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統局要怎樣才執行統籌之責？

沒有策略，不辨優次，不計師生承受力的教育政策，是缺乏執行力的政策，最終只會折騰大部份師生，迫使他們只知應接繁多政策，無從反思教和學的根本。其實，以學習為大前提，有策略，有優次，甚至有取捨地執行各項政策，才是對學生，對教育的最大尊重。

人生本應充滿優次和取捨，這是稍有生活經驗、對生活能稍作反思的人都會知道的。為甚麼今天吃早餐選白粥油條而棄牛奶麥片，上班為甚麼乘地鐵而不坐巴士，甚至為甚麼把時間都用在工作而不留給家人，哪有不作優次取捨在其中的呢？問題只是：這個優次是誰作出的？

能夠自己作出選擇的人是自主的人，但香港的教師仍然不能專業自主。對教育政策最多只能是決策者的諮詢過程中的點綴，更多的時候則被視為教育改革的阻礙，或者是政策失效的責任承擔者。最近教師工作壓力過大問題的檢討委員會，竟然連前線教師席位的點綴也欠奉，說明了專業自主受到了怎樣的壓制。

在教師仍不能專業自主的年代，教育決策者的策略意識便更為重要。可惜，香港教育的決策者只知設計空泛口號，沒有具體執行的能力。其實，「樂善勇敢」、「學會學習」、「學會釣魚比分得一尾魚更為長遠」之類，誰不會說呢？可是，這邊廂祭出「求學不是求分數」的口號，那邊廂卻要求全港學校自評外評，小學生參加系統評估，中學生應付校本評核。這樣的矛盾，是沒有統籌，或統籌失效的明證。

最新消息是，考評局的人員說，校本評核後要即時讓學生知道評分，若有疑問學生可即時與教師討論，並要簽名確認分數，再由科主任及校長雙重審核，以確保評分公平。(《星島日報》2006.2.1)

完全可以預期這樣子的校本評核可以怎樣異化，升學利害攸關，輕則由討論變為爭論，更嚴重的遺害，是在學習過程中設置更多的追求分數的監控據點。但看其即場討論、學生確認、科主任和校長核實的工序，已可預計工作量大增，教與學的反思空間相應萎縮；學生或為了分數而作出迎合，批判思考的學習受到正面衝擊；教師為了避免偏頗的指責，因材施教將更為困難甚至被迫放棄。

無意指摘考評局人員如此設計的用心，完全明白他們也是為了把手頭的工作做好。問題是，專業還不能自主，教學人員只知做好手頭的工作，但一件又一件的工作給分派下來前，卻沒有優次和取捨，只知抽象地說校本評核好，只進行過未經專業認受的小規模試驗，便要全面上馬全力推廣，完全無視升學競爭激烈的客觀環境，無視校本評核以外要師生應付的種種措施，卻只把反對意見矮化為「不理解」、「不知情」，有時是丟下一句「教師是專業的」來迴避責任，有時是「循循善誘」來疏導詰難，卻從不反省，強烈反彈的根源，不在個別政策的錯謬，而是整體統籌失衡，是教育統籌局不知統籌為何物，是制訂政策時不計師生承受，缺乏時間和人力資源的需求評估。

受分工之累，要考評局人員反思校本評核的問題根源，只能是緣木求魚，本可專業自主的機構，把自己當做聽命於教統局的機器，但教統局既急於交出教育改革的成績單，又不懂統籌以優次為本的施政要義，結果只會出現繁瑣程序壓到教學為尚的校本評核，為教師本已超出負荷的肩頭再添沉重的擔子。

二○○三年廿三條要立法時，吳靄儀在立法會的特首答問大會中直問董建華，要多少人上街政府才醒覺，董建華其時一貫的顧左右而言他，結果五十萬人上街，迫使田北俊倒戈，董政府才收回條例草案。二○○六年一月廿二日，超過一萬教師和平請願，提出爭取空間以教好學生等訴求，但教統局仍然沒有拿出任何實質的回應，過去八年主政教育的羅太，仍然「好官我自為之」，曾蔭權政府如果以為可以藉著農曆新年假期的歡樂氣氛，消弭教師工作壓力過大的憤怒，則明顯沒有汲取廿三條立法的教訓。必須要問的是：統籌失效的政策，還要繼續多久？是否要等到更大、更多的爆發？究竟，是否要等到更強烈的自主抗爭、全線的不合作，決策者才知所收歛，才知道要履行統籌之責？

教育統籌失效 一二二請願抗爭

教育統籌失效，是目下教師工作勞累，以致影響教育質素的根本原因。可惜，到了本周三的立法會辯論，教統局局長李國章仍然不明白這一點，仍然只知執著於個別項目的辯護，卻毫不回應統籌失效的責任。

教育統籌失效的責任，不在具體制訂和執行的官員身上。其實，具體制訂和執行的官員，如同教師一樣勞累。2002年夏兩位課程發展處的首席督學遭入罪即為一例。這兩位督學，因為要趕及高層訂下的完工期限，越過正常的投標程序而犯法，不涉個人利益。法官雖把二人判罪，但仍讚揚他們值得尊敬，表揚其工作表現，指他們長時間工作，是因為想達到不切實際的完工期限。由此可以想見，當時教統會要求加快改革速度，對教育署員工所做成的巨大壓力。

教師工作壓力巨大，是不爭的事實。李國章現在才設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調查，反應遲緩得使人痛心。更重要的是，提出教師工作壓大過大的議題，並沒有忘記教統局甚至考評局人員的工作壓力同樣巨大。

為甚麼壓力過大問題這樣普遍？問題所在，責任所在，是協調和統籌。各項政策或措施，是否都具有良好的目的，已經可議，例如縮班殺校製造不穩的市場邏輯，就未經教育界認受。即使假設政策都有良好的目的，但受限於分工，未能兼顧其他政策加以協調，也是難免要發生的。

綜合不同政策，加以協調，制訂策略，因應需要，作緩急先後的優次安排，就是統籌工作的要義，而不是只見樹木，不見樹林；只知分項，而不知道每一個分項最後都要集中到學校，集中到教師身上來執行。缺乏全局的觀點，不了解學校的實況，以為學校和教師的承受力是無限的，結果每一項良好的政策，匯聚在一起後產生巨大的壓力，使教師疲於奔命，瀕臨耗竭，最終影響教育質素。

如前所述，過大壓力的現象，不獨見於學校，也見於教統局、考評局，也見於幼稚園、幼兒園，甚至大學。幼兒教育長期受到漠視，資源不足，幼兒教育工作者沒有得到與其教育責任相應的待遇，工作量也是不成比例地巨大，所引起的連鎖效應，沒有得到當局正視。大學方面，屢遭削減資源，又引入種種市場化、商品化的制度，結果摧毀穩定的治學研究環境，摧毀學術。最近浸會大學甚至涉嫌向已實任的教授開刀，變相解僱，無論其目的為何，其客觀效果是已為侵犯學術自由鋪路，不容輕視。

面對種種問題，教統局至今仍然聽不到大中小幼特教師的聲音，提不出全局統籌之法。這是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最大的教育危機，道理很簡單，壓力這樣大，積怨這樣深，教師別無選擇，只好站出來，身體力行，用遊行，用請願，用公民權，要求減輕工作壓力，要求交還教學空間。

一二二遊行的意義

發動一二二遊行，是近十天的事，事非緊急，不會這樣倉猝。事件起因，是政府對教師困境的冷漠，官員長期漠視教師工作壓力過大，並影響教育質素，才是教師震怒的底因。

教師震怒，從學校裡教員室裡的憤慨情緒，從教師致電教協表達的意見，從在網上討論區的留言，從互相轉達的電郵訊息，都可以見到。我的電郵信箱，近日就收到輾轉互傳的請願呼籲多封，來自不同寄件者的，有相識的，也有不相識的；看郵件內容，有首次轉寄的，也有已經過多手的。教師的抗爭，已迅速蔓延，正待一二二爆發。

羅太失言，無疑是火上加油，是在人家的傷口上撒鹽。教協會長張文光在立法會上讀出她五年前叫教師忍受不了大可離開的言論，和她最近對死者不敬，視教師生命如其政績根據的涼薄說話。行政長官曾蔭權為其辯解，叫人不要執著說錯的話。

【心情靚靚 羅太歉意不真誠】

錯話遭執著與否，關鍵在於說錯話人的是否知錯，是否真誠為其錯誤負責，是否為其說話傷害的人感到歉意。羅太是上周一下午說錯話的，周二早上致電電台，一開始的其實不是一晚反思後的道歉，而是在遭到聽眾質問後，自知說不過去，才唯有道歉，情況如同當年梁錦松、楊永強、葉劉淑儀等官員，並非一開始就承認錯誤，而是心存僥倖，或者其實根本不認為有錯。道歉，不過是耍耍手段，用來消弭教師和市民的憤怒。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但虛假道歉騙不了教師，大抵教統局也知道的，所以連日來提出了不少措施，包括增加學校發展津貼等等，然而，這些措施，均沒有對症下藥，沒有正視教統局統籌失誤，以致教師工作壓力過大。與此同時，羅太在本周二又向傳媒「形容過去一星期『我心情幾好，靚靚！』」。

現代社會講求平等，早就不以「父母官」來看待政府官員，為死者哀掉，也不是官員的責任，可是，用「靚靚」來形容過去一周的心情，也可判斷其歉意是否真誠，是否真正體諒教師工作壓力過大了。連這點真誠和體諒也沒有，還能指望像她這樣的官員會切實檢討近年教育政策的緩急優次嗎？

【請願是身教 不容政策的禍害】

大抵，曾特首力保羅太，已把她包庇在自己的所謂「強政勵治」之上。可是，必須明確指出，有這樣的官員主持教育多年，是教育的悲哀，教育的悲哀，其實就是整個社會的悲哀，今天和下一代的悲哀。一二二遊行的意義，就在於這一點，那將不只是一次抗議犯錯官員的公民運動，同時也是一次向社會、向學生展示的言教身教：虛偽，不能容忍；錯誤政策，禍害教育，禍害學生，更不能容忍。

軟銷世貿 教統局忘卻教育原則

時事話題的教學，一般可分為(1)時事話題作為教學內容、(2)時事話題作為手法、和(3)反思更深層的人生或社會價值等三類。第一類針對話題本身的認知和思索的價值；第二類則不過是借題發揮，利用話題引起興趣；第三類屬批判教學的層次，最為上乘。

12月13-18日在香港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的部長級會議，便提供了一個上佳話題，供本地的教與學之用。香港政府作為主辦者，固然善用這個機會，例如教育統籌局已經向全港中小學發出通告，宣佈主辦「香港中小學生歡迎咭及書籤設計比賽」，主題定為「有朋自遠方來 」。既然是設計比賽，則收件及查詢屬於藝術教育，看似理所當然。

世貿的政策與香港生活其實息息相關，但世貿的部長級會議對我們的學生來說卻是遙遠的，到目前為止，最切身的話題不離會議舉行期間，鄰近灣仔和紅磡地區的學校的停課問題。即以教統局的設計比賽來說，表面上也不過是利用時事話題「鼓勵香港青少年發揮藝術創意」。可是，學生通過這個比賽所學的，又豈只是藝術教育呢？

舉例來說，通告上的簡介提到「香港特區政府很榮幸主辦第六次部長級會議」，既然說到「榮幸」，其潛藏的訊息則無疑是：這次會議甚至世貿的政策是好的。比賽的主題設計為「有朋自遠方來」，則所謂「朋友」，是指來港進行會議參與制訂世貿政策的官方成員呢，還是令警方如臨大敵的示威者？

對世貿、部長級會議、世貿的政策等時事話題來說，教統局這次設計比賽定位在藝術教育，屬於借時事話題發揮一類，讓學生「發揮藝術創意」。可是，從潛在課程的角度來說，學生發揮了藝術創意，設計了歡迎卡後，又會否對世貿等組織及政策增加了善意呢？這種善意的效果，自然是教統局作為政府機器的一部份所樂意見到的，可是，作為教育本身，即視有關話題作為學習內容而言，這樣又會否流於偏頗呢？

一份設計比賽的通告當然不能承載太多的內容，但既然通告的附件二已經說到「香港主辦第六次部長級會議有甚麼得益」，而同一頁之後還留白了五分四的篇幅，則同時列出對世貿及其政策的不同觀點，起碼提供一些基本的陳述、一些學術機構、民間組織的網址，讓同學在構思設計之餘，有基本而不是偏側一隅的認識，是應該而必要，而不會是過多的。

世貿及其政策是富爭議的話題，也是教授學生關心世界，批判思考的大好教學機會。無論正或反，不向學生隱藏重大或基本的訊息，是教育的一項基本守則。教育統籌局不是政治宣傳局，其提供的教學不應是如此偏頗的，但這一次，教統局顯然忘卻了這個原則。禮失求諸野，沒有來自教統局的訊息，學生仍是有機會接觸到其他訊息的，例如香港基督徒學會、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等民間組織，已設計了一個《誰的全球化？》教材套，供學校老師教授相關課題時應用(http://www.hkpaowto.org.hk/wordpress/?p=72)。這個教材套可以改善處甚多，但不失為一個對教統局片面資訊的重要補充。其觀點是鮮明的，比起政府借教育機會進行宣傳則又光明磊落得多了。世貿部長級會議舉行在即，新學年的第一輪有關課題的教育比試，教統局交出的功課，似乎還不及幾個民間組織的呢。(2005.09.18)

教師工作需作時間估算

教師工作壓力過大，應該作為教學行政的首要關注事項，過去，比較著重的是形成過大壓力後的「事後減壓」，但及早在壓力形成前的避免的「事前減壓」，也應該提上議程。

下周便開始新的一個學年了，學校的各項學生事務、教學、行政和總務工作，大抵正籌備得如火如荼，大小會議開過不停。避免形成教師過大的工作壓力，是否這些會議的課題之一呢？

給教師思想的空間，是改善教學的必由之路，這是教學專業的常識。問題是，各種改革當前，加上本已十分繁重的、基本課堂內外的各種工作，百上加斤，層層積壓，教師的思想空間萎縮，似乎已成常態，教學質素受盡影響，可惜的是，無論前線教師，抑或行政和政策當局，都以乎苦無良方，留思想空間給教師。

不能說沒有採取過任何方法的，舉例說，校舍改善工程中，就有增加教員休息室的項目；多年以前開始，已設有特定的教師專業發展日，讓學生放假，教師專心進行專業發展；不少學校，或邀請過專家學者到校講解如何減壓，或者讓教師參加減壓工作坊去。可是，諸如此類的方法，都似乎成效不彰，教師工作壓力，仍然巨大；教師思想空間，卻微不足道。

在安排教學工作時，引進「時間」的因素，可惜往往受到行政的同事忽略，其實是簡單可行，而且有效的。首先，每一位教師，先假設平均每周工作44小時，然後評估其各項工作所需的時間，總計工作需時，若超出每周44之數，便可按情調整。

當然，不少人會說，每周工作44小時，在教師而言，已仿如天方夜譚，不切實際。對此，則要看是原因何在。若認為當代社會各行各業都難以停在44之數，則大可再議定一個合理數目，作為比較指標，這總比工作增加宛如無底深潭為佳。若認為教師工作要按實際項目而定，並非每周固定一個工作時數，如此則更易解決，只要取一個平均數值，每月、季、半年或全年計算也好，讓一時工作超時的同事有一個追補的前景，不致無窮無盡的工作超時。

評估工作需時，需要行政工作者的智慧，也需要教師的共識，這當中，既要專業的判斷，也要合理的尺度。教師上一節45分鐘的課，當然佔去45分鐘，每天六節，一周五天，便共佔去22.5小時。每周平均開一次科務會議，佔去2小時。這些都是「實報實銷」，爭議不大的。

另外一些工作，卻難以量化，但雖然困難，卻不該不嘗試。比方說，備課要用多少時間呢，新教師需時較久，一節45分鐘的課，可能要用雙倍的時間，如此，則單是課堂教學和備課，便已達到每周67.5小時，遑論其他工作。資深教師或者可以較快，則每周備課時間便較少。又例如班主任回覆學生的周記，有些同事每篇速讀一次即可，則一班學生35人，每篇3分鐘計，則一周便用了1.75小時，但不少教師，寫給學生的回應，比學生所寫的可能更多，一篇周記需時15分鐘計，則全班學生便需8.75小時，差別不可謂不大。

不過，決不能因為有差別，就一概不作任何時間估算。差別可以通過討論達成共識，可以通過實況調整，可以因人因事而異，總比沒有「時間的意識」好。安排工作沒有時間的估算，猶如教師時間無限似的，於是工作不斷增加，只求教師「海量汪涵」，其實卻如同逼迫教師的空間，影響教學質素而不自知。

優化專題研習的突破點

專題研習是二千年課程改革提出的四個關鍵項目之一，數年下來，許多學校已累積不少經驗，再說，專題研習其實也不是甚麼新發明，在近年教改以前，不少教師早已引進讓學生就具體課題進行獨立研習的活動或課業，因此，專題研習應該有條件進一步優化。

要優化本地的專題研習，可以教育統籌局的說法作討論起點。教統局是這樣描述專題研習的理念的：

「推行專題研習目的在於發揮學生自主學習精神，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以及待人接物態度，學生更可以透過專題研習主動建構知識，以及擴闊視野。」此外，還特別強調了三個「是」和三個「不是」：(專題研習是)「培養待人接物態度，培養共通能力，擴闊知識領域」，(不是)「製作剪貼冊，家課作業，和軍事競賽」。

就以上述的說法而論，過去一段時間的專題研習，是否有所偏重，是值得反思的一個問題。舉例來說，因為一般都會安排學生組成小組，分工合作完成研習，可是，在教師眼中，安排小組研習，是因為課題龐大，學生獨力難以完成，還是因為小組能促進學生之間的人際相處，從而培養學生「待人接物的態度」呢？

如果只想及分擔工作量的實際原因，則研習開始前指導如何與同學合作，研習過程中留意學生之間的互動並及時回饋，在有需要時輔導，研習過程後總結和分析合作的經驗，都是有必要的。這些思量，早已超出一般對專題研習側重認知能力的理解，而涉及情意方面的教學了。教師工作量巨大，怎樣照顧這方面的需要，是行政安排上的一個難題，但是，如果我們相信合作學習及培養學生人際能力有其意義，不妨就在本學期開始，重新凸顯專題研習的情意元素。

另一個可以優化的突破點，是「學生自主學習」的一面。且以研習題目為例。過去，為了保證研習成果的質量，或者為了不讓學生走冤枉路，研習的題目，是教師為學生訂定的，即使學生有所選擇，也較多是選自老師的清單，這種自主，是有限度的自主，甚至，可能是與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目標相違的。

當然，在學習階段，不能一句「自主」就置之不顧。好像習泳，完全沒有旁人協助而學到游泳的到底是少數，需要有人在旁扶一把，水泡、浮板等工具也有一定作用。可是，如果一開始便應以學生自主學習為目標，則研習題目便理應是學生感興趣的，這樣才可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和繁重的功課壓力下，維持研習的動機而不是敷衍了事。一般而言，讓學生感興趣的，多是生活中事物的原理，或是新奇有趣的現象。例如，學生的文具，就可以是有趣好玩的課題，筆記簿的種類、演化、設計，以至售價，甚至進而研習文具店的變遷等等，其現象、其原理，其實都大有學問，值得研習一番的，而比一些宏大但抽象的課題，較能夠讓學生實踐自主學習吧。

反思一己的責任 學校醜聞的價值

新學年開始之際，卻傳出一樁醜聞。上水石湖田料米業商會公立學校的教師被指內鬥，用公款吃喝，校長收受回佣等等。該校的辦學團體拒絕繼續營辦，向政府交回辦學權；教育統籌局卻不允接球，迫使學校突然結束，教師面臨失業，學生則要另轉他校繼續學業。最新發展是，不少家長要求學校續辦一年，拒絕子女轉往新學校就讀。

這所學校於1966年創辦，如果不提前結束，明年將是四十周年校慶的歡樂日子。該校屬典型的鄉村學校，1座平房7個課室，理應是不少嚮往小校的寧靜環境、親切的人際關係的家長的選擇。不過，學校的《周年報告》指，「由於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和出生率下降，在2003-2004年度，本校開始停辦小一。」停辦小一，俗稱「殺校」，因為再沒有新學生，在現有學生逐年升班畢業後，學校將要結束。出生率下降，學生因而減少，誠屬必然，可是，上面引述的《周年報告》提到學校結束的因素，竟包括「社會發展」和「時代進步」，卻使人大惑不解，究竟，那只是周年報告之類文件的常見套語，抑或是執筆者暗傳言外之意呢？

一般而言，學校周年報告的執筆人是校長或教師。據《小學概覽2004》的資料，該校教師編制包括校長在內共8人，全部受過教學專業訓練，其中1人年資少於10年，其餘7人均有10年以上教學經驗。上述報告由誰執筆，我們無從查究，是否真的欲傳弦外之音，其實也不宜測度。不過，值得追問的是，事件的情節果如報道所述，則所有知情人士，盡過甚麼責任，促使學校良好營辦下去，保障學生利益不受損害，並阻止違反公義的事發生？

上述三項要求，教統局自然責無旁貸，但天天在學校工作的校長和教師，同樣不能推卸責任。據8月21日《明報》報道，教統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稱，該局「兩年前已得悉該校校董會出現人事紛爭，並委任獨立校董調解，可惜進展不大，情況甚至更變本加厲。」這個說法，無疑是極為小心的。究竟，教統局在得知校董會紛爭之外，是否也知道醜聞中的其他情節？一連串的事件，並非一朝一夕發生的，教統局曾否及時糾正，甚至作出警告，防止出錯？

然而，他律不如自律。學校校董，有沒有負起管理公營學校的應有責任，固然值得討論；更重要的是，上述三項責任，即，促使學校良好營辦的責任，保障學生利益的責任，和阻止不義的責任，是教師作為學校僱員、專業工作者和公民的基本責任。除非箇中另有內情和苦衷，否則，按常理推斷，如果受過專上教育和專業訓練的教師有盡過上述基本責任的話，則事件會否如此不堪？究竟，問題出在哪裡，如何汲取教訓，相信是對這一連串醜聞最應有的思索。

《誰的全球化？》提供民間詮釋

《誰的全球化？》就全球化的問題，提出了很有用的素材和觀點供教學之用。全球化的話題，適合在不少中學科目教授，包括綜合人文、通識教育，地理、經濟、經濟及公共事務、歷史等科，若干德育、公民教育的課題，以至班主任課，也可從中取材，甚至，其中一些教學設計，也適合小學常識科的學習，對專題研習或全方位學習，都會有所啟發。(《誰的全球化？》網址： http://www.hkpaowto.org.hk/wordpress/?p=72 )

《誰的全球化？》自稱為教材套，於此，熟悉課程設計的讀者一定會問，一份教材適合應用的範圍這麼廣泛，適合學生的程度差異這麼大，則教師使用這份教材時，是否須經相當的剪裁和整理？回答這一提問，不妨由這個教材套的編者說起。

教材套的編者，是香港基督徒學會、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和民間監察世貿聯盟，這些組織，雖不是教育團體或學科組織，但其設計卻很為教師著想，配合課堂教學。全個教材套分成六個「教節」：甚麼是全球化、個案討論(包括農業貿易、知識產權、服務私營化、膠樽回收、迪士尼工人)、誰的全球化、甚麼是世貿、從傳媒看全球化、民間運動。每個「教節」中，都會有資料、討論題目，若干「教節」甚至有遊戲設計，觀乎這些設計，似乎是讓教師可以手到拿來，在課堂上施教的。

這一點讓教師可以手到拿來施教的構思，是體貼本已工作量過大的本地教師的需要呢，抑或在參與把教師「去除技能」(deskilling)？箇中的平衡與定位，的確不容易把握。且不論這一點矛盾，即就教材套本身而論，其內容是否適合不加調節而施教，仍然是可議的。

教材套的編者在《序》中明言，教材套的定位，是「主流社會外的一個另類補充」。主流社會對全球化的議題，已提供了很多有價值判斷的教學設計，昨天我曾討論的，由教育統籌局主辦的迎合世貿部長級會議的歡迎卡設計比賽，即為其中一例。編製《誰的全球化？》的民間團體，也同樣不避價值判斷，為學校課堂提供教學設計。的確，這份教材套是目前所見，第一份提供對世貿、全球化等課題的非主流詮釋的教材，單就這一點而言，編者的努力是值得欣賞和尊敬的。

不過，這並不是說，這份教材就可以適合拿到課堂施教。任何負責任的老師，面對含有偏執的價值取向的教材，無論那種價值是屬於主流與否，都不應不作調適就拿到課堂施教。

當然，知識是建構的，不是超然於社會價值而中立的。教材套的《序》也說，「教育是指向社會的更新與改善，亦是社會的一部份，我們所要教育的目的，材料和方法都無可避免地有一定的價值取向。」可是，確認價值取向不能迴避的同時，教學應該極力呈現不同的價值取向，與學生深思辯難呢，抑或是仿照主流或強勢的做法，甘於提供片面的價值，偏頗的教育？觀乎《誰的全球化？》的教學設計，似乎是傾向後者多於前者，這是這份教材套的編者和讀者最應予深思的一點。

所謂「矯枉過正」，經常要求考慮各方面觀點的教學，難免迂腐之譏，不過，值得反思的是，「過正」本身是否也是一種「枉」，片面的教學，即使價值是非主流的，但也會否和主流價值的灌輸同樣不義？正如上文所說，我尊敬《誰的全球化？》的編者的努力，也認同其中相當的觀點，可是，我寧願把該「教材套」看成為一份民間詮釋全球化課題的「資料冊」。教學自然不僅僅是提供資料，由資料到教學的過程中間，還須教師因應調整。

《誰的全球化？》企圖應用於課堂施教，對此，恕我直言，該份教材套，無論在內容選擇以至部份課堂設計，距離實際應用尚遠，當然，這點批評，是無損其資料價值的。(2005.09.19)

時間表與普選的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就是政治教育，政治教育不是政治灌輸，而是從現實的政治中尋找課題，讓學生認知、思考、辯論，先理解後評價，甚而參與，這樣才是結實的、生活的教育。

當前政制改革的爭議，充滿了公民教育的思辯課題。有沒有達至普選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時間表的爭議，即為其中之一。

可以供學生討論和思考的一個問題正是：《基本法》既然已經列出最終普選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為甚麼仍要爭取訂出時間表？與此同時，為甚麼政府又要拒絕此議？普選與民主之間的關係，固然是公民教育須予討論的，中間或者須涉及較多的選舉制度的知識，但「最終」的承諾，與「時間表」的關係，則即使是小學生，應該也可以有很成熟的想法了。

對的，即使是小學生，也可以有足夠的能力思考其中的關係，我是有這一點信心的。年初的一次朋友聚會中，我便目睹過一位才五歲的小朋友靈活運用「沒有時間表的承諾」的技巧。

舊友相聚，都帶同了孩子。讓小孩一起看影碟，成人才有空間聚舊。可是，小人興趣不一，各如其面，他們各自在影碟架上看中了自己的所好，喜歡看《怪獸公司》的，很快便取了下來交給大人；看中了《深海奇兵》不夠高自行拿取，也嚷著要看這一齣。大人正要面臨順得哥情失嫂意的兩難時，《怪獸公司》的這一位，轉頭向《深海奇兵》的影迷說：「不如這次先看《怪獸公司》，下次才看《深海奇兵》。」動口不動手的《深海奇兵》支持者，面對這動聽的建議，想了一想，就一口答應了。於是，小人都樂得看《怪獸公司》去，大人也就鬆了一口氣。其中一位大人即讚嘆道：「這孩子真有做政治家的潛質。」其他大人卻都一致報以眼色，示意千萬不要打破這個平穩安定的快樂現狀，否則大人難以聚舊。

大人之所以這樣珍惜聚舊的時光，因為這樣的機會難得，一算，竟有「十年唔逢一閏」之嘆。今夕何夕若是人生的感喟，而「下次」是何年，對充滿政治家的孩子來說，根本不成問題，輕舟已過萬重山，今次先看了《怪獸公司》，下次？沒有時間表的「下次」，用得著動腦筋嗎？

上述瑣事，乃係真事，且早於曾蔭權參選填報職業時，本文讀者不必就「政治家」一詞有太多的聯想。我回憶起這件事來，令我深信，沒有時間表的承諾，既然小至五歲的孩子也可靈活運用，則在中小學的課堂討論普選的時間表爭議，大抵不難。其思辯和實用的價值，也是顯而易見的。至於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昨天(2005.11.03)公布的調查(顯示六成五受訪市民認為，政府應該為雙普選制訂時間表)，則也是公民教育教師應予剪存的教材，至於可如何施教，則須另文再談了。

綑綁推銷通識課程政策失當

04教育改革的特點是「綑綁銷售」，「三三四」學制和高中課程改革綑綁在一起，課程改革、學科調動又綑綁在新的通識教育課程之中，把政府調撥資源改善教育的責任綑綁在家長擔子之上，議題繁多，卻要竟全功於一役。

以明年敲定計，大學改為4年制，尚且有6年時間預備，但高中一年級引入全部學生必修的通識科，則只有3年時間，3年之內，課程、師資以至師生比例，能否達到必須的水平，其實並不樂觀。

議題繁多 竟全功於一役

開設一個學科，不是一通行政指令就可完事的。學科內在的學理邏輯、內容教材以至教學法的選擇和安排，都必須以教育工作者的充分認識為先決條件。教統局發表的課程改革文件《通識教育》第8段提到的「寶貴經驗」，可謂不值一哂，誤導公眾。該科在高級補充程度推出多年後，考生仍維持在全港考生5%以下，已足可說明有關經驗是否足夠。

準備是否足夠，不止是師資培訓問題，通識教育科的本質，實更為重要。從教統局的文件中，可以看到這一科有異於其他重科目內容的學科：第一，這科培育學生獨立思考、終身學習等能力，實為其他學科的基礎。第二，這一科要處理不同情境的當代議題，需要應用其他學科所學。這種雙重定位，將會使這一科的施教極為尷尬：在中四教授本科，學生是否有足夠基礎知識去思考議題，誠屬疑問；學習的關鍵能力都需要通過本科教授，課程又是否承擔得來？

其實，放棄「開科立項」的心態，擺脫「以科為本」的限制，加強在已有學科中施教有關的共通能力，優化在很多中學已經開展的跨科專題研習，讓各種開列在「通識教育」科之下的良好目標，滲透在各科目中體現，不硬性規定某一年期，只求在教與學的文化中取得實質的發展，才進一步過渡到以該科為必修科，才是比較踏實的計劃。

通識教育的師資問題不能輕視。教統局文件中第27段所提到的「學習的主要責任落在學生身上」、「教師並不需要對課程中所有議題具備深厚學識」、「教師的角色可以是學習促進者、資料提供者和顧問」等說法，輕描淡寫得令人懷疑教統局是否明白教師所肩負的重擔。誠然，要求所有通識科教師博學至對「所有議題都有深厚學識」是不切實際的，但要促進學習、提供資料，已不是簡單的事，而在學生研習過程中，因應學生的「學」和「問」來加以指導，引動學生進一步探究的興趣，對有關議題無深刻認識者是難以勝任的。

李國章先生如果以為通識教育就是告訴學生法國首都是巴黎，可收學懂看星追求異性之效，則顯然把高中施教的通識科誤為小學常識科了。這種誤解，反映出一種課程發展觀的貧乏。以為不屬傳統學科即為普通常識，而忘記高中課程須在小學及初中的基礎上，為學生升讀大學或就業作出準備，在思辯水平、研習能力上的要求，決非常識科的水平。修畢通識教育若只及常識水平，而大學又接納為入學要求之內，這不免使人反問：如此教育改革，是要提升還是降低我們的教育質素？

不硬性規定某一年期落實

本文並非否定通識教育在條件許可時列為必修科，但在師生比例不利議題研習和專題探究時，在3年的師資準備期顯然過短時，把通識教育定為佔學生總學習比重達十分一的必修科，實屬不智。更重要的是，如此建議流露出來的課程政策，顯然並未深思熟慮，或者壓根兒缺乏專業視野，04年的教育改革以這種政策水平推出，實在使人失望。

(本文曾刊於《明報》2005.02-03)

所謂「追上教改步伐」

◎戚本盛

教育改革，本來不是專有名詞。日新又新，改革早已有之，我用「教育改革」作為關鍵詞往中文大學的圖書館查一查，有紀錄出版日期的最早一種，是1945年陳果夫著《中國教育改革之途徑》，至於更早的，也不必多說，即可看到教改不自今日始。

然而，為了便於個人考績紀錄上的記帳，與其說自己的工作不過是歷史洪流上的扁舟，則不如形容為開創歷史的破冰巨輪。因此，推動教改，首要工作是鑄造新詞，「樂善勇敢」是為一例。當年此詞一出，有如教育的嶄新價值，德智體群美也得靠邊站。教育署位於胡忠大廈十六樓的一個署長常用會議室，很快的掛上了一幅「樂善勇敢」橫匾，與室內歷位署長芳名的木刻相對，一面是新貴的堂皇標誌，一面是歷史的忠實紀錄，充滿戲劇效果。

新詞與舊詞混用，竟然也產生了把舊詞收歸己有的效果，於是，「教育改革」，彷彿成為現今當政者旗下的一個專有名詞。12月5日星島日報記者郭玉蘭發表的關於官校教師自願離職計劃中，報道「換血」的條件時，就列出「未能跟上教改步伐」一項。

「未能跟上教改步伐」是可堪玩味的一句話。按字面看，這是指方向一致，可惜步伐不同，速度較慢，以致墮後，「未能跟上」。不過，還可以反問的是，為甚麼速度較慢的就形同「壞血」要給換出？於教育改革而言，步伐的快慢，由誰決定，哪才算好？

更重要的是，這是誰的「教改」？若抱日新求進的精神，認同教育改革，卻不認同「教育改革」，則似乎並非能或不能的問題了。要是與能力無關，則又與「換血」並提，其作用莫非又在於把反對者抹黑為力有不逮之輩，借「換血」之名而將之排拒？

本文原載於2004.12.07《教協教育通訊》。

教育學院的把關問題

◎戚本盛

學友社十月初進行了一個「大學聯招選科意向調查研究」，訪問了三千六百名預科學生，表示有興趣選報教育的，其中六成學生的會考成績在十五分以下，調查人員認為，這令人擔心師資會受到影響。

香港教育學院的教務長張永明卻說，香港教育學院教務長張永明卻指出，該院學生入學成績已在逐年上升，去年高考放榜前面試的學生，全部是會考十五分以上。十五分以下的，必須在高考取得優異成績才有機會面試。(《明報》2002.12.02報道)

去年十月，教育學院也發表過一份調查報告，五成中七學生表示有興趣選擇教師為職業，而總體來說，教師為第三種最受尊重及最想從事的職業。去年九月，教院也公佈其課程收生的統計數字，指學位課程取錄的九成二學生以該課程為首選，居各大學院校第四位。

學友社的調查，僅是預科生的意向，有多大程度反映真象，還須做點統計上的論證；至於張永明的回應，卻未免有點風馬牛不相及，為甚麼他只提面試學生的成績，而不直接引用入讀學生的成績呢？無論是一時未及翻查，抑或報道有誤，都足以令人費解。

然而，更重要的是，大學的注意力都放到入學成績之上，可謂捉錯用神。由入讀教育學院開始，到取得及格文憑畢業，中間是有一段過程的，教育學院的教育，理應在這一段過程發揮作用。如果僅僅抱持一個靜態的觀點，焦點都放到入學成績之上，是否遺忘了教育過程的本質呢？

偶然，也有傳聞說一些教育學院的教師抱怨其學生成績太差，教無可教之類，這類傳聞經常是用來質疑教育學院畢業生的水平的，甚至暗指教師質素成疑，但是，與其要畢業生或整體教師承受這種指責，則倒不如思索一下，教育學院校方是怎樣保證其畢業生的水平的。

專上教育已非普及教育，如果學生真的教無可教，為甚麼仍要取錄？如果學生水平成疑，為甚麼仍要讓其及格過關？教育學院校方是否為其畢業生水平負責，以及怎樣負責等等，都是關心整個教師專業的人所應提出的問題。據悉，有政府官員經常質疑教育學院課程的質素，要是大家明白到，九四年以前教育學院仍是由教育署主理的話，則恐怕有關質素的責任問題，政府也是不能推卸的。

本文原載於2004.12.03《教協教育通訊》。

李國章「飯桶論」之通識試題分享

為了推銷最新課程改革大計，李國章先生反駁課改所需師資培訓時間不足的說法，他說，要「信任教師」，昨天在商業電台的節目中說：「係對老師投信任票，如果我覺得老師做唔到既，亦唔會推出來，咁我只可以話，我地而家成班老師都係飯桶架啦，做唔到既，咁我推出來做咩？」

對李局長的獨到言論，有教師深感認同，於是立刻草擬通識校本評核試題一份，務求身體力行，轉型成功。

(一) 思維技巧之推理題

從「成班教師都係飯桶」一段話中，找出所有論據。

評改須知：
1. 若有學生找到任何論據者，可推斷其不懂何謂論據，宜因應再教授之；
2. 學生中若有努力尋找後未能作答者，可得參選全港堅毅學生選舉資格。

(二) 專題研習、思維技巧題

以「成班教師都係飯桶」一段話為起點，進行一項專題研習，提交書面報告，以一個字為限，說明問責局長的邏輯思辯水平，並以不多於五百字解釋。

評改須知：
本題為初級課題，高中一年級的學生一般可在兩天之內完成。

(三) 思維技巧之比較課

羅范椒芬前天對傳媒說：「課改先係中心，我地唔想改革停左係課室門口，課室裡面就依然故我。如果只改學制，係換湯不換藥、新瓶舊酒。」

讓學生分組討論，比較羅范椒芬「換湯不換藥」和李國章「成班教師都係飯桶」兩段話，分析其中異同。

評改須知：
1. 教師應注意只找出差異者，宜著其重修初中「理解技巧」課；
2. 學生若能就責任、推銷政策技巧、官員水平等課題加以議論者，可予免修高中「特區政府與政治」課。

(四) 應用題：雞為甚麼要過馬路

對「雞為甚麼過馬路」這一重大議題，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曾經作過各種深刻的反思，請閱讀下面選列的部份，然後作答所附問題：

雞為甚麼要過馬路？
孔子：「未知人，焉知雞。」
老子：「雞過路，非常路。路有雞，非常雞。」
莊子：「雞也有涯，而路也無涯，以有涯過無涯，殆矣！」
惠子：「你不是那隻雞，怎麼知道那隻雞為什麼要過馬路！」
公孫龍：「過馬路的雞不是雞。」
孫子：「這隻雞有勇無謀，不宜為將。」
易牙：「那隻雞運動充足，一定很好吃。」
董仲舒：「雞過馬路乃是異象，反映了今上之德有虧，應努力修德。」
祖逖：「我該起舞了！」
歐陽修：「雞之意不在馬路，在乎山水之間也！」
朱熹：「我們應該仔細觀察這隻雞過馬路，以得到天下至極之理。」
康有為：「其實孔子在春秋之中，早就預示了這隻雞將要過馬路。」
胡適：「雞大膽假設了這路是可以過的，現在正小心求證。」
毛澤東：「中國的雞站起來了，向著社會主義的理想邁進。」
農村小姊妹：「公社的雞跑走了，大家快來幫忙追啊！」
鄧小平：「管牠會不會過馬路，會生蛋的雞就是好雞！」
中國共產黨﹕「雞過馬路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不容任何力量介入，我們不排除以武力解決這個問題。」
陳水扁：「阿扁向大家保證，已經做好保安措施，不會再發生開鎗事件，雞可以安全過馬路了。」
董建華：「這個問題雞已經注意到了……急市民之所急，想市民之所想，雞過馬路前，要好好思考一下。」
羅范椒芬：「『過』先係中心，我地唔想停係馬路呢面，馬路對面就依然故我。如果只講雞同馬路，係換湯不換藥、新瓶舊酒。」
李國章：「如果雞覺得馬路過唔到，亦唔會出來過，咁只可以話，而家成條馬路都係飯桶架啦，過唔到既，咁出來過咩？」

問題：如果「飯桶」轉化為形容詞，最適宜用於上述哪一位的答案？

(五) 成語典故和自由聯想綜合題

「成班教師都係飯桶」一段話中的「飯桶」一詞，可以聯想到下列哪一句成語：

1. 倒果為因
2. 啼笑皆非
3. 胡言亂語
4. 不值一哂
5. 上述四個答案皆對

為甚麼求見官員也要絕食？

◎戚本盛

絕食踏入第四天後，建德校長昨天終需入院接受治療，在院中也因得到李國章承諾與學生家長會面而停止絕食。五天前，教統局副秘書長謝凌潔貞公開透過傳媒提醒方校長他的行動對學生的示範作用，今天，未知謝太可有向李國章教授提問，等到方校長絕食入院治療後才答應與家長會面，又起了怎樣的示範作用？

絕食，可謂非暴力抗爭的最後手段。除非沒有其他方法，一般人不會採取這種自殘的方法，而絕食所爭取的，若不合乎公義，得不到公眾同情，引不起公眾的關切與反思，這種方法也不會奏效。換言之，評價應否絕食，不應只考慮有沒有示範作用，更須結合所爭取的目標與爭取的處境一併考慮。

方校長爭取的又是甚麼目標呢？就整個抗爭而言，他爭取的是原校學生讀至畢業學校才結束，換言之，這已不是學校應否結束的問題，而是結束學校的時間，與學生教育應否得到平衡的問題。教統局堅持的，是下一學年就要關閉學校，要該校的學生轉校，很明顯，這是從節省經費上來考慮，然而，推行一項教育措施，也必須問，明年就要關閉學校，即使能節省多少經費，卻又是否和對學生的損害成正比？

不過，還是要清楚的是，方校長並非以絕食來爭取以上的目標，原來，他所爭取的，只不過是要求教統局局長李國章與學生家長直接見面。於此，必須質詢的是，求見官員，為甚麼這樣困難，要一位校長，通過自殘身體，才可達成這一點求見的心願？如果說，李國章以空降身份做問責局長，不熟悉學校師生家長的民情，那麼，任教育署長、教統局長多年，以「建立親民形象」聞名的現任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究竟給了李國章甚麼建議？作為常任秘書長，羅太為甚麼在整件事彷彿像隱形了一樣，究竟，她在政策過程中，擔當了甚麼角色？當然，從政治上說，李國章作為問責局長，今天一切教育政策的問責，終究是要問到他頭上來的，這是問責制的特點，也是既可產生實質影響力，又可躲在公務員體制的大傘下避過燙手山芋的好處。

回到根本來看教師評審制

◎戚本盛

新高中課程改革涉及到評估的一個重大改變，是在公開考試中引入更大比例的教師評審制。有關構思納入新高中課程改革的議程有年，可惜的是，在教育統籌局帶動下的討論，似仍在教師工作量、公開試的公平性等問題上打轉，固然，這些問題不能說不重要，但卻未有觸及教師評審制與學科特性的關係等本質問題，這也就是問，為甚麼要引入教師評審制？哪些科目、哪些科目內的範疇和課題的評估，可通過引入教師評審制來改善？引入教師評審制，將對教學過程有甚麼倒流影響？即使就公平的問題而言，更要及早提防的，其實不是教師偏私等較為表面的問題，而是會否因為學生文化、社會以及語言等資本上的分野，而有更潛在的不均等的問題。

公開考試引入教師評審制，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早至七十年代，高級程度化學科考試的實驗部份，已可讓學校選擇是否選用教師評審制，後來，在物理科、生物科也相繼引入，非理科的公開考試引入教師評審制，則在九十年代起有通識教育科和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前者近於社會科學，後者則屬傳統文科。

引入教師評審制由理科的實驗部份開始，明顯與考試成本、公開試的局限有關。理科實驗若以公開試的形式評估學生，除非把內容限制在較為簡單的操作實驗等部份，否則，無論在時間、地點，或器材、物資，以至設題、評核等方面，都是十分巨大的工程。這說明了普及教育後理科率先引進教師評審的原因。

近年人文學科也開始較多通過專題研習，議題為本的小型研究等形式來施教，這些部份的公開試考核成本也是十分高昂的，因此，一方面，引入教師評審制，固然可以說這是把公開試的工作轉嫁予前線教師；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在保留這種持續形式的學習的評估，和資源現實之間尋求平衡。

但更重要的不是資源上的考慮，而是有關科目的宗旨問題。理科教育中實驗部份的本意，除了操作實驗的技能外，更具有培育學生策劃的能力、探究的精神以及客觀開放的科學態度等，如果課程設計和教學過程並不重視這些技能以外涉及思維層次的部份，則耗費巨大在公開試作實驗的考核，固然並不值得，即使引入教師評審制，是否可以達至理想的效果，也是一個極大的疑問。換言之，課程和教學上堅持相關宗旨才是最重要的，沒有這方面的堅持，引入教師評審制也不過徒具形式吧了。(○四教改評論之四)

又出口術？可以休矣！

◎戚本盛

李國章在正式的三三四學制改革文件尚未推出時，就聲言會增加學費。這種手法，我們並不感到陌生。

曾蔭權擔任財政司時，便已善用這種「降低期望，消化失望，喜出望外」的三部曲。在財政預算案發表前，曾先生總會暗示預算案不會令市民滿意，他有這樣或那樣的困難，教市民不要有太大的期望，這話一出，當然會令市民失望，因為市民總是對政府有期望的，面對曾先生這種話，市民自會反擊、批評，但期望是會調低的，而失望會隨著時間消化。時間是重要的，在預算案推出前先消化了失望，到預算案時，任何小恩小惠，市民便會喜出望外，連聲叫好。這種手法，一般叫「出口術」，政策研究則視之為「論述」(DISCOURSE)的一種。

李國章是善用口術的，去年他和唐英年通過媒體交鋒，已可見一斑。他這一次又出口術，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應該說是「不但在酒」更準確，這一次，他採取了「以攻為守」，首先啟動了加費的問題，若遇到反彈，保持原有學費水平便已算是從善如流，若反彈不大，則可索性加費，於是，政府須為改善教育質素而增加資源的責任，便不必放入議程之內，真正的壓力，便可望消弭於無形。

連結羅范椒芬日前把改革視線帶引至教師轉型的手法來看，已經很清楚看到，教育統籌局對○四年教育改革的部署，仍然以「論述」主打，用「圍堵」的方法圈劃可能的對手，隱藏教統局較弱的卻其實是理性討論的主題──改革的內容是為了某些階級抑或是學生的利益？科目的整合是出於權宜抑或服從學術的原則？改革影響所及的課程、教學和評估是否配套不足也要硬闖，抑或是做好專業發展，減少每班人數的工夫，讓改革可以軟著陸？

對民間的抗爭行動，既得利益者、假扮專業者經常以「政治化」來抹黑，其實，假如在建制內追求社會利益和進步失效，則自然會形成建制外的抗爭，建制內外的，都是「政治」，抗爭是政治，口術也是。政治是不必迴避的，問題是，教育政策的政治，必須以教育專業作理據基礎。學制改革的關鍵，必須與學生利益掛鉤，並同時合乎專業原則。迴避專業討論，卻以李國章或羅太這樣或那樣的「口術」先行，是否因不能以理服人而心虛起來呢？未說理而先心虛，我不期然為包括我在內的樂於見到○四教改有成的人感到難過，因為，領導這次改革的，竟是這樣的一個不務教育之正業，只顧口術而言他的教育統籌局。 (○四教改評論之三)

教學空間萎縮 將在高中加劇

◎戚本盛

九九年開始的教育改革，以小學學制改革先行，並提出了「不放棄每一個學生」作為主打口號，對稍能反思者，這是不免啼笑皆非的。啼，是因為這一點基本之義，要到普及教育實行廿年後才明確成為政策要項；笑，是因為「遲到好過無到」，我們的教育在廿年前確保了數量上的也即是學額上的普及，在教學過程也即是質量上的普及，雖然落後了廿年，也終於確立下來。

但這只是方向上的確立，因為，「不放棄每一個學生」，只能算是「揚棄篩選教育」之路上的起步，距離真正的目標尚有無以名狀的艱辛。因為，要做到「不放棄每一個學生」，就是要因材施教，讓每一個學生都能發揮所長，而不是將各具差異的學生倒模成「千人一面」的社會上的一枚鏍絲釘。

因材施教，需要在課程、教學和評估上都有所配合。二千年的課程改革，在自九十年代開始的「校本課程設計」、「課程剪裁」等基礎上，提出了繁多的項目：專題研習、從閱讀中學習、德育和公民教育、以及資訊科技教育，是為四大關鍵項目，加上所謂九種共通能力，眼界不可謂不高。

可是，空有高遠眼界，現實配套卻打不通「減少每班學生人數」的關節，則只能製造期望和現實之間的落差，製造失望和失望之後的民怨。且以一大關鍵項目「專題研習」為例，學生就自己感興趣的課題進行研習，或小組策劃，或自行組織，通過搜集資料，分析整理，成果或會因人而異，但過程中習得的各種解難、自立和思考等能力，將會受用無窮。問題是，此中過程，必需師長緊密輔導，因應不同階段的需要加以協助，或提供資源讓學生探索，或佈置機會讓學生學習，千萬不能把研習誤為「放羊」。

這種緊密輔導的理念，教師早已耳熟能詳，問題是，專題研習往往是既有課程之外的要求，未見其研習過程之利，就已見增加教與學負擔之弊，加上一班卅多四十人的現實，沒有額外資源而能善加輔導的即使不罕有也不常見，更多的是只能做到佈置選題，提供大班的、劃一的指引，然後訂下完成期限收集批改，於是也間接製造了把輔導責任轉嫁予家長的現實。

改善這無奈的現實的關鍵，在於減少每班學生人數，讓輔導回歸常規課堂，讓研習結合常規課程，這不但有利於深化專題研習，也能騰出空間讓親子關係返回孕育的正軌。二千年的課程改革沒有把「減少每班學生人數」放上議事日程，可謂棋差一著。○四年的學制和課程改革，引入「通識教育科」為所有學生的必修科目，對學生的研習能力的要求，對教師輔導學生研習的要求，只有更多而不會更少，如果這一次改革仍重蹈四年前的覆轍，沒有在「每班學生人數」的關節上作好安排，則教與學的空間萎縮的現象，必將在未來的高中加劇，因材施教的理想，再一次成為教育的空想。（○四教改評論之二)

羅太太焦急了吧！(060)

◎戚本盛

即將公開諮詢的「三三四學制改革」，影響之深和廣，比二千年的教育改革有過之而無不及。四年前的教改，早已證明步伐過急，當初教育界所提的憂慮已不幸成為事實。四年後的今天，本地的學校教育正要面對另一次重大改革。即使改革有其意義，但這樣頻密，也必須加倍慎重考慮配套措施和協調政策，否則，發表文件容易，實際收效困難。教育是長遠的事業，到若干年後才見到急速改革的惡果，所犧牲的將是一整代香港學生的利益。

可惜，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向以剛愎自用、漠視教師專業意見著稱，有關事例，俯拾即是：

§ 特區政府對資訊科技教育一擲千金，據說是單憑董特首一次訪星行程的見聞就決定的；

§ 九七年成立五十億元的優質教育基金，連最親近決策者的教育智囊也宣稱事前無所知；

§ 二千年諮詢學制改革，諮詢期未完即宣佈取消學能測驗；九九年平等機會委員會發表報告指升中派位措施性別歧視，教育署堅拒認錯，結果要到法院宣判措施違法才予以修訂；

§ 教育界長期要求減少每班學生人數，推行小班教學，改善教育質素，當局一再抗拒，甚至以三年研究計劃作為拖延借口；

§ 在一再推行課程統整，鼓勵跨學科教學的同時，卻既無醞釀，又無諮詢，就提出「專科專教」的政策。

種種「往績」，歷歷在目，使人不得不提防再一次的改革，不得不敬告政府，要兼聽眾議，要照顧實況。然而，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仍然以其一貫本色，在學制改革正要開始諮詢的時候，即先發制人，呼籲教師「轉型」，其弦外之音，是把教師邊緣化，把教師塑造成自私自利只顧飯碗的一群，搶先把反對異見或逆耳之言，圈劃成不思進取轉型一樣。

我們知道，拉一派打一派是羅太的慣伎。《校本條例》要衝擊傳統辦學團體時，她拉攏家長合作；抗拒受家長歡迎的「小班教學」時，她又拉攏部份「學者」與其應合；諸如此類，早已司空見慣，問題是，「三三制」改革茲事體大，不但涉及整個中學體制，其中課程改革部份，也直接影響未來大學的學術面貌，其波動則勢將倒流至小學的課程、教學和評估。對待如此重大的改革，小心一點，謹慎一點，實為關心教育的應有之義。羅太先發制人，把輿論視線帶引至教師轉型、職位需求之上，是否太倉卒，太焦急了一點？(○四教改評論之一)

語文基準等於學位的多少？

◎何婉雯

上週寫了一篇回應後，收到數位朋友的鼓勵，《教協教育通訊》負責人也來電，請我定期給這份電子報寫點文章，我暫時答應了，反正對這些年來的小學教育和英文教育有不少微言，如骨哽在喉，不吐不快，所以，我便嘗試每週寫一篇感受。

承接上一週的文章，我要提出語文基準等於大學學位的多少的問題。英文語文基準的要求，以試卷分類，分聽、講、讀、寫及課堂語言五卷，五卷之中，其實只得兩個重點：英文能力和一些英文教學的知識。我沒有正式讀過英文的學位課程，但以我自己讀教育心理學時要讀八科的經驗來說，語文基準內容的份量，從量而言，是遠遠不及一個學位的要求的，五卷中涉及的英文能力，大約等於一科基礎語文能力，至於英文教學的知識，比較零碎，大約比一科英文教學法的基礎知識少。所以從量而言，語文基準的內容，我認為應在一科半至兩科之間，即少於一個學位的八份一。

不過從質而言，我有些懷疑，語文基準的內容，及得上學位水平的，要比八份一更少。我上面說過，語文基準的要求，只能算是一些基礎要求。我讀教育心理學時，大學方面曾要求我們考一個英文能力試，若不合格，會要我們再讀一個基礎英文班，但這個基礎班的成績，是不計入正式的學位成績之中，也不算是一個正式的卷別。我有些懷疑，通常的英文學位課程裏，有多少是把基礎語文計算在正式的課程之中的。但英文教學的基礎知識的部份，卻是應該計算的。

不過這些基礎知識，又和我們在教學上的實際需要脫節，但這是另一話題，是應該和是否可等同學位課程分開來說的。結合質和量的分析，我認為，修讀完語文基準課程，應被當作等同一個大學學位的約八份一。至於考語文基準試合格的，我則不知道怎樣計了，因為除了歐洲的一些國家外，我不知道有那些地方，是可以考一個試，就等於取得學位或部份學位的。我這樣說，是平心而論的話，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通過考試達到語文基準要求的人，我一定希望我這個合格的成績，可以當作大學學位了，不過像上文所說，平心而論，等於約八份一已差不多了，這只是我的看法。

本文原載於2003-03-07《教協教育通訊》。

誰該為「劣質教育」負責？

◎施安娜

對於教統局公布的二○○一至二○○二年的質素保證視學報告，報上稱為「罕有地用嚴厲措辭批評部分幼稚園，在出生率不斷下降的困境下，「刻意使用英語、普通話、電腦遊戲等多樣化教材，盼以『教得多、教得深』作招徠」，有違幼兒教育目的。」(二月廿八日《明報》)，批評這類幼稚園鼓吹「劣質教育」，影響兒童的身心發展(二月廿八《星島》)，這裡儼然有一種共識，就是不該讓學童學得太多、太深，讓兒童失去學習興趣，不該只是著重智性的發展，只是這種情況大家都沒發覺，直至質素保證視學報告出現，大家才理解箇中真相，可是，事實真的如此嗎﹖

當我們在批評這種「劣質教育」時，不妨想想，這種要求教得多、教得深的現象，是否只在幼稚園出現﹖這究竟是誰造成的﹖是學校的責任﹖家長的責任﹖還是教統局的責任﹖學校甚至諉過於家長，認為這是為了符合家長的期望，怕教得淺、教得少，沒人願意報讀，在削減資源的情況下，政府已要撤銷收生不足的幼稚園租金資助，幼稚園甚至面臨結業的危機，小學、甚至中學，也面臨縮班的危機，爭取學生、爭取好學生，可是重要的一環，學校的做法，可是被迫的。說穿了，還不是為了收生，與教育專業可是風馬牛不相及。

只是，質素視學的督學在批評這種現象時，可曾想過政府的政策其實為這種「劣質教育」推波助瀾﹖小學派位、升中派位、百多間英中的出現、中四自由選擇教學語言、對收生不足學校的「摺校」威嚇，在在都鼓勵了這種以收生唯尚的教學策略，毋顧學生的真正利益。

本文原刊於 2003-03-03《教協教育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