)
兩個月後，即特首選舉提名期開始前一個月，董建華會見了教評會的選委。之後，何漢權再發表文章，直資是「教學管理的一種突破」，原因之一，「香港現今的官津補的公營學校，並未能提供學生在學習上的多元選擇，當中包括師生比例、課程內容、教學語言以及其他有關教學套配。」(《香港經濟日報》2002.1.23)
其實，直資問題，應該細分為「資助學校轉直資」和「新成立直資學校」的問題，應該研究「教育管理放權與資助」、「教師專業和職業保障」、「專業問責或市場問責」等不同關係。何先生沒有深入分析，就呼應著政府宣傳上似是而非的觀點。
到了本年六月，政府推出中學殺校政策，引起很大迴響，何先生便轉了口風，批評起直資政策來：
「直資學校制度亦愈形鞏固，教學語言、師生比例以至教師薪酬，一概可以彈性處理。於是，英語教學、師生比例低開、課程彈性靈活等，都拜政府政策獎勵之賜，具一定的吸引力。家長選擇直資學校，總勝過半生不死的第二級、或者是第三級官津體系的中學！學校的森林定律已經被驗證，轉到直資的傳統名校，吸納人才與錢財，先喝收生的頭啖湯。」
在董建華時代，何漢權大力推許直資政策，到了曾蔭權主政，同一政策卻受到他批評，未知是體現「人一走，茶就涼」的道理呢，還是長期撰文月旦香港教育政策的何先生太後知後覺呢？
就直資問題，何先生這樣說過：「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裏，要將事情的顛倒「道理」再顛倒過來，花費的力氣特別大。學校轉制成直資是其中一例。」(《香港經濟日報》2002.1.23)
然而，還看他的大作，何先生顛倒自己觀點，似乎並不困難，所花的力氣不需要很大吧。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6)
二○○一年末，前任特首董建華爭取提名競選連任前三個月，選委之一、教育評議會的何漢權先生撰文指，直資政策為董建華任內的一項主要政績：「直資學校……等學校體系的建立，迫使絕大部靠吃阿公的官津補的學校，要認真考慮及面對保值、甚至增值的老問題，制度上的多元化辦學與學校多元化教學的實施，會起著正面的相關作用。」(《香港經濟日報》2001.11.17)
兩個月後，即特首選舉提名期開始前一個月，董建華會見了教評會的選委。之後，何漢權再發表文章，直資是「教學管理的一種突破」，原因之一，「香港現今的官津補的公營學校，並未能提供學生在學習上的多元選擇，當中包括師生比例、課程內容、教學語言以及其他有關教學套配。」(《香港經濟日報》2002.1.23)
其實，直資問題，應該細分為「資助學校轉直資」和「新成立直資學校」的問題，應該研究「教育管理放權與資助」、「教師專業和職業保障」、「專業問責或市場問責」等不同關係。何先生沒有深入分析，就呼應著政府宣傳上似是而非的觀點。
到了本年六月，政府推出中學殺校政策，引起很大迴響，何先生便轉了口風，批評起直資政策來：
「直資學校制度亦愈形鞏固，教學語言、師生比例以至教師薪酬，一概可以彈性處理。於是，英語教學、師生比例低開、課程彈性靈活等，都拜政府政策獎勵之賜，具一定的吸引力。家長選擇直資學校，總勝過半生不死的第二級、或者是第三級官津體系的中學！學校的森林定律已經被驗證，轉到直資的傳統名校，吸納人才與錢財，先喝收生的頭啖湯。」
在董建華時代，何漢權大力推許直資政策，到了曾蔭權主政，同一政策卻受到他批評，未知是體現「人一走，茶就涼」的道理呢，還是長期撰文月旦香港教育政策的何先生太後知後覺呢？
就直資問題，何先生這樣說過：「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裏，要將事情的顛倒「道理」再顛倒過來，花費的力氣特別大。學校轉制成直資是其中一例。」(《香港經濟日報》2002.1.23)
然而，還看他的大作，何先生顛倒自己觀點，似乎並不困難，所花的力氣不需要很大吧。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6)
2006-12-15
何漢權和曾蔭權
教育評議會的何漢權先生，長期在報刊發表評論，最近又再度獲選為選舉委員，負責選出行政長官，查閱他在上屆選委任內怎樣評議曾蔭權，很有意思。
2006年10月14日，何先生質疑曾蔭權的《施政報告》「是否真的如此貨真價實，如此對教師群眾深表敬意」，該文以「特首派錢連任，教師無福消受」作結。(《香港經濟日報》)
2006年5月30日，他撰文批評曾蔭權的「親疏有別論」，指為「講求實質的利益交換」的產物，並「盼望特首在巡視學校的時候，千萬不要提親疏有別論。」(《星島日報》)
2006年4月8日，他諷刺曾先生做了行政長官才以父親的花瓶來彰顯孝德，質疑曾先生會否「但求政府議案獲得通過，任何行事原則都不需計較？」，甚至因為曾先生親吻樞機戒指，而懷疑起政教分離的問題。在這篇文章裡，何先生最後更發出「看現今的社會大氣候、是黑白混淆」、「價值教育難伸」的感嘆。(《香港經濟日報》)
2006年1月21日，他揶揄曾蔭權聘任政治化妝師：「抓緊輿論陣地，權力就可奔放，黑白隨意，可攻可守。風起雲湧的政治，一日也嫌長，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永久的敵人，彼此化裝共處，自然得很。」(《香港經濟日報》。按：不能斷定何先生用「化裝」代「化妝」是寫錯字或另有深意。)
2005年10月22日，對曾蔭權上任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敬師」的部份，何漢權評為「過於敷衍」。(《香港經濟日報》)
2005年6月25日，何漢權寫及兩次以教育界選委的身份與曾先生的會晤：「兩次的晤談時曾先生都是拿出貓紙，照本宣科，講出教統局近年推行的大計，講出政府對教育的投資不少，臨急趕功課，難見特區掌舵人有清晰的教育理念與見解，意料之內！」(《香港經濟日報》)
從何漢權這些專欄評論所見，他似乎對曾蔭權很有意見，反諷揶揄，直接批評，兼而有之。可以留給讀者的，是一派批判者的印象。然而，以上所引，僅為「言論」部份，實際「行事」呢？原來，在去年六月的行政長官選舉中，即使在爭取提名時曾先生沒有令何先生滿意，何先生仍然行使了選委的權力，提名了曾蔭權。 (《文匯報》，2005.6.15)
這種言行落差，應該怎樣解釋呢？縱使不滿，也會提名，是因為何先生口口聲聲所不齒的政治實利嗎？還是埋堆團體，個人獨立意志無從體現呢？對曾蔭權上任以來的表現，何漢權雖鮮有好評，未知在接著的選舉中，又會否仍舊口裡說盡不滿，實際提名如故呢？或者，何先生唯有希冀，曾先生這一次不再使出壓倒性提名的一招，那就不必重演言行落差的活劇，不必在專欄文章把自己「化裝」為一個批判者，在實際政治中又雙手奉上自己的一票了。(按：塗脂抹粉為化妝，與解作假扮的化裝不同。以上「化裝」一詞，沒有別字。)
於此，我倒想起錢鍾書在《讀伊索寓言》：「蝙蝠碰見鳥就就充作鳥，碰見獸就充作獸。人比蝙蝠就聰明多了。他會把蝙蝠的方法反過來施用：在鳥類裡偏要充獸，表示腳踏實地；在獸類裡偏要充鳥，表示高超出世。」這篇文章曾經收入中學會考的中文課程中，當時有意見認為對中學生過深，如果學校今天仍想教授該文，看來是可以請何漢權到校現身說法一下的。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5)
2006年10月14日，何先生質疑曾蔭權的《施政報告》「是否真的如此貨真價實，如此對教師群眾深表敬意」，該文以「特首派錢連任，教師無福消受」作結。(《香港經濟日報》)
2006年5月30日，他撰文批評曾蔭權的「親疏有別論」，指為「講求實質的利益交換」的產物，並「盼望特首在巡視學校的時候，千萬不要提親疏有別論。」(《星島日報》)
2006年4月8日，他諷刺曾先生做了行政長官才以父親的花瓶來彰顯孝德，質疑曾先生會否「但求政府議案獲得通過，任何行事原則都不需計較？」，甚至因為曾先生親吻樞機戒指，而懷疑起政教分離的問題。在這篇文章裡，何先生最後更發出「看現今的社會大氣候、是黑白混淆」、「價值教育難伸」的感嘆。(《香港經濟日報》)
2006年1月21日，他揶揄曾蔭權聘任政治化妝師：「抓緊輿論陣地，權力就可奔放，黑白隨意，可攻可守。風起雲湧的政治，一日也嫌長，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永久的敵人，彼此化裝共處，自然得很。」(《香港經濟日報》。按：不能斷定何先生用「化裝」代「化妝」是寫錯字或另有深意。)
2005年10月22日，對曾蔭權上任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敬師」的部份，何漢權評為「過於敷衍」。(《香港經濟日報》)
2005年6月25日，何漢權寫及兩次以教育界選委的身份與曾先生的會晤：「兩次的晤談時曾先生都是拿出貓紙，照本宣科，講出教統局近年推行的大計，講出政府對教育的投資不少，臨急趕功課，難見特區掌舵人有清晰的教育理念與見解，意料之內！」(《香港經濟日報》)
從何漢權這些專欄評論所見，他似乎對曾蔭權很有意見，反諷揶揄，直接批評，兼而有之。可以留給讀者的，是一派批判者的印象。然而，以上所引，僅為「言論」部份，實際「行事」呢？原來，在去年六月的行政長官選舉中，即使在爭取提名時曾先生沒有令何先生滿意，何先生仍然行使了選委的權力，提名了曾蔭權。 (《文匯報》，2005.6.15)
這種言行落差，應該怎樣解釋呢？縱使不滿，也會提名，是因為何先生口口聲聲所不齒的政治實利嗎？還是埋堆團體，個人獨立意志無從體現呢？對曾蔭權上任以來的表現，何漢權雖鮮有好評，未知在接著的選舉中，又會否仍舊口裡說盡不滿，實際提名如故呢？或者，何先生唯有希冀，曾先生這一次不再使出壓倒性提名的一招，那就不必重演言行落差的活劇，不必在專欄文章把自己「化裝」為一個批判者，在實際政治中又雙手奉上自己的一票了。(按：塗脂抹粉為化妝，與解作假扮的化裝不同。以上「化裝」一詞，沒有別字。)
於此，我倒想起錢鍾書在《讀伊索寓言》：「蝙蝠碰見鳥就就充作鳥，碰見獸就充作獸。人比蝙蝠就聰明多了。他會把蝙蝠的方法反過來施用：在鳥類裡偏要充獸，表示腳踏實地；在獸類裡偏要充鳥，表示高超出世。」這篇文章曾經收入中學會考的中文課程中，當時有意見認為對中學生過深，如果學校今天仍想教授該文，看來是可以請何漢權到校現身說法一下的。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5)
2006-12-14
何漢權為語文基準試「小罵大幫忙」
行走江湖，必須習得兩三度散手，以便遊弋於權勢和民眾之間，博取每一分的好處。選舉時期要面向選民，當然要以不怕權勢自居，要自稱為選民代言；非選舉時期，則又會向權勢靠攏，靠攏得來又要不致太突兀難看，「小罵大幫忙」，是為傍身一技。罵，是為塑造不怕權勢的形象，但為了要從權勢處得到利益，千萬不要罵中要害，所以要「小罵」。
以語文基準試政策為例吧。整個政策的要害，就是設立一個考試，讓輿論年年追問，教師及格率為何，以個別成績，抹黑整體教師。二○○○年中，三萬七千教師簽名，六千教師請願，要求撤銷語文基準試，反對否定現職教師的資歷。
設立或撤銷，是政策論爭的關鍵，這是「大」，先同意了設立考試，便是「大幫忙」。二千年教師大請願前，教育評議會的朋友便召開記者會，該會副主席何漢權提出「語文基準方案應由基準測試﹑培訓課程和豁免機制構成。即豁免具相當學歷及教學資歷者﹑讓教師選擇受訓以達標﹑以及參加基準測試﹐三者應同步展開。」(《大公報》2000.6.7)大談培訓、豁免，就是掩護考試，用心良苦。
「大幫忙」之餘要「小罵」，罵甚麼呢，罵不夠完善，罵倉卒推行。報道指，何漢權認為「政府的語文基準方案未完善，新入職教師及在職教師亦應獲得平等機會，故此他建議政府應在明年中後，方讓新舊教師一起進行測試。」(《星島日報》2000.6.7)罵新舊教師沒有平等機會，罵考試推行太快，卻沒有罵設立考試的根本問題，正是「小罵」，「小罵」的功能，是「大幫忙」：既然平等，現職教師也應考吧，既然太快，那就明年中才開考吧，總之，就是同意設立語文基準試。
何先生自然有權施展「小罵大幫忙」的伎倆，可憐的是，到了選舉期間，他又搖身一變，為自己塑造一個反對語文基準試的假象了。今年的選委會選舉，他的宣傳單張中有這樣的一句：「當學生語文水平下降，矛頭就直指教師，語文基準試就橫放在教師眼前。」他並聲稱這是「很多前線同工的心底話」(《星島日報》2006.12.12)。
對的，這是教師的心底話，可惜，何先生這番話，說遲了六年，六年過去了，何先生這樣說，大抵希望沒有教師記得當年他贊成設立語文基準試，贊成為現職教師「橫放」這個考試吧。何先生是一位歷史教師，他會明白，歷史是會橫放在他這種希望、這種伎倆之前的。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4)
以語文基準試政策為例吧。整個政策的要害，就是設立一個考試，讓輿論年年追問，教師及格率為何，以個別成績，抹黑整體教師。二○○○年中，三萬七千教師簽名，六千教師請願，要求撤銷語文基準試，反對否定現職教師的資歷。
設立或撤銷，是政策論爭的關鍵，這是「大」，先同意了設立考試，便是「大幫忙」。二千年教師大請願前，教育評議會的朋友便召開記者會，該會副主席何漢權提出「語文基準方案應由基準測試﹑培訓課程和豁免機制構成。即豁免具相當學歷及教學資歷者﹑讓教師選擇受訓以達標﹑以及參加基準測試﹐三者應同步展開。」(《大公報》2000.6.7)大談培訓、豁免，就是掩護考試，用心良苦。
「大幫忙」之餘要「小罵」，罵甚麼呢，罵不夠完善，罵倉卒推行。報道指，何漢權認為「政府的語文基準方案未完善，新入職教師及在職教師亦應獲得平等機會，故此他建議政府應在明年中後，方讓新舊教師一起進行測試。」(《星島日報》2000.6.7)罵新舊教師沒有平等機會，罵考試推行太快，卻沒有罵設立考試的根本問題，正是「小罵」，「小罵」的功能，是「大幫忙」：既然平等，現職教師也應考吧，既然太快，那就明年中才開考吧，總之，就是同意設立語文基準試。
何先生自然有權施展「小罵大幫忙」的伎倆，可憐的是，到了選舉期間，他又搖身一變，為自己塑造一個反對語文基準試的假象了。今年的選委會選舉，他的宣傳單張中有這樣的一句：「當學生語文水平下降，矛頭就直指教師，語文基準試就橫放在教師眼前。」他並聲稱這是「很多前線同工的心底話」(《星島日報》2006.12.12)。
對的，這是教師的心底話，可惜，何先生這番話，說遲了六年，六年過去了，何先生這樣說，大抵希望沒有教師記得當年他贊成設立語文基準試，贊成為現職教師「橫放」這個考試吧。何先生是一位歷史教師，他會明白，歷史是會橫放在他這種希望、這種伎倆之前的。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4)
2006-12-13
參選前後何漢權的變化
選舉委員會選舉過去了，但仍有一些紛擾，例如選票設計會否誤導選民 等等，當然，這次選舉的結果，大家還是承認的，如果不承認 ，可提出訴訟，起碼要求重點。
據悉，開票時，有落選人士，要求重點榜末當選者的選票 。這是合法的，也由此可見競爭激烈。不該推測這便有傷和氣 ，覆核選票，只不過是小爭小吵，和政策辯論時的小罵大幫忙一樣 ，也和家裡小孩爭吵相同，只要大家長最後召集，還是會歸隊的。
這倒反映出獨立的可貴，看成是選舉映照眾生的作用也可 。有人說選舉是一面照妖鏡，我卻以為言重了，因選票而來的種種動作 和言論，只不過是為了選票，其實，民心向背，是非標準 ，大家都清楚，只不過由於大家長的呼召，一些朋友只好閃爍其詞 ，以便將來看風轉向，以示自己還是站在民心的一邊的。
2000年中的語文基準、2004年末的小班教學政策辯論 ，都是很好的例子，比對某些候選人「走位靈活」，深明選舉的大義 。例如，2004年12月14日《星島日報》他的專欄裡 ，教育評議會的何漢權先生，便這樣議論小班教學的立法會辯論： 「大班或小班，一班人數是四十抑或三十，倒與教學的效果 ，沒有必然的關係。」、「做廣告的，必須要懂得運用語言 ，操弄語言，這樣，產品才能打動人心。做議員的，又何嘗不是 ？於是，以「小就是美」為題，在報章上撰文，大力推銷小班教學 ，結果是一擊即中，立法會經已通過全港中、小學要分期全面推行小班 教學了。霎時的美，能長久嗎？」
到了這次選委選舉，「小班教學」卻變成他們政綱的頭等項目 ，一班之中的學生人數，忽然又變得有關係極了。「因事制宜」 ，並不稀奇，因為，朋友，不是甚麼，這是選舉呀！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3)
據悉，開票時，有落選人士，要求重點榜末當選者的選票 。這是合法的，也由此可見競爭激烈。不該推測這便有傷和氣 ，覆核選票，只不過是小爭小吵，和政策辯論時的小罵大幫忙一樣 ，也和家裡小孩爭吵相同，只要大家長最後召集，還是會歸隊的。
這倒反映出獨立的可貴，看成是選舉映照眾生的作用也可 。有人說選舉是一面照妖鏡，我卻以為言重了，因選票而來的種種動作 和言論，只不過是為了選票，其實，民心向背，是非標準 ，大家都清楚，只不過由於大家長的呼召，一些朋友只好閃爍其詞 ，以便將來看風轉向，以示自己還是站在民心的一邊的。
2000年中的語文基準、2004年末的小班教學政策辯論 ，都是很好的例子，比對某些候選人「走位靈活」，深明選舉的大義 。例如，2004年12月14日《星島日報》他的專欄裡 ，教育評議會的何漢權先生，便這樣議論小班教學的立法會辯論： 「大班或小班，一班人數是四十抑或三十，倒與教學的效果 ，沒有必然的關係。」、「做廣告的，必須要懂得運用語言 ，操弄語言，這樣，產品才能打動人心。做議員的，又何嘗不是 ？於是，以「小就是美」為題，在報章上撰文，大力推銷小班教學 ，結果是一擊即中，立法會經已通過全港中、小學要分期全面推行小班 教學了。霎時的美，能長久嗎？」
到了這次選委選舉，「小班教學」卻變成他們政綱的頭等項目 ，一班之中的學生人數，忽然又變得有關係極了。「因事制宜」 ，並不稀奇，因為，朋友，不是甚麼，這是選舉呀！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3)
2006-12-04
公平勢將擊退均等
──校本評核的難題
◎梁家豪
校本評核的爭議中，一個仍未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如何結合校內持續考試和公開結業考試。一般而言，校內考試具有「形成性」（formative）的性質，成績提供的訊息，讓教師掌握學生的進度，從而作出因應，因此往往在學期中「持續」（continuous）進行，以便逐步收集學習進度的訊息。公開結業考試，則是「總結性」（summative）的考試，作用在評估學生所學，成績反映學生的水平，並且是通過和歷年考試和同輩成績比較得來的，因為是總結性的，所以往往安排在結業階段，而且往往是一次過的。
公開試重視公平公正，風險高的考試尤其重視。眾所周知，香港學生的公開考試，因為決定了學生的升學機會，也即影響學生的未來，長期以來，均以公平公正為首要原則，中五結業的中學會考如是，中七的高級程度會考如是，未來新高中學制下的中六結業試，合中學會考和高級程度會考於一身，風險只會更高而不會更低，公平公正的要求也就仍然或更加嚴格。
有一種誤解，以為廣泛推行校本評核後，因為校本評核是持續的，所以便是形成性的，其實，形成性的往往是持續的，但持續的卻不必然是形成性的。因此，新制度下的校本評核，和一般的校內持續考試不同，可以肯定的只是，學期中持續引入的，是帶有總結性的高風險考試，要求教師公平公正地以學生成績優劣排次，基本作用是篩選（selection），在校內是否具有這樣的時間和資源達到公開試一般的公平公正，已是疑問，更重要的是，教和學的空間將會進一步萎縮，教師因應學生進度施教便更為困難。
教育改革要求教師因應學生差異施教，校外評核的一個視察重點，就是有沒有照顧學生差異。教育，而不是篩選，是當代教育均等（educational equality）的一個重大價值。針對後進學生，調動教學資源和機會，即所謂「積極分歧」（positive discrimination），已成為當代教學資源分配的重要原則。問題是，政策上的「積極分歧」，或者還會因為得到社會認受而肯定（legitimate），不會遇到公平公正的挑戰，但學校之內、教室之中的「積極分歧」，隨時會被質疑是否公平公正，會否影響考試成績。教師有此擔心，也是不無道理的。
當然，專業講求判斷，遇到質疑自然可以合理辯解，不過由此而耗費的心力，也是可以預期。君不見考評局已早在去年中，聲稱邀請廉政公署介入，嚴防校本評核作假嗎？孔子講求因材施教，弟子子路和冉有提出同一問題，但孔子給予不同回應，是因應二人品性差異提供的答案。如果有一個高風險考試在背後，若遭狀告，孔子極可能也要到廉署喝咖啡解話去。令人擔憂的是，趨吉避凶，是人之常情，現實教學中，教師為免瓜田李下，往往會傾向公平公正，積極分歧、因材施教，勢將因為廣泛引入校本評核而消亡。
上期本欄介紹美國資深教師Rick Wormeli的一本教學技巧書籍，他的最新著作《公平常常不是均等》（Fair isn't always equal: Assessing and Grading in the Differentiated Classroom），或者值得鼓吹廣泛引入校本評核的朋友細讀。
(原刊《教協報》516期，2006.12.04)
◎梁家豪
校本評核的爭議中，一個仍未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如何結合校內持續考試和公開結業考試。一般而言，校內考試具有「形成性」（formative）的性質，成績提供的訊息，讓教師掌握學生的進度，從而作出因應，因此往往在學期中「持續」（continuous）進行，以便逐步收集學習進度的訊息。公開結業考試，則是「總結性」（summative）的考試，作用在評估學生所學，成績反映學生的水平，並且是通過和歷年考試和同輩成績比較得來的，因為是總結性的，所以往往安排在結業階段，而且往往是一次過的。
公開試重視公平公正，風險高的考試尤其重視。眾所周知，香港學生的公開考試，因為決定了學生的升學機會，也即影響學生的未來，長期以來，均以公平公正為首要原則，中五結業的中學會考如是，中七的高級程度會考如是，未來新高中學制下的中六結業試，合中學會考和高級程度會考於一身，風險只會更高而不會更低，公平公正的要求也就仍然或更加嚴格。
有一種誤解，以為廣泛推行校本評核後，因為校本評核是持續的，所以便是形成性的，其實，形成性的往往是持續的，但持續的卻不必然是形成性的。因此，新制度下的校本評核，和一般的校內持續考試不同，可以肯定的只是，學期中持續引入的，是帶有總結性的高風險考試，要求教師公平公正地以學生成績優劣排次，基本作用是篩選（selection），在校內是否具有這樣的時間和資源達到公開試一般的公平公正，已是疑問，更重要的是，教和學的空間將會進一步萎縮，教師因應學生進度施教便更為困難。
教育改革要求教師因應學生差異施教，校外評核的一個視察重點，就是有沒有照顧學生差異。教育，而不是篩選，是當代教育均等（educational equality）的一個重大價值。針對後進學生，調動教學資源和機會，即所謂「積極分歧」（positive discrimination），已成為當代教學資源分配的重要原則。問題是，政策上的「積極分歧」，或者還會因為得到社會認受而肯定（legitimate），不會遇到公平公正的挑戰，但學校之內、教室之中的「積極分歧」，隨時會被質疑是否公平公正，會否影響考試成績。教師有此擔心，也是不無道理的。
當然，專業講求判斷，遇到質疑自然可以合理辯解，不過由此而耗費的心力，也是可以預期。君不見考評局已早在去年中，聲稱邀請廉政公署介入，嚴防校本評核作假嗎？孔子講求因材施教，弟子子路和冉有提出同一問題，但孔子給予不同回應，是因應二人品性差異提供的答案。如果有一個高風險考試在背後，若遭狀告，孔子極可能也要到廉署喝咖啡解話去。令人擔憂的是，趨吉避凶，是人之常情，現實教學中，教師為免瓜田李下，往往會傾向公平公正，積極分歧、因材施教，勢將因為廣泛引入校本評核而消亡。
上期本欄介紹美國資深教師Rick Wormeli的一本教學技巧書籍，他的最新著作《公平常常不是均等》（Fair isn't always equal: Assessing and Grading in the Differentiated Classroom），或者值得鼓吹廣泛引入校本評核的朋友細讀。
(原刊《教協報》516期，2006.12.04)
2006-11-10
演講嘉賓被拒諸門外
◎ 梁家豪
朋友相告一件校務處書記將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講者請走的奇聞。
工作坊安排在某周六的上午，全校老師都到齊了，或在舉行工作坊的活動室，或在教員室等候，只有負責聯絡的老師因病請假。工作坊開始前十五分鐘，講者來到校務處，找負責聯絡的老師。踫巧校務處當值的只有一位書記，她答該位老師不在。講者說有一個工作坊安排了。書記說紀錄上沒有。講者請書記查一下，找校長或其他教師問一問。書記撥了兩三個內線電話後，說因為是周六，教員室沒有人，反問講者是否約錯了時間。呆了超過五分鐘，見不得要領，講者只有離開。
原來當時校長為了爭取時間，利用工作坊開始前的十分鐘，召集全體教師到活動室去開簡短會議，順道等候講者，所以數個教員室都沒有人聽電話。最後當然等不到講者，還要致電講者連番道歉，全體老師也白走了一趟。
事後校長大興問罪之師，卻只落得一個「羅生門」的結論。因為，負責老師說早已在每天行事曆的檔案夾中放置了一頁文件，但竟然不翼而飛，書記小姐卻說從沒看過這頁資料，自然無從得知有工作坊，況且即時又找不到任何人查詢，唯有如實向講者說明，是講者自己決定離開的。
朋友說，負責的同事的確可能沒有紀錄的，因為他一向都不大重視文牘工作，況且當天病了，請病假時可能忘記交代一下。書記小姐則向來是「按章工作主義者」，問一句答一句，不會多說半分，不會主動協助解難。更大的問題是，負責的教師因為印刷試題的一點紕漏，早兩天和書記小姐吵過嘴，批評她工作失誤。朋友說，這一次很有可能是書記小姐乘機回敬的。
政府委任的委員會說，教師工作壓力過大，主因是非教學工作增加，調撥到學校行政工作的資源看來將會增加，校務處將會更為吃重，校長或負責的老師，必須及早處理好各種協調問題了。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朋友相告一件校務處書記將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講者請走的奇聞。
工作坊安排在某周六的上午，全校老師都到齊了，或在舉行工作坊的活動室，或在教員室等候，只有負責聯絡的老師因病請假。工作坊開始前十五分鐘，講者來到校務處，找負責聯絡的老師。踫巧校務處當值的只有一位書記，她答該位老師不在。講者說有一個工作坊安排了。書記說紀錄上沒有。講者請書記查一下，找校長或其他教師問一問。書記撥了兩三個內線電話後，說因為是周六，教員室沒有人，反問講者是否約錯了時間。呆了超過五分鐘，見不得要領，講者只有離開。
原來當時校長為了爭取時間，利用工作坊開始前的十分鐘，召集全體教師到活動室去開簡短會議，順道等候講者，所以數個教員室都沒有人聽電話。最後當然等不到講者，還要致電講者連番道歉，全體老師也白走了一趟。
事後校長大興問罪之師，卻只落得一個「羅生門」的結論。因為，負責老師說早已在每天行事曆的檔案夾中放置了一頁文件，但竟然不翼而飛，書記小姐卻說從沒看過這頁資料，自然無從得知有工作坊，況且即時又找不到任何人查詢，唯有如實向講者說明，是講者自己決定離開的。
朋友說，負責的同事的確可能沒有紀錄的，因為他一向都不大重視文牘工作，況且當天病了，請病假時可能忘記交代一下。書記小姐則向來是「按章工作主義者」，問一句答一句，不會多說半分，不會主動協助解難。更大的問題是，負責的教師因為印刷試題的一點紕漏，早兩天和書記小姐吵過嘴，批評她工作失誤。朋友說，這一次很有可能是書記小姐乘機回敬的。
政府委任的委員會說，教師工作壓力過大，主因是非教學工作增加，調撥到學校行政工作的資源看來將會增加，校務處將會更為吃重，校長或負責的老師，必須及早處理好各種協調問題了。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由教院外有中學生吸煙說起
◎ 梁家豪
十一月九日下午，我看到三、四身穿校服的中學生，在香港教育學院大埔校園正門外不遠處，旁若無人的吸煙。看樣子，大抵是到教院參加活動後，在校門外集合正要離去之類。
我當然不知道這些學生這樣公然吸煙的原因，我猜，他們是清楚「教院是無煙校園」這個訊息的，也正因如此，也只好在正門外肆無忌憚地吸個夠，或許是「示威」，或許是「頂癮」。
並非原則上反對吸煙，但一個人吸煙卻逼另外的人吸二手煙，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況且，如果煙癮來自那種虛假的但為年輕人所追慕的吸煙者形象，例如所謂「有型」、「反叛」或「成熟」之類，則無寧是比較可惜的。
更可惜的是，當年輕人有了煙癮後，學校可以做的已不多。美國癌病學會指出，要成功戒煙，必須得到專業支援。有調查指出，十歲至十八歲的吸煙青年之中，約四份三的人自覺很難戒煙。家長和醫生的協助，至為重要。
可做的不多，但仍然有做事的空間。學校可以在預防上擔當一定角色。其實，即使我們怎樣說教育和家庭失效，學校和家庭仍然是年輕人習得價值的重要途徑。清清楚楚地指出吸煙對身體健康的禍害，而不是單單的用權威反對吸煙；用事實說明，而不是恫嚇，對年輕人，恫嚇只會招致反彈。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十一月九日下午，我看到三、四身穿校服的中學生，在香港教育學院大埔校園正門外不遠處，旁若無人的吸煙。看樣子，大抵是到教院參加活動後，在校門外集合正要離去之類。
我當然不知道這些學生這樣公然吸煙的原因，我猜，他們是清楚「教院是無煙校園」這個訊息的，也正因如此，也只好在正門外肆無忌憚地吸個夠，或許是「示威」，或許是「頂癮」。
並非原則上反對吸煙，但一個人吸煙卻逼另外的人吸二手煙，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況且，如果煙癮來自那種虛假的但為年輕人所追慕的吸煙者形象，例如所謂「有型」、「反叛」或「成熟」之類，則無寧是比較可惜的。
更可惜的是，當年輕人有了煙癮後，學校可以做的已不多。美國癌病學會指出，要成功戒煙，必須得到專業支援。有調查指出，十歲至十八歲的吸煙青年之中，約四份三的人自覺很難戒煙。家長和醫生的協助，至為重要。
可做的不多，但仍然有做事的空間。學校可以在預防上擔當一定角色。其實，即使我們怎樣說教育和家庭失效，學校和家庭仍然是年輕人習得價值的重要途徑。清清楚楚地指出吸煙對身體健康的禍害，而不是單單的用權威反對吸煙；用事實說明，而不是恫嚇，對年輕人，恫嚇只會招致反彈。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2006-11-06
搞笑與文革
◎ 梁家豪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致群劇社重演《人啊！人》。
原來，已接近年底，在匆忙的生活中，方才發覺，今年沒有太多的文革四十周年的討論。是官方刻意低調，還是我們已開始習慣忘記？
致群今年的演出，比起二十年前同一劇目的演出，明顯的對文革多了描述。導演說，年長的觀眾，都知道文革是怎麼的一回事，加強文革的情節，是以年輕一代為對象的。據說，學生專場的反應也不俗，已成功引起不少學生的追問。
在文革情節的場面，該是因為太荒誕了。上綱上線的批鬥邏輯，像階級敵人放個屁也比人臭，那是典型得脫離現實的革命文藝美學盛行的年代，現在看來，都是惹笑的場口。
笑，當然也有血淚，也許我過慮了，我事實是另有擔心的。面對沉重的歷史，該笑嗎，能笑嗎？我不知道。或者沒有一定的答案，不少人都笑不出來，但不少人，甚至是過來人，像《幹校六記》中的楊絳，像電影《一個美麗的傳說》，歷史的慘痛，在笑意中更彰顯。
可是，與此同時，沉重的歷史竟然變得輕鬆，特別對香港搞笑文化中成長的年輕人來說，會否看待為另一種荒誕的笑，笑得太自然，笑得太輕鬆，笑，或許已成為世界觀的必然部份。
我還記得，年前前進進劇團演出《奧利安娜的迷惑》(Oleanna)，暴力的場口，竟然也引來觀眾席上的笑聲。或者這是劇院演出的使然，舞台的疏離，加上了情節的荒誕，變成了疏離，過份輕鬆的。也許必得用小劇場的迫力，才能維繫沉重的感受和深刻的思考。
對，我的確過慮了。我們必須思考的是，任何歷史，都有一個積漸的過程，即使是革命，即使用「爆發」形容，其實也有一個過程。面對過去，我們笑了，笑意之後，深思還尚餘多少？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致群劇社重演《人啊！人》。
原來，已接近年底，在匆忙的生活中，方才發覺，今年沒有太多的文革四十周年的討論。是官方刻意低調，還是我們已開始習慣忘記？
致群今年的演出，比起二十年前同一劇目的演出，明顯的對文革多了描述。導演說，年長的觀眾，都知道文革是怎麼的一回事，加強文革的情節，是以年輕一代為對象的。據說，學生專場的反應也不俗，已成功引起不少學生的追問。
在文革情節的場面，該是因為太荒誕了。上綱上線的批鬥邏輯，像階級敵人放個屁也比人臭，那是典型得脫離現實的革命文藝美學盛行的年代，現在看來，都是惹笑的場口。
笑，當然也有血淚，也許我過慮了，我事實是另有擔心的。面對沉重的歷史，該笑嗎，能笑嗎？我不知道。或者沒有一定的答案，不少人都笑不出來，但不少人，甚至是過來人，像《幹校六記》中的楊絳，像電影《一個美麗的傳說》，歷史的慘痛，在笑意中更彰顯。
可是，與此同時，沉重的歷史竟然變得輕鬆，特別對香港搞笑文化中成長的年輕人來說，會否看待為另一種荒誕的笑，笑得太自然，笑得太輕鬆，笑，或許已成為世界觀的必然部份。
我還記得，年前前進進劇團演出《奧利安娜的迷惑》(Oleanna)，暴力的場口，竟然也引來觀眾席上的笑聲。或者這是劇院演出的使然，舞台的疏離，加上了情節的荒誕，變成了疏離，過份輕鬆的。也許必得用小劇場的迫力，才能維繫沉重的感受和深刻的思考。
對，我的確過慮了。我們必須思考的是，任何歷史，都有一個積漸的過程，即使是革命，即使用「爆發」形容，其實也有一個過程。面對過去，我們笑了，笑意之後，深思還尚餘多少？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2006-11-04
三千學徒
◎ 梁家豪
阿儀是我5C班的學生，兩年前的。會考考獲○分後，她到了一家髮型屋做學徒，髮型設計，是她初中時立下的志願了。
因此，她很著重自己的儀容，髮型當然是頭號關注項目。不過，校規卻容不下那麼多的變化和設計，於是，她頭上的三千，就成為了老師和她之間的戰場。
經常和教師爭戰的學生，成績通常不會好。中四那年我開始做她班主任，她說，早就不想再唸書，但母親一定要她讀完中五，她也孝順，便同意呆在學校裡。
人是留住了，可是，心呢？學業當然不必提，操行也不怎樣好。她繼續研究髮型設計，整天翻閱這樣那樣的髮型雜誌，也經常拿自己的和好同學的頭髮做試驗，於是老師和她的戰場由一個頭發展到五、六個。
學校參加了職業導向的試點計劃，阿儀可以選修「髮型設計」課。我還記得，那天我向全班講解報名程序時，她的專注眼神，是我從未看過的。
然後，她喜孜孜的去上課了，訓導老師既為她高興，也為減少戰場而高興，但一個星期後，阿儀問我，可不可以退修。我問她原因，她支吾以對，我懷疑是否有點和預期不同，談了一整個下午，她仍執意退修。我也算順瓜摸藤，開出了「不得給同學設計髮型」的條件，或者要急著回來，所以也便應允了。
也算守諾，訓導老師和她的戰場保持在一個之數，一直到她畢業離校，也沒有越雷池半步。
今天，在路上，我踫上了她。她很開心，很光榮地說，到了一家髮型屋做學徒。我一貫教師口吻地囑咐她好好地學，不要浪費時間。她說，才不呢，那裡的人都很認真，做不好被罵還是小事，如果得失了客人便不妙，之類之類，滔滔不絕，看來她找對了自己的路。
而我，忽然像充耳不聞似的，因為，從阿儀口中不經意吐出的「認真」兩字，反差極大，也許我心虛了，但我總覺得在映照著學校教育裡的種種，好不難解。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阿儀是我5C班的學生，兩年前的。會考考獲○分後，她到了一家髮型屋做學徒，髮型設計，是她初中時立下的志願了。
因此，她很著重自己的儀容，髮型當然是頭號關注項目。不過，校規卻容不下那麼多的變化和設計，於是，她頭上的三千，就成為了老師和她之間的戰場。
經常和教師爭戰的學生，成績通常不會好。中四那年我開始做她班主任，她說，早就不想再唸書，但母親一定要她讀完中五，她也孝順，便同意呆在學校裡。
人是留住了，可是，心呢？學業當然不必提，操行也不怎樣好。她繼續研究髮型設計，整天翻閱這樣那樣的髮型雜誌，也經常拿自己的和好同學的頭髮做試驗，於是老師和她的戰場由一個頭發展到五、六個。
學校參加了職業導向的試點計劃，阿儀可以選修「髮型設計」課。我還記得，那天我向全班講解報名程序時，她的專注眼神，是我從未看過的。
然後，她喜孜孜的去上課了，訓導老師既為她高興，也為減少戰場而高興，但一個星期後，阿儀問我，可不可以退修。我問她原因，她支吾以對，我懷疑是否有點和預期不同，談了一整個下午，她仍執意退修。我也算順瓜摸藤，開出了「不得給同學設計髮型」的條件，或者要急著回來，所以也便應允了。
也算守諾，訓導老師和她的戰場保持在一個之數，一直到她畢業離校，也沒有越雷池半步。
今天，在路上，我踫上了她。她很開心，很光榮地說，到了一家髮型屋做學徒。我一貫教師口吻地囑咐她好好地學，不要浪費時間。她說，才不呢，那裡的人都很認真，做不好被罵還是小事，如果得失了客人便不妙，之類之類，滔滔不絕，看來她找對了自己的路。
而我，忽然像充耳不聞似的，因為，從阿儀口中不經意吐出的「認真」兩字，反差極大，也許我心虛了，但我總覺得在映照著學校教育裡的種種，好不難解。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2006-11-02
叫學生不要做的，自己卻全做齊了
梁家豪
學校利用學生考試的日子，騰空下午來舉辦教師專業發展講座，邀請嘉賓主講改進教學技巧的話題，可是，不少同事竟然「攜卷」進場，在演講期間改卷如故。
因為時間迫切嗎？「只爭朝夕」也不在於這兩三小時吧。因為講座內容不重要嗎？果如是，則外評時教統局人員也不會認為我們在有關技巧上有待改進了。因為我們能耐較高，可以一心二用嗎？然而如果易地而處，我們授課時，學生這樣「一心二用」做可以嗎？
原因或許很多的，也可能不只一個，值得組織心理學家研究一下。作為同儕，我為此只覺某種難堪和尷尬，特別是講者明顯看到了，不過礙於情面沒有當面指正，而只在言語之間提到，「教學要設身處地，其實做人也一樣」，「叫學生不要做的，自己換了學生身份時卻做齊」等語，我以為是有弦外之音的。
我也不好說都是我們的錯，一個成人連這樣的基本禮貌也沒有顧及，明顯是因為有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有合理，也有不合理的，或者應該說，有情有可原的，也有不可原的。
無論怎樣分析，一個關鍵問題是，一個專業工作者，該接受這樣的現象嗎？我認為不。應該兵分兩路來改進。校方或當局，應提供足夠的客觀條件，讓教師心無旁鶩地進行專業進修；教師本身，也應有講者聽眾的基本禮貌，如果認為講座不足取，乾脆離席算了。
主人先盡責，才該對客人的講者有所要求吧。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學校利用學生考試的日子，騰空下午來舉辦教師專業發展講座，邀請嘉賓主講改進教學技巧的話題，可是，不少同事竟然「攜卷」進場，在演講期間改卷如故。
因為時間迫切嗎？「只爭朝夕」也不在於這兩三小時吧。因為講座內容不重要嗎？果如是，則外評時教統局人員也不會認為我們在有關技巧上有待改進了。因為我們能耐較高，可以一心二用嗎？然而如果易地而處，我們授課時，學生這樣「一心二用」做可以嗎？
原因或許很多的，也可能不只一個，值得組織心理學家研究一下。作為同儕，我為此只覺某種難堪和尷尬，特別是講者明顯看到了，不過礙於情面沒有當面指正，而只在言語之間提到，「教學要設身處地，其實做人也一樣」，「叫學生不要做的，自己換了學生身份時卻做齊」等語，我以為是有弦外之音的。
我也不好說都是我們的錯，一個成人連這樣的基本禮貌也沒有顧及，明顯是因為有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有合理，也有不合理的，或者應該說，有情有可原的，也有不可原的。
無論怎樣分析，一個關鍵問題是，一個專業工作者，該接受這樣的現象嗎？我認為不。應該兵分兩路來改進。校方或當局，應提供足夠的客觀條件，讓教師心無旁鶩地進行專業進修；教師本身，也應有講者聽眾的基本禮貌，如果認為講座不足取，乾脆離席算了。
主人先盡責，才該對客人的講者有所要求吧。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審犯上腦
◎ 梁家豪
月前，《科學人》雜誌報道，美國出現CSI現象。
CSI 全名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是一套很受歡迎的劇集，以科學鑑證調查罪案為題材，情節循科學角度逐步推敲案情，深入淺出，觀眾從中可以學會不少科學鑑證的知識。也許觀眾看得太投入，忘記了戲劇只是生活的極度濃縮，於是要求現實生活複製劇中情節。據《科學人》報道，在美國的法庭裡愈來愈多陪審員對科學鑑證的高度要求，甚至有這樣的真實例子：即使被告認罪，但陪審員中有CSI戲迷者，仍然追問控方為甚麼不驗證DNA之類，檢控官也為之氣煞當場。
本地觀眾熱愛CSI也不遑多讓吧。一家電視台在一週播兩晚，另一家面向東南亞的衛星電視台，更一晚連播三套，大抵可由此估計，該劇集也受本地甚至亞洲觀眾歡迎。但我不知道香港法庭裡的陪審員是否也有《科學人》報道的那種「CSI上腦」的現象。
但「審犯上腦」，則屢見不鮮。一些人，以為自己思想比人清晰，或者想一嚐審犯的威風，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發出「只准答是或不是」的問題，得不到如此期待的答案，便連聲說人家連問題也不明白。
今午正忙於批改試卷之際，接到一位家長來電，拒絕報上姓名的，在電話中連聲質問我們著學生購買的某科作業會否全本做完，學生買了的習作簿會否浪費等等。如今課程已經立體許多，早已離開按進度按課本施教的年代，對於這位家長的問題，我只能如實作答，指教師要求學生購買，自有學習上的需要，但不能保證一定全本做完，習作簿必可全數用盡之類。
這樣模稜的答案當然不能符合「審犯上腦者」的要求，於是她在電話中連聲咆哮，指我身為教師，連怎樣答問題也不懂，她說：「你答是或不是就可以了，不必說這麼多廢話。」
當然，自以為在審犯的是她，我可不是「嫌犯上腦」，等候拷問，所以一直沒有滿足她的要求，也沒有一般見識反詰之，但心中不免嘀咕，咦，我問她是哪一位學生的家長，她可不是諸多迴避，拒絕道明嗎？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月前，《科學人》雜誌報道，美國出現CSI現象。
CSI 全名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是一套很受歡迎的劇集，以科學鑑證調查罪案為題材，情節循科學角度逐步推敲案情，深入淺出，觀眾從中可以學會不少科學鑑證的知識。也許觀眾看得太投入，忘記了戲劇只是生活的極度濃縮，於是要求現實生活複製劇中情節。據《科學人》報道，在美國的法庭裡愈來愈多陪審員對科學鑑證的高度要求，甚至有這樣的真實例子：即使被告認罪，但陪審員中有CSI戲迷者，仍然追問控方為甚麼不驗證DNA之類，檢控官也為之氣煞當場。
本地觀眾熱愛CSI也不遑多讓吧。一家電視台在一週播兩晚，另一家面向東南亞的衛星電視台，更一晚連播三套，大抵可由此估計，該劇集也受本地甚至亞洲觀眾歡迎。但我不知道香港法庭裡的陪審員是否也有《科學人》報道的那種「CSI上腦」的現象。
但「審犯上腦」，則屢見不鮮。一些人，以為自己思想比人清晰，或者想一嚐審犯的威風，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發出「只准答是或不是」的問題，得不到如此期待的答案，便連聲說人家連問題也不明白。
今午正忙於批改試卷之際，接到一位家長來電，拒絕報上姓名的，在電話中連聲質問我們著學生購買的某科作業會否全本做完，學生買了的習作簿會否浪費等等。如今課程已經立體許多，早已離開按進度按課本施教的年代，對於這位家長的問題，我只能如實作答，指教師要求學生購買，自有學習上的需要，但不能保證一定全本做完，習作簿必可全數用盡之類。
這樣模稜的答案當然不能符合「審犯上腦者」的要求，於是她在電話中連聲咆哮，指我身為教師，連怎樣答問題也不懂，她說：「你答是或不是就可以了，不必說這麼多廢話。」
當然，自以為在審犯的是她，我可不是「嫌犯上腦」，等候拷問，所以一直沒有滿足她的要求，也沒有一般見識反詰之，但心中不免嘀咕，咦，我問她是哪一位學生的家長，她可不是諸多迴避，拒絕道明嗎？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2006-10-30
針對抄襲的理解評核
理解是高階思維的基礎，沒有紮實的理解，較高階的分析和評鑑等要非空言奢談，也會淪為猜想胡謅。這不只是語文科的問題，未來所有學生必修的通識教育，以及每一個學科，均要重視理解的教學。
理解教學的通病是抄襲，學生搬字過紙，教師無從知悉學生是否理解。於是，從評核的方法來說，採取所謂「固定反應」(Fixed response)的題目，例如選擇題，讓學生從「似是而非」的答案中選出正確者，便可以避過抄襲的干擾。
學生出題 表現理解
可是，總不能凡涉及理解都使用「固定反應」，例如剪報教學，除非剪報由教師提供，否則無從設計「固定反應」。這時候，可以倒過來，由學生設計評核理解的題目，由學生設計可供選擇的答案，供同學作答，從答案可否呈現微妙的差異，也可看出學生理解的程度。
當然，更多更直接的是囑學生用自己文句作答。學生書寫的答案，要呈現理解，便必須以自己的文句作為主要的評核標準，問題是，由閱讀到書寫答案，其中牽涉的思維過程並不簡單，更不純粹是理解的思維。學生沒有運用自己文句，原因要細加分析。
首先要確定學生知道「運用自己文句」這一標準。香港的學生慣於被動接受，經常置自己於一個次要的位置，學習和成長的文化，並不鼓勵學生主動表達自己的想法。這樣的學習文化雖然近年已在改進，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徹底矯正的，於是，學生習得的，特別在學習的環境中，是一種以權威為尚的價值，所謂「權威」，包括教師、書本、學者、媒體等，對學生來說，表達理解時捨自己文句而引述原文，反而是理所當然的。針對這一點，必須大力強調，表達理解時要「運用自己文句」。
運用自己文句的方式很多，增加學生的詞彙，是首要的方法。善用同義詞、近義詞，甚至在有需要時重寫原文的語法結構，加入恰當的虛詞，都是表達理解的能力。不要誤會這只是語文科的重點。詞彙涉及概念，虛詞則是後設的分析思維常用的，每一學科其實都有相關的教學重點。
運用自己文句的評量
然而，在「運用自己文句」的最高標準之下，還可以變通一下，即使學生沒有運用自己的文句，但如果不是囫圇吞棗的抄錄原文，而是精選原文加以引述，其實也可以算是理解的一種。的確，有時候，對某些概念或文章來說，硬要改為自己文句反為不美。換言之，言簡意賅的答案應該得到肯定，即使抄錄原文，一選中的，也可和大段大段抄錄的答案區分開來。
對應這一點思路，評核其實可以採取字數限制的方式，甚或要求以「標題短句」等形式，來迫使學生放棄抄錄，更進一步，可以倒扣分數，多答了無關的內容，是會扣分的，那麼，學生作答時便必須先作選擇，這樣便較容易區分學生是否理解了。
如上所述，一個評量的頻譜已經形成：最理想的是運用自己文句理解；其次是精選原文作答；再其次是包括正確答案在內的抄錄，這層次的作答應否看成及格，須按不同學科和具體課業而定；胡亂作答、離題萬丈的，則明顯是沒有理解，屬於最低層次。這個評量頻譜是適用於書面作答，當然，如果有空間用非語文的形式，例如概念圖、口頭答問等，變化就可以更多了。
(本文原刊《教協報》2006.10.30)
理解教學的通病是抄襲，學生搬字過紙，教師無從知悉學生是否理解。於是，從評核的方法來說，採取所謂「固定反應」(Fixed response)的題目，例如選擇題，讓學生從「似是而非」的答案中選出正確者，便可以避過抄襲的干擾。
學生出題 表現理解
可是，總不能凡涉及理解都使用「固定反應」，例如剪報教學，除非剪報由教師提供，否則無從設計「固定反應」。這時候，可以倒過來，由學生設計評核理解的題目，由學生設計可供選擇的答案，供同學作答，從答案可否呈現微妙的差異，也可看出學生理解的程度。
當然，更多更直接的是囑學生用自己文句作答。學生書寫的答案，要呈現理解，便必須以自己的文句作為主要的評核標準，問題是，由閱讀到書寫答案，其中牽涉的思維過程並不簡單，更不純粹是理解的思維。學生沒有運用自己文句，原因要細加分析。
首先要確定學生知道「運用自己文句」這一標準。香港的學生慣於被動接受，經常置自己於一個次要的位置，學習和成長的文化，並不鼓勵學生主動表達自己的想法。這樣的學習文化雖然近年已在改進，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徹底矯正的，於是，學生習得的，特別在學習的環境中，是一種以權威為尚的價值，所謂「權威」，包括教師、書本、學者、媒體等，對學生來說，表達理解時捨自己文句而引述原文，反而是理所當然的。針對這一點，必須大力強調，表達理解時要「運用自己文句」。
運用自己文句的方式很多，增加學生的詞彙，是首要的方法。善用同義詞、近義詞，甚至在有需要時重寫原文的語法結構，加入恰當的虛詞，都是表達理解的能力。不要誤會這只是語文科的重點。詞彙涉及概念，虛詞則是後設的分析思維常用的，每一學科其實都有相關的教學重點。
運用自己文句的評量
然而，在「運用自己文句」的最高標準之下，還可以變通一下，即使學生沒有運用自己的文句，但如果不是囫圇吞棗的抄錄原文，而是精選原文加以引述，其實也可以算是理解的一種。的確，有時候，對某些概念或文章來說，硬要改為自己文句反為不美。換言之，言簡意賅的答案應該得到肯定，即使抄錄原文，一選中的，也可和大段大段抄錄的答案區分開來。
對應這一點思路，評核其實可以採取字數限制的方式，甚或要求以「標題短句」等形式，來迫使學生放棄抄錄，更進一步，可以倒扣分數，多答了無關的內容，是會扣分的，那麼，學生作答時便必須先作選擇，這樣便較容易區分學生是否理解了。
如上所述，一個評量的頻譜已經形成：最理想的是運用自己文句理解；其次是精選原文作答；再其次是包括正確答案在內的抄錄，這層次的作答應否看成及格，須按不同學科和具體課業而定；胡亂作答、離題萬丈的，則明顯是沒有理解，屬於最低層次。這個評量頻譜是適用於書面作答，當然，如果有空間用非語文的形式，例如概念圖、口頭答問等，變化就可以更多了。
(本文原刊《教協報》2006.10.30)
2006-10-16
解釋的評核
學生的「剪報評論」課業的通病之一，是沒有清楚解釋自己的意見或感受，於是教師便無從得知學生是否理解。當然，教師一定早已一再要求學生多加解釋，問題是，只空泛的要求學生解釋的成效一般不大，再追溯下去，其實也應區分學生是不理解呢，還是不懂得如何解釋。
且用歌曲《天家裡》中的數句獨白作為例子。曲中，主人翁諾諾獨白：天堂裡沒有醫院，然後他自行回答說，因為沒有建造醫院。第二句雖然用了「因為」，算對第一句的解釋嗎？以嚴格的標準來說，這不能算解釋。當然，考慮到那是五歲孩子的答案，其實已是不錯的解釋了。
對教學來說，更重要的是，聽到這個答案後怎樣引動孩子再答下去。常用的問題是：為甚麼沒有建造醫院呢？在該曲裡，諾諾接著說，因為天堂裡人人都不會病，還有，不會受傷的。這兩句補充，從評核的角度來說，是相當完美的了，因為，從中可以得知孩子對醫院的理解，即醫院是治病和救傷的地方。有理由相信，孩子的思維已形成了一種「三段論」式的判斷：
醫院是治病和救傷的
天堂裡的人不會生病和受傷
--
所以天堂裡不用有醫院
當然，用語可以改善，可以更清晰，但其實已很完整，單從思維計，已呈現很好的理解，打分可以接近甚至等同滿分了，當然，一般校內的評核標準也計較表達、語文等，但那是思維能力以外的要求了。
多舉一個例子，據說，以下例子真有其事。
早上八時了，校門外，一位學生氣急敗壞的走回來，可惜，集隊鐘聲響過後，學生才跑進校門內。教師問：你為甚麼遲到？學生氣來氣喘的答：因為我跑得慢。
跑得慢」是可以解釋「遲到」的原因嗎？從學生紀律來說，當然不可接受，但從理解力思維的角度來看，卻還不算最差。例如，學生可能會答：「因為集隊鐘聲響起了我才回到學校。」或者「因為已經過了八點正。」，則顯然比「跑得慢」更差，與此同時，比「跑得慢」更好的答案還是有的，例如「塞車」之類。由此，我們可以想像，一個頻譜已經形成：
1. 因為集隊鐘聲響起了我才回到學校。
2. 因為已經過了八點正。
3. 因為我跑得慢。
4. 因為塞車。
5. 因為我遲了出門口。
6. 因為我先要帶弟弟回校。
上述六個答案之中，1和2皆不算解釋，因為句中的訊息只是「遲到」的同義反覆，並沒有說明原因。3和4只說出了近因，不夠5和6深刻。以五分為滿分的話，1和2只能得○分，3和4應可得1-2分，5可得3-4分，6可得4-5分了。
以上兩個例子中的「解釋」，回應的問題雖然同樣是「為甚麼」，但本質上其實是有的不同。諾諾答為甚麼天堂裡沒有醫院，是以功能的解釋作因果推理；學生答為甚麼遲到，則是直接的因果解釋。兩者差異，其實關乎很重要的哲學思路，但似不必要在中小學的理解力思維教學裡嚴格區分。反而，更重要的啟示，在於如何判斷學生表現理解之上，上述兩個例子中可接受的答案，形式上都可以構成一種「三段論」式的推理，而沒犯同義反覆的錯誤，也就是內容訊息來自問題以外。學生剪報課業通常沒有表達剪報以外的自己的思路，甚至只知抄錄報道的原文。讓他們知道，抄錄而沒有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不算理解，是很重要的。
(原刊《教協報》513期，2006.10.16)
且用歌曲《天家裡》中的數句獨白作為例子。曲中，主人翁諾諾獨白：天堂裡沒有醫院，然後他自行回答說，因為沒有建造醫院。第二句雖然用了「因為」，算對第一句的解釋嗎？以嚴格的標準來說，這不能算解釋。當然，考慮到那是五歲孩子的答案，其實已是不錯的解釋了。
對教學來說，更重要的是，聽到這個答案後怎樣引動孩子再答下去。常用的問題是：為甚麼沒有建造醫院呢？在該曲裡，諾諾接著說，因為天堂裡人人都不會病，還有，不會受傷的。這兩句補充，從評核的角度來說，是相當完美的了，因為，從中可以得知孩子對醫院的理解，即醫院是治病和救傷的地方。有理由相信，孩子的思維已形成了一種「三段論」式的判斷：
醫院是治病和救傷的
天堂裡的人不會生病和受傷
--
所以天堂裡不用有醫院
當然，用語可以改善，可以更清晰，但其實已很完整，單從思維計，已呈現很好的理解，打分可以接近甚至等同滿分了，當然，一般校內的評核標準也計較表達、語文等，但那是思維能力以外的要求了。
多舉一個例子，據說，以下例子真有其事。
早上八時了，校門外，一位學生氣急敗壞的走回來，可惜，集隊鐘聲響過後，學生才跑進校門內。教師問：你為甚麼遲到？學生氣來氣喘的答：因為我跑得慢。
跑得慢」是可以解釋「遲到」的原因嗎？從學生紀律來說，當然不可接受，但從理解力思維的角度來看，卻還不算最差。例如，學生可能會答：「因為集隊鐘聲響起了我才回到學校。」或者「因為已經過了八點正。」，則顯然比「跑得慢」更差，與此同時，比「跑得慢」更好的答案還是有的，例如「塞車」之類。由此，我們可以想像，一個頻譜已經形成：
1. 因為集隊鐘聲響起了我才回到學校。
2. 因為已經過了八點正。
3. 因為我跑得慢。
4. 因為塞車。
5. 因為我遲了出門口。
6. 因為我先要帶弟弟回校。
上述六個答案之中，1和2皆不算解釋，因為句中的訊息只是「遲到」的同義反覆，並沒有說明原因。3和4只說出了近因，不夠5和6深刻。以五分為滿分的話，1和2只能得○分，3和4應可得1-2分，5可得3-4分，6可得4-5分了。
以上兩個例子中的「解釋」，回應的問題雖然同樣是「為甚麼」，但本質上其實是有的不同。諾諾答為甚麼天堂裡沒有醫院，是以功能的解釋作因果推理；學生答為甚麼遲到，則是直接的因果解釋。兩者差異，其實關乎很重要的哲學思路，但似不必要在中小學的理解力思維教學裡嚴格區分。反而，更重要的啟示，在於如何判斷學生表現理解之上，上述兩個例子中可接受的答案，形式上都可以構成一種「三段論」式的推理，而沒犯同義反覆的錯誤，也就是內容訊息來自問題以外。學生剪報課業通常沒有表達剪報以外的自己的思路，甚至只知抄錄報道的原文。讓他們知道，抄錄而沒有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不算理解，是很重要的。
(原刊《教協報》513期，2006.10.16)
2006-10-13
迎擊語文基準之前
九八年我開始做教協會的理事，但參與教協的工作，大抵始於九六年間的「教育常務會」。
該是九月的一天吧，忽然接到陳漢森來電，叫我去「教常會」看看，他說，也沒甚麼，無非是就每周的教育話題，議論一番而已。那時不大肯定他為甚麼會找我，但也沒問，就跑上去開會了。
那時候的教常會是逢周五晚召開的，至今我仍然沒有忘記那熱烈的討論。徐漢光、黃克廉、趙志成、陳國權、羅平都是常客。支援的職員則有蔡淑芳，她可說是教常會的褓姆。感謝他們，我對教育政策的若干重大認識，包括「增值」、政策新猷的取捨原則、對母語教學政策的衡量，都是來自教常會的。
張文光雖然公務繁忙，但在有需要時也會來為大家說明政策爭議的最新進展。記得有一次，討論了「語文基準」的先導測試。那一晚，張文光在會議上就為大家分析了最新的形勢。
關注語文基準的問題，始於九四年的《語文能力工作小組報告書》，但那時我主要留意《報告書》分析社會中的語言應用，覺得切合現實，對語文教學很有意義。至於《報告書》中的「語文基準」的「起源」，在於鼓勵非語文科主修的現職語文教師進修的建議。
鼓勵的建議和後來的發展當然南轅北轍。中間的過渡就是「先導測試」。對於這個測試，我認為是要抵制的，但當時也有一種觀點，認為那只是教師自願參加的，不好大力反對。於是，我寫了較溫和的一篇文章於九八年六月在《教協報》發表，從提醒教師有權不參加的角度，間接呼喚抵制，為慎重計，發表前還給當時的權益及投訴部主任余惠萍看過。
政策當然不會因為一篇文章而逆轉，先導測試後來演變為惡魔般的政策，教協會也決定全面迎擊，我記得，那決定也是一個教常會的晚上形成的。
(原刊《教協報》513期，2006.10.13)
該是九月的一天吧，忽然接到陳漢森來電，叫我去「教常會」看看，他說，也沒甚麼，無非是就每周的教育話題，議論一番而已。那時不大肯定他為甚麼會找我，但也沒問，就跑上去開會了。
那時候的教常會是逢周五晚召開的，至今我仍然沒有忘記那熱烈的討論。徐漢光、黃克廉、趙志成、陳國權、羅平都是常客。支援的職員則有蔡淑芳，她可說是教常會的褓姆。感謝他們，我對教育政策的若干重大認識，包括「增值」、政策新猷的取捨原則、對母語教學政策的衡量，都是來自教常會的。
張文光雖然公務繁忙，但在有需要時也會來為大家說明政策爭議的最新進展。記得有一次，討論了「語文基準」的先導測試。那一晚，張文光在會議上就為大家分析了最新的形勢。
關注語文基準的問題，始於九四年的《語文能力工作小組報告書》，但那時我主要留意《報告書》分析社會中的語言應用，覺得切合現實，對語文教學很有意義。至於《報告書》中的「語文基準」的「起源」，在於鼓勵非語文科主修的現職語文教師進修的建議。
鼓勵的建議和後來的發展當然南轅北轍。中間的過渡就是「先導測試」。對於這個測試，我認為是要抵制的，但當時也有一種觀點，認為那只是教師自願參加的，不好大力反對。於是，我寫了較溫和的一篇文章於九八年六月在《教協報》發表，從提醒教師有權不參加的角度，間接呼喚抵制，為慎重計，發表前還給當時的權益及投訴部主任余惠萍看過。
政策當然不會因為一篇文章而逆轉，先導測試後來演變為惡魔般的政策，教協會也決定全面迎擊，我記得，那決定也是一個教常會的晚上形成的。
(原刊《教協報》513期，2006.10.13)
2006-06-05
曾蔭權曾否參加過八九年的《民主歌聲獻中華》
──一次思想體操
曾蔭權曾否參加過八九年的《民主歌聲獻中華》，竟成為上佳的思辯素材。
先了解目下掌握的事實。
事實一：2006年5月28日，司徒華向記者說，本港各大團體89年5月27日在跑馬地大球場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籌款音樂會，時任行政署長的曾蔭權曾聯同兒子參與，但音樂會未結束便離場，期間更與他打招呼。(《蘋果日報》2006.05.29)
事實二：2006年5月28日，特首辦發言人否認曾蔭權曾參加該活動，指曾蔭權當時仍是政務官，不能參與任何政治活動。(《香港經濟日報》2006.05.29)，行政長官辦公室發言人否認曾蔭權當時出席活動，及後也沒有參加過任何與六四有關的活動。(《信報財經新聞》，2006.05.29)
事實三：2006年6月3日，司徒華在一個電台節目中說，當年在跑馬地舉行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曾碰到當時是行政署長的曾蔭權，「當時他帶著一個小朋友，我有向他打招呼，還傾了一、兩句。」(《星島日報》2006.06.04)
事實四：2006年6月3日，特首辦發言人指，當天曾蔭權是與兒子到馬會吃飯，離開時碰到集會人士。發言人強調曾蔭權當時是政務官，政務官不能參加政治活動，因此他不可能出席當天的集會。(《星島日報》，2006.06.04)
事實五，2006年6月4日，曾蔭權在昆明答記者問。全文如下：
記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說曾經目睹你出席「民主歌聲獻中華」，其實你有沒有去過呢？
行政長官：我只可告訴你我沒有參加支聯會的任何活動。
記者：你有沒有出席過「民主歌聲獻中華」？
行政長官：我沒有參加過，我記得你所講的是他們的活動，我沒有參加過他們任何活動，包括這個活動。(《行政長官在昆明談話內容》，香港政府新聞公報，2006.06.04)
事實六：2006年6月4日，特首辦發言人補充，曾蔭權當年與13歲的兒子在馬會晚膳後，離開時剛好遇上司徒華，兩人閒聊兩句，並非出席活動。(《雅虎香港新聞》，2006.06.04，21:15)
綜合上述各項，可以看得出的共同點是：1989年5月27日，司徒華、曾蔭權和曾的兒子，曾經踫過面，閒聊了兩句。
但司徒華說是於曾蔭權在集會結束前離場時遇上的，曾蔭權說在馬會晚膳後離開時遇上的。要搞清楚曾蔭權曾否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關鍵在他們踫面的具體地點。
那是在馬會用膳後離開的路線，還是參加集會後離開的路線呢？如果二者雷同，則只可能存疑，只有曾蔭權和他的兒子心裡才清楚了。如果是馬會用膳後離開的路線，則司徒華十七年後的回憶，是曲解呢，還是誤解？如果是離開集會的路線，則特首辦發言人大抵要進一步澄清，曾蔭權在馬會晚膳後離開時，無論出於甚麼原因，是否曾進過會場。
另一關鍵是，司徒華和曾蔭權閒聊兩句的內容。兩個不相熟的人，在那個地方遇上，閒聊兩句，會談及甚麼呢？司徒華第一句，會是「來參加集會呀」「歡迎你」「多謝你」之類嗎？曾蔭權會客客氣氣空泛地回應，還是會連聲說「不」，或者「只是吃完飯路過」「這麼吵，過來看看發生甚麼事」嗎？如今，二人的記憶也許會模糊，也許並不，但都不可能證實或否證了吧。
其他人證也有一點旁證的作用。曾蔭權時任行政署長，雖然因為居英權計劃而經常在電視新聞出現，是後來的事，但現場有人認出，並不困難。他的兒子當時已十三歲，應可判別那是飯後路過，還是參加集會後離開。不過，有沒有人認出，認出了有沒有人現在說出來，都只能從旁推論，不能直接回應核心問題。
令人生疑的是，曾蔭權和特首辦發言人在否認時，都說了很多不相干的話。
第一，特首辦發言人說，曾蔭權當時是政務官，政務官不會參加政治活動，因此不可能參加該集會。這樣的說法，只不過是推論，不足以否認。八九年時，在港的民運活動眾多，集會、遊行、捐款、登報聲明等等，都不曾捲入政務官嗎？這簡直難以置信。況且，即使其他政務官不曾參加，也不足說明曾蔭權不曾參加。
第二，特首辦發言人說，曾蔭權當時沒有參加該活動，及後沒有參加過任何與六四有關的活動。其實，有沒有參加過其他六四的活動，與有沒有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並不相干。沒有參加過其他活動，不足以否認沒有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特首辦發言人這樣說，大抵想增加其否認的說服力，但這是經不起思辯的。
第三，曾蔭權在昆明答記者問時，說沒有參加支聯會的任何活動。在記者追問下，才否認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為甚麼不一開始就針對《民主歌聲獻中華》加以否認呢？曾蔭權的答問，只會令人覺得他閃爍其詞，這雖不足以論證其說謊，但這是很多說謊者常用的伎倆，足以引人疑竇的。
曾蔭權即使真的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對當下政治影響其實也很有限。他當時的政治取態，和今天的，難度中央政府會不掌握，而要等司徒華來提點嗎？
反而，如果他當年曾經參加，今天卻否認，則是另一問題了，因為，這不啻在暴露他的誠信問題。認識歷史是重要的，任何認識，也有其局限。局限，其實就是歷史的一部份。因過去的局限，犯了今天看起來的錯，不必奇怪，也不必否認。不用牽扯到唯物辯證的大道理去，那不過是孩童愛聽的寓言故事重複又重複的母題。可是，如果不尊重歷史，否認事實，還砌詞掩飾，則無疑會誠信破產。
當然，今天還不能確實知道曾蔭權有沒有參加《民主歌聲獻中華》，目下也不能預知，這問題會否變成另一政治危機。本文所做的，只不過是利用這一問題，來一次思想體操。
曾蔭權曾否參加過八九年的《民主歌聲獻中華》，竟成為上佳的思辯素材。
先了解目下掌握的事實。
事實一：2006年5月28日，司徒華向記者說，本港各大團體89年5月27日在跑馬地大球場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籌款音樂會，時任行政署長的曾蔭權曾聯同兒子參與，但音樂會未結束便離場，期間更與他打招呼。(《蘋果日報》2006.05.29)
事實二：2006年5月28日，特首辦發言人否認曾蔭權曾參加該活動，指曾蔭權當時仍是政務官，不能參與任何政治活動。(《香港經濟日報》2006.05.29)，行政長官辦公室發言人否認曾蔭權當時出席活動，及後也沒有參加過任何與六四有關的活動。(《信報財經新聞》，2006.05.29)
事實三：2006年6月3日，司徒華在一個電台節目中說，當年在跑馬地舉行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曾碰到當時是行政署長的曾蔭權，「當時他帶著一個小朋友，我有向他打招呼，還傾了一、兩句。」(《星島日報》2006.06.04)
事實四：2006年6月3日，特首辦發言人指，當天曾蔭權是與兒子到馬會吃飯，離開時碰到集會人士。發言人強調曾蔭權當時是政務官，政務官不能參加政治活動，因此他不可能出席當天的集會。(《星島日報》，2006.06.04)
事實五，2006年6月4日，曾蔭權在昆明答記者問。全文如下：
記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說曾經目睹你出席「民主歌聲獻中華」，其實你有沒有去過呢？
行政長官：我只可告訴你我沒有參加支聯會的任何活動。
記者：你有沒有出席過「民主歌聲獻中華」？
行政長官：我沒有參加過，我記得你所講的是他們的活動，我沒有參加過他們任何活動，包括這個活動。(《行政長官在昆明談話內容》，香港政府新聞公報，2006.06.04)
事實六：2006年6月4日，特首辦發言人補充，曾蔭權當年與13歲的兒子在馬會晚膳後，離開時剛好遇上司徒華，兩人閒聊兩句，並非出席活動。(《雅虎香港新聞》，2006.06.04，21:15)
綜合上述各項，可以看得出的共同點是：1989年5月27日，司徒華、曾蔭權和曾的兒子，曾經踫過面，閒聊了兩句。
但司徒華說是於曾蔭權在集會結束前離場時遇上的，曾蔭權說在馬會晚膳後離開時遇上的。要搞清楚曾蔭權曾否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關鍵在他們踫面的具體地點。
那是在馬會用膳後離開的路線，還是參加集會後離開的路線呢？如果二者雷同，則只可能存疑，只有曾蔭權和他的兒子心裡才清楚了。如果是馬會用膳後離開的路線，則司徒華十七年後的回憶，是曲解呢，還是誤解？如果是離開集會的路線，則特首辦發言人大抵要進一步澄清，曾蔭權在馬會晚膳後離開時，無論出於甚麼原因，是否曾進過會場。
另一關鍵是，司徒華和曾蔭權閒聊兩句的內容。兩個不相熟的人，在那個地方遇上，閒聊兩句，會談及甚麼呢？司徒華第一句，會是「來參加集會呀」「歡迎你」「多謝你」之類嗎？曾蔭權會客客氣氣空泛地回應，還是會連聲說「不」，或者「只是吃完飯路過」「這麼吵，過來看看發生甚麼事」嗎？如今，二人的記憶也許會模糊，也許並不，但都不可能證實或否證了吧。
其他人證也有一點旁證的作用。曾蔭權時任行政署長，雖然因為居英權計劃而經常在電視新聞出現，是後來的事，但現場有人認出，並不困難。他的兒子當時已十三歲，應可判別那是飯後路過，還是參加集會後離開。不過，有沒有人認出，認出了有沒有人現在說出來，都只能從旁推論，不能直接回應核心問題。
令人生疑的是，曾蔭權和特首辦發言人在否認時，都說了很多不相干的話。
第一，特首辦發言人說，曾蔭權當時是政務官，政務官不會參加政治活動，因此不可能參加該集會。這樣的說法，只不過是推論，不足以否認。八九年時，在港的民運活動眾多，集會、遊行、捐款、登報聲明等等，都不曾捲入政務官嗎？這簡直難以置信。況且，即使其他政務官不曾參加，也不足說明曾蔭權不曾參加。
第二，特首辦發言人說，曾蔭權當時沒有參加該活動，及後沒有參加過任何與六四有關的活動。其實，有沒有參加過其他六四的活動，與有沒有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並不相干。沒有參加過其他活動，不足以否認沒有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特首辦發言人這樣說，大抵想增加其否認的說服力，但這是經不起思辯的。
第三，曾蔭權在昆明答記者問時，說沒有參加支聯會的任何活動。在記者追問下，才否認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為甚麼不一開始就針對《民主歌聲獻中華》加以否認呢？曾蔭權的答問，只會令人覺得他閃爍其詞，這雖不足以論證其說謊，但這是很多說謊者常用的伎倆，足以引人疑竇的。
曾蔭權即使真的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對當下政治影響其實也很有限。他當時的政治取態，和今天的，難度中央政府會不掌握，而要等司徒華來提點嗎？
反而，如果他當年曾經參加，今天卻否認，則是另一問題了，因為，這不啻在暴露他的誠信問題。認識歷史是重要的，任何認識，也有其局限。局限，其實就是歷史的一部份。因過去的局限，犯了今天看起來的錯，不必奇怪，也不必否認。不用牽扯到唯物辯證的大道理去，那不過是孩童愛聽的寓言故事重複又重複的母題。可是，如果不尊重歷史，否認事實，還砌詞掩飾，則無疑會誠信破產。
當然，今天還不能確實知道曾蔭權有沒有參加《民主歌聲獻中華》，目下也不能預知，這問題會否變成另一政治危機。本文所做的，只不過是利用這一問題，來一次思想體操。
2006-06-04
好筆寫好字
◎梁家豪
鍵盤是謀殺書法的凶手，即是不是主謀，也是幫凶。記得一次面試，我問應徵者為甚麼懂電腦打字仍手寫求職信，衝口而出後才驚覺自己愚笨。如今流行應用電腦，打印變成常態，書法不落尋常百姓家。再看到一手漂亮好字，或者充滿特色的，便倍覺珍惜。
我經常把自己字跡醜陋的責任，歸咎滑溜溜的筆尖或紙張。原子筆或走珠筆，或者滑得反光的粉紙，都把漂亮的字趕盡殺絕。其實，字跡漂亮不，主要還在書寫的人吧，這點倒是明白的，不過，寫不到一手好字，就推卸責任，也是自衛機能使然，防止自我受盡摧殘。
於是我開始喜歡墨水筆，第一枝，是升中時母親送的，與原子筆合成一套，派克45。但我偏心，很快就在學校丟了原子筆，剩下墨水筆捱到高中，膠桿上也陷入了微微的指尖遺痕。
這枝筆倒是經歷過一點歲月的，一次，掉了在地上，筆尖跌歪了，墨水流得不均勻，寫出來的字，卻因方向不同而粗幼有別，倒像帶立體似的，對筆，也就更愛不惜手。後來還曾走火入魔，用虎牙鋏把新買的水筆的筆嘴夾得扁平才用，但總覺得不及那意外製成的好。
後來也有過不少墨水筆，自己買的偏向實用，朋友送的都較名貴，而且多較重，不好寫，多寫了，手較累。這年頭以筆為禮已經大減，我的墨水筆也只置放在抽屜中，或者我還期待，可以有一天，重拾這些曾經鍾愛的筆，就可以寫得一手好字。
沒法，想望和遁逃，人生必需品。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06)
鍵盤是謀殺書法的凶手，即是不是主謀，也是幫凶。記得一次面試，我問應徵者為甚麼懂電腦打字仍手寫求職信，衝口而出後才驚覺自己愚笨。如今流行應用電腦，打印變成常態，書法不落尋常百姓家。再看到一手漂亮好字，或者充滿特色的，便倍覺珍惜。
我經常把自己字跡醜陋的責任，歸咎滑溜溜的筆尖或紙張。原子筆或走珠筆，或者滑得反光的粉紙，都把漂亮的字趕盡殺絕。其實，字跡漂亮不，主要還在書寫的人吧，這點倒是明白的，不過，寫不到一手好字，就推卸責任，也是自衛機能使然，防止自我受盡摧殘。
於是我開始喜歡墨水筆，第一枝，是升中時母親送的，與原子筆合成一套，派克45。但我偏心，很快就在學校丟了原子筆，剩下墨水筆捱到高中，膠桿上也陷入了微微的指尖遺痕。
這枝筆倒是經歷過一點歲月的，一次，掉了在地上，筆尖跌歪了，墨水流得不均勻，寫出來的字，卻因方向不同而粗幼有別，倒像帶立體似的，對筆，也就更愛不惜手。後來還曾走火入魔，用虎牙鋏把新買的水筆的筆嘴夾得扁平才用，但總覺得不及那意外製成的好。
後來也有過不少墨水筆，自己買的偏向實用，朋友送的都較名貴，而且多較重，不好寫，多寫了，手較累。這年頭以筆為禮已經大減，我的墨水筆也只置放在抽屜中，或者我還期待，可以有一天，重拾這些曾經鍾愛的筆，就可以寫得一手好字。
沒法，想望和遁逃，人生必需品。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06)
以有涯隨無涯追求真相
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著書回憶，「保留當年真相」。犬儒論者會說，這是個人建構的回憶、片面的真相。其實，沒有所謂「全面的真相」，集體的片面真相，就是「逼近」全面的真相。多一點真誠的回憶，哪怕是個人的，也可多一點「逼近」真相，也因此愈可貴。總不能因為「建構」的、「不是全面」的說法，便完全否定對真相的追求。對追求真相而言，以有涯隨無涯，是值得的，否則，沒有真相的對照，一切都只臣服於「建構」的話，當權者作為最大的建構者，將可予取予攜，目空一切，非人民之福。
《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著書 六四中共鬥爭揭秘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60604&sec_id=4104&subsec_id=12731&art_id=5991690
《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著書 六四中共鬥爭揭秘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60604&sec_id=4104&subsec_id=12731&art_id=5991690
2006-06-03
QEF成效尚待具體分析
優質教育基金申請結果公佈，其中一個成功申請的項目，是制訂上網成癮的評估工具。研究上網成癮的確有迫切的需要，但制訂評估工具是否需要用款148萬元，在看到詳情及成效前，是難以定論的。基金原有50億元，7年來撥出34億，現盈餘54億，從表面數字看，是不俗的一盤帳。至於7年來的計劃在甚麼程度促進教育質素，則要具體分析，一刀切戲謔為「陰騭教育基金」，或全面肯定，都會失諸武斷。
教局基金撥款研救網癡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60603&sec_id=4104&subsec_id=11867&art_id=5989877
教局基金撥款研救網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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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5-25
我的專業泉源
認識教協，始於認識司徒華，那年，為學生報撰寫「母語教學」的專題，走訪了司徒先生，然後，開始留意到他任會長的教協。一次，在母校教員室的一張老師書桌上，看到齊齊整整壓在玻璃下的，一年一張的會員證，數一數，嗨，共十張，我尊敬的老師做了這組織的會員起碼十年。
後來到自己投身教育，不知是否自忖教得不好而以為可得工會保護，抑或因年輕時的左傾思想而相信工會總是好的，總之，年復一年，只要仍教學，就加入教協。
但我從沒有光顧權益及投訴部，而只算是一個疏離的會員。早年只參加過一次普通話班，買過一次年貨。教協出版物《教協報》、《脈博》、《教師專頁》倒是每期都看的。《教協報》不用多介紹，《脈博》則是一份可供訂閱的剪報資料，據說張文光曾參與製作。《教師專頁》也是可供訂閱的一份以教育為內容的期刊，是趙志成和好一些現在與教協更行更遠的朋友共同編輯的。
後來也參加過一些研討。記得在九龍會所現址九樓參加過一個中文教學法研討會，帶領小組討論的，是一位今天已向政權靠攏的教育團體頭頭。
也參加過一次在葛量洪師範學院舊址舉行的教協周年研討會，目睹有人在禮堂高高的觀眾席上不用米高峰大罵台上的講者。講者點名回應，才知道這人是徐漢光，那時我當然也不知道他的筆名就是徐燦，而即使後來認識了，我也沒有告訴過他，徐燦的文章，是那年頭的我必然追讀的。
那年頭，還沒有唸教育文憑，我對教育的認知，包括課程、教學法，以及政策等等，就是以教協的出版物和大小研討為一個泉源的。
後來到自己投身教育，不知是否自忖教得不好而以為可得工會保護，抑或因年輕時的左傾思想而相信工會總是好的，總之，年復一年，只要仍教學，就加入教協。
但我從沒有光顧權益及投訴部，而只算是一個疏離的會員。早年只參加過一次普通話班，買過一次年貨。教協出版物《教協報》、《脈博》、《教師專頁》倒是每期都看的。《教協報》不用多介紹，《脈博》則是一份可供訂閱的剪報資料，據說張文光曾參與製作。《教師專頁》也是可供訂閱的一份以教育為內容的期刊，是趙志成和好一些現在與教協更行更遠的朋友共同編輯的。
後來也參加過一些研討。記得在九龍會所現址九樓參加過一個中文教學法研討會，帶領小組討論的，是一位今天已向政權靠攏的教育團體頭頭。
也參加過一次在葛量洪師範學院舊址舉行的教協周年研討會，目睹有人在禮堂高高的觀眾席上不用米高峰大罵台上的講者。講者點名回應，才知道這人是徐漢光，那時我當然也不知道他的筆名就是徐燦，而即使後來認識了，我也沒有告訴過他，徐燦的文章，是那年頭的我必然追讀的。
那年頭，還沒有唸教育文憑，我對教育的認知，包括課程、教學法，以及政策等等，就是以教協的出版物和大小研討為一個泉源的。
2006-05-18
絕不姑息=最好的阻止暴力的教育
涉及學生的暴力事件迭有所聞，日前一段校內欺凌的短片被放上網公開，前天一名10歲男童揮刀斬傷母親，今天還有一則學生不適母親懷疑其子遭同學打傷的新聞。單單慨嘆世風日下無濟於事，只是分析底因也會淪為思想體操，更惡劣的是，把事件合理化，例如上述發生欺凌事件的學校校長指事件為「學生玩得過份」，「邊個學生未試過起飛腳，唔通小小事都講咩？」，又或者採姑息態度，例如該名揮刀傷母的男童，原來曾有刺傷母親的前科，但家人並未報警。不能輕視任何程度的暴力行為，杜漸防微，要消滅暴力行為於萌芽時，家庭或學校若無能為力，應該報警求助。教育當然不單是阻嚇或懲罰，但姑息則恐怕離教育更遠。
男生不適疑被打傷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60518&sec_id=4104&subsec_id=11867&art_id=5935619
三遭兒襲母未報警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60518&sec_id=4104&subsec_id=11867&art_id=5935413
男生不適疑被打傷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60518&sec_id=4104&subsec_id=11867&art_id=5935619
三遭兒襲母未報警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60518&sec_id=4104&subsec_id=11867&art_id=5935413
2006-05-17
情緒失控似乎有年輕化的趨勢
一名10歲男童，與胞姊爭用電腦玩遊戲不果後，不但大吵大鬧，還情緒失控，揮刀斬傷母親，警員到場才被制服。簡短的報道不足以確定真正成因，究竟這是電腦遊戲的暴力禍延真實世界呢，還是家庭成員關係不睦以致衝突無從大事化小？但是，可以確定，情緒失控似乎有年輕化的趨勢，發生在孩童身上的事故，似乎有愈來愈多，在學校裡也屢有所聞。治標的處理失控情緒的技巧，治本的個人控制或疏導自己激烈情緒的培育方法，是學校和家庭教育工作者都應該掌握的。
10 歲男童菜刀追斬母親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60517&sec_id=4104&subsec_id=12731&art_id=5931824
10 歲男童菜刀追斬母親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60517&sec_id=4104&subsec_id=12731&art_id=5931824
2006-02-23
教改已遭竄改為輿論武器
教師工作壓力過大是長期的問題，本會在1995, 1997, 2001, 2003年，至2005年11月，均有進行調查，將調查所得的實況，以及改善建議公開發表，並交予教育決策當局。可惜，政府一直對此充耳不聞，沒有制訂紓緩措施的誠意，終於，工作壓力過大，演變成一場教師爭取自主的抗爭運動，要反抗的，是過大工作壓力，更是過大壓力的兩個底因，一是惡質市場的邏輯，二是監控管治的政策。
至於教統局的回應，則仍然缺乏深刻和誠懇的反省。他們仍然只顧打輿論戰，以為博得輿論支持，便又可以安然過關。這和一九九九年特區教改以來的策略是一脈相承的，即，捨理性規劃，棄協同諮詢，而以論述圍堵。證諸官員的言論，一直都把自己的政策綑綁在教改之上，故意不區分「不放棄每一個學生」的教改和監控管治的政策，面對異議，也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打為反對教改，目的是以佔據道德高地的教改，掩護其製造惡質市場，加強監控管治的政策。
兩個教改 一明一暗
或者，也可以這樣說，現實中存在有兩個教改。這是曾榮光的說法。早於年前，他在不同場合就公開批判過，其實有兩個教改的。一個在明，是學制改革、課程改革等等，一個在暗，是縮班殺校，自評外評等等。教統局最近一再強調得到社會支持的，是明的教改，暗的教改，其實沒有廣泛諮詢，甚至是社會不大了解的，卻是打擊教師最大，使教師最反感，對學制改革、課程改革衝擊得最厲害的政策。
曾榮光的洞見對我們分析教育的現狀十分重要，而我更認為，教改，在官員的操弄下，已儼然成為一個黑洞，原來的教改，由目標開始，進而為學制改革、課程改革，但七年下來，許多不屬上述範圍的政策項目，竟然也收歸教改的名目之下。
教改黑洞 加強操控
舉例說，校長認證、教師專業發展制度，以至師訓及師資諮詢委員會正研究新教師的見習期，把校長和教師入職以及在職專業發展，都重新由辦學團體、師訓機構搶奪過來，緊緊操控在局方手上，這些政策，嚴格來說，與學制改革、課程改革只存在尠一種很遙遠的、很牽強的關係，甚至說，其實無關的，不過，在教統局的論述下，例如在《教育改革進展報告》中，這些措施，竟又變身為教改的一部分，任何對這些措施的異議，都變成了對教改的質疑了。
反之，當初教改文件提出過的一些政策，卻又可以無影無蹤。例如二○○○年公佈的《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有八處提到減輕教師工作量，但到了三份教改進展報告，說來說去都只是以「學校發展津貼」回應，而第一份進展報告明言會探討的減輕語文教師工作量的問題，後來連提也不再提；同樣遭到遺忘的，是在《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提出的成立教學專業議會的建議。
以上略舉的，只是竄改教改的小部分例子，但已足可說明，教改，已經淪為一項工具，給竄改，給挪用來作為輿論武器，以達到加強監控管治的目的。
(原刊《反教師壓力特刊3》，2006.02.23)
至於教統局的回應，則仍然缺乏深刻和誠懇的反省。他們仍然只顧打輿論戰，以為博得輿論支持，便又可以安然過關。這和一九九九年特區教改以來的策略是一脈相承的，即，捨理性規劃，棄協同諮詢，而以論述圍堵。證諸官員的言論，一直都把自己的政策綑綁在教改之上，故意不區分「不放棄每一個學生」的教改和監控管治的政策，面對異議，也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打為反對教改，目的是以佔據道德高地的教改，掩護其製造惡質市場，加強監控管治的政策。
兩個教改 一明一暗
或者，也可以這樣說，現實中存在有兩個教改。這是曾榮光的說法。早於年前，他在不同場合就公開批判過，其實有兩個教改的。一個在明，是學制改革、課程改革等等，一個在暗，是縮班殺校，自評外評等等。教統局最近一再強調得到社會支持的，是明的教改，暗的教改，其實沒有廣泛諮詢，甚至是社會不大了解的，卻是打擊教師最大，使教師最反感，對學制改革、課程改革衝擊得最厲害的政策。
曾榮光的洞見對我們分析教育的現狀十分重要，而我更認為，教改，在官員的操弄下，已儼然成為一個黑洞，原來的教改，由目標開始，進而為學制改革、課程改革，但七年下來，許多不屬上述範圍的政策項目，竟然也收歸教改的名目之下。
教改黑洞 加強操控
舉例說，校長認證、教師專業發展制度，以至師訓及師資諮詢委員會正研究新教師的見習期，把校長和教師入職以及在職專業發展，都重新由辦學團體、師訓機構搶奪過來，緊緊操控在局方手上，這些政策，嚴格來說，與學制改革、課程改革只存在尠一種很遙遠的、很牽強的關係，甚至說，其實無關的，不過，在教統局的論述下，例如在《教育改革進展報告》中，這些措施，竟又變身為教改的一部分，任何對這些措施的異議，都變成了對教改的質疑了。
反之，當初教改文件提出過的一些政策，卻又可以無影無蹤。例如二○○○年公佈的《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有八處提到減輕教師工作量，但到了三份教改進展報告，說來說去都只是以「學校發展津貼」回應，而第一份進展報告明言會探討的減輕語文教師工作量的問題，後來連提也不再提；同樣遭到遺忘的，是在《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提出的成立教學專業議會的建議。
以上略舉的，只是竄改教改的小部分例子，但已足可說明，教改，已經淪為一項工具，給竄改，給挪用來作為輿論武器，以達到加強監控管治的目的。
(原刊《反教師壓力特刊3》，2006.02.23)
2006-02-22
轉制解僱即脅迫
浸會大學因員工不同意轉以新制受聘而解約的事件，仍有餘波，值得所有關心教職員聘任問題的朋友注意。
其實，上月廿六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通過了一項議案，要求正視有關問題，議案全文為：
「本委員會促請政府盡快就大學管治問題作獨立檢討，並制定政策以改善大學管治的透明度和保障學術自由。本委員會亦呼籲香港浸會大學讓兩位因不同意加入新制而被解僱的職員立刻復職。並讓所有浸大教職員在不受威嚇的情況下重新選擇是否加入新制。」
代表浸大校方出席立法會該次會議的人員，曾承諾接觸兩位已離職的員工，但據悉，截至本周初，即已近一個月，校方仍未踐諾。當中甚麼合理原因嗎？抑或，該位代表在立法會的說話，根本不能代表校方，還是，有關承諾，不過在敷衍立法會，敷衍公眾？今年，是浸會大學五十周年校慶，今年校慶的主題是「卓越，創新，全人教育」，這樣對待員工，這樣對待自己的公開承諾，是否切合校慶的主題呢？
浸會大學這次事件意義重大，不宜輕視。早前因為轉新制而甚至鬧出的，擬與已得實任職的教員解約的風波，校方雖然已撤回解約的做法，但已給本港大學教員實任制敲起喪鐘。其實，大學實任制早已日漸凋零。自從一片管理主義的風氣吹進大學後，新聘教員已鮮有以實任制聘用，取而代之的是合約制，甚至是短期合約，一些輔助研究人員，其合約有短至三個月的。這樣的合約，對需要較長期規劃的學術或教學事業極為不利，也難以吸引人才從事研究或教學工作，直接影響大學的水平。
更甚的是，如果連已取得實任的教職員，因不同意轉以新制聘任，而遭解約，這便等同以行政理由解僱教職員，已威脅學術和教學工作的獨立。九七年，香港大學推出計劃，以「表現」評定教員去留，雖已挑戰實任制，但仍限制「表現」上，即仍以在學術作為原則，但這一次，浸會校方的理由純粹是轉制，則無疑是再進一步，赤裸裸的廢棄實任制。此例一開，無論哪一間學府，無論人員表現如何，即使學術水平超卓，只要校方不滿，就可以用轉制的藉口，解僱其員工。
去年2005年8月22日高等法院的一宗判例已指出，決定勞資糾紛是否解僱，關鍵是看「誰實質地決定真正將雙方之僱傭合約終結」，即使形式上是員方選擇離職，但如果這不過是迫不得已的，而不是真正的選擇，則實質就是「解僱」。僱傭雙方商量新的聘用條件，如果員方不接受新條件就要離職，這就不是真正的、平等的商議，而是脅迫。在脅迫下締約或解約，均有違法律精神，這種事竟然出現在高等學府之中，可謂諷刺至極，這種生態是怎樣形成的，對教育又有甚麼影響，值得我們深思。
(本文曾刊於《教協教育通訊》2006.02.22)
其實，上月廿六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通過了一項議案，要求正視有關問題，議案全文為：
「本委員會促請政府盡快就大學管治問題作獨立檢討，並制定政策以改善大學管治的透明度和保障學術自由。本委員會亦呼籲香港浸會大學讓兩位因不同意加入新制而被解僱的職員立刻復職。並讓所有浸大教職員在不受威嚇的情況下重新選擇是否加入新制。」
代表浸大校方出席立法會該次會議的人員，曾承諾接觸兩位已離職的員工，但據悉，截至本周初，即已近一個月，校方仍未踐諾。當中甚麼合理原因嗎？抑或，該位代表在立法會的說話，根本不能代表校方，還是，有關承諾，不過在敷衍立法會，敷衍公眾？今年，是浸會大學五十周年校慶，今年校慶的主題是「卓越，創新，全人教育」，這樣對待員工，這樣對待自己的公開承諾，是否切合校慶的主題呢？
浸會大學這次事件意義重大，不宜輕視。早前因為轉新制而甚至鬧出的，擬與已得實任職的教員解約的風波，校方雖然已撤回解約的做法，但已給本港大學教員實任制敲起喪鐘。其實，大學實任制早已日漸凋零。自從一片管理主義的風氣吹進大學後，新聘教員已鮮有以實任制聘用，取而代之的是合約制，甚至是短期合約，一些輔助研究人員，其合約有短至三個月的。這樣的合約，對需要較長期規劃的學術或教學事業極為不利，也難以吸引人才從事研究或教學工作，直接影響大學的水平。
更甚的是，如果連已取得實任的教職員，因不同意轉以新制聘任，而遭解約，這便等同以行政理由解僱教職員，已威脅學術和教學工作的獨立。九七年，香港大學推出計劃，以「表現」評定教員去留，雖已挑戰實任制，但仍限制「表現」上，即仍以在學術作為原則，但這一次，浸會校方的理由純粹是轉制，則無疑是再進一步，赤裸裸的廢棄實任制。此例一開，無論哪一間學府，無論人員表現如何，即使學術水平超卓，只要校方不滿，就可以用轉制的藉口，解僱其員工。
去年2005年8月22日高等法院的一宗判例已指出，決定勞資糾紛是否解僱，關鍵是看「誰實質地決定真正將雙方之僱傭合約終結」，即使形式上是員方選擇離職，但如果這不過是迫不得已的，而不是真正的選擇，則實質就是「解僱」。僱傭雙方商量新的聘用條件，如果員方不接受新條件就要離職，這就不是真正的、平等的商議，而是脅迫。在脅迫下締約或解約，均有違法律精神，這種事竟然出現在高等學府之中，可謂諷刺至極，這種生態是怎樣形成的，對教育又有甚麼影響，值得我們深思。
(本文曾刊於《教協教育通訊》2006.02.22)
2006-02-13
惡質市場化政策製造深層矛盾
教師工作壓力過大，缺乏工作滿足感，是對教學專業的致命打擊，也就是對教育的致命打擊。經歷過「羅范八年」的勞累和創傷後，要從根本解決問題，教統局須有足夠遠見，讓教育休養生息，以便消化各種教育政策，檢視緩急輕重，重點是讓出教學空間，讓教師安心教學，發揮專業能量。
可惜，教統局關心的，大抵只是管治的安穩，而不是百年樹人的長遠教育。因此，過去一段長時間，教師工作壓力過大的警號多次拉響，以教協會為例，過去十年，就發表過五份報告：
1995年《六成教師感到教師工作壓力很大》
1997年《語文教師工作量沉重》
2001年《教師工作壓力調查》
2003年《教師工作壓力調查：超乎負荷，必須起來還擊》
2005年《教師工作壓力過大 已經引致職業耗竭》
加上其他團體和學者的研究，教師壓力過大的問題已清晰可見，但教統局仍視若無睹，到了一二二逾萬教師站出來抗爭，才匆忙成立一個認受性備受質疑的檢討委員會，還企圖花一年時間研究研究。緩兵之心，昭然若揭。
與此同時，又以綑綁策略混淆視聽，刻意不分「教育改革」和「監控管治」，一方面高調聲稱教改有理，另一方面卻低調迴避眾多干擾教學、窒礙教學空間的「監控管治」，把教師的訴求扭曲為反對教改，目的是要爭取支持良性改革的輿論同情，為自己佔據一個有利陣地。
其實，在高調諮詢公眾「樂善勇敢」的學制改革，「學會學習」的課程改革的同時，不少以監控管治為目的的措施紛紛暗渡陳倉，未取得教育界認同，沒有社會廣泛共識就推出執行。例如削減大學經費，迫使大學教授薪酬與公務員脫鵾、削減特殊教育津貼、條件未成熟卻勉強推行融合教育、大幅度縮班殺校、不聽取忠告大搞自評外評、在學童人口下降時仍大建新校以製造市場效應、派員多番遊說資助學校轉作直資、小學課程改革未及檢討就推行系統評估、寧願用剩經費退還庫房也不改善幼兒教育資助等等，可謂罄竹難書。
這些惡政的總邏輯是，一面加強操控，一面相信惡性競爭，刻意為教學工作製造不穩，結果使不少校長和教師都被迫不務正業，大搞宣傳市務。學生雖或受時代變遷等因素影響變得愈來愈難教，但假如教師可以專心工作，思量改善，尚且可以取得滿足感，壓力因而可作若干程度的紓緩。可是，一班三十多四十人的環境，除照顧學生差異，自編校本教材，講求課室互動，推行課程改革之外，更要上街做「騷」，派發單張拉客，工作壓力過大，正常教學受到干擾，這些又豈是教改目的？豈是教師投身教育的意義？
對此，教統局主責官員難道會懵然不知？故意混淆教育改革和監控管治，以良性的教育改革掩護惡質的監控管治，寧願囫圇吞棗、倒瀉籮蟹地推行各項政策，也不做好統籌工作，而仍然口口聲聲以關心教育、做好教育自居，如此缺乏誠意，正是教師再難寄望的底因，教統局若仍然沒有實質行動回應教師的訴求，教育的主要矛盾將繼續存在，不能解決。
(原刊《反教師壓力特刊2》，2006.02.13)
可惜，教統局關心的，大抵只是管治的安穩，而不是百年樹人的長遠教育。因此，過去一段長時間，教師工作壓力過大的警號多次拉響，以教協會為例，過去十年，就發表過五份報告：
1995年《六成教師感到教師工作壓力很大》
1997年《語文教師工作量沉重》
2001年《教師工作壓力調查》
2003年《教師工作壓力調查：超乎負荷，必須起來還擊》
2005年《教師工作壓力過大 已經引致職業耗竭》
加上其他團體和學者的研究，教師壓力過大的問題已清晰可見，但教統局仍視若無睹，到了一二二逾萬教師站出來抗爭，才匆忙成立一個認受性備受質疑的檢討委員會，還企圖花一年時間研究研究。緩兵之心，昭然若揭。
與此同時，又以綑綁策略混淆視聽，刻意不分「教育改革」和「監控管治」，一方面高調聲稱教改有理，另一方面卻低調迴避眾多干擾教學、窒礙教學空間的「監控管治」，把教師的訴求扭曲為反對教改，目的是要爭取支持良性改革的輿論同情，為自己佔據一個有利陣地。
其實，在高調諮詢公眾「樂善勇敢」的學制改革，「學會學習」的課程改革的同時，不少以監控管治為目的的措施紛紛暗渡陳倉，未取得教育界認同，沒有社會廣泛共識就推出執行。例如削減大學經費，迫使大學教授薪酬與公務員脫鵾、削減特殊教育津貼、條件未成熟卻勉強推行融合教育、大幅度縮班殺校、不聽取忠告大搞自評外評、在學童人口下降時仍大建新校以製造市場效應、派員多番遊說資助學校轉作直資、小學課程改革未及檢討就推行系統評估、寧願用剩經費退還庫房也不改善幼兒教育資助等等，可謂罄竹難書。
這些惡政的總邏輯是，一面加強操控，一面相信惡性競爭，刻意為教學工作製造不穩，結果使不少校長和教師都被迫不務正業，大搞宣傳市務。學生雖或受時代變遷等因素影響變得愈來愈難教，但假如教師可以專心工作，思量改善，尚且可以取得滿足感，壓力因而可作若干程度的紓緩。可是，一班三十多四十人的環境，除照顧學生差異，自編校本教材，講求課室互動，推行課程改革之外，更要上街做「騷」，派發單張拉客，工作壓力過大，正常教學受到干擾，這些又豈是教改目的？豈是教師投身教育的意義？
對此，教統局主責官員難道會懵然不知？故意混淆教育改革和監控管治，以良性的教育改革掩護惡質的監控管治，寧願囫圇吞棗、倒瀉籮蟹地推行各項政策，也不做好統籌工作，而仍然口口聲聲以關心教育、做好教育自居，如此缺乏誠意，正是教師再難寄望的底因，教統局若仍然沒有實質行動回應教師的訴求，教育的主要矛盾將繼續存在，不能解決。
(原刊《反教師壓力特刊2》，2006.02.13)
2006-02-09
政府給教育的最大諷刺
杜漸防微，巨大的錯誤，開始時往往是最輕微的。
旅遊車的司機開始踏出超速的油門時，並沒有意識到將會註成大錯的，不但沒有意識到，而且更不會相信大禍由此開始，不但不會相信，反而會對自己充滿信心，以為能夠駕馭這頭野馬的，雖然，他也知道，超速開車是不對的。
【學校路演的開端】
那一年，陳老師也和這位旅遊車司機一樣。學校為了壯大校譽，把數位名列前茅的學生的會考佳績貼於學校門外，陳老師知道是不對的，不過，他的同事說：又不是弄虛作假，不過是增加透明度吧了，家長和街坊也關心學校的，對低年班的同學也有鼓舞的作用。總之，理由多多，大的小的，有疑似合理的也有牽強的，陳老師恐怕，越是反對，越給認定為保守，況且，這幾位學生他也有任教，一種輕輕的光榮，多多少少也是有的。
然而，他沒有意識到，這第一張的成績公佈，其實只是前奏，為近年越演越烈的宣傳活動開路。多年前，公告學生成績的已不是貼在校門側的一張小小告示，而是相隔一個運動場也看得清楚的橫額，橫額的內容也越來越誤導，ABC級統稱為優良，然後公佈全校各科的總優良數目，讓不明就裡的途人以為數以百計的優良等如全校成績彪炳。近年，學校更要求他和同事到商場向街坊派單張招徠，製作展板宣傳學校公告收生，今年還租借了商場的表演場地，安排教師和學生上台表演，真真正正的路演開去。單張的內容、學生上台的表演和說話，已不是為了呈現學校的真貌，總目的只有一個：拉客。
的確，如今回想，陳老師不免唏噓再三，如此市務宣傳，仿似已有其自身的生命或邏輯，沒有停頓的餘地，哪容反思的空間？結果，工作累計還是其次，不務教學正業倒在磨蝕陳老師的壯志，他不明白，當年他答應貼上第一張學生會考成績的告示時，的確對駕馭和防止這種宣傳市務充滿信心的呀。
【專業是要杜漸防微】
其實，巨大的錯誤，往往是最輕微處開始，專業不是事後孔明，專業是要能夠杜漸防微，從一開始時就看得出種種異化，種種越演越烈的下場，並向自己，向當事人提出忠告。
好比九九年時教育署未經認受就要出版《學校概覽》，以家長知情權為由，以報道事實為由，以公眾問責為由，以增加透明度為由，同樣理由的，是以後一系列越演越烈的措施，包括公佈學校增值結果、質素視學報告、自評報告等等。其實，這些，都不過是製造惡質市場，製造惡性競爭的手段。《學校概覽》是後來經粉飾後的名字，最初稱為《選校指南》，已可見市場化的用心。
沒有一家醫院會公佈其院或其醫生的病人存活率的，因為，他們知道病人存活率背後的因素錯綜複雜，簡單的數字初則會被誤解，然後是無意的誤導，然後是存心製造假象的宣傳，杜漸防微，免於惡質宣傳，一開始便要連雖未必但可能誤導的資訊也要保留，不是為了免於問責，而是深信，免於誤導的恐懼，才是真正的接受問責，專業的問責。不少專業規管執業者宣傳，其理在此。
【決策錯誤禍延多少學生？】
包括教協會同人在內的人士和團體，在近年不少這些細微的、開始的錯誤出現時，已力陳其弊，邀請主政者公開辯論有之，閉門會議直言批駁有之，只是，不明白教育，不尊重專業，不信服民主的主政者，都置若罔聞，或者，主政者還是知道箇中弊端的，但如同那位旅遊車司機，他或她們深信自己有駕馭的能力。其實，正正是對事不對人，所以談論的關鍵不是個人的能力，而是惡質市場的預防或促成。即使是格蘭披治冠軍，在公路超速駕駛釀成大禍，就算是疏忽，也可以是刑事疏忽，那麼，教育決策者呢？影響遍及百萬計的學生，影響一個學生整個中學生涯，近乎整段普及教育的學業，其責任又該怎樣評核？為甚麼從來只有官員向學校問責，而官員卻好像從不需要接受問責的？
拒絕承認錯誤，是最惡劣的學習之一，甚至，可以說，不承認錯誤，等同拒絕學習，不明白學習。不明白學習的官員主政教育，卻整天喊叫「終身學習」之類的口號，豈不是政府給市民，給教育的最大諷刺？
旅遊車的司機開始踏出超速的油門時，並沒有意識到將會註成大錯的，不但沒有意識到，而且更不會相信大禍由此開始，不但不會相信，反而會對自己充滿信心，以為能夠駕馭這頭野馬的，雖然，他也知道，超速開車是不對的。
【學校路演的開端】
那一年，陳老師也和這位旅遊車司機一樣。學校為了壯大校譽，把數位名列前茅的學生的會考佳績貼於學校門外，陳老師知道是不對的，不過，他的同事說：又不是弄虛作假，不過是增加透明度吧了，家長和街坊也關心學校的，對低年班的同學也有鼓舞的作用。總之，理由多多，大的小的，有疑似合理的也有牽強的，陳老師恐怕，越是反對，越給認定為保守，況且，這幾位學生他也有任教，一種輕輕的光榮，多多少少也是有的。
然而，他沒有意識到，這第一張的成績公佈，其實只是前奏，為近年越演越烈的宣傳活動開路。多年前，公告學生成績的已不是貼在校門側的一張小小告示，而是相隔一個運動場也看得清楚的橫額，橫額的內容也越來越誤導，ABC級統稱為優良，然後公佈全校各科的總優良數目，讓不明就裡的途人以為數以百計的優良等如全校成績彪炳。近年，學校更要求他和同事到商場向街坊派單張招徠，製作展板宣傳學校公告收生，今年還租借了商場的表演場地，安排教師和學生上台表演，真真正正的路演開去。單張的內容、學生上台的表演和說話，已不是為了呈現學校的真貌，總目的只有一個：拉客。
的確，如今回想，陳老師不免唏噓再三，如此市務宣傳，仿似已有其自身的生命或邏輯，沒有停頓的餘地，哪容反思的空間？結果，工作累計還是其次，不務教學正業倒在磨蝕陳老師的壯志，他不明白，當年他答應貼上第一張學生會考成績的告示時，的確對駕馭和防止這種宣傳市務充滿信心的呀。
【專業是要杜漸防微】
其實，巨大的錯誤，往往是最輕微處開始，專業不是事後孔明，專業是要能夠杜漸防微，從一開始時就看得出種種異化，種種越演越烈的下場，並向自己，向當事人提出忠告。
好比九九年時教育署未經認受就要出版《學校概覽》，以家長知情權為由，以報道事實為由，以公眾問責為由，以增加透明度為由，同樣理由的，是以後一系列越演越烈的措施，包括公佈學校增值結果、質素視學報告、自評報告等等。其實，這些，都不過是製造惡質市場，製造惡性競爭的手段。《學校概覽》是後來經粉飾後的名字，最初稱為《選校指南》，已可見市場化的用心。
沒有一家醫院會公佈其院或其醫生的病人存活率的，因為，他們知道病人存活率背後的因素錯綜複雜，簡單的數字初則會被誤解，然後是無意的誤導，然後是存心製造假象的宣傳，杜漸防微，免於惡質宣傳，一開始便要連雖未必但可能誤導的資訊也要保留，不是為了免於問責，而是深信，免於誤導的恐懼，才是真正的接受問責，專業的問責。不少專業規管執業者宣傳，其理在此。
【決策錯誤禍延多少學生？】
包括教協會同人在內的人士和團體，在近年不少這些細微的、開始的錯誤出現時，已力陳其弊，邀請主政者公開辯論有之，閉門會議直言批駁有之，只是，不明白教育，不尊重專業，不信服民主的主政者，都置若罔聞，或者，主政者還是知道箇中弊端的，但如同那位旅遊車司機，他或她們深信自己有駕馭的能力。其實，正正是對事不對人，所以談論的關鍵不是個人的能力，而是惡質市場的預防或促成。即使是格蘭披治冠軍，在公路超速駕駛釀成大禍，就算是疏忽，也可以是刑事疏忽，那麼，教育決策者呢？影響遍及百萬計的學生，影響一個學生整個中學生涯，近乎整段普及教育的學業，其責任又該怎樣評核？為甚麼從來只有官員向學校問責，而官員卻好像從不需要接受問責的？
拒絕承認錯誤，是最惡劣的學習之一，甚至，可以說，不承認錯誤，等同拒絕學習，不明白學習。不明白學習的官員主政教育，卻整天喊叫「終身學習」之類的口號，豈不是政府給市民，給教育的最大諷刺？
2006-02-08
下一條橫額？不！
教師工作壓力過大的問題，其實是隱藏權力的卡壓和反抗的問題。
隱藏的權力最可怖，也最難反抗。隱藏的權力，用最迂迴的途徑，在不知不覺間、一點一點的深植於個人心裡的權力，開始時，是間接的、逐漸的播植，不讓人察覺，植根後，則是直接的作用，卻同樣是不為一己察覺的。
哈維爾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用一位賣菜大叔的小故事來說明隱藏權力的可怖。賣菜大叔在店門前掛起「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橫額，卻並不是真的要關心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也不是熱情高漲得要急不及待掛起這條橫額來告訴公眾他的渴望，那些橫額，不過是「上頭分發」的，張貼，也不過是「多年來都這樣做，人人都這樣做」。「如果他不做，就會有麻煩。」「他會被指摘」，「甚至會有人說他不忠於人民和國家。」(《哈維爾選集》，香港；基進，1992，頁65-66。)
甚麼時候，對人民和國家的忠誠，會繫於一條橫額？這個問題，賣菜大叔當然不會理會，他只求生活安穩，哈維爾說，這口號的意義是：「我某某賣菜大叔，住在這裡，我懂得我應做的事，我已按照人們期待我的去做。我是老實人，我是好人一個，我聽話，所以我有權平平靜靜的在這裡過活。」反正，「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也不是一件壞事啊！」就這樣，一句漂亮動聽的口號讓賣菜大叔隱藏了他「不敢多問，絕對服從」的真正動機。
哈維爾描述的是一個極度極權的社會，他叫這做「後極權社會」。後極權社會仗賴的是如同那條「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漂亮動聽的口號。有了這些口號，個人便彷彿可以與權力的政治保持距離，如同賣菜大叔追求安穩生活，可是，也正因如此，個人卻已把自己的安穩生活，與漂亮動聽的口號、虛偽和謊言的政治掛鉤，被隱藏的權力主宰，也同時更鞏固了這種權力。
「樂善勇敢」雖然空洞造作，但反正用意也善良呀；資訊科技雖然已有點濫用，但畢竟也有好處；校本評核已有窒礙教學空間，越搞越繁瑣的趨勢，卻不是說可以減輕學生的應試壓力嗎？試試也不壞；全港小學的系統評估，勢將恢復操練，但據說也可以有回饋作用；語文基準試雖不曾得到認受，但多考一次兩次也不壞呀；自評外評呢，的確會異化的，但反思和問責也有必要呀；諸如此類，每一項政策都有漂亮動聽的宗旨，萬箭齊發，應接不暇，本已足夠形成巨大的工作壓力，更大的壓力，來自早已深植於教師心裡的權力作用。
這是一種賣菜大叔賴以倖存的邏輯：想當年入職，我只求盡我本份，教好學生，在這裡工作，面對這些漂亮動聽的政策，我懂得我應做的事，我已按照期待我的去做，我是老實人，我是好人一個，我聽話，所以我有權安安穩穩的在這裡工作，教好學生。
不要問，只要信。不要問「樂善勇敢」的改革是否真的可以讓學生「樂善勇敢」，不要問資訊科技是否適切，不要問校本評核是否真的可行，不要問系統評估是否恢復操練，不要問語文基準怎樣破壞教學，不要問自評外評怎樣反思和問責，不要問，只要信，只要支持。因為，一問，便是要質疑，便是要否定，如果賣菜大叔一問起那條橫額，便會給指摘為「不忠於人民和國家」，教師一問起那眾多政策，便會給抹黑為保飯碗，違反學生利益，違背教育，等同國民違背國家，罪大惡極。
真切反思，卻招來背叛大罪；響應漂亮動聽的口號，雖鞏固了謊騙瞞隱的政治，卻可換來一夕的安枕。要一介小民隻身反抗，不過是不明白隱藏權力邏輯的空想，但這正也體現出團結的力量所在。一方面，對最微小的違反專業原則的工作，個人要有防微杜漸的意識，另一方面，面對已經陰霾四佈的謊騙瞞隱的政治，要連成一氣，互相聲援，才可發揮真正反思的力量，反抗最可佈的隱藏權力。或者，現在追究誰掛起第一條象徵隱藏權力的橫額已經太遲，但下一條呢，我們，不但是我們個人，更是我們集體，是否團結得足夠，對下一條橫額說不？
隱藏的權力最可怖，也最難反抗。隱藏的權力，用最迂迴的途徑，在不知不覺間、一點一點的深植於個人心裡的權力，開始時，是間接的、逐漸的播植，不讓人察覺，植根後，則是直接的作用，卻同樣是不為一己察覺的。
哈維爾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用一位賣菜大叔的小故事來說明隱藏權力的可怖。賣菜大叔在店門前掛起「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橫額，卻並不是真的要關心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也不是熱情高漲得要急不及待掛起這條橫額來告訴公眾他的渴望，那些橫額，不過是「上頭分發」的，張貼，也不過是「多年來都這樣做，人人都這樣做」。「如果他不做，就會有麻煩。」「他會被指摘」，「甚至會有人說他不忠於人民和國家。」(《哈維爾選集》，香港；基進，1992，頁65-66。)
甚麼時候，對人民和國家的忠誠，會繫於一條橫額？這個問題，賣菜大叔當然不會理會，他只求生活安穩，哈維爾說，這口號的意義是：「我某某賣菜大叔，住在這裡，我懂得我應做的事，我已按照人們期待我的去做。我是老實人，我是好人一個，我聽話，所以我有權平平靜靜的在這裡過活。」反正，「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也不是一件壞事啊！」就這樣，一句漂亮動聽的口號讓賣菜大叔隱藏了他「不敢多問，絕對服從」的真正動機。
哈維爾描述的是一個極度極權的社會，他叫這做「後極權社會」。後極權社會仗賴的是如同那條「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漂亮動聽的口號。有了這些口號，個人便彷彿可以與權力的政治保持距離，如同賣菜大叔追求安穩生活，可是，也正因如此，個人卻已把自己的安穩生活，與漂亮動聽的口號、虛偽和謊言的政治掛鉤，被隱藏的權力主宰，也同時更鞏固了這種權力。
「樂善勇敢」雖然空洞造作，但反正用意也善良呀；資訊科技雖然已有點濫用，但畢竟也有好處；校本評核已有窒礙教學空間，越搞越繁瑣的趨勢，卻不是說可以減輕學生的應試壓力嗎？試試也不壞；全港小學的系統評估，勢將恢復操練，但據說也可以有回饋作用；語文基準試雖不曾得到認受，但多考一次兩次也不壞呀；自評外評呢，的確會異化的，但反思和問責也有必要呀；諸如此類，每一項政策都有漂亮動聽的宗旨，萬箭齊發，應接不暇，本已足夠形成巨大的工作壓力，更大的壓力，來自早已深植於教師心裡的權力作用。
這是一種賣菜大叔賴以倖存的邏輯：想當年入職，我只求盡我本份，教好學生，在這裡工作，面對這些漂亮動聽的政策，我懂得我應做的事，我已按照期待我的去做，我是老實人，我是好人一個，我聽話，所以我有權安安穩穩的在這裡工作，教好學生。
不要問，只要信。不要問「樂善勇敢」的改革是否真的可以讓學生「樂善勇敢」，不要問資訊科技是否適切，不要問校本評核是否真的可行，不要問系統評估是否恢復操練，不要問語文基準怎樣破壞教學，不要問自評外評怎樣反思和問責，不要問，只要信，只要支持。因為，一問，便是要質疑，便是要否定，如果賣菜大叔一問起那條橫額，便會給指摘為「不忠於人民和國家」，教師一問起那眾多政策，便會給抹黑為保飯碗，違反學生利益，違背教育，等同國民違背國家，罪大惡極。
真切反思，卻招來背叛大罪；響應漂亮動聽的口號，雖鞏固了謊騙瞞隱的政治，卻可換來一夕的安枕。要一介小民隻身反抗，不過是不明白隱藏權力邏輯的空想，但這正也體現出團結的力量所在。一方面，對最微小的違反專業原則的工作，個人要有防微杜漸的意識，另一方面，面對已經陰霾四佈的謊騙瞞隱的政治，要連成一氣，互相聲援，才可發揮真正反思的力量，反抗最可佈的隱藏權力。或者，現在追究誰掛起第一條象徵隱藏權力的橫額已經太遲，但下一條呢，我們，不但是我們個人，更是我們集體，是否團結得足夠，對下一條橫額說不？
2006-02-02
教統局要怎樣才執行統籌之責？
沒有策略，不辨優次，不計師生承受力的教育政策，是缺乏執行力的政策，最終只會折騰大部份師生，迫使他們只知應接繁多政策，無從反思教和學的根本。其實，以學習為大前提，有策略，有優次，甚至有取捨地執行各項政策，才是對學生，對教育的最大尊重。
人生本應充滿優次和取捨，這是稍有生活經驗、對生活能稍作反思的人都會知道的。為甚麼今天吃早餐選白粥油條而棄牛奶麥片，上班為甚麼乘地鐵而不坐巴士，甚至為甚麼把時間都用在工作而不留給家人，哪有不作優次取捨在其中的呢？問題只是：這個優次是誰作出的？
能夠自己作出選擇的人是自主的人，但香港的教師仍然不能專業自主。對教育政策最多只能是決策者的諮詢過程中的點綴，更多的時候則被視為教育改革的阻礙，或者是政策失效的責任承擔者。最近教師工作壓力過大問題的檢討委員會，竟然連前線教師席位的點綴也欠奉，說明了專業自主受到了怎樣的壓制。
在教師仍不能專業自主的年代，教育決策者的策略意識便更為重要。可惜，香港教育的決策者只知設計空泛口號，沒有具體執行的能力。其實，「樂善勇敢」、「學會學習」、「學會釣魚比分得一尾魚更為長遠」之類，誰不會說呢？可是，這邊廂祭出「求學不是求分數」的口號，那邊廂卻要求全港學校自評外評，小學生參加系統評估，中學生應付校本評核。這樣的矛盾，是沒有統籌，或統籌失效的明證。
最新消息是，考評局的人員說，校本評核後要即時讓學生知道評分，若有疑問學生可即時與教師討論，並要簽名確認分數，再由科主任及校長雙重審核，以確保評分公平。(《星島日報》2006.2.1)
完全可以預期這樣子的校本評核可以怎樣異化，升學利害攸關，輕則由討論變為爭論，更嚴重的遺害，是在學習過程中設置更多的追求分數的監控據點。但看其即場討論、學生確認、科主任和校長核實的工序，已可預計工作量大增，教與學的反思空間相應萎縮；學生或為了分數而作出迎合，批判思考的學習受到正面衝擊；教師為了避免偏頗的指責，因材施教將更為困難甚至被迫放棄。
無意指摘考評局人員如此設計的用心，完全明白他們也是為了把手頭的工作做好。問題是，專業還不能自主，教學人員只知做好手頭的工作，但一件又一件的工作給分派下來前，卻沒有優次和取捨，只知抽象地說校本評核好，只進行過未經專業認受的小規模試驗，便要全面上馬全力推廣，完全無視升學競爭激烈的客觀環境，無視校本評核以外要師生應付的種種措施，卻只把反對意見矮化為「不理解」、「不知情」，有時是丟下一句「教師是專業的」來迴避責任，有時是「循循善誘」來疏導詰難，卻從不反省，強烈反彈的根源，不在個別政策的錯謬，而是整體統籌失衡，是教育統籌局不知統籌為何物，是制訂政策時不計師生承受，缺乏時間和人力資源的需求評估。
受分工之累，要考評局人員反思校本評核的問題根源，只能是緣木求魚，本可專業自主的機構，把自己當做聽命於教統局的機器，但教統局既急於交出教育改革的成績單，又不懂統籌以優次為本的施政要義，結果只會出現繁瑣程序壓到教學為尚的校本評核，為教師本已超出負荷的肩頭再添沉重的擔子。
二○○三年廿三條要立法時，吳靄儀在立法會的特首答問大會中直問董建華，要多少人上街政府才醒覺，董建華其時一貫的顧左右而言他，結果五十萬人上街，迫使田北俊倒戈，董政府才收回條例草案。二○○六年一月廿二日，超過一萬教師和平請願，提出爭取空間以教好學生等訴求，但教統局仍然沒有拿出任何實質的回應，過去八年主政教育的羅太，仍然「好官我自為之」，曾蔭權政府如果以為可以藉著農曆新年假期的歡樂氣氛，消弭教師工作壓力過大的憤怒，則明顯沒有汲取廿三條立法的教訓。必須要問的是：統籌失效的政策，還要繼續多久？是否要等到更大、更多的爆發？究竟，是否要等到更強烈的自主抗爭、全線的不合作，決策者才知所收歛，才知道要履行統籌之責？
人生本應充滿優次和取捨，這是稍有生活經驗、對生活能稍作反思的人都會知道的。為甚麼今天吃早餐選白粥油條而棄牛奶麥片，上班為甚麼乘地鐵而不坐巴士，甚至為甚麼把時間都用在工作而不留給家人，哪有不作優次取捨在其中的呢？問題只是：這個優次是誰作出的？
能夠自己作出選擇的人是自主的人，但香港的教師仍然不能專業自主。對教育政策最多只能是決策者的諮詢過程中的點綴，更多的時候則被視為教育改革的阻礙，或者是政策失效的責任承擔者。最近教師工作壓力過大問題的檢討委員會，竟然連前線教師席位的點綴也欠奉，說明了專業自主受到了怎樣的壓制。
在教師仍不能專業自主的年代，教育決策者的策略意識便更為重要。可惜，香港教育的決策者只知設計空泛口號，沒有具體執行的能力。其實，「樂善勇敢」、「學會學習」、「學會釣魚比分得一尾魚更為長遠」之類，誰不會說呢？可是，這邊廂祭出「求學不是求分數」的口號，那邊廂卻要求全港學校自評外評，小學生參加系統評估，中學生應付校本評核。這樣的矛盾，是沒有統籌，或統籌失效的明證。
最新消息是，考評局的人員說，校本評核後要即時讓學生知道評分，若有疑問學生可即時與教師討論，並要簽名確認分數，再由科主任及校長雙重審核，以確保評分公平。(《星島日報》2006.2.1)
完全可以預期這樣子的校本評核可以怎樣異化，升學利害攸關，輕則由討論變為爭論，更嚴重的遺害，是在學習過程中設置更多的追求分數的監控據點。但看其即場討論、學生確認、科主任和校長核實的工序，已可預計工作量大增，教與學的反思空間相應萎縮；學生或為了分數而作出迎合，批判思考的學習受到正面衝擊；教師為了避免偏頗的指責，因材施教將更為困難甚至被迫放棄。
無意指摘考評局人員如此設計的用心，完全明白他們也是為了把手頭的工作做好。問題是，專業還不能自主，教學人員只知做好手頭的工作，但一件又一件的工作給分派下來前，卻沒有優次和取捨，只知抽象地說校本評核好，只進行過未經專業認受的小規模試驗，便要全面上馬全力推廣，完全無視升學競爭激烈的客觀環境，無視校本評核以外要師生應付的種種措施，卻只把反對意見矮化為「不理解」、「不知情」，有時是丟下一句「教師是專業的」來迴避責任，有時是「循循善誘」來疏導詰難，卻從不反省，強烈反彈的根源，不在個別政策的錯謬，而是整體統籌失衡，是教育統籌局不知統籌為何物，是制訂政策時不計師生承受，缺乏時間和人力資源的需求評估。
受分工之累，要考評局人員反思校本評核的問題根源，只能是緣木求魚，本可專業自主的機構，把自己當做聽命於教統局的機器，但教統局既急於交出教育改革的成績單，又不懂統籌以優次為本的施政要義，結果只會出現繁瑣程序壓到教學為尚的校本評核，為教師本已超出負荷的肩頭再添沉重的擔子。
二○○三年廿三條要立法時，吳靄儀在立法會的特首答問大會中直問董建華，要多少人上街政府才醒覺，董建華其時一貫的顧左右而言他，結果五十萬人上街，迫使田北俊倒戈，董政府才收回條例草案。二○○六年一月廿二日，超過一萬教師和平請願，提出爭取空間以教好學生等訴求，但教統局仍然沒有拿出任何實質的回應，過去八年主政教育的羅太，仍然「好官我自為之」，曾蔭權政府如果以為可以藉著農曆新年假期的歡樂氣氛，消弭教師工作壓力過大的憤怒，則明顯沒有汲取廿三條立法的教訓。必須要問的是：統籌失效的政策，還要繼續多久？是否要等到更大、更多的爆發？究竟，是否要等到更強烈的自主抗爭、全線的不合作，決策者才知所收歛，才知道要履行統籌之責？
2006-01-20
教育統籌失效 一二二請願抗爭
教育統籌失效，是目下教師工作勞累，以致影響教育質素的根本原因。可惜，到了本周三的立法會辯論，教統局局長李國章仍然不明白這一點，仍然只知執著於個別項目的辯護，卻毫不回應統籌失效的責任。
教育統籌失效的責任，不在具體制訂和執行的官員身上。其實，具體制訂和執行的官員，如同教師一樣勞累。2002年夏兩位課程發展處的首席督學遭入罪即為一例。這兩位督學，因為要趕及高層訂下的完工期限，越過正常的投標程序而犯法，不涉個人利益。法官雖把二人判罪，但仍讚揚他們值得尊敬，表揚其工作表現，指他們長時間工作，是因為想達到不切實際的完工期限。由此可以想見，當時教統會要求加快改革速度，對教育署員工所做成的巨大壓力。
教師工作壓力巨大，是不爭的事實。李國章現在才設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調查，反應遲緩得使人痛心。更重要的是，提出教師工作壓大過大的議題，並沒有忘記教統局甚至考評局人員的工作壓力同樣巨大。
為甚麼壓力過大問題這樣普遍？問題所在，責任所在，是協調和統籌。各項政策或措施，是否都具有良好的目的，已經可議，例如縮班殺校製造不穩的市場邏輯，就未經教育界認受。即使假設政策都有良好的目的，但受限於分工，未能兼顧其他政策加以協調，也是難免要發生的。
綜合不同政策，加以協調，制訂策略，因應需要，作緩急先後的優次安排，就是統籌工作的要義，而不是只見樹木，不見樹林；只知分項，而不知道每一個分項最後都要集中到學校，集中到教師身上來執行。缺乏全局的觀點，不了解學校的實況，以為學校和教師的承受力是無限的，結果每一項良好的政策，匯聚在一起後產生巨大的壓力，使教師疲於奔命，瀕臨耗竭，最終影響教育質素。
如前所述，過大壓力的現象，不獨見於學校，也見於教統局、考評局，也見於幼稚園、幼兒園，甚至大學。幼兒教育長期受到漠視，資源不足，幼兒教育工作者沒有得到與其教育責任相應的待遇，工作量也是不成比例地巨大，所引起的連鎖效應，沒有得到當局正視。大學方面，屢遭削減資源，又引入種種市場化、商品化的制度，結果摧毀穩定的治學研究環境，摧毀學術。最近浸會大學甚至涉嫌向已實任的教授開刀，變相解僱，無論其目的為何，其客觀效果是已為侵犯學術自由鋪路，不容輕視。
面對種種問題，教統局至今仍然聽不到大中小幼特教師的聲音，提不出全局統籌之法。這是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最大的教育危機，道理很簡單，壓力這樣大，積怨這樣深，教師別無選擇，只好站出來，身體力行，用遊行，用請願，用公民權，要求減輕工作壓力，要求交還教學空間。
教育統籌失效的責任，不在具體制訂和執行的官員身上。其實，具體制訂和執行的官員，如同教師一樣勞累。2002年夏兩位課程發展處的首席督學遭入罪即為一例。這兩位督學，因為要趕及高層訂下的完工期限，越過正常的投標程序而犯法，不涉個人利益。法官雖把二人判罪，但仍讚揚他們值得尊敬，表揚其工作表現，指他們長時間工作，是因為想達到不切實際的完工期限。由此可以想見，當時教統會要求加快改革速度，對教育署員工所做成的巨大壓力。
教師工作壓力巨大，是不爭的事實。李國章現在才設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調查，反應遲緩得使人痛心。更重要的是，提出教師工作壓大過大的議題，並沒有忘記教統局甚至考評局人員的工作壓力同樣巨大。
為甚麼壓力過大問題這樣普遍？問題所在，責任所在，是協調和統籌。各項政策或措施，是否都具有良好的目的，已經可議，例如縮班殺校製造不穩的市場邏輯，就未經教育界認受。即使假設政策都有良好的目的，但受限於分工，未能兼顧其他政策加以協調，也是難免要發生的。
綜合不同政策，加以協調，制訂策略，因應需要，作緩急先後的優次安排，就是統籌工作的要義，而不是只見樹木，不見樹林；只知分項，而不知道每一個分項最後都要集中到學校，集中到教師身上來執行。缺乏全局的觀點，不了解學校的實況，以為學校和教師的承受力是無限的，結果每一項良好的政策，匯聚在一起後產生巨大的壓力，使教師疲於奔命，瀕臨耗竭，最終影響教育質素。
如前所述，過大壓力的現象，不獨見於學校，也見於教統局、考評局，也見於幼稚園、幼兒園，甚至大學。幼兒教育長期受到漠視，資源不足，幼兒教育工作者沒有得到與其教育責任相應的待遇，工作量也是不成比例地巨大，所引起的連鎖效應，沒有得到當局正視。大學方面，屢遭削減資源，又引入種種市場化、商品化的制度，結果摧毀穩定的治學研究環境，摧毀學術。最近浸會大學甚至涉嫌向已實任的教授開刀，變相解僱，無論其目的為何，其客觀效果是已為侵犯學術自由鋪路，不容輕視。
面對種種問題，教統局至今仍然聽不到大中小幼特教師的聲音，提不出全局統籌之法。這是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最大的教育危機，道理很簡單，壓力這樣大，積怨這樣深，教師別無選擇，只好站出來，身體力行，用遊行，用請願，用公民權，要求減輕工作壓力，要求交還教學空間。
2006-01-19
一二二遊行的意義
發動一二二遊行，是近十天的事，事非緊急，不會這樣倉猝。事件起因，是政府對教師困境的冷漠，官員長期漠視教師工作壓力過大，並影響教育質素，才是教師震怒的底因。
教師震怒，從學校裡教員室裡的憤慨情緒，從教師致電教協表達的意見，從在網上討論區的留言，從互相轉達的電郵訊息，都可以見到。我的電郵信箱，近日就收到輾轉互傳的請願呼籲多封，來自不同寄件者的，有相識的，也有不相識的；看郵件內容，有首次轉寄的，也有已經過多手的。教師的抗爭，已迅速蔓延，正待一二二爆發。
羅太失言，無疑是火上加油，是在人家的傷口上撒鹽。教協會長張文光在立法會上讀出她五年前叫教師忍受不了大可離開的言論，和她最近對死者不敬，視教師生命如其政績根據的涼薄說話。行政長官曾蔭權為其辯解，叫人不要執著說錯的話。
【心情靚靚 羅太歉意不真誠】
錯話遭執著與否，關鍵在於說錯話人的是否知錯，是否真誠為其錯誤負責，是否為其說話傷害的人感到歉意。羅太是上周一下午說錯話的，周二早上致電電台，一開始的其實不是一晚反思後的道歉，而是在遭到聽眾質問後，自知說不過去，才唯有道歉，情況如同當年梁錦松、楊永強、葉劉淑儀等官員，並非一開始就承認錯誤，而是心存僥倖，或者其實根本不認為有錯。道歉，不過是耍耍手段，用來消弭教師和市民的憤怒。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但虛假道歉騙不了教師，大抵教統局也知道的，所以連日來提出了不少措施，包括增加學校發展津貼等等，然而，這些措施，均沒有對症下藥，沒有正視教統局統籌失誤，以致教師工作壓力過大。與此同時，羅太在本周二又向傳媒「形容過去一星期『我心情幾好，靚靚！』」。
現代社會講求平等，早就不以「父母官」來看待政府官員，為死者哀掉，也不是官員的責任，可是，用「靚靚」來形容過去一周的心情，也可判斷其歉意是否真誠，是否真正體諒教師工作壓力過大了。連這點真誠和體諒也沒有，還能指望像她這樣的官員會切實檢討近年教育政策的緩急優次嗎？
【請願是身教 不容政策的禍害】
大抵，曾特首力保羅太，已把她包庇在自己的所謂「強政勵治」之上。可是，必須明確指出，有這樣的官員主持教育多年，是教育的悲哀，教育的悲哀，其實就是整個社會的悲哀，今天和下一代的悲哀。一二二遊行的意義，就在於這一點，那將不只是一次抗議犯錯官員的公民運動，同時也是一次向社會、向學生展示的言教身教：虛偽，不能容忍；錯誤政策，禍害教育，禍害學生，更不能容忍。
教師震怒，從學校裡教員室裡的憤慨情緒，從教師致電教協表達的意見，從在網上討論區的留言，從互相轉達的電郵訊息，都可以見到。我的電郵信箱，近日就收到輾轉互傳的請願呼籲多封，來自不同寄件者的，有相識的，也有不相識的；看郵件內容，有首次轉寄的，也有已經過多手的。教師的抗爭，已迅速蔓延，正待一二二爆發。
羅太失言，無疑是火上加油，是在人家的傷口上撒鹽。教協會長張文光在立法會上讀出她五年前叫教師忍受不了大可離開的言論，和她最近對死者不敬，視教師生命如其政績根據的涼薄說話。行政長官曾蔭權為其辯解，叫人不要執著說錯的話。
【心情靚靚 羅太歉意不真誠】
錯話遭執著與否，關鍵在於說錯話人的是否知錯，是否真誠為其錯誤負責，是否為其說話傷害的人感到歉意。羅太是上周一下午說錯話的，周二早上致電電台，一開始的其實不是一晚反思後的道歉，而是在遭到聽眾質問後，自知說不過去，才唯有道歉，情況如同當年梁錦松、楊永強、葉劉淑儀等官員，並非一開始就承認錯誤，而是心存僥倖，或者其實根本不認為有錯。道歉，不過是耍耍手段，用來消弭教師和市民的憤怒。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但虛假道歉騙不了教師，大抵教統局也知道的，所以連日來提出了不少措施，包括增加學校發展津貼等等，然而，這些措施，均沒有對症下藥，沒有正視教統局統籌失誤，以致教師工作壓力過大。與此同時，羅太在本周二又向傳媒「形容過去一星期『我心情幾好，靚靚！』」。
現代社會講求平等，早就不以「父母官」來看待政府官員，為死者哀掉，也不是官員的責任，可是，用「靚靚」來形容過去一周的心情，也可判斷其歉意是否真誠，是否真正體諒教師工作壓力過大了。連這點真誠和體諒也沒有，還能指望像她這樣的官員會切實檢討近年教育政策的緩急優次嗎？
【請願是身教 不容政策的禍害】
大抵，曾特首力保羅太，已把她包庇在自己的所謂「強政勵治」之上。可是，必須明確指出，有這樣的官員主持教育多年，是教育的悲哀，教育的悲哀，其實就是整個社會的悲哀，今天和下一代的悲哀。一二二遊行的意義，就在於這一點，那將不只是一次抗議犯錯官員的公民運動，同時也是一次向社會、向學生展示的言教身教：虛偽，不能容忍；錯誤政策，禍害教育，禍害學生，更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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