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統會的六位成員月初訪京四天，適逢復活節假期開始，可能不少教師也不知道他們有此一行。這次訪京如此低調，與月中發生的教協被籌委撤回諮詢邀請，及其所引發的一連串的事件，在引起公眾關注上顯然大有分別。然而，就其事件的政治分化本質上來說，卻又如出一轍。
教統會六位現任成員及一位去屆成員於月初訪京，雖則出之以私人身分，邀請他們訪京的主人卻是中國國家教育委員會。這次訪京的人士中，不少是在教育界極具名望的，例如戴希立先生及譚萬鈞博士；有辦學卓然有成的，如張黃韻瑤女士、麥桂圃先生及黃金蓮修女；更不乏筆者敬重的學者，例如楊紫芝教授及程介明教授，然而，我還是要問：一句私人身分，是否就足以讓張文光不獲邀請的事實自圓其說？
至於教協給撤回諮詢邀請後，部分教育界人士出席了十四日的諮詢會，據報道，教育評議會的代表表示會上沒有提出臨立會的問題；中學校長會的代表則說稍後會開會討論有關立場，資助小學校長職工會的代表則不發一言，並說他們應專注於教育事務。就這樣，這些出席了正式諮詢的教育界「代表」，就向教育界展示了駝鳥政策的活用，然而，我還是要問：這樣置一個關鍵問題於不顧，將怎樣造就了籌委的正式諮詢結果？
各位教育界的翹楚，難道我們可以真心告訴學生，教統會成員上京，純粹是私人友誼之約？沒向張文光提出邀請，你們真的不知道原因？與張氏的異議者身分、支聯會成員身分真的沒有關係？
究竟這是政治問題，還是教育原因？是良性的教育探索，還是明顯不過的行使政治權力？
至於籌委的諮詢，真如邵善波所說的，是請喜酒嗎？教協的異議，就等如送棺材？請客與否，是人情問題，將影響廣大市民未來的工作看作人情問題，又是正確的嗎？
難道我們可以告訴學生，影響市民福祉的事，只不過諮詢是人情，不諮詢是道理嗎？
這樣想下去，問題還是要問到，一個人，看見他人給孤立時，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
這不期然令我想起日耳曼的一位新教牧師馬丁‧聶穆勒（Martin Niemoller，1891-1944?）的一首詩，謹據英譯翻成中文如下：
他們來拿共產主義者，而我
沒有反對——因我不是
共產主義者；
他們來拿社會主義者，而我
沒有反對——因我不是社會主義者；
他們來拿工會領袖，而我
沒有反對——因我不是工會領袖；
他們來拿猶太人，而我沒有
反對——因我不是猶太人；
然後他們來拿我——
而也沒有人剩下來反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