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教統司梁文健於上周告訴立法局議員說，對多宗教師自殺事件的研判是，教師自殺與工作無關，與升職無關，也與教育改革無關。一連串「無關」的結論，對了解問題沒有正面意義，而當局卸責心態卻可見一斑。
固然，也不是武斷同行自殺必然是為了工作、升職等，當去年十月第一位教師自殺時，輿論還沒有把教師自殺的問題放上議事日程，而教師自殺案例在數量上的增加，是否足以改變問題本質上的分析，誠然是可以置疑的。最簡便的理由，其實都可以歸結到個人問題上去。
然而，所謂個人，其實只是集體的一個組成部份，是冰山的一角。個別教師自殺，真正原因或許不一定直接和具體的某一二事件有關。假如我們視自殺為精神脫軌的行為，那麼所反映出來的，其實是教師的心理健康的問題。
教師的心理健康，天天承受著那份面對工作的無助感影響，而這無助感，更是源於業內的結構性的問題。
工作疏離而難辨得失
難以界定工作成果，是教師較難得到工作滿足感的一個原因。一方面，「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一個人，時間實在長久。教師看到收成之前，可能已經給挫敗了。
另一方面，怎樣才算教育成功？最容易的定義，是學生的考試成績、學校收生的等級（band），以及由此帶來的學校口碑或名氣。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數字，可是，教師也知道，教育並非追求這些數字上的提升，那只是「末」，不是「本」。
然而，不少教師就是游移於這種本末之間。我們一方面教學生要認真學習，不要只求成績分數，另一方面卻又天天教授學生考試技倆，以成績將學生標籤排序。我們知道所謂「差生」也需要教育，可是連剛畢業者也於求職面試時查詢學校等級，擇優而教。
教育有著影響下一代，讓下一代發揮潛能的更遠大的使命，然而，正因其遠大而容易使人迷惘，與日常微觀的教學生活過份脫節。在日常瑣屑的教學工作中是難以和這遠大的使命掛勾而無所依泊，結果，既明白本末不能倒置，卻又看不清工作得失，不少教師就工作於這樣的疏離（alienated）於自身的環境之中。
專業與問責的角力
正因為成果難以界定，教育工作者便很難向社會爭取專業的地位，缺乏專業自決的地位，工作困難便更不足為外人道，更難解決。
香港教育體制中，政府參與的角色很重要。當教育佔用社會資源，也是應該向社會負責的，政府代表社會履行問責之職，表面看屬理所當然。其實這樣問責是否有效呢？或者，是否有其他更有效的問責途徑呢？
問責由政府履行，容易讓人民面對政府的慣性的上下行意識左右。這種上下行的意識，是由宏觀的政府施政的層次，一直貫串到校長主任與普通教師的工作關係上去的。不夠民主的政府作為資源的調配者，所影響的範圍，是大至教育政策，小至教師個人的考績升級的。於是，當教師面對教育政策，或者教署官員、校長主任這些所謂「上級」時，往往有不能或不敢據理力陳的感慨，而只得擔當不少自己並不認同的工作。這是教師工作疏離的另一結構上的原因。
觀乎一般教師都將校長主任觀課、督學視學看作難關，足可反映這種由上而下的問責制度的影響。甚至不少督學來到學校時，美其名為探訪，卻往往不顧學校課堂的實際，而只知單憑《課程綱要》的本子來挑剔以顯示權威。筆者即曾遇過一位督學，於學理不足以勝出討論時，以一句「我是不會改變看法的」這樣的話來企圖定調。試問這對課程發展，對教師施教又有甚麼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