漩渦中的光榮

本文發表時，我已經離開教協的理事會，自然不是副會長了，不是副會長而仍然在本欄發表文章，大抵因為編排使然，是穩定的形式，勝過多變的現實了。

現實的確多變，九七前我辭退學校的工作，一心潛修教育政策。因緣際會，修畢碩士後來教協工作，博士課程剛開始唸了一年也以退學告終。一個政策研究的人，能參與政策過程，置身論爭漩渦之內，作「現在式」的細味，是至為幸運的。

選校指南(學校概覽)是我參與的第一場政策論爭，很快後便是語文基準，其他還有縮班殺校、小班教學、教院粗暴解僱事件、校本條例、自評外評、反抗教師工作壓力過大、課程改革論爭、資助學校轉直資問題等等，我更有幸參與聯繫校工書記總工會、實驗室技術員、關注版權聯會等友好團體。非教育政策的、內部的和社會政治的，更難細數。

但我記得，○三年七一的上午，我在銅鑼灣教協和約十位教師開會商討其求助的個案。會後我還捧著一箱超額教師集會的傳單，跑到維園去。那是下午一時多，到達後根本進不了場，傳單也沒有派成，但那天能在街頭，如同這九年能在教協，無疑是光榮的吧。

(本文曾刊於《教協報》540期，2008.05)

SIMS和虛擬虛偽

很多遊戲都是模擬真實的，小時候的「煮飯仔」、「扮老師」、「兵捉賊」，到少年開始懂得而成人後才深明其真諦的「大富翁」，要非複製現實，便是將之昇華。

至於擺明車馬模擬人生的各種SIMS系列，更一向極受玩家歡迎，也許生活中做受盡命運和現實播弄的蟻民，到遊戲的世界中都想一嚐發號施令的滋味，正好體味遊戲的一大功能。

現實既然已如此糟糕，遊戲所模擬的，該否去蕪存菁，讓玩家嘆一下最純粹的理想世界。簡單點說，模擬遊戲中，該否連各種欺詐、謊瞞、虛偽也一併模擬過來呢？如此這般的糟柏在現實中已比比皆是，幹嗎還要複製到虛擬的遊戲中？

但是，沒有糟粕的世界，還算是模擬的真實世界嗎？負負可得正，但虛擬中的虛偽，又如何得以矯正呢？

SIMS系列的遊戲，也預留了各種歪離理想的挫折，或許這樣才夠真實，才算充份的反映，因為，挫折和歪離，也只能是玩家的選擇，早存在於現實生活，在學校、教會、志願會社等。一旦發現其中竟也不少謊瞞，實在無須大驚小怪，因為，連遊戲也虛偽一番，何況現實的人生呢？

(本文原發表於《教協報》539期，2008.04.21)

真人示範

各式遊戲和真實人生，是既矛盾又統一的。電子遊戲和網絡結合後，通向偌大無邊的虛擬世界，一時間像進入無政府狀態中，或者像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一樣，因此也最惹爭議。

有人認為這類遊戲充斥暴力色情，荼毒心靈；但也有人認為這可擔當洩洪的出口，甚至因而可有淨化作用，讓不當的情緒、過剩的精力或欲望在遊戲中釋放，「本我」在遊戲中累透了，真實生活的舞台便可由「超我」做主角。

兩種理論各有支持，拉鋸搏擊在所難免。我完全體諒清教徒對電子 網絡影視遊戲趕盡殺絕的苦心，眼不見為乾淨，君子遠庖廚，皆同一道理。防波堤只要夠高，的確看不到堤外的波濤的，只是，看不見並非沒有，否則世界首富當是地氈商人，何況防波堤是否能夠永遠夠高，也是疑問。

我更傾向於洩洪的理論。讓遊戲繼續存在，像若有還無的所謂民主程序選舉，像象徵式的權力下放，都不過是大禹治水的古史新用；也像在工餘參與大談遙遠理想的會社時玩弄政治、謊騙瞞隱、欺凌弱小、苛待員工，這正好投入本我，以便人性陰暗的一面也可以過過癮頭，也無須負責。

言行不一或口是心非的人其實不算精神分裂，他們只不過是遊戲人生而已，遊戲公司應該禮聘去真人示範的。

(原刊《教協報》537期，2008.03.14)

通識備課參考和教材

──推介許寶強《告別懶人常識》

教協會專業發展中心出版了許寶強的新作《告別懶人常識：尋找多元的文化生活》，值得向教師推薦，對通識和綜合人文科的教與學都尤其有價值。

該書作者許寶強，現任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是香港通識教育的重鎮。

【切膚之痛　多重介入】

作為文化研究的學者，許寶強既有研究，也有實踐。為一般讀者所熟知的，是他對種種社會現象所盡知識分子的言責，不但發表評論，加以剖析，還組織研討、會議，搭建發聲平台，參與論述，若干社區經濟計劃，他也有很深的參與。對教育，他有同樣直接的介入。

約五六年前吧，他和教協教研部共同組織了一系列的教育沙龍。針對學校縮班教師超額的現象，他具體而且熱切地提議過「工作共享」（job sharing）的對策。他的「工作共享」理念，源於他對本地的社會步伐的異議，其實這也就是對價值追求的異議，當然，現況中「半職教師」、「零點幾教席」等措施，目的和流弊似乎又非他所提出的那一種，這樣說吧，某種「休假進修」（sabbatical leave）制度，似乎更近於許寶強提出的理念。

許寶強不只一次在閒談中引述呂大樂作為家長的名句：「我交出了人質，參加了試驗」，大抵和呂大樂一樣，對教育，他也有切膚之痛。此外，他參與了綜合人文科評估的諮詢工作，到校和老師協作，推動校本的行動研究，近年還擔任了通識教育學士後文憑課程主任，和文化研究碩士課程副主任，據說，修讀這些課程的，便有不少通識科和綜合人文科的教師。

【為通識而寫　供學生學習】

但我說他是通識教育的重鎮，主要不是因為他對社會文化現象的批判和參與，也不在於他在諮詢組織中的位置，甚至不因他其實已儼然成為師訓行家。他在通識教育中的重要位置，首先見於他對「通識教育論述」的批判，其次是他的評論文字，其實已為通識科教師提供不少參考資料，甚至是可用於課堂上供學生討論和學習的教材。

比方說，他在《告別懶人常識》一書中，把「通識教育」的意義，理解為「與解放教育（Liberating Education）或邁向自由的教育（Education for Liberation）密切相關。」他說：「通識教育主要是一種讓教師和學生從舊有的學習模式解放出來，邁向自由學習的教育。」（頁74-75）這當然不似是課程發展當局的主張，但許寶強提出這個觀點，卻不無道理，針對學校教育的現況，歷經漂亮的改革，但學生和教師都可能被困縛得越來越緊時，解放的呼召正好及時。

香港教育以至社會上的一項長期的論爭，是語文和教學語言的問題。教師當然看到這些論爭裡的「教學效能」、「收生競爭」等問題，而社會上則有不少觀點將推行母語教學和回歸政治拉上關係，甚至視母語教學政策為回歸祖國後宣示主權的證據，於此，許寶強的論述值得我們深思，他竟然提出母語教學可能是殖民文化共謀的觀點，他說：

　倘若有關語文教育的論述仍然是英語vs中文；又或是強調所謂「兩文三語」，而不觸及英語或「母語」教育本身可能帶上的殖民性質；或不將英語或「母語」教育置放回歷史和文化政治的語境脈絡，那麼所謂語文教學的爭論或改革，恐怕只是建構殖民文化的共謀：一方面強調學生的臣服的必要；另一方面則排拒有關語文想像的空間，只剩下「正規」的中文或「正規」的英文兩種使學生順服的選擇。（頁 85）

這裡提到「臣服」，正呼應著「解放」的主題，而何謂「回歸」和「殖民」，正是當代香港的核心話題，以此為焦點，單是尋求理解，已是上佳的通識教育，如果可以批判地思索下去，學生準可更上一層樓了。

《告別懶人常識》彷彿就是為通識教育科而寫的，甚至應該成為通識科老師案頭必備書籍，值得每一間學校的圖書館收藏，如此，許寶強對通識教育的影響，將會無遠弗屆。

原刊《教協報》537期，2008.03.14。

樓底越來越矮

朋友來訴，說其任教學校的樓底竟愈來愈矮，侷促難當。的確莫名奇妙，怎可能有如此怪事？我要朋友引我看個究竟。

在外看去，校舍如常，並無異樣。可是踏進校門，的確有一種似虛非幻之感，天花板仍有逾十呎高吧，可是卻又彷彿伸手可及。

「這樣多久了？」我問。「也不清楚，總之不是突如其來。早年有三兩教師指出過樓底變矮，還以為是他們的錯覺。他們其後相繼離開，近年卻又有另外的同事說同樣的話，連我也慢慢覺得，怎麼自己愈來愈高似的，後來才發現，是樓底矮了，不是自己長高。課室、大堂、走廊又不及教員室般矮，校務處、校長室則更矮。」

我到校務處去，開門一望，的確矮得過份，朋友如常進內，我呢，卻忽然給絆倒在地上。仔細一看，方才發現原來全校鋪滿地氈，而校務處的地氈更厚得離奇，整個地板，如同升高了的地台，踏足其上，十分穩固，可知地氈下非常充實。

我說：「原來不是樓底變矮，是地氈底塞進太多東西了。」此語一出，朋友驚惶失措，話未說完，他整個人就霎時灰飛煙滅。

──原來只是幻夢一場，只怪夢境逼真，害我冷汗滿身。

(原刊《教協報》536期，2008.03.03)

有足夠空堂 讓幼師反思教學

幼稚園和幼兒中心老師的工作壓力，比起中小學及特殊學校同行的，可謂「不遑多讓」，甚至或有過之。本學年學券制推行後，資源的確有所增加，可是，隨之而來的文牘工作、自評和外評的壓力、對校長和教師進修的要求，也增加不少。

幼師工作壓力過大的一個關鍵，是空間不足。這裡所指的「空間」，不只是教員室、座位、書桌、休憩室這些物質上的空間，物質上的空間固然已極度不足，但更重要的，是教師從繁忙緊湊的工作靜下來，整理思緒、反思教學以求改進的空間，以當下的幼稚園現實來說，留白給幼師反思的空間，可謂幾近於零。

教師有多少空堂，是反思空間大小的指標。空堂不是可以休息，不用上課也不表示可以閒下來，編訂或剪裁課程、設計教學流程、批改學生作業、擬訂評估題目，以致各種行政事務、處理各式學生問題等等，已佔用了大部分空堂，但空堂比起在教室上課，仍然可以提供一定的讓教師反思的空間。對中小學的教師來說，空堂是足夠與否的問題，是多少的問題；但對幼師來說，則是有或無的問題。

目下幼稚園能給教師調配一定空堂的，可謂鳳毛麟角。幼師每早到校上班後，就要開展緊湊的工作，由於主要仍是實行「包班制」，即每班學生全天的學習活動，除部份專門課節另有安排外，所有教學和照顧，基本上都由一二位教師全程負責，因此，直至學生放學離校，教師都難有一刻空間。

午膳時間因此也彌足珍貴，可讓幼師稍事休息。不過，勞工處給一般僱員每八小時工作應有一小時用膳的建議，對幼師來說，只是遙不可及。因為，老師要照顧全日制的學生進膳之餘，也要照應上下午班學生放學和上學的種種事宜，幼兒教育尤其重視與家長的溝通，教師更要把握這個接送幼兒的時間，和家長面談。因此，對不少幼師來說，能有十五分鐘匆匆把飯吃完，竟是多年持續的常態。

很明顯，沒有空堂，則一切課前準備工作，包括教室佈置、課程編排、教材編寫、教具熟習以致設計等等，都只能佔用每天課後和假期的時間，增加工作壓力之餘，也大大干擾了幼師的私人和家庭生活，迫使不少幼師面臨工作和家庭二選其一的抉擇，導致幼師人才流失，影響學校運作，教學專業非常著重的寶貴經驗和知識，便難以積累。

沒有空堂，沒有反思的空間，是直接妨礙幼師提升專業水平的主因之一。幼兒教育講求互動，以便激發求知和學習的動機，啟發潛能，幼師不能只知單向傳授，而要思索和評估每一幼兒的表現，加以因應。不提供反思空間而要求幼師講求互動，可謂無理奢求。

沒有空堂的現象，在整個幼師界別普遍存在，不是個別學校節省人力成本之故。固然，資源稀少，不設空堂而盡用每一人手，或者有實質的營運需要。到了政府資助後，資助計劃所計算的教師人手，也是以實質學生人數的特定比例計算，根本沒有預留空堂的計算。比較之下，中小學以每班1.3至2名教師不等的比例計算人手，雖然仍然有所不足，但理論上已預計了空堂的時間，由此可見幼師人力計算從沒有空堂之設。

學券制推行後情況也沒有改善。以本學年而論，每一學生一萬元的資助，連同學費，也大抵僅夠學校的基本營運，包括上課教師的人手及其他日常開支。其實，幼師工作對人力的的需求，比起中小學更密集，但學券給予每名學生的資助只及中小學生的人均資助的四成到四分一，可謂不成比例。要增加人手騰出空堂時間讓幼師反思及改進教學，誠屬強人所難。學券制的確使幼兒教育踏上新里程，接著下來的改善，讓幼稚園設有空堂，必須是焦點之一。

(原刊《教協報》534期，2008.01.07)

新高中會考應設法文科

新高中學制改革中，遺漏了本地一些不諳中文的學生在港升讀大學的問題。

本地學生，絕大部份屬於華裔，在中學會考和高級補充程度會考修讀中文，但也有少數學生，或屬非華裔，或因移民回流，因為不諳中文而選修其他語文。

本港大學，一直接受不諳中文的學生申請入學。以香港大學為例，基本入學條件即包括，在中學會考中，英語以外的一科語言取得E級或以上的成績。如果這科語言不是中文的話，則可獲豁免高級補充程度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E 級或以上的成績要求。

換言之，如果一位學生符合大學的其他要求，同時在中學會考中應考中英文以外的語言並取得及格，是不會因為不諳中文而喪失入讀港大的資格的。港大以外，其他大學的要求也類似。在目前的學制中，這些學生多會選修法文，考評局在中學會考中一直設有法文一科，2005年的統計顯示，就有219位學生應考。

本年七月，大學公佈了在新高中學制下的入學要求。就中英文以外的其他語言，將沿用現行接受其他語言代替中文的要求。事實上，2005年5月發表的《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報告書中，也清楚指出：由於香港是一個國際都巿，因此，仍會維持傳統，提供包括法語在內的學習其他語言的途徑。...考評局會與有關人士研究可否為這些需要舉行國際考試和作出相應配合。(第3.35段)

不過，至今為止，考評局並未說明在新高中學制之下將繼續設立法文科，反之，在已公佈的2012年應考的學科中，法文科已經出缺。至於是否設立國際考試，考評局也沒有交代。

2012年中六結業的學生，即本年度的中一學生。考評局若不再設立該科考試，將使本地中學裡不諳中文的學生沒有其他語言的選擇，除非他們應考中文及格，否則便不再符合大學入學的基本要求。

這些學生開始他們的六年中學之旅已經半年了，是否符合本地大學的入學條件仍未明朗，對他們以及他們現在就讀的學校，都已構成一定的困難。雖然人數不多，教統局和考評局也是不應遺漏照顧這些學生，兩局應及早澄清，是否仍然提供法文科考試，或設立國際考試，讓這些學生可以應考，以滿足大學對英語以外的其他語言的入學要求。(2006.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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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2007.02.07，考評局官員來電本人澄清，該局2006.09已發表新聞稿，交代該局將於2012年中六結業試提供若干外語的學科讓學生報考，其中包括法文科。(2007.2.7補記)

仗義精神

我原來不明白學生為甚麼愛到機舖玩網絡遊戲，直到我跟年少的朋友往機舖裡鑽，才知道那種呼朋引伴、合作夾擊的氣氛，不是個人在家裡單打獨鬥所能及的。我不知道可否以此作為人需要社群的證據，但少年在成長的路途上需要這種同儕歸屬，大抵確鑿無疑。

也許這中間已存在某種仗義精神。就以射擊動作遊戲為例吧，面對敵人了，即使咱家火力和鎗法都足以應付，但如果可以有同伴相助，互相呼應，不致孤立無援，感覺自然良好。

成人其實也有相同渴望吧，哪怕是學校裡的校務或科組會議，或是課餘參與的義務會社，偶爾遇上各式理屈氣壯的歪論，荒謬得可達侮辱智慧或違反邏輯的水平的，個人固然可獨力舌戰，有時則也希望有人可以說一句公道話，否則令人質疑，在這些組織裡會否黑白不分至此境地。

可是，事與願違誠人之常情，免傷和氣才是主流價值，即使在講求教育理想、追求公義公正的地方，同儕聲援竟仍然絕無僅有，只能自嘲，「大音」的確「稀聲」。於此，或者「從遊戲中學習」值得提倡，起碼，某種仗義行為，早就從正義凜然的地方，流失到機舖網絡遊戲的虛擬真實之中。

(原刊《教協報》533期，2007.12.12)

切戒浪費心力

朋友聚舊，其中一位年前新任副校長的，雖不致壯志消沉，卻竟然怨氣極盛。她慨嘆被辦學團體調任至現職後，不但經常踫壁，還屢遭同事誤會。

大家按常理分析，問是否太多鴻圖大計，侵入了原校老師的安全區。她說，計劃總有一點，但的確開誠佈公，將所有方案羅列，不以其構思為尊，任何計劃均經眾議通過，從無左右同事。

結果全體通過並付諸實踐後，才發覺部份同事頗有抵抗情緒。計劃最後未算成功，檢討時部份資深同事竟然炮轟起來，甚至直言學校文化講求細水長流，不尚大事改革，她的計劃已背離學校傳統云云。

她也深知自己經營不足，但她最感委屈的，是有人選擇遺忘，刻意說是她力推新政，卻不提那是全校老師在眾多計劃中權衡取捨後認為可一試的。

有朋友問，是否利益相左，老臣子升級無望便事事抬槓。我則認為，利益雖攸關，但不可解釋一切。事實上，在一些沒有錢銀轇轕的民間會社、義務組織，一樣有光怪陸離的人事意氣之爭，是非多多。我規勸舊友，但求無愧於心，因公務遭誤會也不必介懷，切戒浪費心力在低水平的人事糾纏中。

(原刊《教協報》532期，2007.11.19)

社總11.28罷工的抗爭意義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天(2007.11.16)接受記者訪問談及社總11.28大罷工的說話，是典型的官話，大罷工迫在眉睫，張先生仍然官話連篇，看來他已是視而不見，已決意無視「整筆撥款」對社會服務的惡劣影響，無視社工不得不以大罷工來促使政府檢討的怒氣。

張先生說：「這數月來我們和社工界同工有很密切的聯繫，由社會福利署署長擔任主席的一筆過撥款督導委員會已開了數次會，進展不錯，氣氛亦不錯。」我不知道張先生怎樣理解會議的進展和氣氛，但以常理而論，如果進展或氣氛都不錯，但社工要求檢討「整筆撥款」的合理訴求仍然沒有得到正面和誠懇的回應，則這不錯的進展和氣氛，意義已幾近於無。

社總的訴求只不過是檢討而已，甚至不是要求撤銷「整筆撥款」，我們作為第三者，只覺這樣的訴求非常克制和合理。可是，克制和合理的訴求，只換來政府的漠視和拖延，以不錯的進展和氣氛，稀釋社工的不滿，企圖吹散「整筆撥款」干擾社工專業服務所帶來的怒氣。

怒氣和不滿已經積累快七年了，張建宗卻還在說，要透過督導委員會「去探討問題」，對建議「要研究是否可以做到」。這種話，除了只餘一個「拖」字之外，還有其他意思嗎？七年前，這一記拖字訣，或者還會有用，但到了今天，如果說這個「拖」字還有甚麼作用的話，那必然是讓社工明白再把檢討寄望於社署或福利局，是多麼的自欺欺人，正因如此，社總才提出檢討要由政務司司長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進行。

這訴求有三個意義。其一，如前所說，直接訴諸政務司司長，其實就是已對目前福利資源決策過程及官員的投下不信任的一票。其二，現任政務司司長是出身商界的唐英年先生，按常理推測，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他個人會傾向認同「整筆撥款」的政策，但社工仍然向他提出訴求，此舉既表明社總仍然尊重現有問責制度，罷工帶來衝擊，是無可奈何的事，但這同時也儼然在考驗唐先生能否不囿於個人既有價值觀，來做好政務司司長這份工。其三，社總要求成立獨立委員會，顯然也不信任已遲滯經年的督導委員會，無論張建宗怎樣包裝督導委員會，其工作顯然已難獲社工的認同，沒有認受性的督導，還會為專業人員所信服嗎？其所憑藉的，除了官府的權力外，還有甚麼其他的嗎？

由此觀之，社總這次罷工，已不啻是針對社會福利政策現行制度的抗爭，甚至衝著政府一項主要政策的認受性而來。這已無疑是專業對權力的一次抗爭運動。(2007.11.16)

社總罷工 有理有節

11月28日，社工總工會就要發動大罷工了。

在今天的香港，發動罷工不是容易的事，非到迫不得已，一個工會是不會發動罷工的。社工總工會這次發動罷工，目的是要求檢討「整筆撥款」政策，只不過是要求檢討罷了。該政策是2001年1月開始的，要求實施了快七年的政策作出檢討，是至為正常和合理的，社總這個正常合理的要求，卻一直受盡阻撓，沒有得到積極的回應。經過一連串的聯署聲明、靜坐、聲討後，社署才稍稍以重開督導委員會回應，但仍然缺乏通盤的檢討方案，以致社總已忍無可忍，非要發動罷工不可。

社署「整筆撥款」的錯誤，早已罊竹難書。政策實施以來，社會服務質素受到衝擊，專業出現斷層，社工士氣大受打擊，工作缺乏保障。社總要求，社工薪酬與公務員薪級掛鉤，訂立人手編制，社工薪酬剔除於整筆撥款之外，社福機構管理增加透明度。這些訴求，也是合理不過的。簡言而之，因為社會服務的骨幹在於社工，「整筆撥款」通過摧毀薪酬及人手編制，把社工置於一個劣質的有若市場的競爭之中；而社總的訴求，不過是撥亂反正，把社會服務的主要力量，於劣質市場的泥沼之中。

教師是不會對社工陌生的，學校社工和教師同樣以學生為專業服務的對象，不少學生的活動也仗賴社工的支援。劣質競爭對專業服務的遺禍，已證之於過去數年眾多沒有規劃的各種撥款，證之於以「教學助理」、「副教師」等等名目對新進同儕的剝削，已證之於對書記和校工的打擊，公營學校的校長和教師目前仍能倖免於「一筆過撥款」之中，是因為薪級和編制的制度仍然得保穩定。其實，近年來，我們的穩定也是受盡挑戰的，只是到了三月曾蔭權競選時，才公開說過政府沒有計劃在公營學校推行包括校長教師薪酬在內的「一筆過撥款」。教師在暫保穩定之時，我們也誠心希望社工能擺脫「整筆撥款」的惡夢。

當服從不再是美德

──推介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http://smff.wordpress.com)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社運呢？

社運可以是看書，是研討，是開班，也可以是看電影，起碼，在社運的準備期，是可以的。

且由對古巴的認識說起。我們對古巴有甚麼認識？大鬍子卡斯特羅？買少見少的共產專制政權？曾險些釀成第三次世界大戰？其實，教育使然，連曾蔭權對法國大革命的認識也要比文化大革命深，對古巴認識貧乏又有甚麼關係呢？

詳古略今，捨近圖遠，向來是讓教育不要那麼貼身的方法，不那麼貼身，也就是不那麼批判，「書雖然係咁講，但現實係另一回事」，把學習與現實割離，控制便容易得多。教育批判學要處理的，就是重新縫合，或者，更根本的，是不讓割離得逞，反抗控制。

且由古巴說起，先讓我抄錄兩段人家的文字：

「試想像一下，有一日沒有了石油，我們的城市、生活，會變成怎麼樣呢？

古巴，在九十年代頭經歷蘇聯解體、美國禁運制裁，石油的供應絕無僅有。所有機器缺乏燃料，車都少了；種田沒有了農藥、化肥，也沒有燃油發動機器；家裡一日可能有幾小時要停電……一連串的牽帶作用……就是在這環境之下，古巴人向全世界展現了在『石油供應』緊張下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包括城市規劃，有機農業，公共交通，再生能源開發……最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合作與希望的故事……」

的確，可以想像，這樣的生活並不容易，不容易，但有希望。其實，受制於石油和消費的生活又容易嗎？極其量，那不過是習慣，習慣不等如容易，更不等如希望。如果古巴的人民，在彼方的社區，不容易地展現了合作和希望的故事，也就值得我們認識一下。那麼，我們該看看《社區就是能源》（ The Power of Community - How Cuba Survived Peak Oil），這是一齣2006年的英語紀錄片，配有中文字幕。

這是第五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的其中一齣電影，電影節於2007年10月21日至12月8日在嶺南大學、藝術中心、城市大學、理工大學等場地放映，由「自治八樓」（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主辦，已經是第五屆了（http://smff.wordpress.com）。看他們推介的文字、籌劃的組織力、選片的眼界，我想，教師大抵可以感喟一番「得學生如此，夫復何求」。

與其感喟，不如反思，反問甚至身體力行反抗去。電影節設有不同主題，既有「自治民主」，也有「全球化與私營化」、「媒體系列」，更有「教育系列」，其中一齣報道意大利偏遠山區一位神父如何身體力行、篳路藍縷的為孩子辦學，不過，電影的名字可不是所有教師都歡迎的：《當服從不再是美德》。

服從其實從來不該是美德，只是，不知何時開始，我們彷彿以種種功利包裝著權力和控制，讓人服從，讓人將從教育習得的大是大非留在遙遠的國度，讓人生活在對錯含混之中，莫辨黑白。

當我們在社會、在學校、甚至在工會，都看到種種莫辨黑白的荒誕時，也許可以看一齣社運電影去，或者可以尋得希望，或者不，其實也不必承載太多，只不過是一齣電影罷了。電影，充其量是社運的準備，代替不了面對面的、對質的、詰問的、不容迴避的社會運動。

(原刊於《教協報》530期，2007.10.12)

如何培育當代師資

張炳良教授獲香港教育學院校長遴選委員會推薦為下任校長人選，輿論以及教院師生反應大致良好。有人認為他出任多項公職，做校長也應可勝任餘裕；有人希望可以憑藉他較溫和的作風，改善教院與政府的緊張關係；甚至，有學生代表認為他作為行政會議成員，其人脈可以協助教院正名為大學。

學生代表似乎熱切於教院正名，以致忘記了正名理繫於在於教院本身的成就和水平，而不是校長的政治人脈。如果教院早應正名，校長人選只不過是打壓借口，則換上新校長便把希望放到個人身上，無疑是認同打壓時所挪用的莫須有罪名。如果教院根本水平不足，則即使通過新校長的政治人脈可以疏通關係，換來的也不過是大學虛名。反求諸本，教院的正名運動，應把焦點放在其成就和水平，即使張炳良上場，也不應有所偏離。

師資培訓，是教院的根本。除幼兒教育和部份持續專業教育學院的副學位課程外，教院的師資課程，已經都是學士課程，或供學士學位持有人修讀的教育文憑課程，其他高等學位，包括修課式的教育碩士和教育博士，已日漸擴充或開展。可以說，名義上教院課程已達大學程度。

不過，課程的實質要求，則似乎還有改進空間。教院教育學士的課程，近年屢遭改革，改革方向仍然與證書課程一樣，過份偏重實務技巧，宏觀視野、個人素養和反思的培育幾近於零。師訓課程，向來以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和教育哲學為三個基礎。學生修讀的重點或會因人而異，但不可偏廢，至於國外的發展，一是強調班級以及學校組織的組織或管理如何結合教學改進，二是強調反思社會以至實踐的批判教育學。資訊時代的師資要求，總體上是發展外向型的專業(extended professionality)，而不是像數十年前師範學院時代一樣，務求把學生訓練成教書匠。但教院教育學士課程於社會學和哲學的訓練，既是不成比例地少，更遑論較宏觀的組織參與以至批判教育。這是張炳良上任後應予關注的首要事項，因為，長此下去，教院即使正名大學，教院的學士課程卻勢將結構性地把學生培訓成「教學工匠」。提供技術員課程，到底不是大學本業。

內向型的發展，或者關乎培訓教師的哲學，張炳良沒有師訓背景，或者於此要惡補一下。偏廢的結構，也和莫禮時任校長時引入學者的專長有關，本文無意由此引伸至派系問題或非本地學者數量等問題。非本地的教育學者之中，一樣有人擅長教育社會學、哲學或批判教育學的。派系問題，關乎利益轇轕。然而，若非影響課程質素，這些現象根本不成問題，無須新任校長處理；若成問題，則肯定損及課程水平，這一點，方是張炳良所應關注的。

教院的諸般問題，不自今日始。由原隸屬於政府的，具有數十年歷史的師範學院過渡至須講求學術的大學，過程一定荊棘滿途，即使過渡已近完成，殘留的問題也不能輕視，但解決卻不是一時之間可竟全功。張炳良教授缺少他的數任前任的大學管治經驗或對教育的認識，似乎更應抓住策略性的關鍵，只有如此，才能不但帶領教院正名大學，更可發展為一所能夠培育當代師資的教育大學。

(本文曾刊於《香港信報財經》，2007.09.22)

司法覆核教院報告的政治考量

政府要求司法覆核教院風波的調查報告，究竟所為何事？真的是為了日後制訂政策時的諮詢和推行政策時的溝通嗎？觀乎曾蔭權上場後著力倚賴「公務員隊伍」，有理由相信這是特首要進一步團結高級官員的「先攘外以安內」的部署。

有跡象顯示，教育局高級官員正要反撲。最近，副秘書長王啟思投稿《教協報》，反擊兩位學者在該報發表的文章。該兩位學者分別為教院的黎明海教授和前藝術發展局藝術教育組主席余樹德先生。本年二月，前教院副校長陸鴻基教授撰文揭開教院事件的序幕後，黎教授是比較早站出來說明自己曾受干預的學者之一。余樹德先生也曾向調查委員會提交文件，力證教統局運用資源干預異見的手段。不過，黎余二人所指出的部份，因為在調查的範圍以外，調查委員會決定不作處理。其後二人投稿《教協報》，質疑課程發展處「曾否藉資源分配之權，封殺持不同意見者？」

《教協報》發行量約八萬，主要讀者為本港教師。王啟思投稿該報反駁指控，份屬平常，但文中聲稱黎余二人的文章「失實陳述」，「毫無根據」，以二人的職位「應提出準確而專業的言論」。不禁令人懷疑，會否暗含伏筆告以誹謗。與此同時，政府提出司法覆核，可見政府內部，起碼是教育局內部，要為近半年所受的批評翻案。

教育官員如果認為批評錯誤，理應有權反駁，言論自由，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我們沒理由認為，教育官員所享的言論自由比一般人為少，而現實上，恰恰相反，官員享有的，卻比民間佔優，例如教育局官員在局方的網頁上撰文，即使是官樣文章、陳腔濫調，也經常為報章引述。更有趣的是，提請司法覆核，僅僅是為了反駁指控嗎？僅僅是為了官方聲明所說的諮詢和溝通嗎？

其實，教院風波的核心，並非政策諮詢和溝通。民間只會嫌政策諮詢不足而不會嫌過多，只會嫌缺乏雙向溝通而不會不想溝通，再多的諮詢和溝通都不會損害學術自由或言論自由等核心價值。教院風波以來，根本就沒有爭議過諮詢和溝通，受質疑的是，為甚麼前任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竟然不向學者本人而向其上司表達不滿，為甚麼羅太的不滿甚至會演變為要求解僱？我們不會相信政府是要公然利用司法覆核肯定這些行為，果真如是，簡直是要挑戰文明社會的重大價值了。

那麼，這次司法覆法目的何在呢？提出司法覆核，當然得到行政長官的首肯。曾先生或者正盤算著，如何繼加薪後，重振較高級公務員對他的信任。對他而言，司法覆核的成本可謂極為輕微。反之，如果他反對覆核，官員的不滿反而會指向他本人。如果覆核成功，其政府當可一振聲威；即使失敗，在官員眼裡，他亦已經盡力維護。

可是，曾先生管治上的利益，不等如香港社會整體的利益。無論結果怎樣，這次覆核，又將耗用不菲公帑，更重要的是，如果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書受到挑戰，則會否遭進一步利用為其他覆核範圍外的內容翻案呢？長遠計，獨立調查的制度和認受性又會否削弱呢？

(本文曾刊於《蘋果日報》2007.09.20)

確保質素 擴充副學士升學才有意義

據報章報道，行政長官曾蔭權計劃在十月宣佈的《施政報告》大開綠燈，向副學士畢業生提供資助，讓其修讀自負盈虧的銜接學士課程。此舉目的，明顯是要紓緩副學士畢業生的升學途徑狹窄的壓力。然而，副學士課程的問題，不但在升學學額不足，也在於水平成疑。只知擴大升學機會而罔顧水平，只不過把問題拖延而不是根治。

公共政策的制訂過程是十分複雜的，最初的理想往往在進入現實政治後，受到不同力量干預和利益摻雜，而變得面目全非，遭到騎劫甚至和原意矛盾的現象也非罕見。副學士的政策便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香港教育制度裡，中六以上，學士程度以下的課程，向有各種文憑和高級文憑，因應程度不同，以及較重實用的取向，跟學士課程各有分工，而且本質上也是自我完足的。意思是，一般或高級文憑課程不是升讀大學的踏腳石，畢業生在職場有其本身定位。自然，香港社會重視學歷，不少文憑持有人會繼續升學，但這是個人的選擇，並非結構上或制度上的必然途徑。

特區政府成立後，推行教育改革，以邁向知識社會為號召，提出終身學習，並引入「社區學院」的概念，作為高中以後、大學以前的銜接途徑。知識社會需求的是講求應變的人才，而不是聽從指令的員工，以學業程度論，大學畢業是起碼的水平。因此，社區學院既為邁向知識社會而設，和自我完足的文憑課程不同，已假設了一定的升學途徑。因此，正式推行之前，務須為畢業生作好銜接升學的配套，這就是前任行政長官豪言擴充高等教育的背景。

可是，升學配套完成以前，香港進入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的時期，解決失業問題成為政府首要關注。延宕各級畢業生進入求職市場的政策便相繼推出，為的是避免增加失業率，各種名字漂亮的產物相繼推出，包括毅進、展翅等等，副學士課程也給如此挪用，明明不是學士，但加一個「副」字在前，便可以包裝得吸引眾多學生，大抵以為「副」完之後可以升「正」，甚至不惜因此高築債台，卻不知道那不過是「掘頭進士」，升學機會渺茫。擴充高等教育邁向知識社會的理想，也便篡改為大增副學士課程，甚至最後提早超額達標，卻不見得培訓了多少「知識人才」，遺下的只是正承受巨大壓力的升學樽頸。

如今曾特首計劃提供資助，以增加副學士畢業生的升學機會，無疑是順應民情之舉，而目前透露的消息指，資助課程只限於須修讀二年或以上的課程，或者已考慮到水平的問題。不過，修讀年期並非影響課程水平的單一因素，甚至可說並非關鍵因素。學術評審局總幹事張寶德先生已經公開表達其憂慮，港府不能忽視問題的嚴重性。課程質素，不應限於自負盈虧課程的質素，必須提上議事日程，接受學術界的專業審視。入學資格固然是一個指標，即使強調予學生第二次機會的課程，也要真正履行「寬進嚴出」，守住畢業的各個關口，確保大學畢業的水平。否則，空有學士之名而無學士之實的問題，估計在曾特首的任期內未必浮現，但也必然如同董特首的擴充高等教育政策一樣，把重重困難重重積累，成為下任政府的難治之症。

曾蔭權會食言拒小班嗎？

兩個星期後，行政長官曾蔭權就會宣讀他新一屆政府的首份施政報告。這是他通過競選當選的首份施政報告，其矚目之處在於兩點：一，他會否履行其競選承諾；二，他將怎樣實踐其競選承諾。這兩點都關乎其政府的認受性，因為，小圈子選舉的代表性已經有先天缺陷，假如通過小圈子選舉勝出的承諾也可以過橋抽板，拋諸腦後，則無疑是對曾政府未來五年的施政認受性掘下墳墓。

教育界以至學生家長密切監察著的，是曾先生關於小班教學的承諾。本年二月三日的一個競選諮詢會上，曾先生在回答教育評議會的蔡國光先生的問題時，親口向出席的選委承諾，他如果當選，將會加速推行小班教學的計劃，以每班廿五人的標準，期望五年內在全港大部份中小學完成。筆者當時就坐第四、五行的位置，距離曾先生約廿呎，上述承諾是聽得清清楚楚的。現場還有教育界和其他界別的選委數十位。

選舉結束後，五年內大致完成中小學的小班教學計劃的承諾，似乎絕跡於任何政策文件。有的，是上任教統局局長李國章教授轄下的官員，繼續把以研究來拖延的報告交予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到了七月新班子上場，新任局長孫明揚至今仍未就此發表過任何具政策含意的講話或文件。九月九日敬師節前夕，他在敬師典禮上致辭，只不過是減少每班學生人數二人，並按此重新釐訂開班下限，但這其實只是糾正九八年董建華政府增加每班學生人數的錯誤政策，不能以此蒙混冒充小班政策。

數天之後，曾蔭權到北區與中學生會面，被學生問到小班教學時，竟然以諸多理由，包括「缺乏成效實證」、「教師須再受訓」、「增加教師壓力」、「名校及家長反感」等等耍弄現場的中學生。二月至今，才七個多月，曾先生已由言之鑿鑿變得諸多推搪，這便不免使人懷疑，他是否即將食言，拒絕實踐其小班承諾。

當然，曾先生擅長「管理期望」，早見於他任港英政府的財政司的時候。當年每到接近發表財政預算案時，他總會利用不同機會調低公眾對預算案的期望，到了實際內容較好但不一定上佳的預算案發表後，公眾便「喜出望外」，曾先生的權術，便可以換來肯定的聲音。這一次，特別在政制問題上先有「玩鋪勁」的豪言壯語，但其後發表的綠皮書卻劣評如潮的教訓，曾先生大有可能重施其「管理期望」的故技。

管理期望是政治家或政客的慣技，事實上，先唱淡小班政策，對曾政府而言是利多於弊的。唱淡了小班，而以孫明揚的「減二人」措施先行，如果民間反應就此受落，則曾先生便可輕舟駛過萬重山；如果民間反彈大，則曾先生又可推出較為迎合的小班政策，以示聽從民意。

問題是，五年內大部份中小學推行廿五人一班的小班承諾言猶在耳，無論曾政府如何耍出政治伎倆，都逃不過教育界及公眾雪亮的眼睛的。作為教育界的選委，我更相信，如果十月的施政報告不能看到任何推行小班的誠意，因新班子上場而來的蜜月期，將會立即結束，甚至，說曾蔭權勢將等同向教育界和家長為敵，也不為過。

推行小班 停止殺校

──請曾蔭權拿出解決問題的誠意

還有約一個月，行政長官曾蔭權就要宣讀他的第二份《施政報告》了，去年他就任時，雖然沒有像他的前任董建華一樣，明確表示以教育為施政重點，但可以肯定的是，教育作為佔公共開支比例最大的項目，仍會是政府重視的範疇。

力要用在刀鋒上，掌握不到關鍵，則再多的資源也只會徒勞無功。

【問題在壓力過大、士氣不振】

當前香港教育的問題，是減輕教師過大的工作壓力，如何恢復教師的士氣的問題。可是，曾蔭權領導下的政府，仍然沒有勇氣和魄力承擔這個嚴峻的問題。一如所料，教師工作委員會的中期報告，仍是隔靴騷癢，沒有觸及問題的關鍵，甚至把教師工作壓力過大的責任推向學校管理層，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當然認同這樣的報告：「行政工作量及學校領導的素質與教師的工作量及認知的處理能力有著直接的關係。」這樣的回應，只能說是自欺欺人。

教師工作壓力過大不能得到紓緩，教師士氣不振的問題未解決，教育質素將會受到正面的衝擊。教育改革如今到了執行期，許多當初高唱入雲的理想，推行時都有著大大小小、這樣那樣的困難。一方面，固然是由升學壓力、高風險的考試所造成，但另一方面，「拔尖補底」並未成功，學生的學能差異仍然巨大，因此也使學校之間的差異難以拉近。

拔尖補底尚未成功，學生學能差異巨大，但學制改革卻已率先把不同學能的學生安插在同一個教室之中。這不是空談一兩句「接納差異」就可教得好的，更不是批評校長或教師只知教「好學生」而不是「教好」學生，問題便可解決的。學制改革容易，只要一紙公文便可實行，但實實在在的課室中，面對卅多四十名學生，既有施教課程改革的新項目，又要面對日益擴闊的學生差異，是使大部份教師疲於奔命的一個主要原因。

如果工作有成效，辛勞一點教師也不會計較的，問題是，既看不到沒有成效，教改外加的要求又日益增多，工作沒有滿足感，士氣便受到打擊。且看申請提早退休的數字之大，便知道問題的嚴重。一個專業，如果有大量骨幹提早退休，這個專業的危機，則無論在工作能量或經驗傳承而言，都是不容輕視的。

【歸咎學校領導 迴避政府責任】

教學的工作成效不彰，對教師士氣已是很大的打擊，更可怕的是，與此同時，非教學的工作，卻大幅度增加。教師工作委員會指出，「教師每年的總工作時數在過去六年只輕微上升，亦與本港其他專業人士相若。然而，行政工作佔教師總工時的比例卻顯著上升。」這已經指出了問題的方向，可惜，委員會沒有深究下去，而只停在問題的表面，而歸咎於學校領導。當然，教師工作不能說和學校領導無關，但不得不追問的是，近年增加的非教學工作，是些甚麼工作？是甚麼原因，要學校，要教師增加這些工作的呢？

近年推行的殺校政策，是增加這些非教學工作的主因，是扼殺教師士氣的元凶。學生人口下降，教統局乘勢引入惡性競爭的市場，殺校政策摧毀了專業的穩定，使學校之間競逐收生，於是，各式招徠手法，便層出不窮。首先是在學校懸掛巨型橫額，然後是到學校附近人流匯集的地方「路演」，甚至，中學派出教師到小學，小學派出教師到幼稚園，實行宣傳拉客，又或者以未來學習體驗為名，在假期招攬學生「試讀」。這些手法，早已司空見慣，正是教師工作壓力過大，工作乏滿足感的主因。

教學工作是需要空間的，教師需要空間思索如何因應學生的差異，需要空間計劃不同的教學策略，當課室裡仍然擠滿學生，當工作仍然被與教學無關的事務充塞著時，教師的工作滿足感便會受到蠶食，缺乏滿足感，感到工作壓力巨大，也是自然不過的。

【停止殺校 推行小班 解決之道】

歸根究柢，停止殺校，推行小班，是解決問題的不二法門。學生人口下降，無須大幅增加資源，就可按部就班，分區分階段推行小班教學。小班教學可以讓教師有足夠的空間照顧學生的差異，有足夠的空間反思教學的種種，同時又可消除殺校帶來的惡性競爭，更符合學生和家長的利益，合乎教育原則，是政府、教師和家長學生的三贏方案。方法已經有了，曾蔭權是否有誠意解決教師的困難呢？

更行更遠

──讀《學校教師的生活世界：
批判教育學的在地實踐》

沒有「語境」（context），就沒有是非價值。

或者說，沒有語境的是非價值，不過是空頭格言，小學生已背得爛熟的金句。掛在唇邊，極其量只說明了「知」，在更重要的「行」的問題上，卻只能交出白卷。

所謂「語境」，也不陌生。設身處地、「泥水佬造門」，身體力行，不尚空言，不假矯飾，早有明訓。這就是所謂「在地」的意思。舉例說：我們若不希望新教師因議價能力較低而薪酬遭壓低，則我們在可以決定新同事入職薪酬時，便不應加以壓抑；我們若不希望學校蔑視常額編制而以合約聘請教師，則到了我們有權聘請同事時，便不應動輒以合約欺壓他人；我們如果要求學生上課專心，則在自己進修時理應也不該只顧閒談；如果我們要求學校處理人事要合乎公義，則我們有權決定同事的升遷或去留時，也必須摒棄個人的好惡；假如我們要在課堂教導學生明辨是非，則自己面對工作間的人事問題時，也決不應視而不見或諸多迴避，只知把問題掃進地氈底。

如此說來，也可看到，所謂「語境」，就是要貫徹如一，不分表裡，無論遠近，均要真誠的秉持原則。甚麼是「原則」呢，原則是遇到困難時仍然堅持如故的行事標準。若有關標準只是為了給自己戴上閃耀的道德光環，或用作高喊動聽的口號，卻不適用於自己行事之上，那決非堅持原則，那不過是機會主義。

計較「語境」是重要的，因為，抽空研判事物，往往距離真相太遠。舉例說，某一位教師，擬題犯錯了，及時糾正是必須的，不過事後問責，是否必然責在教師呢？不細看犯錯的「語境」，不追問教師工作量是否已不勝負荷，不理會學校的相關政策是否朝令夕改，不區分錯誤是大是小，是偶爾手民之誤抑或基本學理出錯，即單憑擬題的是教師因此斷定責在教師，便是離棄「語境」作出是非研判，這就做不到「在地」，達不到對教師工作的恰當理解，更遑論維護教師的合理權益。

陳伯璋和張盈坤[方方土]的《學校教師的生活世界：批判教育學的在地實踐》（台北：師大書苑，2007），強調的是對學校教師生活的真誠理解，取向是反思的、在地的、結合「語境」的，是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在台灣學校裡的生動踐行。沒錯，真誠的教學講求踐行，該書的編者序即以「行行重行行」為題，而我呢，讀到此書時，是在此岸的香港，在香港的一個維護教師專業和權益的工會裡，這時，縈繞在我腦海裡的，是另一種行旅：「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是一種對「疏離」（Alienation）的莫名恐懼。

(原刊於《教協報》526期，2006.06.26)

比較的教學

「比較」在眾多認知能力中屬於較為基本的一項。在常用的布盧姆的「教育目標分類學」中，「比較」屬於「理解」的層次，是擬訂理解的教學目標時常用的動詞。「比較」同時也出現在「分析」的層次。通過「比較」，突出事物或概念的特點，從而表現學生是否掌握這些特點；同時，「比較」必循某些角度、標準，選取特定角度或標準，必先對事物或概念進行分解，這正是分析的要義。

學生經常被詬病思想膚淺，既不能作較完整的論證，也鮮能就議題進行合理的分析和判斷，原因之一，是學生並不認識何謂「完整思考」，也沒有養成「完整思考」的習慣。不懂得比較，正是其中最常見的問題之一。

甚麼是「比較」？我們似乎一向都把「比較」的思考當做自然而然的，較少從思維的角度來設計教學活動，讓學生習得箇中的技巧。的確，大部分老師都在學校制度中過關斬將了，早就習得了「比較」而運用無礙，這學習的過程，或屬頓悟，或屬自然，總的一句，「學會了就是」。問題是，教育不能隨機，不能求諸自然，因此，有必要讓學生把握一些「思維的形式」，讓其有跡可循，讓其模仿，讓其習慣。

我曾借用統計學中「量度的層次」(level of measurement)來向學生展示比較的思維形式，不敢說那是十分恰當的借用，甚至有朋友提過會否「殺雞用牛刀」的疑問，我例認為，但求實用，但求讓學生有某種清晰的學習對象而已。

目下學生須習得的比較，大抵可分三種原型，可以作如下的表述：

A. 甲是這樣的，乙則是那樣的，甲和乙不同。
B. 甲是這樣的，乙是那樣的，甲比乙怎樣。
C. 甲是這樣的，乙是那樣的，甲是乙的多少倍。

A 型其實是「名義尺度」(nominal scale)，這一型的比較，只能比較相同或不相同，不能比較大小，更不能看其中的比例。一個人的性別，就屬於此類。只能比較兩人的性別是否相同，不能比較「哪個性別大」，更不能說「男性是女性的多少份之一」等。教授學生時，可以展示例句：

　1. 月球環繞地球運行，地球則環繞太陽運行，月球和地球運行的軌跡不同。
　2. 甲唱的歌風格變化很大，乙的歌則風格較為統一。

B 型是「序列尺度」(ordinal scale)，這一型所比較的，是按一定標準排定的順序，包括大小、先後、高低等。例如，奧運金牌的名次高於銀牌，銀牌又高於銅牌，但比較只此而已，不能說兩個銀牌低於/等於/高於一個金牌。其他例句如下：

　3. 甲牌子牛奶的味道很甜，但乙牌子的味道更甜。
　4. 菜牌上，麻婆豆腐這道菜旁邊有兩隻辣椒，宮保雞丁有三隻，水煮牛肉也有三隻，看來，宮保雞丁和水煮牛肉都會 比麻婆豆腐辣。

C 型則是「比率尺度」(ratio scale)，不但可以比較相同與否，還可排序，還可運算，計出倍數或份數。大多數可計量的，包括重量、長度、容積等等，進行比較時，都應視作比率，作出運算。例如比較第一次大戰中各國的傷亡人數，只說出美國的傷亡數字和德國的不同是不足夠的，指出德國的比美國的大，當然較好，若能說明某種比例，就更清楚。下面的例句，或適用於教學：

　5. 甲牌子的汽水，全年賣出五百萬瓶，是乙牌子的三倍。
　6. 這個組合的新唱片銷量，是那位歌手的新唱片銷量的五分一。

如果用內容相近的例句向學生突顯三型的差別，學生或更易掌握箇中分別：

A型： 記筆記時，有同學喜歡用黑色的筆，也有同學喜歡用藍色的。

B型： 用黑色和藍色筆記筆記的同學，數目比用其他顏色的多，但一時間不能肯定多出多少。

C型：經過調查後，知道用黑色和藍色筆記筆記的同學共有百分之九十，用其他顏色筆的同學只佔百分之十，所以，可以說，前者比後者多出九倍。

對不經不覺間習得比較的技巧的學生而言，當然不必如上述般大費周章，不過，對不少後進生而言，所謂培養思維技巧，其中一個入手點，可能是這些形式的展示，讓其模仿而已。

(原刊《教協報》525期，2007.06.11)

反基準試的鎗聲

反對基準試的第一鎗，是韓連山 打出的。

九八年，開始設語文基準的「先導測試」了，這是要抵制的，但教協只強調教師有權不參加，沒有發動全面抵制，當時也有一種觀點，認為那只是教師自願參加的，不好大力反對。事後回想，溫水煮蛙，杜漸防微，太多經驗說明，無論時機未到或錯失良機，後發而要制人，往往都要花更大的氣力。

二千年四月，先導測試過後，教育署要正式考試了，教協正籌劃對策。當時我們收到一紙傳真，要發起簽名運動反對基準試，並同時要求教協出手。發起人正是韓連山。和他通過電話，知道他在葵涌一間中學任英文科主任，取得他同意後，教協便接辦了聯署運動，最終更破紀錄的收集了三萬七千個教師簽名。

四月廿六日在何東中學舉行第一場語文基準試簡介會，我在《教協報》曾作報道，其中一節是這樣寫的：「......答問時間。一位中學英語教師率先發言，他表示對語文基準測試感到遺憾，聲言『我們有權選擇不考試！』，此語一出，立刻得到全場教師以掌聲和應。」這位教師，就是韓連山。

他發言完畢便返回座位，原來他就坐在我後排不遠處。當時我們只通過電話，並沒見過面。我轉身和他打招呼，握握手，並遞上名片。其後每一場簡介會，他全都搶先發言反對。到了五月廿七日的教協的反對基準試團結大會，教協更邀請他上台發言。從此，教師集會不會少了韓連山的份兒，不少教師也漸漸熟悉他那有點沙啞的聲音，那是韓連山的聲音，是反對基準試的鎗聲。

(原刊《教協報》524期，2007.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