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打擊青少年吸毒定位為「全民運動」，兩個月下來，已演變為一個集結支持力量，顯示管治意志的運動，因此在講座上要與會教師舉手表態，各種「民意」也開始浮現，這與1999年同樣號稱全民動員的教改不無相似。另一方面，先導的校本驗毒，則異化為公權與私隱的角力。發展至此，在於政策分析尚欠細密，鮮有分殊的、針對性的策略(differentiated strategy )，例如驗毒計劃，就錯在把辨識、預防混談。
預防策略，必須針對青少年嘗試吸毒的原因，於此，社教化的因素至為重要，有效的社教化人員(socializing agent)主要是青少年的「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例如父母、兄姊、老師、友儕；香港的流行文化深入滲透家庭，流行歌手等偶像的影響也不能忽視。直接社教化就是提供模範、身教，間接社教化傳授予青少年的社會價值、信念、常規和期望。家庭維繫緊密和青少年與「重要他者」的感情深厚等，是針對嘗試階段的預防因素。
換言之，以預防為目的而在中學驗毒以顯示對吸毒「零容忍」，只屬隔靴搔癢。從少年開始，著眼於家庭，方是及早預防之策。從少年開始，指的既是小學階段即十一、二歲以前，通過多元的興趣、充實的生活以及學業成功感，培育獨立人格、自尊、身份認同和自我效能感，並為拒絕引誘或朋輩壓力等生命技能打好基礎。綜合而言，就是針對真實情境的在家或在校的生命教育，而不是抽象的道德教訓。
著眼於家庭，決不是多搞幾場講座，或以所謂「家長教育」指導家長如何教養子女。其實，有心無力是大部份家長的困難，無力首先是時間短缺，其次才是技巧問題。香港的家庭失效，與雙職家長、工時過長有莫大關係，底因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巨大生活壓力。可是，黃仁龍的專責小組把青少年毒品問題定位於司法，家庭支援份屬其次。唐英年任主席的家庭議會成立經年卻毫無建樹，家庭友善的政策和環境仍付之闕如。的確，鞏固家庭的工作只能細水長流，不及大鑼大鼓的政策吸引目光，有時甚至或多或少衝擊經濟利益，從政者若缺乏承擔，難免會敬而遠之。如果曾蔭權在十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可提出針對性的預防策略，則可比任何短期派糖的措施更有功於整體社會。
對已經開始吸毒甚至成癮的青少年，當然要「見一個，救一個」，但既然是「見一個，救一個」，則明顯需要針對性的個人計劃，而非橫掃千鈞的造勢運動。要青少年遠離毒害，重點不在以後果或刑罰恫嚇，而在於通過正面價值的社教化，家庭和學校若已積弱，應採的策略更應恢復二者在這方面的功能。不去鞏固這有預防功能的中介緩衝區，只知手執公權力披甲上陣，便容易使得「公」、「私」之間劍拔弩張。挺身捍衛私人領域的，既非政府的敵人，更不是政策對象，由此已可見政策錯位之弊。其實，本末倒置、不分輕重的全民運動式的策略，早見諸回歸以來的教育改革，觀乎今天青少年的諸種問題，其成效如何，不辯自明。
(2009.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