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王已經穿著他的新衣上街太多次了，多得人們已經習以為常，連本來嘖嘖稱奇的，也見怪不怪。觀乎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程潔發表的文章，以及文章發表後本港政界的反應，不啻是一齣國王新衣的活劇，多添的新噱頭，竟是祖國視香港如殖民地的看法。
回歸以來，中央政府一再提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落實的論述，與此同時，卻一再超越讓港人自治的界線。《基本法》第二條清楚說明，全國人大授權香港特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十三、十四條則規定外交和防務由中央政府負責。
換言之，程潔文章中所指的，回歸以前中央政府的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 policy)，只是依法行事，而非甚麼恩賜，更不是文中所指的信任，不是給香港「自由行」、「CEPA」的交換條件。
二○○三年七一五十萬人示威，容許真的是中央政府對港政策的轉捩點，但這不表示干預港務合理合法。程文指出，七一後的政治環境，並不如北京所期望。單是七一示威所顯示的集體力量、政治組織的動員以及外國勢力介入等等觀察，無論是否合理，都不足以成為中央干預港務的理據。關鍵仍然要回到《基本法》的規定，如果涉及外交或防務，中央大可插手，否則仍屬自治範圍，北京任何干預便是違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
對此說法，本港政界似乎已視為平常，公民黨議員湯家驊甚至邀請中央與民主派對話，處理政制的問題。其實，自前途談判「三腳凳」遭否定以來，香港本土的政治力量從來都不是中央政府的談判對手。更使人失望的是，湯家驊之議，形同邀請北京公然與港人就香港政制發展對話，就超越《基本法》界線的問題而言，與唯北京是從的取態，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分別。
北京插手港務，或者是董建華政府積弱之過，但更重要的是，一旦插手了，便自然要處身在本地政治議題之中。要本土政治健康發展，決沒有既要插手，又不被視為本土政治目標的。插手港務，與成為本土政治目標，可謂同義反覆。程文所指北京退出現處舞台的唯一因素，就是真正遵守《基本法》的界線，而不是諸如程潔文章這樣的力求辯解的論述。
也許，程文一語中的的，其實在關於香港政治環境的一句。文中說，北京眼中的香港，在英殖民治下是政治緘默、馴服的，(但在七一後，)新的政治環境出乎北京所料。
政治緘默、馴服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著根本的矛盾。期望政治緘默或馴服的人民自治，可謂緣木求魚。殖民主義者對殖民地的期望，以宗主國和殖民地的關係為基礎，根本不適用於九七回歸以後，除非所謂祖國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不是解除殖民統治，而是再一次的殖民(Not de-colonized, but re-colonized)。宗主國自然期望殖民地在政治上緘默和馴服，這是大逆不道的老話題，只不過在程潔的文章中再次得以彰顯吧了。
原刊於2009.08.22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