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盛
《基本法》廿三條的立法問題，引起了回歸以來罕見的政治辯論。反對立法大遊行、香港教會關注立法的祈禱會，要在十二月十五日集會及遊行，左派團體便要號召五萬人於下一個星期日上街；反對立法的街板在多處交道要道掛出後，支持立法的一派於是相繼掛出「沒有國，哪有家」的街板抗衡。
當初政府選擇這個時間推出諮詢文件，是認為這個時候，經濟低迷，市民較關心民生，政治議題沒有市場，法例可以匆匆通過。官員一再強調立法與一般市民無關的言論，已反映出這一種思路。如今看來，政府的如意算盤已打不響了。
昨天天主教陳日君主教說得好，他接受電視訪問時反問：為甚麼不經白紙草案的階段，不以清晰條文來諮詢公眾，才再發表藍紙草案，進一步正式立法？官方說沒有需要，但現在許多人就說有需要嘛。
「沒有需要」的理由實在牽強，現況是，正正因為沒有清晰條文，只有含糊空泛的諮詢文件，以及愈說愈駭人的官員解釋，於是引起各種疑慮。
有一些評論，甚至指《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在法理上不能經過白紙草案的階段，否則有違憲之虞，這便實在令人費解。由「沒有需要」變成「不能發表」，中間的邏輯實在有太大的錯謬，反而，日前另一篇報導指，不發表列出清晰條文的白紙草案，是因為要趕時間，要趕在律政司司長梁愛詩退休前完成立法。
看來這是較能解釋為甚麼政府要匆匆硬闖。這實在是典型人治心態的表現。看來，特區統治階層還是不信任政府的官員系統，只信任自己人，管理一個城市如同管理家族生意。然而，用這種人治心態來進行立法，這樣究竟是人治或是法治，是真正的法治(rule of law)，還是依法統治(rule by law)？
既然說，《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是為了國家好，是愛國愛港的大事，則為甚麼不慎重其事，仔細諮詢，反而要匆匆立法？為甚麼不惜冒著市民有「魔鬼在細節」的猜疑，而不能開誠佈公的發表白紙草案？君子坦蕩蕩，大抵，不君子的立法，才需要匆匆立法吧。
本文原載於2002.12.13《教協教育通訊》。
2002-12-12
羅太的原教旨主義
◎戚本盛
教育改革的發明之一，是「樂善勇敢」的口號。發明一個口號作為教改的頭等大事，既為標明旨趣，也可方便號召，但更深層的是，口號，其實頗有移風易俗的效果，而也同時標識了「教改」的產權誰屬，這兩點，其實也是政治運動的重點。
故此，為運動而設的口號，是不能隨意刪改的，濃縮的口號擴展開來後，也必須有標準答案。
教統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昨天參觀一所學校，問及學生「樂善勇敢」時的反應，充份說明了這個作為口號的特質。
羅太問四位小五的學生何謂「樂善勇敢」，結果學生把「樂」解成快樂﹑樂趣，「善」解為善於做人，「勇」解作勇於負責，「敢」解成敢作敢為。羅太於是校長來問明原因，然後逐字逐句向女生們講解「樂善勇敢」的原義，帶頭朗讀四次，要求學生緊記，翌日在早會上給全體同學講解清楚。《大公報》說「這是繼在臻美黃乾亨小學當教學助理後﹐她再嘗教學滋味」。
這是一次教學的體驗嗎？其實，一個把握教學機會的教師，如果要真正履行教改的精神，當會立刻因應學生的答案，和學生討論起「怎樣才算快樂」、「怎樣才是善於做人、勇於負責」、「對甚麼事才敢作敢為」等等問題，然後才順勢回到口號的原意。重點是，思考這些問題，就比單純牢記「教改」的口號，更能切合教改的精神。羅太宣稱的教改精神，不正是「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和敢於創新」嗎？
究竟，因應學生自己的話順瓜摸藤地和學生討論起來，還是心中有一定答案要求在學生的口中說出來，更能讓學生體驗學習的樂趣，更能體現溝通的平等特質、了解雙方的意思，更能讓學生為自己的說話承擔責任而非只會做成人的鸚鵡，更能讓學生在既定框框以外創新思考？
如果說這是一次教學，則這或許說明了「教師」對「教」與「學」孰輕孰重的自覺了，不過，羅太沒有受過師訓，對此固然不能苛責，更重要的是，「教改」的本質，既有其教育的意義，也同時是一次政治運動，羅太對「樂善勇敢」的「原教旨主義」，已充份說明了她的取向，以及這場運動借口號造勢論述的重要性，可惜，小學生頭頭是道的答問，也像《國王的新衣》中的小孩，「踢爆」了口號與其所指意義之間的任意關係。
本文原載於2002.12.12《教協教育通訊》。
教育改革的發明之一，是「樂善勇敢」的口號。發明一個口號作為教改的頭等大事，既為標明旨趣，也可方便號召，但更深層的是，口號，其實頗有移風易俗的效果，而也同時標識了「教改」的產權誰屬，這兩點，其實也是政治運動的重點。
故此，為運動而設的口號，是不能隨意刪改的，濃縮的口號擴展開來後，也必須有標準答案。
教統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昨天參觀一所學校，問及學生「樂善勇敢」時的反應，充份說明了這個作為口號的特質。
羅太問四位小五的學生何謂「樂善勇敢」，結果學生把「樂」解成快樂﹑樂趣，「善」解為善於做人，「勇」解作勇於負責，「敢」解成敢作敢為。羅太於是校長來問明原因，然後逐字逐句向女生們講解「樂善勇敢」的原義，帶頭朗讀四次，要求學生緊記，翌日在早會上給全體同學講解清楚。《大公報》說「這是繼在臻美黃乾亨小學當教學助理後﹐她再嘗教學滋味」。
這是一次教學的體驗嗎？其實，一個把握教學機會的教師，如果要真正履行教改的精神，當會立刻因應學生的答案，和學生討論起「怎樣才算快樂」、「怎樣才是善於做人、勇於負責」、「對甚麼事才敢作敢為」等等問題，然後才順勢回到口號的原意。重點是，思考這些問題，就比單純牢記「教改」的口號，更能切合教改的精神。羅太宣稱的教改精神，不正是「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和敢於創新」嗎？
究竟，因應學生自己的話順瓜摸藤地和學生討論起來，還是心中有一定答案要求在學生的口中說出來，更能讓學生體驗學習的樂趣，更能體現溝通的平等特質、了解雙方的意思，更能讓學生為自己的說話承擔責任而非只會做成人的鸚鵡，更能讓學生在既定框框以外創新思考？
如果說這是一次教學，則這或許說明了「教師」對「教」與「學」孰輕孰重的自覺了，不過，羅太沒有受過師訓，對此固然不能苛責，更重要的是，「教改」的本質，既有其教育的意義，也同時是一次政治運動，羅太對「樂善勇敢」的「原教旨主義」，已充份說明了她的取向，以及這場運動借口號造勢論述的重要性，可惜，小學生頭頭是道的答問，也像《國王的新衣》中的小孩，「踢爆」了口號與其所指意義之間的任意關係。
本文原載於2002.12.12《教協教育通訊》。
2002-12-11
為了孩子，不要做假
◎戚本盛
日前，教育署助理署長李國生在立法會帳目委員會中說，將會在升讀小一入學申請加入宣誓程序，檢控虛報地址的家長，以收阻嚇之用。雖然，後來教育署已作澄清，但已反映出虛報地址的問題已十分嚴重。
家長真的為了想子女入讀心儀學校而有坐牢之虞，固然反映出政府不近人情的一面，李國生的話，雖然已遭教育署收回，但一個酷吏形象，已活現人前。
可是，更重要的是，這種虛報地址的作為，究竟逞現了一種怎樣的身教？
成人一心為了孩子的成長，每每關注成果，而忽略過程；然而，孩子張開耳目面對世界，習得是非價值的來源，並不局限於結果，過程潛在的，反而可能更深入孩子的心。
課程改革後，無論中小學，專題研習都多了起來，大家都此，都怨聲載道。親友相聚，要是談起孩子的教育，都離不開對專題研習的批評。其中的一項指摘，是教師要求學生完成的專題研習任務過巨，學生根本完成不了，於是出動家長，結果，學生的作業，變成家長的。部份的情況，則是家長存在一種怕孩子落後的心理，於是出手相助，以便成績美滿。
家長動手，出發點當然是為了孩子好，但這是否只是眼前的「好」，但實際上卻極可能得不償失，因為，這種虛假作為，已展現了一種「只求結果，不惜做假」的價值觀，這是再好的專題研習成品，能入讀再好的名校，也補償不了的反教育後果。
由家長動手替學生做專題研習，以至虛報地址，固然必須正本清源，追查責任，治本去也。這的確是最重要的問題，而且，學校教育的虛假作為，也不單只這兩項，追問下去，可能會挖出更深層的社會問題。不過，未能治本之前，是否也應治標呢？家長和教師，應否對這種虛假作為的身教視而不見，不把好這一關，讓下一代習得不良教育呢？是否仍然要繼續以自身的行為，否定要孩子真誠的言教呢？
本文原載於2002.12.11《教協教育通訊》。
日前，教育署助理署長李國生在立法會帳目委員會中說，將會在升讀小一入學申請加入宣誓程序，檢控虛報地址的家長，以收阻嚇之用。雖然，後來教育署已作澄清，但已反映出虛報地址的問題已十分嚴重。
家長真的為了想子女入讀心儀學校而有坐牢之虞，固然反映出政府不近人情的一面，李國生的話，雖然已遭教育署收回，但一個酷吏形象，已活現人前。
可是，更重要的是，這種虛報地址的作為，究竟逞現了一種怎樣的身教？
成人一心為了孩子的成長，每每關注成果，而忽略過程；然而，孩子張開耳目面對世界，習得是非價值的來源，並不局限於結果，過程潛在的，反而可能更深入孩子的心。
課程改革後，無論中小學，專題研習都多了起來，大家都此，都怨聲載道。親友相聚，要是談起孩子的教育，都離不開對專題研習的批評。其中的一項指摘，是教師要求學生完成的專題研習任務過巨，學生根本完成不了，於是出動家長，結果，學生的作業，變成家長的。部份的情況，則是家長存在一種怕孩子落後的心理，於是出手相助，以便成績美滿。
家長動手，出發點當然是為了孩子好，但這是否只是眼前的「好」，但實際上卻極可能得不償失，因為，這種虛假作為，已展現了一種「只求結果，不惜做假」的價值觀，這是再好的專題研習成品，能入讀再好的名校，也補償不了的反教育後果。
由家長動手替學生做專題研習，以至虛報地址，固然必須正本清源，追查責任，治本去也。這的確是最重要的問題，而且，學校教育的虛假作為，也不單只這兩項，追問下去，可能會挖出更深層的社會問題。不過，未能治本之前，是否也應治標呢？家長和教師，應否對這種虛假作為的身教視而不見，不把好這一關，讓下一代習得不良教育呢？是否仍然要繼續以自身的行為，否定要孩子真誠的言教呢？
本文原載於2002.12.11《教協教育通訊》。
2002-12-10
頭腦簡單者能施教良好的愛國教育嗎？
◎戚本盛
「不教學生愛國，就不配作教師」的命題是嚴肅的，應予正視，可惜，簡單的頭腦，不能仔細將愛國作為學校活動的課題，與言論自由作為每一個人(包括學生)的基本人權，以及公營學校所肩負的教育責任三者，連結在一起思量，結果，得出粗糙甚至粗暴的結論。
美國一個案例(Sherman v. Community School District 21, 1992)，就值得參照，彼邦上訴庭的大法官，把有關問題區分成政府辦公營教育的權利，和學生信仰自由的權利來看待。如此一來，如同規定一般課程一樣，政府可以規定學校的愛國活動，例如以法定條文要求學生背誦《效忠誓詞》。
然而，這項要求，該對全體學生適用呢，還是部份願意的學生？關鍵是，如果這是對全體學生的要求，會否觸犯美國憲法第一條正案所賦予每一個公民的言論自由？大法官在教與學之間取得平衡：「帶領背誦《效忠誓詞》是規定的，但參與不是。」
大法官的判詞指出，假如學生拒絕背誦，正是行使其政治或宗教權利，政府應予包容。學校不應強制學生信奉誓詞的內容，如同學生本身的信念一樣。不過，這又不應推論到另一個極端。法官的平衡點在於明確指出，一部份學生反對，但學校安排活動，讓願意的學生背誦誓詞、向國旗敬禮，以至愛國等等，並不違反言論自由。
大法官在該案的判詞明確地寫道：「國家不應強迫任何人面向國旗背誦《效忠誓詞》。……學校可以每天帶領學生背誦《效忠誓詞》而不違憲，只要學生有選擇不參加的自由。」
換言之，應小心區分一系列的命題。反對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固然不應等同不教學生愛國；即使政府規定要教學生愛國，也要反思，甚麼才是真正的愛國。我認為，把政權、政黨與國家的概念混淆或等同，才應受到質疑，但這不是政治信仰的原因，而是思想水平的問題，頭腦這樣簡單，是否有能力給學生施教良好的愛國教育，誠屬疑問。
至於政府有規定學校的愛國活動的權力，更不能變成禁止教導學生其言論和思想自由，箇中的持平原則，以及作為公民教育的重要意義，不辯自明；至於學生行使其公民權利，則同時必須尊重。
把愛國視為禁止人民反思何謂真正愛國、禁止行使信仰思想自由的權利，則這樣的「愛國」，是否把一個偉大的國家，假設得太虛弱了一點？我懷疑，這是愛，還是害？這是幫忙，還是誹謗？
本文原載於2002.12.10《教協教育通訊》。
「不教學生愛國，就不配作教師」的命題是嚴肅的，應予正視，可惜，簡單的頭腦，不能仔細將愛國作為學校活動的課題，與言論自由作為每一個人(包括學生)的基本人權，以及公營學校所肩負的教育責任三者，連結在一起思量，結果，得出粗糙甚至粗暴的結論。
美國一個案例(Sherman v. Community School District 21, 1992)，就值得參照，彼邦上訴庭的大法官，把有關問題區分成政府辦公營教育的權利，和學生信仰自由的權利來看待。如此一來，如同規定一般課程一樣，政府可以規定學校的愛國活動，例如以法定條文要求學生背誦《效忠誓詞》。
然而，這項要求，該對全體學生適用呢，還是部份願意的學生？關鍵是，如果這是對全體學生的要求，會否觸犯美國憲法第一條正案所賦予每一個公民的言論自由？大法官在教與學之間取得平衡：「帶領背誦《效忠誓詞》是規定的，但參與不是。」
大法官的判詞指出，假如學生拒絕背誦，正是行使其政治或宗教權利，政府應予包容。學校不應強制學生信奉誓詞的內容，如同學生本身的信念一樣。不過，這又不應推論到另一個極端。法官的平衡點在於明確指出，一部份學生反對，但學校安排活動，讓願意的學生背誦誓詞、向國旗敬禮，以至愛國等等，並不違反言論自由。
大法官在該案的判詞明確地寫道：「國家不應強迫任何人面向國旗背誦《效忠誓詞》。……學校可以每天帶領學生背誦《效忠誓詞》而不違憲，只要學生有選擇不參加的自由。」
換言之，應小心區分一系列的命題。反對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固然不應等同不教學生愛國；即使政府規定要教學生愛國，也要反思，甚麼才是真正的愛國。我認為，把政權、政黨與國家的概念混淆或等同，才應受到質疑，但這不是政治信仰的原因，而是思想水平的問題，頭腦這樣簡單，是否有能力給學生施教良好的愛國教育，誠屬疑問。
至於政府有規定學校的愛國活動的權力，更不能變成禁止教導學生其言論和思想自由，箇中的持平原則，以及作為公民教育的重要意義，不辯自明；至於學生行使其公民權利，則同時必須尊重。
把愛國視為禁止人民反思何謂真正愛國、禁止行使信仰思想自由的權利，則這樣的「愛國」，是否把一個偉大的國家，假設得太虛弱了一點？我懷疑，這是愛，還是害？這是幫忙，還是誹謗？
本文原載於2002.12.10《教協教育通訊》。
2002-12-09
教師有抗議國家施政的權利嗎？
◎戚本盛
署名金海的在十一月廿五日發表的文章《他們還是中國人嗎？》批評張文光反對基本法廿三條現時立法的立場，對於看慣對張氏政治攻擊的人，大抵不會感到陌生。不過，這一篇文章比其他攻訐水平要高一點，在於其中提到了一個十分嚴肅的言論自由的問題，或許，作者觸及了這一個問題而也不自知吧。
作者說，「教師肯定要有『樊籬』，難道作為教師不教學生愛國？如果不教學生愛國，就不配作教師了！不愛國，也就不會有名著《最後的一課》了。」這裡牽涉了兩個言論自由的問題，一是教師的，二是學生的。
說明教師的言論自由，電影《午夜風暴》的一個情節是一個上佳例子。五十年代初，美國是白色恐怖、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橫行的年代，極右的一派，要像獵巫般在各行各業抽出共產黨及其同行者，當時國會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1938-1975，1969年後改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House Internal SecurityCommittee)，傳召受嫌疑的公民，進行公開的聆訊。《午夜風暴》就是寫實地反映這段歷史，電影中聆訊一節的部份對白，甚至自真實的聆訊摘錄改編。
電影裡有一節，說到主角的妻子露芙(Ruth Merrill，一位教師，虛構角色)因曾參加反對美國製造核彈的示威，而遭質疑其教師資格。主持聆訊的議員，拿出露芙當年參加示威的一張照片，再引用聯邦情報局局長胡佛(J. Edgar Hoover)的說法，指反對美國製造核彈，其實是讓蘇聯在這賽核武器競賽中可以趕上頭來。主持聆訊的議員說，示威讓敵對國得逞，便不是愛國的表現，不愛國的教師不配做教師。
行使公民權利，反對自己國家製造核彈，卻被指為幫助敵國，這樣的粗糙推論，和「愛國＝支持現時為廿三條立法」如出一轍。相隔五十年，美國的極右歷史竟然越過太平洋，在香港重複。
至於「不配做教師」的指控，在金海的文章中也可以找到，當然，金文所說的，是「如果不教學生愛國，就不配作教師」。這便牽涉到教學的問題，明天續談。
後記：嫌電影虛構的朋友，可以找該段麥卡錫年代的歷史一讀，在互聯網上，甚至可以看到一段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當年的聆訊發言的短片呢。
本文原載於2002.12.09《教協教育通訊》。
署名金海的在十一月廿五日發表的文章《他們還是中國人嗎？》批評張文光反對基本法廿三條現時立法的立場，對於看慣對張氏政治攻擊的人，大抵不會感到陌生。不過，這一篇文章比其他攻訐水平要高一點，在於其中提到了一個十分嚴肅的言論自由的問題，或許，作者觸及了這一個問題而也不自知吧。
作者說，「教師肯定要有『樊籬』，難道作為教師不教學生愛國？如果不教學生愛國，就不配作教師了！不愛國，也就不會有名著《最後的一課》了。」這裡牽涉了兩個言論自由的問題，一是教師的，二是學生的。
說明教師的言論自由，電影《午夜風暴》的一個情節是一個上佳例子。五十年代初，美國是白色恐怖、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橫行的年代，極右的一派，要像獵巫般在各行各業抽出共產黨及其同行者，當時國會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1938-1975，1969年後改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House Internal SecurityCommittee)，傳召受嫌疑的公民，進行公開的聆訊。《午夜風暴》就是寫實地反映這段歷史，電影中聆訊一節的部份對白，甚至自真實的聆訊摘錄改編。
電影裡有一節，說到主角的妻子露芙(Ruth Merrill，一位教師，虛構角色)因曾參加反對美國製造核彈的示威，而遭質疑其教師資格。主持聆訊的議員，拿出露芙當年參加示威的一張照片，再引用聯邦情報局局長胡佛(J. Edgar Hoover)的說法，指反對美國製造核彈，其實是讓蘇聯在這賽核武器競賽中可以趕上頭來。主持聆訊的議員說，示威讓敵對國得逞，便不是愛國的表現，不愛國的教師不配做教師。
行使公民權利，反對自己國家製造核彈，卻被指為幫助敵國，這樣的粗糙推論，和「愛國＝支持現時為廿三條立法」如出一轍。相隔五十年，美國的極右歷史竟然越過太平洋，在香港重複。
至於「不配做教師」的指控，在金海的文章中也可以找到，當然，金文所說的，是「如果不教學生愛國，就不配作教師」。這便牽涉到教學的問題，明天續談。
後記：嫌電影虛構的朋友，可以找該段麥卡錫年代的歷史一讀，在互聯網上，甚至可以看到一段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當年的聆訊發言的短片呢。
本文原載於2002.12.09《教協教育通訊》。
2002-12-08
教師愛國＝支持廿三條立法？
◎戚本盛
上月底，教協會發表關於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的調查結果，指出七成半教師反對現時立法後，立即引來一些左派團體的攻擊，《大公報》接連刊出一些「來論」，箇中多數觀點不值一哂，不過，其中也有一些頗有討論價值的。
署名金海的一篇《他們還是中國人嗎？》(11月25日)提到，「教師肯定要有『樊籬』，難道作為教師不教學生愛國？如果不教學生愛國，就不配作教師了！不愛國，也就不會有名著《最後的一課》了。」
愛國，是否就等如必須支持廿三條立法？如果是的話，這樣的頭腦簡單的愛國，又是否真的為了國家好？
在簡單的頭腦中，根本容不下稍為複雜的觀點，他們的愛國，大抵只有一種，支持現政權所說的，才是愛國，換言之，國，就是現政權，他們不知道，他們所愛的，其實是政權。對頭腦簡單的人來說，要區分政權與國家，也的確太複雜了一點。
要是再進一步說，莫說「國家」，即或是「民族」的概念，其實也是「建構」出來的，是Benedict Anderson所說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簡單愛國者不但不會明白，甚至會反詰：為甚麼要說英文？搬一個老外出來唬嚇我們，分裂咱們中國人？這是中國人的話嗎？你還是中國人嗎？你的身體還算流著中國人的血嗎？
熱血沸騰，無疑是夠慷慨激昂的，可是，熱血沖昏的頭腦，竟然是要連基本的邏輯也要遺忘的，而最後，在一連串命題之間，就只懂放一個等號：愛國＝支持基本法廿三條＝支持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支持基本法廿三條現時立法＝支持基本法廿三條現時立這樣的法。
這樣的愛國觀，究竟是否符合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教育宗旨呢？還是我們的國家與政府，已虛弱得容不下獨立思考呢？
以下連結，含對 Anderson 的名著的簡介：
http://www.src.uchicago.edu/ssr1/PRELIMS/Culture/cumisc1.html
本文原載於2002.12.08《教協教育通訊》。
上月底，教協會發表關於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的調查結果，指出七成半教師反對現時立法後，立即引來一些左派團體的攻擊，《大公報》接連刊出一些「來論」，箇中多數觀點不值一哂，不過，其中也有一些頗有討論價值的。
署名金海的一篇《他們還是中國人嗎？》(11月25日)提到，「教師肯定要有『樊籬』，難道作為教師不教學生愛國？如果不教學生愛國，就不配作教師了！不愛國，也就不會有名著《最後的一課》了。」
愛國，是否就等如必須支持廿三條立法？如果是的話，這樣的頭腦簡單的愛國，又是否真的為了國家好？
在簡單的頭腦中，根本容不下稍為複雜的觀點，他們的愛國，大抵只有一種，支持現政權所說的，才是愛國，換言之，國，就是現政權，他們不知道，他們所愛的，其實是政權。對頭腦簡單的人來說，要區分政權與國家，也的確太複雜了一點。
要是再進一步說，莫說「國家」，即或是「民族」的概念，其實也是「建構」出來的，是Benedict Anderson所說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簡單愛國者不但不會明白，甚至會反詰：為甚麼要說英文？搬一個老外出來唬嚇我們，分裂咱們中國人？這是中國人的話嗎？你還是中國人嗎？你的身體還算流著中國人的血嗎？
熱血沸騰，無疑是夠慷慨激昂的，可是，熱血沖昏的頭腦，竟然是要連基本的邏輯也要遺忘的，而最後，在一連串命題之間，就只懂放一個等號：愛國＝支持基本法廿三條＝支持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支持基本法廿三條現時立法＝支持基本法廿三條現時立這樣的法。
這樣的愛國觀，究竟是否符合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教育宗旨呢？還是我們的國家與政府，已虛弱得容不下獨立思考呢？
以下連結，含對 Anderson 的名著的簡介：
http://www.src.uchicago.edu/ssr1/PRELIMS/Culture/cumisc1.html
本文原載於2002.12.08《教協教育通訊》。
2002-12-06
「壞血」的誤診
◎戚本盛
《星島日報》記者郭玉蘭，於12月5日發表了一篇關於官津學校的自願離職計劃的報道，據云是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向全港官立學校校長所透露的。報道所說的計劃，未知會否有效，但可以肯定的是，新一輪的抹黑，將針對一批年資高而沒有升職的教師。
郭玉蘭這篇題為《教師「換血」每名月省萬元薪》的報道，最關鍵的一段是這樣寫的：「肥雞餐主要針對任教多年、處於基層而未獲晉升的老師，這包括助理教育主任(AEO)及文憑教師兩個職級，初步考慮以十個月薪金作為賠償上限，希望這些年資高、未能跟上教改步伐、已達頂薪點的教師參與自願離職計畫。」
這一段話，連結標題所謂的「換血」主旨，大抵可作如下的解讀：自願離職計劃，一為換血，二為省錢，既謂「換血」，自然是換入「好血」，換掉「壞血」，至於誰是「壞血」，則正是計劃的對象，是年資高、沒升職、未能跟上教改步伐的教師。
報道沒有說明，三個「壞血」的條件是否需要同時滿足，抑或任擇其一即可。倘若單單因為「年資高」即被視為「壞血」，恐怕是年齡歧視的一種。至於處於基層，沒升職，為甚麼會被列為「壞血」的條件之一，卻教人感到奇怪。首先，入職多年而沒升職，原因可能很多，統稱之為「不獲晉升」，是否在暗示，未得上級垂青而箇中原因，在於教師表現不濟事，所以納入「壞血」行列？
善於在官場鑽營，善於製造良好考績紀錄者，或會以為這樣的看法十分合理。特別是那些得「大老闆」賞識，短短數年屢次「獲晉升」的官員，或會不期然持有這種優勝劣敗的價值觀，並呈現在其一手泡製的政策中。
然而，教師編制中，高級與初級的職位，有固定比例限制，同時，高級職位全屬行政職級，與教學有異。明乎此，就會知道，按上述條件而歸類為「壞血」，大有商榷餘地。
甘於淡泊，從不主動申請升職者，大抵不宜稱之為「未獲晉升」吧。有志於教學而棄行政者，只因編制數目所限而沒升級者，都可能是年資高而沒升職的原因，在在都與工作表現無關，若都視為「壞血」而要換掉，會否是某些官員又一次自以為是的表現呢？
本文原載於2004.12.06《教協教育通訊》。
《星島日報》記者郭玉蘭，於12月5日發表了一篇關於官津學校的自願離職計劃的報道，據云是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向全港官立學校校長所透露的。報道所說的計劃，未知會否有效，但可以肯定的是，新一輪的抹黑，將針對一批年資高而沒有升職的教師。
郭玉蘭這篇題為《教師「換血」每名月省萬元薪》的報道，最關鍵的一段是這樣寫的：「肥雞餐主要針對任教多年、處於基層而未獲晉升的老師，這包括助理教育主任(AEO)及文憑教師兩個職級，初步考慮以十個月薪金作為賠償上限，希望這些年資高、未能跟上教改步伐、已達頂薪點的教師參與自願離職計畫。」
這一段話，連結標題所謂的「換血」主旨，大抵可作如下的解讀：自願離職計劃，一為換血，二為省錢，既謂「換血」，自然是換入「好血」，換掉「壞血」，至於誰是「壞血」，則正是計劃的對象，是年資高、沒升職、未能跟上教改步伐的教師。
報道沒有說明，三個「壞血」的條件是否需要同時滿足，抑或任擇其一即可。倘若單單因為「年資高」即被視為「壞血」，恐怕是年齡歧視的一種。至於處於基層，沒升職，為甚麼會被列為「壞血」的條件之一，卻教人感到奇怪。首先，入職多年而沒升職，原因可能很多，統稱之為「不獲晉升」，是否在暗示，未得上級垂青而箇中原因，在於教師表現不濟事，所以納入「壞血」行列？
善於在官場鑽營，善於製造良好考績紀錄者，或會以為這樣的看法十分合理。特別是那些得「大老闆」賞識，短短數年屢次「獲晉升」的官員，或會不期然持有這種優勝劣敗的價值觀，並呈現在其一手泡製的政策中。
然而，教師編制中，高級與初級的職位，有固定比例限制，同時，高級職位全屬行政職級，與教學有異。明乎此，就會知道，按上述條件而歸類為「壞血」，大有商榷餘地。
甘於淡泊，從不主動申請升職者，大抵不宜稱之為「未獲晉升」吧。有志於教學而棄行政者，只因編制數目所限而沒升級者，都可能是年資高而沒升職的原因，在在都與工作表現無關，若都視為「壞血」而要換掉，會否是某些官員又一次自以為是的表現呢？
本文原載於2004.12.06《教協教育通訊》。
2002-12-02
信任人，抑或制度？
◎戚本盛
給人保守印象的銀行家也表態了，外資銀行的在港代表，周一會見保安局，表達了對《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的憂慮，他們明確表示，廿三條立法涵蓋範圍太廣，擔心會影響資訊自由流通，他們也要求政府先提出白紙草案，以便市民知悉立法的詳細條文，以作取捨。這是繼美國的傳統基金會、英美的商會先後表達的憂慮。應該留意到，這些組織通常都在政治上傾向保守的，傾向現政權的，現在竟然都相繼提出了憂慮，甚至和政府相左的看法，倒值得教人深思。
梁錦松回應記者問及外資銀行家對資訊自由的憂慮時說，他在銀行界任職卅年，長期主管資金部門，外匯買賣等，當然明白資訊自由的重要。這是另一次問責高官風馬牛不相及的回應，可以作為語文邏輯的反面教材。上一次，是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提出兩大合併的言論，令人擔憂大學自主受到影響，李先生答說，他任大學校長多年，當然明白大學自主的重要。
大學校長是否必然明白大學自主的重要，銀行家是否必然明白資訊自由的重要，固然可以存疑，即使同意這個前提，則是否就表示，李國章那番言論沒有侵害大學自主呢？而如果單以梁錦松卅年銀行界的經驗，就可推論到《基本法》廿三條立法不會損及資訊自由，是否太快了一點？
或者，這不是嚴格的邏輯推論，而是梁錦松以個人的經驗和聲譽，請大家相信他的擔保。明乎此，葉劉淑儀向大學生所說的「局長不會騙人」，也便可以理解。
原來，政府的策略不在說理，而是只會叫人相信，問題是，憑甚麼相信？上周末，前任民主黨主席李柱銘接受電台訪問，提到他和董建華之間兩種截然不同的取態：董老是要他相信董，但他從不要求董相信他，他說，不要相信人，要相信制度。
現在面對《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的問題，究竟，我們要相信即使立法怎樣嚴苛，執法的人也不會損害基本人權呢，抑或是在制度上確保人權不受侵犯？
本文原載於2002.12.02《教協教育通訊》。
給人保守印象的銀行家也表態了，外資銀行的在港代表，周一會見保安局，表達了對《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的憂慮，他們明確表示，廿三條立法涵蓋範圍太廣，擔心會影響資訊自由流通，他們也要求政府先提出白紙草案，以便市民知悉立法的詳細條文，以作取捨。這是繼美國的傳統基金會、英美的商會先後表達的憂慮。應該留意到，這些組織通常都在政治上傾向保守的，傾向現政權的，現在竟然都相繼提出了憂慮，甚至和政府相左的看法，倒值得教人深思。
梁錦松回應記者問及外資銀行家對資訊自由的憂慮時說，他在銀行界任職卅年，長期主管資金部門，外匯買賣等，當然明白資訊自由的重要。這是另一次問責高官風馬牛不相及的回應，可以作為語文邏輯的反面教材。上一次，是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提出兩大合併的言論，令人擔憂大學自主受到影響，李先生答說，他任大學校長多年，當然明白大學自主的重要。
大學校長是否必然明白大學自主的重要，銀行家是否必然明白資訊自由的重要，固然可以存疑，即使同意這個前提，則是否就表示，李國章那番言論沒有侵害大學自主呢？而如果單以梁錦松卅年銀行界的經驗，就可推論到《基本法》廿三條立法不會損及資訊自由，是否太快了一點？
或者，這不是嚴格的邏輯推論，而是梁錦松以個人的經驗和聲譽，請大家相信他的擔保。明乎此，葉劉淑儀向大學生所說的「局長不會騙人」，也便可以理解。
原來，政府的策略不在說理，而是只會叫人相信，問題是，憑甚麼相信？上周末，前任民主黨主席李柱銘接受電台訪問，提到他和董建華之間兩種截然不同的取態：董老是要他相信董，但他從不要求董相信他，他說，不要相信人，要相信制度。
現在面對《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的問題，究竟，我們要相信即使立法怎樣嚴苛，執法的人也不會損害基本人權呢，抑或是在制度上確保人權不受侵犯？
本文原載於2002.12.02《教協教育通訊》。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