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色情與暴力漫畫的非議才淡化一陣子，又有靈幻刊物的問題。有宗教團體調查指出，不少青少年受靈界困擾，原因是受傳媒影響，所以呼籲政府立例禁制。其中邏輯仍然是：青少年受書刊「毒害」，便有論者建議禁制。這種看法的前提仍然是政府與法例萬能論，以及一貫的「問題——管制」的反應模式。
這種反應是並不出奇的，令人感到奇怪的反而是教育署長林煥光的論點。據《香港聯合報》的報道，他說，「學校教育只傳授客觀理性知識，迷信之說便不會在學校流傳，但同意近年傳媒在這方面製造了許多話題，家長應協助子女選擇正確的資訊。」
林先生的四句話可每兩句的分為兩部份來看。首兩句話可能有雙重含意。一是認為「迷信之說不會在學校流傳」的必要與充份條件是「學校教育只傳授客觀理性知識」。這自然是對學校教育的抬舉。學校教授一項課程，學生是否便不會習得這課程反面的東西？例如教學生一個正確的字，學生是否便不會寫出錯誤的字呢？如果教育真是這般容易的話，我們的社會便不會有這樣多的教育問題了。
第二個含意剛好相反，可能是對現在學校教育的批評。林先生應該是在得知有關調查的情形下發言的，根據該項調查，迷信之說在青少年中流行的程度已達到一定的程度，那麼，林先生是否暗示學校教育在「傳授客觀理性知識」之外，還傳授了非客觀理性的知識，以致出現了青少年受靈界困擾的情況？
其實，無論是哪一個含意，更重要的是，這話反映了我們的教育署長無視現存學校課程的局限，不了解目前的問題不單是理性對迷信的問題，而是正規課程對普及文化的問題。
林先生的後兩句話提到了傳媒的影響，然而，他卻提出協助子女選擇正確資訊的應該是家長。作為教育署長，這樣的提法顯然示責任不在學校教育。這樣的論點在教育界中並非罕見，如果說這是推卸責任會過重的話，那麼，這最低限度是將學校教育與大眾傳媒劃分開來，並放到對比的位置上。
嚴格來說，學校教育與大眾傳媒其實只是形式，主要是學校課程與普及文化的載體。學校教育和大眾傳媒的對比，便實際上是學校課程和普及文化的對比。然而，不管是否喜歡或願意，普及文化早已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論是學生還是教師，也是天天浸淫在普及文化的氛圍之中的。如果還要將課程自外於普及文化，則無疑是將課程自外於我們的生活。
學校課程表面上將普及文化拒之門外，結果是未能正面面對普及文化的壞影響，甚至是沒有抓緊教育學生怎樣看待普及文化的機會。
一方面，這樣的對抗態度會錯失了許多普及文化中優秀的、可資應用到教育的東西。例如電影《逃學威龍》中對教師向學生擲粉擦的揶揄，便是反思師生關係與課堂秩序的好題材；手塚治蟲的不少漫畫，便充滿了環保意識；弘兼憲史的漫畫《政治最前線》，是公民與倫理教育的上佳素材。
另一方面，這種漠視普及文化的態度，實際上是讓學生徜徉於普及文化的大海中，於漫無是非或標準模糊的環境下接受普及文化的薰陶。換言之，學校課程自外於普及文化可能還是學生受盡壞影響的因素之一。如果學校教育可以培養學生分析與批判普及文化的能力，傳授其中機械複製的特點的知識，則學生便可認識到流行曲詞的單調與蒼白，時裝美學根本未能相體裁衣，漫畫角色千人一面的呆板，情節但求煽情卻失實無稽等。到時候，即使沒有法例管制，青少年也不容易受商人但求促銷而不擇手段的惡果所影響了。
立例禁止十八歲以下的少年看靈幻書籍，一方面這明顯是不可行之議，除非我們甘心讓自己的社會淪為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描述的社會，甘願讓政權侵入公共甚至私人空間。同時，一旦訂立這樣的法例，也同時表示也不准十八歲以下的學生閱讀《聊齋誌異》、魏晉誌怪小說等作品，那麼，現在中國文學科內的課程也須修改，學校的圖書館將需要一次徹底的查檢了。這樣的情形，其不可思議處比許多靈幻漫畫可謂有過而無不及，這反映出動輒立例之議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