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抄襲的理解評核

理解是高階思維的基礎，沒有紮實的理解，較高階的分析和評鑑等要非空言奢談，也會淪為猜想胡謅。這不只是語文科的問題，未來所有學生必修的通識教育，以及每一個學科，均要重視理解的教學。

理解教學的通病是抄襲，學生搬字過紙，教師無從知悉學生是否理解。於是，從評核的方法來說，採取所謂「固定反應」(Fixed response)的題目，例如選擇題，讓學生從「似是而非」的答案中選出正確者，便可以避過抄襲的干擾。

學生出題　表現理解

可是，總不能凡涉及理解都使用「固定反應」，例如剪報教學，除非剪報由教師提供，否則無從設計「固定反應」。這時候，可以倒過來，由學生設計評核理解的題目，由學生設計可供選擇的答案，供同學作答，從答案可否呈現微妙的差異，也可看出學生理解的程度。

當然，更多更直接的是囑學生用自己文句作答。學生書寫的答案，要呈現理解，便必須以自己的文句作為主要的評核標準，問題是，由閱讀到書寫答案，其中牽涉的思維過程並不簡單，更不純粹是理解的思維。學生沒有運用自己文句，原因要細加分析。

首先要確定學生知道「運用自己文句」這一標準。香港的學生慣於被動接受，經常置自己於一個次要的位置，學習和成長的文化，並不鼓勵學生主動表達自己的想法。這樣的學習文化雖然近年已在改進，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徹底矯正的，於是，學生習得的，特別在學習的環境中，是一種以權威為尚的價值，所謂「權威」，包括教師、書本、學者、媒體等，對學生來說，表達理解時捨自己文句而引述原文，反而是理所當然的。針對這一點，必須大力強調，表達理解時要「運用自己文句」。

運用自己文句的方式很多，增加學生的詞彙，是首要的方法。善用同義詞、近義詞，甚至在有需要時重寫原文的語法結構，加入恰當的虛詞，都是表達理解的能力。不要誤會這只是語文科的重點。詞彙涉及概念，虛詞則是後設的分析思維常用的，每一學科其實都有相關的教學重點。

運用自己文句的評量

然而，在「運用自己文句」的最高標準之下，還可以變通一下，即使學生沒有運用自己的文句，但如果不是囫圇吞棗的抄錄原文，而是精選原文加以引述，其實也可以算是理解的一種。的確，有時候，對某些概念或文章來說，硬要改為自己文句反為不美。換言之，言簡意賅的答案應該得到肯定，即使抄錄原文，一選中的，也可和大段大段抄錄的答案區分開來。

對應這一點思路，評核其實可以採取字數限制的方式，甚或要求以「標題短句」等形式，來迫使學生放棄抄錄，更進一步，可以倒扣分數，多答了無關的內容，是會扣分的，那麼，學生作答時便必須先作選擇，這樣便較容易區分學生是否理解了。

如上所述，一個評量的頻譜已經形成：最理想的是運用自己文句理解；其次是精選原文作答；再其次是包括正確答案在內的抄錄，這層次的作答應否看成及格，須按不同學科和具體課業而定；胡亂作答、離題萬丈的，則明顯是沒有理解，屬於最低層次。這個評量頻譜是適用於書面作答，當然，如果有空間用非語文的形式，例如概念圖、口頭答問等，變化就可以更多了。

(本文原刊《教協報》2006.10.30)

解釋的評核

學生的「剪報評論」課業的通病之一，是沒有清楚解釋自己的意見或感受，於是教師便無從得知學生是否理解。當然，教師一定早已一再要求學生多加解釋，問題是，只空泛的要求學生解釋的成效一般不大，再追溯下去，其實也應區分學生是不理解呢，還是不懂得如何解釋。

且用歌曲《天家裡》中的數句獨白作為例子。曲中，主人翁諾諾獨白：天堂裡沒有醫院，然後他自行回答說，因為沒有建造醫院。第二句雖然用了「因為」，算對第一句的解釋嗎？以嚴格的標準來說，這不能算解釋。當然，考慮到那是五歲孩子的答案，其實已是不錯的解釋了。

對教學來說，更重要的是，聽到這個答案後怎樣引動孩子再答下去。常用的問題是：為甚麼沒有建造醫院呢？在該曲裡，諾諾接著說，因為天堂裡人人都不會病，還有，不會受傷的。這兩句補充，從評核的角度來說，是相當完美的了，因為，從中可以得知孩子對醫院的理解，即醫院是治病和救傷的地方。有理由相信，孩子的思維已形成了一種「三段論」式的判斷：

醫院是治病和救傷的
天堂裡的人不會生病和受傷
--
所以天堂裡不用有醫院

當然，用語可以改善，可以更清晰，但其實已很完整，單從思維計，已呈現很好的理解，打分可以接近甚至等同滿分了，當然，一般校內的評核標準也計較表達、語文等，但那是思維能力以外的要求了。

多舉一個例子，據說，以下例子真有其事。

早上八時了，校門外，一位學生氣急敗壞的走回來，可惜，集隊鐘聲響過後，學生才跑進校門內。教師問：你為甚麼遲到？學生氣來氣喘的答：因為我跑得慢。

跑得慢」是可以解釋「遲到」的原因嗎？從學生紀律來說，當然不可接受，但從理解力思維的角度來看，卻還不算最差。例如，學生可能會答：「因為集隊鐘聲響起了我才回到學校。」或者「因為已經過了八點正。」，則顯然比「跑得慢」更差，與此同時，比「跑得慢」更好的答案還是有的，例如「塞車」之類。由此，我們可以想像，一個頻譜已經形成：

　1. 因為集隊鐘聲響起了我才回到學校。
　2. 因為已經過了八點正。
　3. 因為我跑得慢。
　4. 因為塞車。
　5. 因為我遲了出門口。
　6. 因為我先要帶弟弟回校。

上述六個答案之中，1和2皆不算解釋，因為句中的訊息只是「遲到」的同義反覆，並沒有說明原因。3和4只說出了近因，不夠5和6深刻。以五分為滿分的話，1和2只能得○分，3和4應可得1-2分，5可得3-4分，6可得4-5分了。

以上兩個例子中的「解釋」，回應的問題雖然同樣是「為甚麼」，但本質上其實是有的不同。諾諾答為甚麼天堂裡沒有醫院，是以功能的解釋作因果推理；學生答為甚麼遲到，則是直接的因果解釋。兩者差異，其實關乎很重要的哲學思路，但似不必要在中小學的理解力思維教學裡嚴格區分。反而，更重要的啟示，在於如何判斷學生表現理解之上，上述兩個例子中可接受的答案，形式上都可以構成一種「三段論」式的推理，而沒犯同義反覆的錯誤，也就是內容訊息來自問題以外。學生剪報課業通常沒有表達剪報以外的自己的思路，甚至只知抄錄報道的原文。讓他們知道，抄錄而沒有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不算理解，是很重要的。

(原刊《教協報》513期，2006.10.16)

迎擊語文基準之前

九八年我開始做教協會的理事，但參與教協的工作，大抵始於九六年間的「教育常務會」。

該是九月的一天吧，忽然接到陳漢森來電，叫我去「教常會」看看，他說，也沒甚麼，無非是就每周的教育話題，議論一番而已。那時不大肯定他為甚麼會找我，但也沒問，就跑上去開會了。

那時候的教常會是逢周五晚召開的，至今我仍然沒有忘記那熱烈的討論。徐漢光、黃克廉、趙志成、陳國權、羅平都是常客。支援的職員則有蔡淑芳，她可說是教常會的褓姆。感謝他們，我對教育政策的若干重大認識，包括「增值」、政策新猷的取捨原則、對母語教學政策的衡量，都是來自教常會的。

張文光雖然公務繁忙，但在有需要時也會來為大家說明政策爭議的最新進展。記得有一次，討論了「語文基準」的先導測試。那一晚，張文光在會議上就為大家分析了最新的形勢。

關注語文基準的問題，始於九四年的《語文能力工作小組報告書》，但那時我主要留意《報告書》分析社會中的語言應用，覺得切合現實，對語文教學很有意義。至於《報告書》中的「語文基準」的「起源」，在於鼓勵非語文科主修的現職語文教師進修的建議。

鼓勵的建議和後來的發展當然南轅北轍。中間的過渡就是「先導測試」。對於這個測試，我認為是要抵制的，但當時也有一種觀點，認為那只是教師自願參加的，不好大力反對。於是，我寫了較溫和的一篇文章於九八年六月在《教協報》發表，從提醒教師有權不參加的角度，間接呼喚抵制，為慎重計，發表前還給當時的權益及投訴部主任余惠萍看過。

政策當然不會因為一篇文章而逆轉，先導測試後來演變為惡魔般的政策，教協會也決定全面迎擊，我記得，那決定也是一個教常會的晚上形成的。

(原刊《教協報》513期，2006.10.13)

蔭權和信基

這邊廂曾蔭權矢口否認當年曾參加《民主歌聲獻中華》，這邊廂公民黨40人出席六四燭光集會。對六四的看法，是香港還能否算一個自由社會的指標，曾蔭權否認，關信基接受訪問強調年年都來燭光集會，取態不同，正因權力來源不同而已。

特首﹕我無參加支聯活動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60605/gba1.htm

公民黨40人出席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60605/gba3.htm

曾蔭權曾否參加過八九年的《民主歌聲獻中華》

──一次思想體操

曾蔭權曾否參加過八九年的《民主歌聲獻中華》，竟成為上佳的思辯素材。

先了解目下掌握的事實。

事實一：2006年5月28日，司徒華向記者說，本港各大團體89年5月27日在跑馬地大球場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籌款音樂會，時任行政署長的曾蔭權曾聯同兒子參與，但音樂會未結束便離場，期間更與他打招呼。(《蘋果日報》2006.05.29)

事實二：2006年5月28日，特首辦發言人否認曾蔭權曾參加該活動，指曾蔭權當時仍是政務官，不能參與任何政治活動。(《香港經濟日報》2006.05.29)，行政長官辦公室發言人否認曾蔭權當時出席活動，及後也沒有參加過任何與六四有關的活動。(《信報財經新聞》，2006.05.29)

事實三：2006年6月3日，司徒華在一個電台節目中說，當年在跑馬地舉行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曾碰到當時是行政署長的曾蔭權，「當時他帶著一個小朋友，我有向他打招呼，還傾了一、兩句。」(《星島日報》2006.06.04)

事實四：2006年6月3日，特首辦發言人指，當天曾蔭權是與兒子到馬會吃飯，離開時碰到集會人士。發言人強調曾蔭權當時是政務官，政務官不能參加政治活動，因此他不可能出席當天的集會。(《星島日報》，2006.06.04)

事實五，2006年6月4日，曾蔭權在昆明答記者問。全文如下：
記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說曾經目睹你出席「民主歌聲獻中華」，其實你有沒有去過呢？
行政長官：我只可告訴你我沒有參加支聯會的任何活動。
記者：你有沒有出席過「民主歌聲獻中華」？
行政長官：我沒有參加過，我記得你所講的是他們的活動，我沒有參加過他們任何活動，包括這個活動。(《行政長官在昆明談話內容》，香港政府新聞公報，2006.06.04)

事實六：2006年6月4日，特首辦發言人補充，曾蔭權當年與13歲的兒子在馬會晚膳後，離開時剛好遇上司徒華，兩人閒聊兩句，並非出席活動。(《雅虎香港新聞》，2006.06.04，21:15)

綜合上述各項，可以看得出的共同點是：1989年5月27日，司徒華、曾蔭權和曾的兒子，曾經踫過面，閒聊了兩句。

但司徒華說是於曾蔭權在集會結束前離場時遇上的，曾蔭權說在馬會晚膳後離開時遇上的。要搞清楚曾蔭權曾否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關鍵在他們踫面的具體地點。

那是在馬會用膳後離開的路線，還是參加集會後離開的路線呢？如果二者雷同，則只可能存疑，只有曾蔭權和他的兒子心裡才清楚了。如果是馬會用膳後離開的路線，則司徒華十七年後的回憶，是曲解呢，還是誤解？如果是離開集會的路線，則特首辦發言人大抵要進一步澄清，曾蔭權在馬會晚膳後離開時，無論出於甚麼原因，是否曾進過會場。

另一關鍵是，司徒華和曾蔭權閒聊兩句的內容。兩個不相熟的人，在那個地方遇上，閒聊兩句，會談及甚麼呢？司徒華第一句，會是「來參加集會呀」「歡迎你」「多謝你」之類嗎？曾蔭權會客客氣氣空泛地回應，還是會連聲說「不」，或者「只是吃完飯路過」「這麼吵，過來看看發生甚麼事」嗎？如今，二人的記憶也許會模糊，也許並不，但都不可能證實或否證了吧。

其他人證也有一點旁證的作用。曾蔭權時任行政署長，雖然因為居英權計劃而經常在電視新聞出現，是後來的事，但現場有人認出，並不困難。他的兒子當時已十三歲，應可判別那是飯後路過，還是參加集會後離開。不過，有沒有人認出，認出了有沒有人現在說出來，都只能從旁推論，不能直接回應核心問題。

令人生疑的是，曾蔭權和特首辦發言人在否認時，都說了很多不相干的話。

第一，特首辦發言人說，曾蔭權當時是政務官，政務官不會參加政治活動，因此不可能參加該集會。這樣的說法，只不過是推論，不足以否認。八九年時，在港的民運活動眾多，集會、遊行、捐款、登報聲明等等，都不曾捲入政務官嗎？這簡直難以置信。況且，即使其他政務官不曾參加，也不足說明曾蔭權不曾參加。

第二，特首辦發言人說，曾蔭權當時沒有參加該活動，及後沒有參加過任何與六四有關的活動。其實，有沒有參加過其他六四的活動，與有沒有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並不相干。沒有參加過其他活動，不足以否認沒有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特首辦發言人這樣說，大抵想增加其否認的說服力，但這是經不起思辯的。

第三，曾蔭權在昆明答記者問時，說沒有參加支聯會的任何活動。在記者追問下，才否認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為甚麼不一開始就針對《民主歌聲獻中華》加以否認呢？曾蔭權的答問，只會令人覺得他閃爍其詞，這雖不足以論證其說謊，但這是很多說謊者常用的伎倆，足以引人疑竇的。

曾蔭權即使真的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對當下政治影響其實也很有限。他當時的政治取態，和今天的，難度中央政府會不掌握，而要等司徒華來提點嗎？

反而，如果他當年曾經參加，今天卻否認，則是另一問題了，因為，這不啻在暴露他的誠信問題。認識歷史是重要的，任何認識，也有其局限。局限，其實就是歷史的一部份。因過去的局限，犯了今天看起來的錯，不必奇怪，也不必否認。不用牽扯到唯物辯證的大道理去，那不過是孩童愛聽的寓言故事重複又重複的母題。可是，如果不尊重歷史，否認事實，還砌詞掩飾，則無疑會誠信破產。

當然，今天還不能確實知道曾蔭權有沒有參加《民主歌聲獻中華》，目下也不能預知，這問題會否變成另一政治危機。本文所做的，只不過是利用這一問題，來一次思想體操。

好筆寫好字

◎梁家豪

鍵盤是謀殺書法的凶手，即是不是主謀，也是幫凶。記得一次面試，我問應徵者為甚麼懂電腦打字仍手寫求職信，衝口而出後才驚覺自己愚笨。如今流行應用電腦，打印變成常態，書法不落尋常百姓家。再看到一手漂亮好字，或者充滿特色的，便倍覺珍惜。

我經常把自己字跡醜陋的責任，歸咎滑溜溜的筆尖或紙張。原子筆或走珠筆，或者滑得反光的粉紙，都把漂亮的字趕盡殺絕。其實，字跡漂亮不，主要還在書寫的人吧，這點倒是明白的，不過，寫不到一手好字，就推卸責任，也是自衛機能使然，防止自我受盡摧殘。

於是我開始喜歡墨水筆，第一枝，是升中時母親送的，與原子筆合成一套，派克45。但我偏心，很快就在學校丟了原子筆，剩下墨水筆捱到高中，膠桿上也陷入了微微的指尖遺痕。

這枝筆倒是經歷過一點歲月的，一次，掉了在地上，筆尖跌歪了，墨水流得不均勻，寫出來的字，卻因方向不同而粗幼有別，倒像帶立體似的，對筆，也就更愛不惜手。後來還曾走火入魔，用虎牙鋏把新買的水筆的筆嘴夾得扁平才用，但總覺得不及那意外製成的好。

後來也有過不少墨水筆，自己買的偏向實用，朋友送的都較名貴，而且多較重，不好寫，多寫了，手較累。這年頭以筆為禮已經大減，我的墨水筆也只置放在抽屜中，或者我還期待，可以有一天，重拾這些曾經鍾愛的筆，就可以寫得一手好字。

沒法，想望和遁逃，人生必需品。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06)

以有涯隨無涯追求真相

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著書回憶，「保留當年真相」。犬儒論者會說，這是個人建構的回憶、片面的真相。其實，沒有所謂「全面的真相」，集體的片面真相，就是「逼近」全面的真相。多一點真誠的回憶，哪怕是個人的，也可多一點「逼近」真相，也因此愈可貴。總不能因為「建構」的、「不是全面」的說法，便完全否定對真相的追求。對追求真相而言，以有涯隨無涯，是值得的，否則，沒有真相的對照，一切都只臣服於「建構」的話，當權者作為最大的建構者，將可予取予攜，目空一切，非人民之福。

《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著書 六四中共鬥爭揭秘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60604&sec_id=4104&subsec_id=12731&art_id=5991690

QEF成效尚待具體分析

優質教育基金申請結果公佈，其中一個成功申請的項目，是制訂上網成癮的評估工具。研究上網成癮的確有迫切的需要，但制訂評估工具是否需要用款148萬元，在看到詳情及成效前，是難以定論的。基金原有50億元，7年來撥出34億，現盈餘54億，從表面數字看，是不俗的一盤帳。至於7年來的計劃在甚麼程度促進教育質素，則要具體分析，一刀切戲謔為「陰騭教育基金」，或全面肯定，都會失諸武斷。

教局基金撥款研救網癡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60603&sec_id=4104&subsec_id=11867&art_id=5989877

我的專業泉源

認識教協，始於認識司徒華，那年，為學生報撰寫「母語教學」的專題，走訪了司徒先生，然後，開始留意到他任會長的教協。一次，在母校教員室的一張老師書桌上，看到齊齊整整壓在玻璃下的，一年一張的會員證，數一數，嗨，共十張，我尊敬的老師做了這組織的會員起碼十年。

後來到自己投身教育，不知是否自忖教得不好而以為可得工會保護，抑或因年輕時的左傾思想而相信工會總是好的，總之，年復一年，只要仍教學，就加入教協。

但我從沒有光顧權益及投訴部，而只算是一個疏離的會員。早年只參加過一次普通話班，買過一次年貨。教協出版物《教協報》、《脈博》、《教師專頁》倒是每期都看的。《教協報》不用多介紹，《脈博》則是一份可供訂閱的剪報資料，據說張文光曾參與製作。《教師專頁》也是可供訂閱的一份以教育為內容的期刊，是趙志成和好一些現在與教協更行更遠的朋友共同編輯的。

後來也參加過一些研討。記得在九龍會所現址九樓參加過一個中文教學法研討會，帶領小組討論的，是一位今天已向政權靠攏的教育團體頭頭。

也參加過一次在葛量洪師範學院舊址舉行的教協周年研討會，目睹有人在禮堂高高的觀眾席上不用米高峰大罵台上的講者。講者點名回應，才知道這人是徐漢光，那時我當然也不知道他的筆名就是徐燦，而即使後來認識了，我也沒有告訴過他，徐燦的文章，是那年頭的我必然追讀的。

那年頭，還沒有唸教育文憑，我對教育的認知，包括課程、教學法，以及政策等等，就是以教協的出版物和大小研討為一個泉源的。

絕不姑息=最好的阻止暴力的教育

涉及學生的暴力事件迭有所聞，日前一段校內欺凌的短片被放上網公開，前天一名10歲男童揮刀斬傷母親，今天還有一則學生不適母親懷疑其子遭同學打傷的新聞。單單慨嘆世風日下無濟於事，只是分析底因也會淪為思想體操，更惡劣的是，把事件合理化，例如上述發生欺凌事件的學校校長指事件為「學生玩得過份」，「邊個學生未試過起飛腳，唔通小小事都講咩？」，又或者採姑息態度，例如該名揮刀傷母的男童，原來曾有刺傷母親的前科，但家人並未報警。不能輕視任何程度的暴力行為，杜漸防微，要消滅暴力行為於萌芽時，家庭或學校若無能為力，應該報警求助。教育當然不單是阻嚇或懲罰，但姑息則恐怕離教育更遠。

男生不適疑被打傷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60518&sec_id=4104&subsec_id=11867&art_id=5935619

三遭兒襲母未報警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60518&sec_id=4104&subsec_id=11867&art_id=5935413

情緒失控似乎有年輕化的趨勢

一名10歲男童，與胞姊爭用電腦玩遊戲不果後，不但大吵大鬧，還情緒失控，揮刀斬傷母親，警員到場才被制服。簡短的報道不足以確定真正成因，究竟這是電腦遊戲的暴力禍延真實世界呢，還是家庭成員關係不睦以致衝突無從大事化小？但是，可以確定，情緒失控似乎有年輕化的趨勢，發生在孩童身上的事故，似乎有愈來愈多，在學校裡也屢有所聞。治標的處理失控情緒的技巧，治本的個人控制或疏導自己激烈情緒的培育方法，是學校和家庭教育工作者都應該掌握的。

10 歲男童菜刀追斬母親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60517&sec_id=4104&subsec_id=12731&art_id=5931824

教改已遭竄改為輿論武器

教師工作壓力過大是長期的問題，本會在1995, 1997, 2001, 2003年，至2005年11月，均有進行調查，將調查所得的實況，以及改善建議公開發表，並交予教育決策當局。可惜，政府一直對此充耳不聞，沒有制訂紓緩措施的誠意，終於，工作壓力過大，演變成一場教師爭取自主的抗爭運動，要反抗的，是過大工作壓力，更是過大壓力的兩個底因，一是惡質市場的邏輯，二是監控管治的政策。

至於教統局的回應，則仍然缺乏深刻和誠懇的反省。他們仍然只顧打輿論戰，以為博得輿論支持，便又可以安然過關。這和一九九九年特區教改以來的策略是一脈相承的，即，捨理性規劃，棄協同諮詢，而以論述圍堵。證諸官員的言論，一直都把自己的政策綑綁在教改之上，故意不區分「不放棄每一個學生」的教改和監控管治的政策，面對異議，也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打為反對教改，目的是以佔據道德高地的教改，掩護其製造惡質市場，加強監控管治的政策。

兩個教改 一明一暗

或者，也可以這樣說，現實中存在有兩個教改。這是曾榮光的說法。早於年前，他在不同場合就公開批判過，其實有兩個教改的。一個在明，是學制改革、課程改革等等，一個在暗，是縮班殺校，自評外評等等。教統局最近一再強調得到社會支持的，是明的教改，暗的教改，其實沒有廣泛諮詢，甚至是社會不大了解的，卻是打擊教師最大，使教師最反感，對學制改革、課程改革衝擊得最厲害的政策。

曾榮光的洞見對我們分析教育的現狀十分重要，而我更認為，教改，在官員的操弄下，已儼然成為一個黑洞，原來的教改，由目標開始，進而為學制改革、課程改革，但七年下來，許多不屬上述範圍的政策項目，竟然也收歸教改的名目之下。

教改黑洞 加強操控

舉例說，校長認證、教師專業發展制度，以至師訓及師資諮詢委員會正研究新教師的見習期，把校長和教師入職以及在職專業發展，都重新由辦學團體、師訓機構搶奪過來，緊緊操控在局方手上，這些政策，嚴格來說，與學制改革、課程改革只存在尠一種很遙遠的、很牽強的關係，甚至說，其實無關的，不過，在教統局的論述下，例如在《教育改革進展報告》中，這些措施，竟又變身為教改的一部分，任何對這些措施的異議，都變成了對教改的質疑了。

反之，當初教改文件提出過的一些政策，卻又可以無影無蹤。例如二○○○年公佈的《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有八處提到減輕教師工作量，但到了三份教改進展報告，說來說去都只是以「學校發展津貼」回應，而第一份進展報告明言會探討的減輕語文教師工作量的問題，後來連提也不再提；同樣遭到遺忘的，是在《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提出的成立教學專業議會的建議。

以上略舉的，只是竄改教改的小部分例子，但已足可說明，教改，已經淪為一項工具，給竄改，給挪用來作為輿論武器，以達到加強監控管治的目的。

(原刊《反教師壓力特刊3》，2006.02.23)

轉制解僱即脅迫

浸會大學因員工不同意轉以新制受聘而解約的事件，仍有餘波，值得所有關心教職員聘任問題的朋友注意。

其實，上月廿六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通過了一項議案，要求正視有關問題，議案全文為：

「本委員會促請政府盡快就大學管治問題作獨立檢討，並制定政策以改善大學管治的透明度和保障學術自由。本委員會亦呼籲香港浸會大學讓兩位因不同意加入新制而被解僱的職員立刻復職。並讓所有浸大教職員在不受威嚇的情況下重新選擇是否加入新制。」

代表浸大校方出席立法會該次會議的人員，曾承諾接觸兩位已離職的員工，但據悉，截至本周初，即已近一個月，校方仍未踐諾。當中甚麼合理原因嗎？抑或，該位代表在立法會的說話，根本不能代表校方，還是，有關承諾，不過在敷衍立法會，敷衍公眾？今年，是浸會大學五十周年校慶，今年校慶的主題是「卓越，創新，全人教育」，這樣對待員工，這樣對待自己的公開承諾，是否切合校慶的主題呢？

浸會大學這次事件意義重大，不宜輕視。早前因為轉新制而甚至鬧出的，擬與已得實任職的教員解約的風波，校方雖然已撤回解約的做法，但已給本港大學教員實任制敲起喪鐘。其實，大學實任制早已日漸凋零。自從一片管理主義的風氣吹進大學後，新聘教員已鮮有以實任制聘用，取而代之的是合約制，甚至是短期合約，一些輔助研究人員，其合約有短至三個月的。這樣的合約，對需要較長期規劃的學術或教學事業極為不利，也難以吸引人才從事研究或教學工作，直接影響大學的水平。

更甚的是，如果連已取得實任的教職員，因不同意轉以新制聘任，而遭解約，這便等同以行政理由解僱教職員，已威脅學術和教學工作的獨立。九七年，香港大學推出計劃，以「表現」評定教員去留，雖已挑戰實任制，但仍限制「表現」上，即仍以在學術作為原則，但這一次，浸會校方的理由純粹是轉制，則無疑是再進一步，赤裸裸的廢棄實任制。此例一開，無論哪一間學府，無論人員表現如何，即使學術水平超卓，只要校方不滿，就可以用轉制的藉口，解僱其員工。

去年2005年8月22日高等法院的一宗判例已指出，決定勞資糾紛是否解僱，關鍵是看「誰實質地決定真正將雙方之僱傭合約終結」，即使形式上是員方選擇離職，但如果這不過是迫不得已的，而不是真正的選擇，則實質就是「解僱」。僱傭雙方商量新的聘用條件，如果員方不接受新條件就要離職，這就不是真正的、平等的商議，而是脅迫。在脅迫下締約或解約，均有違法律精神，這種事竟然出現在高等學府之中，可謂諷刺至極，這種生態是怎樣形成的，對教育又有甚麼影響，值得我們深思。

(本文曾刊於《教協教育通訊》2006.02.22)

惡質市場化政策製造深層矛盾

教師工作壓力過大，缺乏工作滿足感，是對教學專業的致命打擊，也就是對教育的致命打擊。經歷過「羅范八年」的勞累和創傷後，要從根本解決問題，教統局須有足夠遠見，讓教育休養生息，以便消化各種教育政策，檢視緩急輕重，重點是讓出教學空間，讓教師安心教學，發揮專業能量。

可惜，教統局關心的，大抵只是管治的安穩，而不是百年樹人的長遠教育。因此，過去一段長時間，教師工作壓力過大的警號多次拉響，以教協會為例，過去十年，就發表過五份報告：
　1995年《六成教師感到教師工作壓力很大》
　1997年《語文教師工作量沉重》
　2001年《教師工作壓力調查》
　2003年《教師工作壓力調查：超乎負荷，必須起來還擊》
　2005年《教師工作壓力過大　已經引致職業耗竭》

加上其他團體和學者的研究，教師壓力過大的問題已清晰可見，但教統局仍視若無睹，到了一二二逾萬教師站出來抗爭，才匆忙成立一個認受性備受質疑的檢討委員會，還企圖花一年時間研究研究。緩兵之心，昭然若揭。

與此同時，又以綑綁策略混淆視聽，刻意不分「教育改革」和「監控管治」，一方面高調聲稱教改有理，另一方面卻低調迴避眾多干擾教學、窒礙教學空間的「監控管治」，把教師的訴求扭曲為反對教改，目的是要爭取支持良性改革的輿論同情，為自己佔據一個有利陣地。

其實，在高調諮詢公眾「樂善勇敢」的學制改革，「學會學習」的課程改革的同時，不少以監控管治為目的的措施紛紛暗渡陳倉，未取得教育界認同，沒有社會廣泛共識就推出執行。例如削減大學經費，迫使大學教授薪酬與公務員脫鵾、削減特殊教育津貼、條件未成熟卻勉強推行融合教育、大幅度縮班殺校、不聽取忠告大搞自評外評、在學童人口下降時仍大建新校以製造市場效應、派員多番遊說資助學校轉作直資、小學課程改革未及檢討就推行系統評估、寧願用剩經費退還庫房也不改善幼兒教育資助等等，可謂罄竹難書。

這些惡政的總邏輯是，一面加強操控，一面相信惡性競爭，刻意為教學工作製造不穩，結果使不少校長和教師都被迫不務正業，大搞宣傳市務。學生雖或受時代變遷等因素影響變得愈來愈難教，但假如教師可以專心工作，思量改善，尚且可以取得滿足感，壓力因而可作若干程度的紓緩。可是，一班三十多四十人的環境，除照顧學生差異，自編校本教材，講求課室互動，推行課程改革之外，更要上街做「騷」，派發單張拉客，工作壓力過大，正常教學受到干擾，這些又豈是教改目的？豈是教師投身教育的意義？

對此，教統局主責官員難道會懵然不知？故意混淆教育改革和監控管治，以良性的教育改革掩護惡質的監控管治，寧願囫圇吞棗、倒瀉籮蟹地推行各項政策，也不做好統籌工作，而仍然口口聲聲以關心教育、做好教育自居，如此缺乏誠意，正是教師再難寄望的底因，教統局若仍然沒有實質行動回應教師的訴求，教育的主要矛盾將繼續存在，不能解決。

(原刊《反教師壓力特刊2》，2006.02.13)

政府給教育的最大諷刺

杜漸防微，巨大的錯誤，開始時往往是最輕微的。

旅遊車的司機開始踏出超速的油門時，並沒有意識到將會註成大錯的，不但沒有意識到，而且更不會相信大禍由此開始，不但不會相信，反而會對自己充滿信心，以為能夠駕馭這頭野馬的，雖然，他也知道，超速開車是不對的。

【學校路演的開端】

那一年，陳老師也和這位旅遊車司機一樣。學校為了壯大校譽，把數位名列前茅的學生的會考佳績貼於學校門外，陳老師知道是不對的，不過，他的同事說：又不是弄虛作假，不過是增加透明度吧了，家長和街坊也關心學校的，對低年班的同學也有鼓舞的作用。總之，理由多多，大的小的，有疑似合理的也有牽強的，陳老師恐怕，越是反對，越給認定為保守，況且，這幾位學生他也有任教，一種輕輕的光榮，多多少少也是有的。

然而，他沒有意識到，這第一張的成績公佈，其實只是前奏，為近年越演越烈的宣傳活動開路。多年前，公告學生成績的已不是貼在校門側的一張小小告示，而是相隔一個運動場也看得清楚的橫額，橫額的內容也越來越誤導，ABC級統稱為優良，然後公佈全校各科的總優良數目，讓不明就裡的途人以為數以百計的優良等如全校成績彪炳。近年，學校更要求他和同事到商場向街坊派單張招徠，製作展板宣傳學校公告收生，今年還租借了商場的表演場地，安排教師和學生上台表演，真真正正的路演開去。單張的內容、學生上台的表演和說話，已不是為了呈現學校的真貌，總目的只有一個：拉客。

的確，如今回想，陳老師不免唏噓再三，如此市務宣傳，仿似已有其自身的生命或邏輯，沒有停頓的餘地，哪容反思的空間？結果，工作累計還是其次，不務教學正業倒在磨蝕陳老師的壯志，他不明白，當年他答應貼上第一張學生會考成績的告示時，的確對駕馭和防止這種宣傳市務充滿信心的呀。

【專業是要杜漸防微】

其實，巨大的錯誤，往往是最輕微處開始，專業不是事後孔明，專業是要能夠杜漸防微，從一開始時就看得出種種異化，種種越演越烈的下場，並向自己，向當事人提出忠告。

好比九九年時教育署未經認受就要出版《學校概覽》，以家長知情權為由，以報道事實為由，以公眾問責為由，以增加透明度為由，同樣理由的，是以後一系列越演越烈的措施，包括公佈學校增值結果、質素視學報告、自評報告等等。其實，這些，都不過是製造惡質市場，製造惡性競爭的手段。《學校概覽》是後來經粉飾後的名字，最初稱為《選校指南》，已可見市場化的用心。

沒有一家醫院會公佈其院或其醫生的病人存活率的，因為，他們知道病人存活率背後的因素錯綜複雜，簡單的數字初則會被誤解，然後是無意的誤導，然後是存心製造假象的宣傳，杜漸防微，免於惡質宣傳，一開始便要連雖未必但可能誤導的資訊也要保留，不是為了免於問責，而是深信，免於誤導的恐懼，才是真正的接受問責，專業的問責。不少專業規管執業者宣傳，其理在此。

【決策錯誤禍延多少學生？】

包括教協會同人在內的人士和團體，在近年不少這些細微的、開始的錯誤出現時，已力陳其弊，邀請主政者公開辯論有之，閉門會議直言批駁有之，只是，不明白教育，不尊重專業，不信服民主的主政者，都置若罔聞，或者，主政者還是知道箇中弊端的，但如同那位旅遊車司機，他或她們深信自己有駕馭的能力。其實，正正是對事不對人，所以談論的關鍵不是個人的能力，而是惡質市場的預防或促成。即使是格蘭披治冠軍，在公路超速駕駛釀成大禍，就算是疏忽，也可以是刑事疏忽，那麼，教育決策者呢？影響遍及百萬計的學生，影響一個學生整個中學生涯，近乎整段普及教育的學業，其責任又該怎樣評核？為甚麼從來只有官員向學校問責，而官員卻好像從不需要接受問責的？

拒絕承認錯誤，是最惡劣的學習之一，甚至，可以說，不承認錯誤，等同拒絕學習，不明白學習。不明白學習的官員主政教育，卻整天喊叫「終身學習」之類的口號，豈不是政府給市民，給教育的最大諷刺？

下一條橫額？不！

教師工作壓力過大的問題，其實是隱藏權力的卡壓和反抗的問題。

隱藏的權力最可怖，也最難反抗。隱藏的權力，用最迂迴的途徑，在不知不覺間、一點一點的深植於個人心裡的權力，開始時，是間接的、逐漸的播植，不讓人察覺，植根後，則是直接的作用，卻同樣是不為一己察覺的。

哈維爾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用一位賣菜大叔的小故事來說明隱藏權力的可怖。賣菜大叔在店門前掛起「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橫額，卻並不是真的要關心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也不是熱情高漲得要急不及待掛起這條橫額來告訴公眾他的渴望，那些橫額，不過是「上頭分發」的，張貼，也不過是「多年來都這樣做，人人都這樣做」。「如果他不做，就會有麻煩。」「他會被指摘」，「甚至會有人說他不忠於人民和國家。」(《哈維爾選集》，香港；基進，1992，頁65-66。)

甚麼時候，對人民和國家的忠誠，會繫於一條橫額？這個問題，賣菜大叔當然不會理會，他只求生活安穩，哈維爾說，這口號的意義是：「我某某賣菜大叔，住在這裡，我懂得我應做的事，我已按照人們期待我的去做。我是老實人，我是好人一個，我聽話，所以我有權平平靜靜的在這裡過活。」反正，「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也不是一件壞事啊！」就這樣，一句漂亮動聽的口號讓賣菜大叔隱藏了他「不敢多問，絕對服從」的真正動機。

哈維爾描述的是一個極度極權的社會，他叫這做「後極權社會」。後極權社會仗賴的是如同那條「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漂亮動聽的口號。有了這些口號，個人便彷彿可以與權力的政治保持距離，如同賣菜大叔追求安穩生活，可是，也正因如此，個人卻已把自己的安穩生活，與漂亮動聽的口號、虛偽和謊言的政治掛鉤，被隱藏的權力主宰，也同時更鞏固了這種權力。

「樂善勇敢」雖然空洞造作，但反正用意也善良呀；資訊科技雖然已有點濫用，但畢竟也有好處；校本評核已有窒礙教學空間，越搞越繁瑣的趨勢，卻不是說可以減輕學生的應試壓力嗎？試試也不壞；全港小學的系統評估，勢將恢復操練，但據說也可以有回饋作用；語文基準試雖不曾得到認受，但多考一次兩次也不壞呀；自評外評呢，的確會異化的，但反思和問責也有必要呀；諸如此類，每一項政策都有漂亮動聽的宗旨，萬箭齊發，應接不暇，本已足夠形成巨大的工作壓力，更大的壓力，來自早已深植於教師心裡的權力作用。

這是一種賣菜大叔賴以倖存的邏輯：想當年入職，我只求盡我本份，教好學生，在這裡工作，面對這些漂亮動聽的政策，我懂得我應做的事，我已按照期待我的去做，我是老實人，我是好人一個，我聽話，所以我有權安安穩穩的在這裡工作，教好學生。

不要問，只要信。不要問「樂善勇敢」的改革是否真的可以讓學生「樂善勇敢」，不要問資訊科技是否適切，不要問校本評核是否真的可行，不要問系統評估是否恢復操練，不要問語文基準怎樣破壞教學，不要問自評外評怎樣反思和問責，不要問，只要信，只要支持。因為，一問，便是要質疑，便是要否定，如果賣菜大叔一問起那條橫額，便會給指摘為「不忠於人民和國家」，教師一問起那眾多政策，便會給抹黑為保飯碗，違反學生利益，違背教育，等同國民違背國家，罪大惡極。

真切反思，卻招來背叛大罪；響應漂亮動聽的口號，雖鞏固了謊騙瞞隱的政治，卻可換來一夕的安枕。要一介小民隻身反抗，不過是不明白隱藏權力邏輯的空想，但這正也體現出團結的力量所在。一方面，對最微小的違反專業原則的工作，個人要有防微杜漸的意識，另一方面，面對已經陰霾四佈的謊騙瞞隱的政治，要連成一氣，互相聲援，才可發揮真正反思的力量，反抗最可佈的隱藏權力。或者，現在追究誰掛起第一條象徵隱藏權力的橫額已經太遲，但下一條呢，我們，不但是我們個人，更是我們集體，是否團結得足夠，對下一條橫額說不？

教統局要怎樣才執行統籌之責？

沒有策略，不辨優次，不計師生承受力的教育政策，是缺乏執行力的政策，最終只會折騰大部份師生，迫使他們只知應接繁多政策，無從反思教和學的根本。其實，以學習為大前提，有策略，有優次，甚至有取捨地執行各項政策，才是對學生，對教育的最大尊重。

人生本應充滿優次和取捨，這是稍有生活經驗、對生活能稍作反思的人都會知道的。為甚麼今天吃早餐選白粥油條而棄牛奶麥片，上班為甚麼乘地鐵而不坐巴士，甚至為甚麼把時間都用在工作而不留給家人，哪有不作優次取捨在其中的呢？問題只是：這個優次是誰作出的？

能夠自己作出選擇的人是自主的人，但香港的教師仍然不能專業自主。對教育政策最多只能是決策者的諮詢過程中的點綴，更多的時候則被視為教育改革的阻礙，或者是政策失效的責任承擔者。最近教師工作壓力過大問題的檢討委員會，竟然連前線教師席位的點綴也欠奉，說明了專業自主受到了怎樣的壓制。

在教師仍不能專業自主的年代，教育決策者的策略意識便更為重要。可惜，香港教育的決策者只知設計空泛口號，沒有具體執行的能力。其實，「樂善勇敢」、「學會學習」、「學會釣魚比分得一尾魚更為長遠」之類，誰不會說呢？可是，這邊廂祭出「求學不是求分數」的口號，那邊廂卻要求全港學校自評外評，小學生參加系統評估，中學生應付校本評核。這樣的矛盾，是沒有統籌，或統籌失效的明證。

最新消息是，考評局的人員說，校本評核後要即時讓學生知道評分，若有疑問學生可即時與教師討論，並要簽名確認分數，再由科主任及校長雙重審核，以確保評分公平。(《星島日報》2006.2.1)

完全可以預期這樣子的校本評核可以怎樣異化，升學利害攸關，輕則由討論變為爭論，更嚴重的遺害，是在學習過程中設置更多的追求分數的監控據點。但看其即場討論、學生確認、科主任和校長核實的工序，已可預計工作量大增，教與學的反思空間相應萎縮；學生或為了分數而作出迎合，批判思考的學習受到正面衝擊；教師為了避免偏頗的指責，因材施教將更為困難甚至被迫放棄。

無意指摘考評局人員如此設計的用心，完全明白他們也是為了把手頭的工作做好。問題是，專業還不能自主，教學人員只知做好手頭的工作，但一件又一件的工作給分派下來前，卻沒有優次和取捨，只知抽象地說校本評核好，只進行過未經專業認受的小規模試驗，便要全面上馬全力推廣，完全無視升學競爭激烈的客觀環境，無視校本評核以外要師生應付的種種措施，卻只把反對意見矮化為「不理解」、「不知情」，有時是丟下一句「教師是專業的」來迴避責任，有時是「循循善誘」來疏導詰難，卻從不反省，強烈反彈的根源，不在個別政策的錯謬，而是整體統籌失衡，是教育統籌局不知統籌為何物，是制訂政策時不計師生承受，缺乏時間和人力資源的需求評估。

受分工之累，要考評局人員反思校本評核的問題根源，只能是緣木求魚，本可專業自主的機構，把自己當做聽命於教統局的機器，但教統局既急於交出教育改革的成績單，又不懂統籌以優次為本的施政要義，結果只會出現繁瑣程序壓到教學為尚的校本評核，為教師本已超出負荷的肩頭再添沉重的擔子。

二○○三年廿三條要立法時，吳靄儀在立法會的特首答問大會中直問董建華，要多少人上街政府才醒覺，董建華其時一貫的顧左右而言他，結果五十萬人上街，迫使田北俊倒戈，董政府才收回條例草案。二○○六年一月廿二日，超過一萬教師和平請願，提出爭取空間以教好學生等訴求，但教統局仍然沒有拿出任何實質的回應，過去八年主政教育的羅太，仍然「好官我自為之」，曾蔭權政府如果以為可以藉著農曆新年假期的歡樂氣氛，消弭教師工作壓力過大的憤怒，則明顯沒有汲取廿三條立法的教訓。必須要問的是：統籌失效的政策，還要繼續多久？是否要等到更大、更多的爆發？究竟，是否要等到更強烈的自主抗爭、全線的不合作，決策者才知所收歛，才知道要履行統籌之責？

教育統籌失效 一二二請願抗爭

教育統籌失效，是目下教師工作勞累，以致影響教育質素的根本原因。可惜，到了本周三的立法會辯論，教統局局長李國章仍然不明白這一點，仍然只知執著於個別項目的辯護，卻毫不回應統籌失效的責任。

教育統籌失效的責任，不在具體制訂和執行的官員身上。其實，具體制訂和執行的官員，如同教師一樣勞累。2002年夏兩位課程發展處的首席督學遭入罪即為一例。這兩位督學，因為要趕及高層訂下的完工期限，越過正常的投標程序而犯法，不涉個人利益。法官雖把二人判罪，但仍讚揚他們值得尊敬，表揚其工作表現，指他們長時間工作，是因為想達到不切實際的完工期限。由此可以想見，當時教統會要求加快改革速度，對教育署員工所做成的巨大壓力。

教師工作壓力巨大，是不爭的事實。李國章現在才設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調查，反應遲緩得使人痛心。更重要的是，提出教師工作壓大過大的議題，並沒有忘記教統局甚至考評局人員的工作壓力同樣巨大。

為甚麼壓力過大問題這樣普遍？問題所在，責任所在，是協調和統籌。各項政策或措施，是否都具有良好的目的，已經可議，例如縮班殺校製造不穩的市場邏輯，就未經教育界認受。即使假設政策都有良好的目的，但受限於分工，未能兼顧其他政策加以協調，也是難免要發生的。

綜合不同政策，加以協調，制訂策略，因應需要，作緩急先後的優次安排，就是統籌工作的要義，而不是只見樹木，不見樹林；只知分項，而不知道每一個分項最後都要集中到學校，集中到教師身上來執行。缺乏全局的觀點，不了解學校的實況，以為學校和教師的承受力是無限的，結果每一項良好的政策，匯聚在一起後產生巨大的壓力，使教師疲於奔命，瀕臨耗竭，最終影響教育質素。

如前所述，過大壓力的現象，不獨見於學校，也見於教統局、考評局，也見於幼稚園、幼兒園，甚至大學。幼兒教育長期受到漠視，資源不足，幼兒教育工作者沒有得到與其教育責任相應的待遇，工作量也是不成比例地巨大，所引起的連鎖效應，沒有得到當局正視。大學方面，屢遭削減資源，又引入種種市場化、商品化的制度，結果摧毀穩定的治學研究環境，摧毀學術。最近浸會大學甚至涉嫌向已實任的教授開刀，變相解僱，無論其目的為何，其客觀效果是已為侵犯學術自由鋪路，不容輕視。

面對種種問題，教統局至今仍然聽不到大中小幼特教師的聲音，提不出全局統籌之法。這是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最大的教育危機，道理很簡單，壓力這樣大，積怨這樣深，教師別無選擇，只好站出來，身體力行，用遊行，用請願，用公民權，要求減輕工作壓力，要求交還教學空間。

一二二遊行的意義

發動一二二遊行，是近十天的事，事非緊急，不會這樣倉猝。事件起因，是政府對教師困境的冷漠，官員長期漠視教師工作壓力過大，並影響教育質素，才是教師震怒的底因。

教師震怒，從學校裡教員室裡的憤慨情緒，從教師致電教協表達的意見，從在網上討論區的留言，從互相轉達的電郵訊息，都可以見到。我的電郵信箱，近日就收到輾轉互傳的請願呼籲多封，來自不同寄件者的，有相識的，也有不相識的；看郵件內容，有首次轉寄的，也有已經過多手的。教師的抗爭，已迅速蔓延，正待一二二爆發。

羅太失言，無疑是火上加油，是在人家的傷口上撒鹽。教協會長張文光在立法會上讀出她五年前叫教師忍受不了大可離開的言論，和她最近對死者不敬，視教師生命如其政績根據的涼薄說話。行政長官曾蔭權為其辯解，叫人不要執著說錯的話。

【心情靚靚 羅太歉意不真誠】

錯話遭執著與否，關鍵在於說錯話人的是否知錯，是否真誠為其錯誤負責，是否為其說話傷害的人感到歉意。羅太是上周一下午說錯話的，周二早上致電電台，一開始的其實不是一晚反思後的道歉，而是在遭到聽眾質問後，自知說不過去，才唯有道歉，情況如同當年梁錦松、楊永強、葉劉淑儀等官員，並非一開始就承認錯誤，而是心存僥倖，或者其實根本不認為有錯。道歉，不過是耍耍手段，用來消弭教師和市民的憤怒。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但虛假道歉騙不了教師，大抵教統局也知道的，所以連日來提出了不少措施，包括增加學校發展津貼等等，然而，這些措施，均沒有對症下藥，沒有正視教統局統籌失誤，以致教師工作壓力過大。與此同時，羅太在本周二又向傳媒「形容過去一星期『我心情幾好，靚靚！』」。

現代社會講求平等，早就不以「父母官」來看待政府官員，為死者哀掉，也不是官員的責任，可是，用「靚靚」來形容過去一周的心情，也可判斷其歉意是否真誠，是否真正體諒教師工作壓力過大了。連這點真誠和體諒也沒有，還能指望像她這樣的官員會切實檢討近年教育政策的緩急優次嗎？

【請願是身教 不容政策的禍害】

大抵，曾特首力保羅太，已把她包庇在自己的所謂「強政勵治」之上。可是，必須明確指出，有這樣的官員主持教育多年，是教育的悲哀，教育的悲哀，其實就是整個社會的悲哀，今天和下一代的悲哀。一二二遊行的意義，就在於這一點，那將不只是一次抗議犯錯官員的公民運動，同時也是一次向社會、向學生展示的言教身教：虛偽，不能容忍；錯誤政策，禍害教育，禍害學生，更不能容忍。

軟銷世貿 教統局忘卻教育原則

時事話題的教學，一般可分為(1)時事話題作為教學內容、(2)時事話題作為手法、和(3)反思更深層的人生或社會價值等三類。第一類針對話題本身的認知和思索的價值；第二類則不過是借題發揮，利用話題引起興趣；第三類屬批判教學的層次，最為上乘。

12月13-18日在香港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的部長級會議，便提供了一個上佳話題，供本地的教與學之用。香港政府作為主辦者，固然善用這個機會，例如教育統籌局已經向全港中小學發出通告，宣佈主辦「香港中小學生歡迎咭及書籤設計比賽」，主題定為「有朋自遠方來 」。既然是設計比賽，則收件及查詢屬於藝術教育，看似理所當然。

世貿的政策與香港生活其實息息相關，但世貿的部長級會議對我們的學生來說卻是遙遠的，到目前為止，最切身的話題不離會議舉行期間，鄰近灣仔和紅磡地區的學校的停課問題。即以教統局的設計比賽來說，表面上也不過是利用時事話題「鼓勵香港青少年發揮藝術創意」。可是，學生通過這個比賽所學的，又豈只是藝術教育呢？

舉例來說，通告上的簡介提到「香港特區政府很榮幸主辦第六次部長級會議」，既然說到「榮幸」，其潛藏的訊息則無疑是：這次會議甚至世貿的政策是好的。比賽的主題設計為「有朋自遠方來」，則所謂「朋友」，是指來港進行會議參與制訂世貿政策的官方成員呢，還是令警方如臨大敵的示威者？

對世貿、部長級會議、世貿的政策等時事話題來說，教統局這次設計比賽定位在藝術教育，屬於借時事話題發揮一類，讓學生「發揮藝術創意」。可是，從潛在課程的角度來說，學生發揮了藝術創意，設計了歡迎卡後，又會否對世貿等組織及政策增加了善意呢？這種善意的效果，自然是教統局作為政府機器的一部份所樂意見到的，可是，作為教育本身，即視有關話題作為學習內容而言，這樣又會否流於偏頗呢？

一份設計比賽的通告當然不能承載太多的內容，但既然通告的附件二已經說到「香港主辦第六次部長級會議有甚麼得益」，而同一頁之後還留白了五分四的篇幅，則同時列出對世貿及其政策的不同觀點，起碼提供一些基本的陳述、一些學術機構、民間組織的網址，讓同學在構思設計之餘，有基本而不是偏側一隅的認識，是應該而必要，而不會是過多的。

世貿及其政策是富爭議的話題，也是教授學生關心世界，批判思考的大好教學機會。無論正或反，不向學生隱藏重大或基本的訊息，是教育的一項基本守則。教育統籌局不是政治宣傳局，其提供的教學不應是如此偏頗的，但這一次，教統局顯然忘卻了這個原則。禮失求諸野，沒有來自教統局的訊息，學生仍是有機會接觸到其他訊息的，例如香港基督徒學會、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等民間組織，已設計了一個《誰的全球化？》教材套，供學校老師教授相關課題時應用(http://www.hkpaowto.org.hk/wordpress/?p=72)。這個教材套可以改善處甚多，但不失為一個對教統局片面資訊的重要補充。其觀點是鮮明的，比起政府借教育機會進行宣傳則又光明磊落得多了。世貿部長級會議舉行在即，新學年的第一輪有關課題的教育比試，教統局交出的功課，似乎還不及幾個民間組織的呢。(2005.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