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盛
審計署發表報告，提議把小學校工的工作外判，上星期日，香港學校書記及校工總工會召開記者會，反對審計署的建議，認為將令校工減薪三成半。
外判之風，早年在校本管理新措施推行後，已吹進教育界，不過，初時並不熾熱，現在審計署報告這樣說，若真的有更多學校把校工工作外判，則校工的處境便更難堪了。
表面上，外判工作，確為節省成本之道，對管理者來說，資源運用也較為彈性。一些學校，對一些特殊工作，例如花圃的種植和管理，需要比較專業的技能，聘請不到合適的員工時，也只好外判予專業公司。這些，表面看來，也的確無可厚非。
如果是因為工種特殊，則把工作外判，可視為一種分工的制度，或可較易接受，當然，這一個「接受」，中間還有兩個條件，第一，有關工作是否真的特殊到非經外判不能完成？第二，分工要分到哪裡，才不致淪為剝削？前一問題，關乎現實；後者則已接近學理思考了。
可是，學校卻千萬不應出現剝削的外判。比方說，若沒有上述的原因，而只為了管理人自己較大的運用資源的權力，則這是把外判後對校工的犧牲，看作增加個人權力的代價。更甚的是，為了節省成本，便把校工工作外判，則無疑是壓榨缺乏議價能力的員工了。前一陣子，教育署又要削減給學校的營辦資助了，一些學校管理人員便很委曲的，說唯有要削減校工的薪酬了。
為甚麼當總體資源遭削時，就先往最基層的，缺乏議價能力的校工開刀？其實，這便是看準工友反抗能力較小，成事機會較大，這樣，不就是斯凌弱者嗎？原來，天天教學生不要做的，卻身體力行的在向學生演示了。
再深一層想，應看得到，這是僱傭雙方的必然矛盾。上一學年的校工書記薪酬遭削問題，已催生了香港學校書記和校工總工會，可以說，矛盾已開始組織化了。一些管理人員，如果習慣了從高處看事物，較易忘卻僱員的身份，看不到為了省錢的外判，其實可以同樣適用於管理、教學、文書等工作。知識分子有所為有所不為，推己及人，設身處地，當知道濫用外判的是與非吧。
本文原載於2002.11.27《教協教育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