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八年我開始做教協會的理事，但參與教協的工作，大抵始於九六年間的「教育常務會」。
該是九月的一天吧，忽然接到陳漢森來電，叫我去「教常會」看看，他說，也沒甚麼，無非是就每周的教育話題，議論一番而已。那時不大肯定他為甚麼會找我，但也沒問，就跑上去開會了。
那時候的教常會是逢周五晚召開的，至今我仍然沒有忘記那熱烈的討論。徐漢光、黃克廉、趙志成、陳國權、羅平都是常客。支援的職員則有蔡淑芳，她可說是教常會的褓姆。感謝他們，我對教育政策的若干重大認識，包括「增值」、政策新猷的取捨原則、對母語教學政策的衡量，都是來自教常會的。
張文光雖然公務繁忙，但在有需要時也會來為大家說明政策爭議的最新進展。記得有一次，討論了「語文基準」的先導測試。那一晚，張文光在會議上就為大家分析了最新的形勢。
關注語文基準的問題，始於九四年的《語文能力工作小組報告書》，但那時我主要留意《報告書》分析社會中的語言應用，覺得切合現實，對語文教學很有意義。至於《報告書》中的「語文基準」的「起源」，在於鼓勵非語文科主修的現職語文教師進修的建議。
鼓勵的建議和後來的發展當然南轅北轍。中間的過渡就是「先導測試」。對於這個測試，我認為是要抵制的，但當時也有一種觀點，認為那只是教師自願參加的，不好大力反對。於是，我寫了較溫和的一篇文章於九八年六月在《教協報》發表，從提醒教師有權不參加的角度，間接呼喚抵制，為慎重計，發表前還給當時的權益及投訴部主任余惠萍看過。
政策當然不會因為一篇文章而逆轉，先導測試後來演變為惡魔般的政策，教協會也決定全面迎擊，我記得，那決定也是一個教常會的晚上形成的。
(原刊《教協報》513期，2006.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