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很在意那種政治爭議中「真誠狂熱」的表現，包括愛國愛得認為自己有權撕下「獨立」標語的，或是敵視對手以致於蔡若蓮喪子也覺得可以慶賀的。仔細點說，是在意這種表現本質為何、是否養成、怎樣養成、是否必然、可否避免、如何避免等等。這些問題當然不止於教育的思路，但我以為都和教育有關，和身份認同的教育有關。
今天，讀過中大社會學系黎明的訪問，很自然又回想到A. Sen的《身份認同與暴力》以及H. Arendt的《極權主義的起源》(特別是《無階級社會》的一章)，一再尋索重溫時，方想起年前寫的一本小書的「結語」。五年過去，敝帚自珍，還是認為值得複製一次，談的是當年的國民教育科爭議，但似乎可以是進一步論說的起點。(威權時代的教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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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和思辯的身份認同》
將國民教育課程，放回香港政治發展的脈絡，即可看出，2003年特區政府就《基本法》第23 條立法失敗的重大挫折後，中央和特區政府既在經濟上加強香港對大陸的依賴，在政治上盡量拖延民主發展，與此同時，則著力於愛國教育，以國民身份認同來促使「民心回歸」。
其實，無論文化、歷史，甚至民族血緣等等，香港社會從來沒自外於中國大陸，只是當代的「政治中國」的人權問題，可謂劣跡斑斑，實在難以認同。改革開改以前的尚且不論，鎮壓八九民運尚且不論，2008年北京奧運落幕以後，被囚禁的異見及維權人士中，較為人熟悉的，就有劉曉波(更連坐至軟禁其妻劉霞)、艾未未、譚作人、趙連海等，2012年6月，還有李旺陽「被自殺」的事件。這些事件，是對人權的無情踐踏，也一而再地使「政治中國」成為敏感議題，加上中央政府不時違反高度自治的承諾，介入香港事務，各種舉措不但與法治等香港核心價值有所牴觸，還往往在有意無意間忽略本地人民真正自治、當家作主的訴求。在這種情勢之下，推行國民身份認同，先天條件已經不足，再加上課程發展的專業失格，包括內容上避談敏感議題，避談國家概念，評估上又處理粗疏，致令國民教育課程，變得千瘡百孔。
身份政治本來就極受爭議，其影響巨大，甚至可發展成駭人暴力、宗教衝突與恐怖主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便有這樣的觀察：單一而無可選擇的身份認同，取代了其他關係，支配著個人，建構起仇恨，結果可以是原始的暴力，也可以是精心策劃的恐怖主義，他說：
通過某種單一而無可選擇的身份認同的幻象，使世界上許許多多的衝突和暴行得以持續。[註1]
沈恩是印度人，在印度土生土長，於劍橋完成博士，於英美著名學府任教，對身份政治，有第一身的感受和觀察，上面引述的字裡行間，已可看出，良好的身份認同教育，重點務須包括多元和選擇。
沈恩主張著重多重身份認同和選擇，正合乎讓學生整全發展的教育宗旨，合乎理性的教學原則，也正對照出，國民教育課程把學習內容化約現政權治下的國民身份，對大部份學生來說，這的確已囿於現實而無可選擇，課程還把學習目標化約為以情意認同(甚至只是情感觸動)，以現有的教學和評估水平而言，並證諸中國大陸數十年下來的造假風氣，擔心國民教育課程淪為延安整風式的政治灌輸，變為弄虛作假的發展，決非杞人憂天。
在眾多問題之中，國民教育課程內容的最大「硬傷」，是沒有國家、政權和人民關係的課程內容，形成了一個國家概念貧乏的空無課程(Null curriculum)，按課程內容學習，學生無從對當代「政治中國」的種種現象有所反思，更遑論質疑或批判，如同大開中門，讓全能主義(Totalism)的政權可以上下其手；從另一端的人民能力來說，則是判斷的匱乏，如同猶太政治哲學家鄂蘭(Hannah Arendt)所說，
這是一種「沒有思辯的狀態」(Thoughtlessness)，在這種狀態裡，人沒有獨立的區分對與錯、美與醜的判斷力，而只服從於他者，沒有思辯不是沒有最後的立場或決定，唯其立場或決定，是遠離事實和真相，並不獨立，而且假手於他人[註2]。
在她研究納粹主義和史大林共產主義的巨著《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鄂蘭以下的說法，正好和沈恩的觀察遙相呼應，足可借鑑來思考本地國民教育的爭議：
極權主義運動最顯著的外部特徵是個體成員必須完全地、無限制地、無條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誠。……忠誠使他們感覺到，只有當他屬於一個運動，他在政黨中是一個成員，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個位置。[註3]
國民身份認同、愛國情意等等，要怎樣和這種忠誠保持距離呢？這個距離的遠或近，正是「國民教育是甚麼？」的答案。
- 註1： Sen, A. (2006). 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p.xv.
- 註2： (a) Arendt, H. (1964).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f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Viking, 1st ed 1963, revised and enlarged ed. 1964, (b) D’entrèves, M.P. (2000). “Arendt’s Theory of Judgement”, In Villa, D.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of Hannah Arendt, Cambridge: Cambridge UP, pp.145-160.
- 註3：鄂蘭。(1948/1995)。《極權主義的起源》，台北：時報文化，林驤華中譯，頁456-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