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統籌委員會七月發表《語文能力工作小組報告書》以來，輿論一般都集中到「小四才學英文」的建議，然而，未知輿論是否反映了根深蒂固的「重英輕中」的心理，以致忽視了語文教學也包括中國語文教學的事實，忽視了《報告書》其實對中文教學的發展同樣具有深遠影響。
這個影響主要在於四方面：在教育統籌當局的層次上正面面對課程割裂的問題，在教學目標上全面強調中文作為一種傳意工具的一方面，在教學範疇上開始承認粵語的意義，在施教課程上指出以學校為本的趨勢。本文會先討論首兩項影響。
批評全面的文件課程
自有「課程」設置以來，香港的中國語文課程便一直處身於一個「精神分裂」的狀態。或許是中國語文與國學不分的歷史原因使然，或許是因為中國語文教育工作者本身就是文史哲不分地習得學問，我們一直都面對理想課程、文件課程與實際課程的割裂。
不少中文教師不把中文教學視為單純的一種語文教學，他們心中自有一套兼容並包的「理想課程」，而把文化傳承的重任放上肩頭。到教育署課程發展議會發表《課程綱要》，作為文件課程，為了平衡，又或是為了完美，總之是萬無一失地書明「培養語文能力」、「啟發思想」、「培養品德」以至「增進文化認識」及「加強社會責任感」等教學目標。
這樣全面的文件課程，當然不會有太多的缺口，可是，這樣一來又未能就語文教學具體對焦，面面俱圓和模稜兩可正是同一銀幣的兩面。《課程綱要》落到教師手上，全按本子辦事，則是好大喜功；自行剪裁，又怕顧此失彼；最可嘆的還是，不少同行缺乏專業承擔的勇氣，既怕教署視學責難影響名譽，又怕家長問責諸多麻煩，更怕校長評核指摘影響升級，完全不明白教學上首要負責的對象是最不會作出攻訐的學生。
可是，實際教學上，由學生吸收能力以至教學時間及教室安排等限制，卻帶來很多困難。問題不是有沒有閱讀《課程綱要》，而是，我們放不開理想課程的心障，又不敢不跟隨白紙黑字的文件指示，於是，便形成了一種理想、文件和實際課程的割裂。
好了，現在《報告書》一出，誰與爭鋒？《報告書》可能是首次在教統會這個層次上批評《課程綱要》，《報告書》明言：「我們認為目前的課程策劃及課程綱要發展安排失當」（頁二十），公開指出中文教學缺乏明確目標的共識，忽視聽與講的技能（頁二一）。不少中文教師一方面會說《報告書》內所言的中文教學現況人盡皆知，卻同時又會感到如釋重負。積極一點來說，這是務實的體認；消極一點，則以後文件課程的心理負擔將可減輕。無論如何，對中文教學還都是好事。
確立務實的教學目標
《報告書》將受到不少語文教師歡迎，不是因為一些給視作老生常談如閱讀計劃、寫作計劃等建議（頁四五至四六），或開設語文協調主任等升級位（頁三四），而是在文件上，以至可見的在語文教育的政策上，確定語文作為傳意工具的目標。
上面提過，因為中文學界傳統以來文史哲不分的國學特色，以及中文教師自己的學習歷程，往往在教學目標上不期然地身負文化道德的重擔。當然，能夠作文化傳承、道德教化，沒有人會說不是好事，問題是，實際教導學生上，我們是否適宜分清主次？學生在實際學習上，未能習得傳意技能甚或思想工具，又怎能奢言了解文化價值？
其實中文學界也不是沒認識到這方面的發展，早自七十年代的中國語文與中國文學的分家，高級程度會考中文科課程由六十年代文史哲並包以至今天的純粹中國文學，都反映出早已認識到需要確立傳意教學目標。可是，見諸仍以範文為主的教學方法，仍以道德教訓為教學主旨的表現，可見中文教師或課程設計者的心理矛盾。最明顯的例證，是高級補充程度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課程。最初設置這個課程的原意，便是要以語文為傳意工具為旨要的，可是課程設計下來，卻又忘不掉文化部份，而落實到具體施教上，又重複地囿於範文教學與文化傳承之內。
這裏不是要討論中文教育是否應該肩負文化道德方面的使命，雖然不少前輩不少同行大有捨我其誰之勇，雖然筆者不諱言作為語文教育該等目標只是界外收益而非主要目標的意見。這裏要指出的是，《報告書》指出明確而務實的教學方向，這是我們應該肯定的意義。（上）
本文曾發表於1995.02《香港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