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盛
我是在一個教師新聞組的常客，閱讀為主，較少寫，但有時遇著一些不吐不快的事，也有不得不說幾句的衝動。
最近，新聞組的朋友談起本周一宣判的「梁國雄、馮家強、盧偉明」案來，核心問題是公安條例的和平集會、遊行的申請制度是否合理。該案的主審裁判官在判詞中指，現行制度是「有限度的限制」，並沒有違反人權。
我則在思索，要申請的權利還是否權利？
也許香港人煙稠密，要有某種制度來讓警方協助維持集會和遊行的秩序，是應該的。要有制度，是否就是限制？是否就是申請？由制度到限制到申，似乎推論得太快，快得損及權利了。
另一個問題是，即使迫不得已，為了公眾利益，要對權利的行使有所規定，則在現行這種申請制度以外，有沒有其他制度可以協調，可以無損權利，或者較少損及權利，而仍然可以不損公眾利益的。
爭取修改現行公案條例的朋友，包括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就一再指出，「通知」的制度已經足夠。通知和申請可謂大不相同。
不過，目下的討論，似乎還較少接觸另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遊行集會不是寫意的事，為甚麼社會上某些階層的朋友，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以遊行集會來提出其訴求？是另外的一些人沒有訴求呢，還是另外的訴求已可在私人別墅的飯桌上、高爾夫球球局中、閉門會議裡提出，並得到許諾？甚至，不用提出，已心領神會？
走筆至此，我卻為一個用字的問題而猶疑再三。上面一段，我提到「飯桌」，我想，「飯桌」之後，我該用「上」或「下」呢，一時之間，也不易分得清。
本文原載於2002.11.29《教協教育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