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學院講師協會上月曾發表聲明，反對該院管理層向校董會提出的一項針對講師的「強制性退休計劃」，聲明指強制講師退休有違終身聘用的合約精神，講師協會並將就此事徵詢法律意見。
該院的具體措施如何，是否公正，對該院學術發展，以至香港教師培訓政策有什麼影響，都是值得關注的。踫巧教師語文基準試放榜後，輿論矛頭一度指向該院，有關強制退休的計劃，不免引起各種猜疑。不過，本文要提出的是一個更廣闊、影響更深遠的問題：香港的大學及專上學院的講師教授等學術人員的解聘程序，是否合乎國際學術界的慣例？是否有一個「應有過程」 ( due process )？
解聘合乎學術界慣例？
所謂「應有過程」，是有特定法律含義的，它既指一連串按既有規章和原則召開的正式法律程序，即所謂「程序上的應有過程」，也指保證不會對個人不公平、隨意或無理的對待，即所謂「實質上的應有過程」。
終身制 ( tenure )誠然是學術發展的一大支柱，因為它提供了一個保護網，讓學者捍衛其信念，不過，在強調市場競爭的思潮眼中，終身制卻是妨礙提升效率的大石。在香港，自九十年代初大學教資會全盤推行管理主義，以成本效益、著重業績等商界的概念，套用到學術界來，教授終身制可謂已絕迹於新入行的年輕學者之中，至於早年取得終身聘用身分的「舊人」，當時還是不受影響的。
可是，踏入九十年代中期，「舊人」的終身制卻是風光不再。九六年開始，本港各間大學已漸次推行某種的「自願離職計劃」，只要被大學管方識別為開刀對象，即使擁有終身聘任身分，也不能例外地被勸退。然而，有關計劃，無論真心或虛飾，一直也維持在「自願」的原則下，強制或革退教授的例子，仍然極為罕有。
原則在何？
如今傳出強制教育學院講師退休的消息，可見對終身制的衝擊，又已再進一步。問題是，主其事者眼中只有資源調配，遭強制離職的學者，不過是管理業績上的一個數字，終身制受強制退休計劃摧毀，對學術自由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學院的管理層又會否關注？
更實在的是，選擇誰來強制，是基於什麼原則？學者進行研究，往往有隔行如隔山之嘆，如何評鑑大學教育與個別教授的教學效能，也尚待發展，在這種條件下推行強制退休，不免令人擔心其程序是否公允，會否夾纏著種種利益與人事的關係。
在美國，強制終身制教授離職的一個經典，是明尼蘇達大學辭退「非美研究系」 ( Afro -American Studies )教授金恩 ( G . D . King )的一個案例。有關解聘纏訟經年，最後要由巡迴上訴庭裁決，突顯「應有的過程」的重要性。因為，當初院校向教授確立終身制資格時，其實已確立一種「憲法權利」：終止這項資格必須遵循有最起碼的程序 ( procedural minima )，當中必須保證準確（篩選相干的支持指控事實）與公平（裁決人於裁決結果中不涉個人利益）兩點。在程序的要求上則包括：須有解聘的恰當通知、對質、舉證、反駁和盤問證人的權利，以及得到公正聆訊的權利。對照本港種種打破終身制的計劃，有關權利是否得到申張，實在令人懷疑。
程序是否公允？
若過去數年執行的自願離職計劃是「你情我願」的，有關權利可作自願放棄論，則今天即將推行的「強制退休」，必須把終身制提升到憲法權利的高度，保證落實「應有過程」的理念，而令人擔心的，院校的管方利用其位處優勢的權力關係，而漠視應有過程，「不公」必將成為強制退休的形容詞。
(原文曾於《明報》2001.08.11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