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衡正音運動

語言與思想密切相關，隨之而來的是語言政策的權力和政治。最近台灣陳水扁政府在「國語」問題的動作，明顯也在利用語言的政治性質。在香港，殖民地時期以來經年累月的教學語言的論爭，本質上就是一個政治操控和教學效能糾結的問題。任何教師也不會不明白教學語言對學習效能的影響，但因為種種政治因素，才會落得今天錯誤重重的母語教學政策。

使用英語作為教學語言的錯誤，也不只是教學效能的問題。對身份認同、母語價值的否定，怎樣影響學生的成長，必須予以正視。兒童利用母語，本來就是最活潑、最生動、最有效。可是，到了學校，卻被告知一種外語，價值更大，更優越，是否流利自如反成次要。這其實是對學生身份認同的一種否定：家中習得的母語是價值較低的，應該追求的是較優越的英語。

這種語言的優越感怎樣影響學生的價值觀和身份認同，是應該深刻反省的。香港學生尤其悲哀，在殖民地時代，自身的母語受到貶抑，還可說是殖民政治使然；可是回歸以後，抑母語揚英語的政策，竟然變本加厲，原來可用母語學習的科目，也越來越受到以普通話作教學語言的威脅，在官方一統的「國語」面前，被否定，被視為價值較低的母語再進一步受到排拒。

其實，語言價值的升降、語言之間以及方言之間的變遷，有其本身的發展規律。不過，如同歷史，政權不會放棄其掌控。加上不時出現的「正音」運動，語言的發展已不純粹是「語用」的發展，而變成「肯定 v 否定」的權力運作。

不是說提倡「正音」的人刻意逢迎政治需要，這種說法可能流於不可論證的陰謀論。如同五十年代南來學者提倡學習中國歷史詳古略今，無論主觀意圖為何，其掏空學生對周遭時事政治的覺醒的客觀效果，卻為殖民地政權所歡迎。「正音」也可以起著一種否定與貶抑的效果。英語和漢語之間，已經有社會分隔的意義，即使在英語內部，也因為口音是否純正等等，實施著遏抑和褒揚的功能。

漢語也一樣，方言即使是活潑生動的，即使向來都和共同語有包容吸納的語言關係，但「正音」運動一出，卻對自然發展的語言規律產生不可忽視的干擾，何況，所謂「正音」，所根據的可能還是和語言規律相違的、強加的、甚至不少是個別學者隨意的標準。

「正音」不但不應等同矯正錯誤讀音，其漠視語言發展規律，實際和讀錯字音一樣。王亭之著、潘國森編的《廣府話救亡》（香港：粵語文化傳播協會，2007）是一本及時之作，書中除了王亭之的文章外，還收錄了不少作者的短文、學者的論文，都極具價值，值得關心語言政治和語文教師參考。

(原刊《教協報》521期，2007.03.26)

考評局的罪與罰：「將」和「可」的用例

傳媒報道，考評局加重了會考中使用手機等電子通訊器材的懲罰，如果考生在考試期間被發現沒有關機，有可能被取消該科甚至所有科目的成績。值得注意的一個地方，是這個新規定不是懲罰使用電子通訊器材「作弊」，而是懲罰「沒有關機」。

「沒有關機」不一定是作弊，「沒有關機」就是「沒有關機」，可能是忘記關機，可能是誤以為關掉響鬧即可，可能是誤開為關，也可能是關無可關，一些手帳，最多設定為不接收來電，除非拔掉電池，否則確實是不能關掉的。

也許難以追查是否作弊，所以考評局釜底抽薪，著眼於「沒有關機」，大抵可以省回追查的氣力。考評局的確有權制定這樣的規則的，只希望真的發現有考生沒有關機時，考評局該按情節量刑，不一定都處以最高刑罰，如同上述各種可能性，雖然「沒有關機」如一，但背後的錯誤還是可分輕重的。

值得留意的另一點在於刑罰。報道說，「可能被取消該科甚至所有科目的成績」，這一點和去年十一月考評局就相關問題諮詢教育界後的決定一致，但和本月初致考生家長的公開信並不一樣。

本月一日，考評局考試及評核部總經理許婉清女士向本年度參加中學會考和高級程度會考的考生家長發出一封信，說明上述的新規定。許女士這封信是這樣說的：「在考試進行時，考生如被發現未有關上電子/通訊器材…該考生將被取消全部科目考試成績。」直到今早，這封信仍然可以在考評局的網頁下載。

據今天傳媒報道，「可能被取消該科甚至所有科目考試的成績」，意思應該是：最嚴重者可被取消全部科目考試成績，這是最高的處罰，不是唯一的刑罰，在其下，有不同程度的其他量刑。可是，許女士在信中所說的「將被取消全部科目考試成績」，似乎沒有不同量刑的意思，讀者大抵會以為，一經發現沒有關機，便必然會被取消全部科目的考試成績。

「將」與「可」之間，差異不可謂小，除非考評局的詞典，和一般人所用的不同。果真如此，的確要說明一下的。本文無意說沒有關機不應視作違規，也沒有說考生不應因此受罰，只是，量刑要合乎比例，「可能被取消該科甚至所有科目考試的成績」比諸「將被取消全部科目考試成績」，是合理得多了。

我們的教育「去殖化」了嗎？

通過教育，除了獲取知識、培育情意、習得技能外，宏觀上促進社會流動，微觀則塑造身份認同，身份認同又左右個人觀察事物的角度和價值觀，因此，教育從來是政權必爭之地，其中的戰場，包括語言，也包括歷史。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的簡麗芳，專研戰後香港中學的中史課程，最近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其博士論文Hong Kong's Chinese History Curriculum from 1945: Politics and identity 《1945年以來的香港中國歷史課程：政治和身份》，值得中史科教師一讀，也是了解香港教育與政治的關係的朋友必感興趣的。

簡麗芳指出，抗日戰爭結束後，英國在港的殖民地政府尤其關注其統治被國共政治波及，特別是共產黨政權對港的影響，教育受到緊密的控制。適逢國內學者在四九年後南來，他們參與編寫中史教科書，建構中史課程，所採取的，都是較傳統的取向，內容詳遠略近，教學法則傾向以歷史的人物和事件教授學生從中汲取道德教訓，如此使中史科「非政治化」（depoliticised），也變得脫離時代脈絡（decontextualized），因為暗合港英政府的需要，該科因而也享有相對大的自主。

據簡麗芳的研究， 1975年教育署曾構思將中史科併入社會科，結合遇到中史學者和教師的反彈，指為殖民政府根除「民族教育」的企圖，結果合併不成，中史科如此又得享「太平」近四分一世紀。到了九九教改，隨著課程改革，中史科改革和選修也放上議程，於是又引發廿五年後另一次「護科運動」，幾經論爭，獨立地位得保，簡氏並以 2004年修訂中四五的中史科課例為據，說明護科成功。

護科意義，言人人殊，有人以為是「山頭主義」作祟，有人看出其中的理想和抱負，有人看成是專業自主，也有人看作個人地位攀爬之爭。這類分析，不必一統，但求擺事實，講道理，以有無教育效果，也就是學生受益與否的標準來論斷。

簡氏的研究，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中史一科也曾經遭到挖空處理，以致抽離現實，變成抽象的道德教材，與真實的時代無關，正好切合港英政府的政策需要。這固然未必是南來中史學者有心協助殖民統治者，但迴避現實的課程或教學策略，本質上就是把學生抽離於切身的現實，缺乏現實脈絡的客觀效果就是消解學生對周圍環境的關注，進而消解學生的身份認同和聲音。

其實，早至九零年代，港大比較文學系的M.A. Abbas，已藉著分析二十年代魯迅諷刺其時港督金文泰的一篇文章，指出文化、歷史和政治的複雜關係。據說金文泰愛慕中華文化，在殖民地上鼓吹漢學，卻正好用來對抗可以真正賦權人民的白話文化，換言之，M.A. Abbas認為，漢學反而可以成為殖民教育的工具了。這個分析，可謂與簡麗芳的研究遙相呼應。

如此說來，漢學本身，中史本身，是否難言價值取捨，其價值或功能，視乎誰來詮釋呢？這樣的說法，又會否太相對主義，太現象學了？我的中史訓練只有五年，中一至中三，中六至中七，自然不敢妄下結論。不過，眼看灌輸式的以國民教育為題的政治宣傳，竟能與一類言必稱國史教育的朋友的主張暗合，不免使我有點大逆不道的想起Abbas和簡麗芳的研究，更使我想起，回歸十年了，我們的教育在「去殖化」呢，還是「再殖化」（de-colonized or re-colonized？）

(原刊《教協報》520期，2007.03.05)

畢業生支取公帑 學系就該接受干預？

◎梁家豪

無線電視新聞昨天報道，教院副校長陸鴻基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小組作供說，曾就教院學術自由被教統局打壓一事，向教院校董會報告，但校董會說，因為教院畢業生都是支取公帑的，所以教統局有權干涉院務。

如果教院有這樣的校董會，難怪其學術自由不保了。

「教院畢業生支取公帑」的說法，估計是指教院畢業生入職公營學校做教師，其薪酬來自公帑的意思。這種邏輯的意思是，政府支付薪酬予教院畢業生，所以就有權干涉院務。這種「財大氣粗」的思想，其實十分錯誤。

首先，教院學生畢業後不是全部受聘於公營學校的，校董會如果連這一點也搞不清楚，也真的使人啼笑皆非了。如果即使不是全部，但大部份都受聘於公營學校，可是按他們這個荒謬的邏輯，干涉院務後卻影響全部學生，但沒有受聘於公營學校的畢業生的學業，卻不應該受教統局干預的，那麼，教統局的干預，是否過份了？

其次，教院畢業生不是每年都有相同比例受聘於公營學校的，那麼，是否比例較小的一年，受干預便應較小；比例較大的一年，受干預便應較大？值得再問的是，按校董會的邏輯，為了確保「公帑問責」的合理性，教院校董會是否每年要計量接受干預的比例？

再推論下去便更有趣。因為把薪酬來自公帑看作是干預的理由，則干預理應是落後於薪酬的，那麼，教院的師弟妹的學業受教統局干預，是因為他或她們的師兄姐受聘於公營學校的多或少，一人做事一人當，但教院的，卻受師兄姐入職公營學校的機會影響，這又是否合理呢？

師兄姐的薪酬來自公帑，師弟妹的學業便要受政府干涉，如果這個論點成立，那麼，全港大學的畢業生，假如有受聘於公營機構的，其原就讀的學系也要受干預了。這種邏輯，牽連不可謂不廣，包括畢業生多會在公營醫院實習或工作起碼一段時間的醫學院，包括畢業生受聘於資助社會服務機構或社會福利署的社會工作學系，包括不少畢業生受聘於律政署的法律學院，更包括來自不同學系的公務員。總之，追本溯源，政府可以按其各部門公務員以及各資助機構員工的畢業學系，編製一份干涉大學的清單了，「名正言順，理正氣壯」，連胡國興的調查委員會也可以停工，可為庫房節省三千萬呢。

這樣的邏輯太荒謬了，荒謬都不敢令人相信這是校董會的說法。所以，更應該追查下去，一查是否有這樣的說法，二查是否正式的說法，三查是誰說的。要完成這些調查，當然不能依靠校董會了，也不能依靠政府委任的調查委員會，因為，這不但是政府委任的，而且也是支取公帑的，那麼，唯有信靠立法會的調查了，咦，且慢，立法會的開支，不也是公帑嗎？原來，按那荒謬的邏輯，政府有權干預立法會的事務！

其實，已經很明顯，真正獨立的調查是十分需要的了，否則，香港的學術自由將不會有所保證。為了促請立法會議員贊同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事件的真偽，贊同調查，也不是信靠哪一方，只是，從已有的表面證詞來說，有必要進一步調查吧了。

如果你贊同立法會獨立調查，請到以下連結進行網上聯署，
http://www.petitiononline.com/hkied/
聯署聲明也很簡單，不過是一句：「應該成立一個立法會專責委員會調查政府被指干預香港教育學院的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事」吧了。

可以估計，為了封殺這樣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保皇黨的議員又會不問情由，雖理屈卻氣壯，運用他們的否決的一票了。作為他們的選民，作為香港的市民，是有權利向他們問責，向他們表達你的意見的，如果你贊同立法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除了到上述連結聯署外，也請你向你選區的議員發一封信，要求他們和他們的政黨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其實已是極其基本的要求吧了，贊同調查，並不是信靠哪一方，只是追求真相大白吧了。

教統局涉嫌干預學者的舊聞

陸鴻基在2月5日發給全校師生的《我和莫禮時》一文，披露了教統局官員如何干預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

陸說：『幾年來每每有教院同仁在報章發表批評「教改」或教育政策和施政的文章，隨後即屢有高官打電話來要求莫禮時「炒」這位那位同事。』這說法，和去年四月大學教育關注組提出的指控，以及十二月的一項報道相似，差別只在這宗舊聞不是發生在莫禮時身上，而是針對教院其他部門。

去年四月，大學教育關注組召開記者會，對教統局干預學術作出指控。當時，教統局回應指關注組「未能提出任何真憑實據」而予以否認。其實，教統局所謂沒有實據，只是視而不見，強詞奪理而己，大學教育關注組早已列舉證據，並見諸報道。

其中一宗，當事人就是陸鴻基的教育學院同仁，教育政策及行政學系的龐憶華副教授。去年12月22日《信報》有一篇題為《學者疑遭停任教校本課程》的報道，指龐憶華因為在報章發表文章質疑校本管理的政策，教統局不滿，最後更遭撤換培校董培訓課程。

龐教授任教校董培訓課程達五年，內容觸及校本管理。2006年2月3日，他在 《香港經濟日報》發表文章《校本條例耗費精力 學生無得益》，指責「校本條例」打擊政府和一些重要辦學團體的夥伴關係。《信報》的報道說，文章發表後，教統局官員曾電郵主辦該課程的持續專業教育學院表達不滿，指課程包含對校本管理的負面看法。到了9月，龐教授不被安排任教該課程。

《信報》的報道說，龐氏在接受查詢時，沒有正面回應不再任教的原因是否由於教統局的干涉，今天(2007.2.7)《香港經濟日報》報道，龐教授回應記者時稱從未受壓。龐教授的回應使事件更耐人尋味，應予徹查，因為，如果龐教授真的沒有受壓，應還教統局一個公道；如果他確因發表批評而遭撤換，則這便是徹頭徹尾的教統局干預學術的實例。

去年4月2日，大學教育關注組發表聲明，指「教統局官員曾不止一次向課程主辦單位負責人投訴某些講員的教材及其意見包含對政策的批評，與官方的口徑不一致，或對政策表現得不夠積極。教統局官員甚至曾因此要求撤換講員及更改教材。」(《關注教統局透過教研項目投標侵犯學術自主》)教統局當時回應說要「確保課程質素」(《學術自由正面睇》，2006年4月3日，教統局網頁)。

「確保課程質素」和「以保證質素為借口對付異見」，的確需要區分，公眾當然希望保證課程質素，但也不容借質素問題來打壓異見。於此，關鍵問題是，龐教授停止任教有關課程，和他公開發表文章批評校本管理的政策有沒有關係，教統局和持續專業教育學院是應該向公眾有所交代的。已有議員要求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開會了，對於龐教授的遭遇，立法會有責任調查。(2007.02.07)

促進學習的評核，向大學取經

評核是各門教育學科的顯學，因為評核的主要功能在於判別學習是否達到標準，如同法院的判決，影響巨大。在國外，升學就業競爭相對較小，但評核的地位仍然重要；在中國（以至東亞），升學壓力之大，社會攀升之難，益使評核風險增大，如此便塑造了「應試文化」。

大學一年級時，從高年級學長聽來一句「不用怕考試，教授不會肥人」之類的話，所以全無應試之心。我是應試文化的產物，在中學會考的一年吃過「讀書不為考試」的苦頭，之後改為緊緊把應試和讀書劃上等號。沒有應試的目標，自然以為也不必讀書，結果，一年級期中，歷史科的一篇小型論文寫得差極，被教授召去訓話，他警告說，成績繼續若此，必定升不了級。

這時我才知道學長的話只說了一半，「不用怕考試」不表示不要用功做好平時的功課，慢慢，更開始明白，做好平時的功課，就不用怕考試了。我記得，到了學位畢業考試，其中一道題目限定了作答的角度，我並不同意這個角度，於是花了相當的篇幅提出質疑，反對題目的角度，然後就自己認為應採取的進路作答。學長那句話竟然是真的，這次考試的成績我仍然及格。

做好平時的功課，可以讓學生啃出求學的滋味，大中小幼皆如是。不過，平時功課也不是沒風險的。大三時提交過一篇期中論文，負責批改的導師竟然不明白論文中的理論，還露了底，以早給學術界否定的錯誤概念作為評改的標準，寫下了使人啼笑皆非的按語。我看著發回來的論文，心想這回一定不及格了。不過，原來，按「批改作業心理學」，「無料到」的導師也不會「肥人」的，對自己不明白的作業的安全評分，是中庸或中上的評分，評為不及格，只會徒惹爭議，萬一自暴其短便大事不妙。
　
如果說總結性的評核是終審裁決，則平時學習過程的評核便是終審前各級法院的判決，的確有可能被修正而有所爭議的，這不但是評改者關心的問題，也與學習也有莫大關係。其實，如果學生不把教師發回的評核成績視為必然，反而會提出反對、詰難，評核已在促進學習了。

有人說，學生聽課聽得笑了，表示他已聽課；同理，我會問：學生若要反對教師的評核，是否表示已在思考了？按此類推，給學生一個反對的機會，也就是說，讓學生參與評核自己的成績，是否已在促進學生學習？
　
香港教育學院的梁佩雲和張淑賢編著的《導向學習的評估：教育實務匯編》（香港大學出版社，2007年）共載列卅五個在各大學中應用過的評核實例，箇中不少就引入學生自評的元素。例子雖然在大學應用，但對中小學也有參考價值。我經常以為，我們長期在應試文化中沉浸，若要施行更多的促進學習的評核，是要向幼兒教師取經的，梁張二氏這本書出版後，我們學習的對象可以推展到大學教師了。

(原刊《教協報》519期，2007.02.05)

教育學院正名運動勢將持續

一月卅日中午香港教育學院的「正名」論壇，已經沒有了上周五集會的那種怒氣沖沖的態勢，而表現得有理有節，上下齊心。兩位前任講師羅羨儀和陳誠禮近日先後在《明報》和《文匯報》發表文章，對學生在上周五集會的表現有所憂慮，誠然是出於對教院學生的愛護，但以「正名」論壇所見，院內師生還是知所行止的。

一所高等學府出現這樣的風波，管理階層的責任，包括由校董會以至校長、副校長等主要行政人員的，都不可推卸。問題是，如今校長與副校長等明顯採取了爭取「正名」的立場，院內教師已經成立小組，部署聯署、刊登廣告聲明等行動，學生會、院內教師工會也聯繫政黨、高教界選委、工會等，爭取廣泛支持，以目下凝聚的動力計，政府及大學資助委員會一再拖延教院正名，即使暫時不致適得其反，也為曾蔭權政府的管治製造了不斷的衝突危機。

副校長陸鴻基在「正名」論壇結束前提出要成立師生聯合的爭取正名工作小組，其意義就是在根本上否定教院校董會成立的「正名工作小組」，換句話說，這已經是一個校內管治的認受性危機。無論陸氏主觀上是否具有這個否定認受性的意思，但觀乎論壇中五百師生對正名大學的強烈訴求，看來校董會以至委任校董的行政長官，必須及早檢視教院校董會管治的認受問題並作出修補，如果曾蔭權際此選舉的敏感時期而要置身事外，非但不能彰顯其自封為「政治家」的本色，反而會讓火勢繼續蔓延。

論壇上陸鴻基和校長莫禮時已經清楚臚列教院正名的理據，並對政府拖延的理由逐一反駁，政府如果沒有合理回應，而仍然像教統局局長李國章一樣強詞奪理，只會招致教育界更大的反感。香港教育學院及其前身各所師範學院的畢業生，遍任幼稚園、小學及中學的教師。教統局行政霸道導致教師壓力過大，爆發了去年一月廿二日的萬人教師大遊行，教統局雖然已稍作收斂，但教師的怨憤和壓力並未根除，教院「正名」如果不能得到公正處理，大有可能演變成教師維護母校，維護專業的更大型抗爭。(2007.01.30)

要有足夠午膳和備課的時間

教師究竟有多少午膳時間？多少備課時間？

幼稚園的教師，沒有空堂是常例，甚至午膳時間往往也極為短促，只得十五分鐘之類並不罕見。對大中小特的同工來說，可謂匪夷所思，卻是幼稚園校長和教師一直以來所受的苛待。主要原因，是經費緊絀，經費緊絀又緣於政府資助的計算，以及惡劣競爭的市場。

午膳時間是整理思緒的空間

一天辛勞之中，如果有時間可以稍為休息，整理一下思緒，對個人身心，對教學工作，對專業能力，都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說，以幼稚園的現狀而言，要求教師有空堂是過於奢侈的話，則要求一小時的午膳時間，又會否過於卑微？

中小學也有惡化的趨勢。小學全日制實行，不少中學要求學生留在學校吃午飯，導致教師要管理學生午膳的秩序。較理想的，是把學生午膳前或後的一節編排為負責教師的空堂，以保持一個真正午膳的時間。也有學校通過輪值的方式，讓教師不必天天都要因管理學生午膳而沒有時間自己午膳。

當然，也有教師和學生一起吃飯，認為這個時間是建立師生關係的良機；也有教師慣於快快吃完飯，爭取時間繼續工作。這都是值得欣賞的，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利用午膳時間稍為歇息的意義，更不能變成通則，要所有教師都沒有午膳的時間。

對幼稚園的教師來說，要爭取足夠的午膳時間；對中小學和特殊學校的教師來說，要防止失去足夠的午膳時間。防止失去，要在時間表上有所規劃；合理爭取，對象不在個別幼稚園的管方或校長，主要還是政府資助的人手計算出了問題。

至於備課，對教學的影響就更為鉅大。

備課時間應該正式規劃

單向教學的備課，無可否認較為簡單。不過，事實上是沒有純粹的單向教學的，再單向的，也要照顧學生的反應，講授完一部分後，也要看學生是否理解或怎樣理解才接續下去。如此，便必須事先對學生的不同反應有充分的估計，以便構思因應甚至先導（pre-emptive）的教學策略。備課的作用便在於此。

當前的教改，要求課堂互動，要求教師處理學生差異，要求更多的形成性（formative）課堂評核，都對備課有更大的要求。可是，工作量不斷增加，文件、會議洶湧而至，處理所需的時間，最易或最先搶佔備課時間。教師於是變得吃力不討好。

部分學校設有共同備課節，但和需要作深層及仔細思考的備課不同。共同備課教節通常是教師的備課會議，那已經是個別教師對課題有所預備後的共同分享。共同備課節和個人備課時間是不同的。

教學，是學校工作的核心，教學不能失場，所以重視時間表裡的上課時間。不過，只有上課時間而沒有備課時間，教學也會失色。因此，備課時間其實也要有所規劃，讓教師有時間為各種教與學的互動做好評估和準備。即使因人而異，也要有一個平均數字，例如，為一個新課題預備，是教學時間的若干倍；舊課題所需的時間，則應可較少，但決不致於完全不必。

減輕壓力過大，時間管理是一個入手點。對幼稚園來說，首要讓教師有足夠的午膳時間；對中小學或特殊學校來說，是讓教師有充足的備課時間。

(原刊《教協報》518期，2007.01.22)

死亡不應與教育絕緣

聖誕和新年假期剛過去，但死亡的訊息沒有因為節日的歡樂而停止過。

　 台灣地震過後，新聞片段播出年邁的母親失去家人的傷慟。
　 本地新聞：一名少女因為男友提出分手而自殺。
　 美國，鎗手衝進學校鎗殺一名學生。
　 國外，先後有兩個少年看了處決侯賽因的片段後模仿問吊死去。
　 台灣，汽車的玻璃窗卡死了一名小童。

比起其他學科，香港學校裡的死亡教育是低度開發的，我們對死亡的認知也止於經驗和宗教，似乎我們的教育是與死亡絕緣的。或許受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儒家傳統影響，或許出於一種自然的對死亡的心理恐懼，或許是文化想像中種種死亡形象實在可怖，我們都鮮有談及死亡。

可是，不是我們唸唸有詞「看不見」「聽不到」，死亡就不存在的。每天，翻開報章，打開電視，死亡是新聞的必備元素；即使是虛構的電影、劇集、電腦遊戲，也大量充斥著死亡的情節。學校教育絕口不提死亡，只不過是讓位予媒體為學生塑造死亡的印象，問題是，學生似乎沒有充足的裝備面對媒體上的死亡訊息。

不要說學生，教師又何嘗有足夠的準備呢？

曾受過德育、生活教育課程訓練的教師或者好一點，在有關的課程中接觸過有關的課題，可以在有需要時輔導學生。其餘的教師，恐怕只能和一般人一樣，通過自身的經驗和宗教來理解或體驗，然而，對教授學生，這又是否足夠呢？

前年，中文大學的梁美儀和張燦輝合編了《凝視死亡：死與人間的多元省思》，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是生命教育以至通識課程中的一本上佳讀物。去年，香港大學的陳麗雲和周燕雯則編成《Death, Dying and Bereavement: A Hong Kong Chinese Experience》一書，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同樣值得推薦予教師參考。

嶺南大學的黃慧英，在上月也出版了《訪問死亡：大學生的生死筆記》（進一步出版），輯錄了她在嶺南任教「生死學」時學生的回應，也列出了她的分析和註腳。這本書提供了許多年輕人真實的感受和想法，可謂彌足珍貴，因為，死亡不但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或過程，也是由家人、友儕、社群以至社會共同構成的認知和思想，這種認知和思想，反過來會影響我們的人生。舉例說，黃慧英的學生在書中就一再提及，面對死亡後，會更為珍惜今天，更為關顧在世的親人。孔子的話應該倒過來，「未知死，焉知生」，這已是老話，一再有人提及了。

黃慧英在書中的自序也引述了死亡學學者庫伯勒羅斯（Elizabeth Kubler-Ross）的話，死亡是「成長的最後階段」。對死亡的認知和了解，是與生命分不開的。死亡教育，應該是生命教育的必然部分，缺乏死亡的認知，生命教育是不算完整的。因為，對相關的課程而言，無論甚麼名目，道德教育、價值教育、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等等，都應該納入死亡的課題。以死亡與生活關連之深之廣，我甚至開始相信，小童的學習，也不應自絕於死亡的課題。或者說，死亡，沒有應不應教的問題，只有如何教得適切的問題。

(原刊《教協報》517期，2007.01.08)

為甚麼評何漢權答問

問：評論何漢權的文章已經發表五篇了，每天一篇，由十二月十三日開始，已有五天。為甚麼這樣連篇累牘的評論他？

答：何先生是教育專欄作家，公開發表評論和感想，而且積極參與各種教育和政治事務，就他的言論和行事，作出分析和評價，有何不可？為甚麼要特別解釋呢？

問：畢竟，這種指名道姓的評論比較少有，感到奇怪而有疑問，不也很正常嗎？

答：對他的言行作出評論，完全公開，指名道姓，是負責的表現。很多教育評論，對人對事作出批評，但故意隱去姓名，可能為存忠厚，也可能想迴避責任，不必正面面對反駁，這樣的評論文化，不夠光明磊落。教育界中人這樣的文風，以後會作出分析。我自己就不想藏頭露尾，所以指名道姓之餘，也署上真實姓名，更歡迎指正或辯論。

問：但你這樣追纏下去，是否企圖傷害他的名譽，或者報復個人的私怨？

答：我認識何先生，但沒有私怨，也沒有動機詆譭他。其實，我的評論，有根有據，若有錯謬，歡迎指正，如果評論有其道理而使他的名譽受損，根源也在他的言行而不是評論。也請留意，評論所及，都是他參與公共空間的部份，私人部份，我倒沒權也沒興趣說甚麼。

問：可評論的話題很多，你為甚麼只針對他一個人？

答：我撰寫評論多年，涉及話題不少，何先生的言行，只是眾多評論對象之一。當然，本欄《沒大沒小》開始，適逢其會，在選委會選舉之後，以選舉作話題，也很自然。其他現象、眾多人和事，是非當前，沒大沒小，能力所及，我都會一一細論，何先生的言行所提供的，無論幸運或不幸，適逢在前列而已。

問：可是，你是教協副會長，你的文章，能保持客觀中立嗎？

答：客觀，就是要講求論證是否充份，論據是否足夠，是否客觀，是以文論文，還是以我的身份斷定呢？箇中答案，我想不必費唇舌說了。至於中立，我並沒有刻意追求一種「各打五十大板」的中立。作出批評，當然有價值取捨在內，除非不能肯定是非傾向，否則為求中立而中立，只能是另一種虛偽，真誠與虛偽之間，我寧取真誠。有些文章，曖曖昧昧，不正面評論，沒充份引證，只求引導讀者的聯想，虛偽矯飾，不負責任，很要不得。

問：但你既然是教協副會長，這次是否教協跟何漢權或他任副主席的教育評議會對著幹？

答：我的確是教協的現屆副會長，但這系列撰文，事前既沒與教協中人商量過，事後也文責自負，與教協無關。大家閱讀時，如果因我在教協的身份作出推測，反而忽略評論本身，並不恰當。其實，我在選舉後才開始發表評論，就是不想被曲解為打擊他的選情。至於與教評會的關係，是兩個團體的事，不必由我置喙。其實，就事論事，不必隱瞞，教評會的意見，我有不同意的，也有同意的，例如他們對校本評核的意見，就合理得多。

問：可是為甚麼又不見你寫同意他們的文章呢？

答：朋友，選擇甚麼內容為文，屬於言論自由範圍吧。或者，我受到中國評論傳統中的指瑕文化影響，我相信，揭示虛妄，指出錯誤，更為重要。客客氣氣和稀泥，表面和諧暗裡鬥爭，都不會是我的選擇。這樣吧，就文論文，請繼續閱讀吧。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8)

願何漢權不必再貌似勉強

梁家傑正爭取足夠的選委提名，以便特首選舉有所競爭，有競爭的特首選舉，正是本屆選委會選舉的一個焦點，教育評議會的何漢權先生向來義正詞嚴，原來他也贊成特首選舉要有競爭的。

他說過：「特首選舉的最低期望，就是必須要有投票過程」，「沒有競爭對手、沒有政綱、沒有被質詢過程、沒有投票過程的特首選舉，在胡溫大格局的政治管理當中，相信也沒有道理存在。」

不過，不要誤會，不要因為何先生這番支持有競爭的特首選舉的話，便誤會了他會支持梁家傑。這一番話，去年五月七日見諸《香港經濟日報》，是針對去年的特首補選的。

今年支持誰，何先生說還沒決定。選舉前被記者問及支持哪位特首候選人，他說是這樣答的：「會公開向業界尋求意見、再看看、聽聽候選特首在諮詢會上的答辯，以及競選政綱的可行性，方能下個決定。」(《信報》，2006.12.16)

這樣的話，義正詞嚴，永遠正確。不過，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抽象道理，最易用來迴避現實裡的是非選擇。

去年曾蔭權爭取提名時，雖然被何先生評為「都是拿出貓紙，照本宣科，…臨急趕功課，難見…清晰的教育理念與見解」(《香港經濟日報》，2005.6.25)，可是他還是提名了曾蔭權，箇中原因，口口聲聲要公開向業界諮詢的何先生，似乎還欠選民一個交代呢。

梁家傑即將發表他的教育政綱了，報道說，政綱中包括小班教學，而小班教學，正是何漢權參選選委的首項訴求。看來，這將帶給何先生很大的困難，除非曾蔭權的政綱也包括小班教學，否則，何先生怎樣交代捨梁取曾，的確令人擔心。

不過，或許根本不必擔心的，說不定，何先生會加入提名梁家傑呢。又或者，上述的向業界尋求意見的話，根本抽象得很，單看「政綱的可行性」這條尾巴，已足夠發揮了。當然，最好的是，曾蔭權也以小班教學為政綱的項目，何先生投向曾氏懷抱，便多一個理由，不必像去年那樣貌似勉強了。

世事難料，我也但願上述擔心是多餘的，只是，何先生言行的落差，又說明這種擔心有其依據呢。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7)

何漢權顛倒自己的直資觀點

直資問題，是香港教育的一個爭議焦點。

二○○一年末，前任特首董建華爭取提名競選連任前三個月，選委之一、教育評議會的何漢權先生撰文指，直資政策為董建華任內的一項主要政績：「直資學校……等學校體系的建立，迫使絕大部靠吃阿公的官津補的學校，要認真考慮及面對保值、甚至增值的老問題，制度上的多元化辦學與學校多元化教學的實施，會起著正面的相關作用。」(《香港經濟日報》2001.11.17)

兩個月後，即特首選舉提名期開始前一個月，董建華會見了教評會的選委。之後，何漢權再發表文章，直資是「教學管理的一種突破」，原因之一，「香港現今的官津補的公營學校，並未能提供學生在學習上的多元選擇，當中包括師生比例、課程內容、教學語言以及其他有關教學套配。」(《香港經濟日報》2002.1.23)

其實，直資問題，應該細分為「資助學校轉直資」和「新成立直資學校」的問題，應該研究「教育管理放權與資助」、「教師專業和職業保障」、「專業問責或市場問責」等不同關係。何先生沒有深入分析，就呼應著政府宣傳上似是而非的觀點。

到了本年六月，政府推出中學殺校政策，引起很大迴響，何先生便轉了口風，批評起直資政策來：

「直資學校制度亦愈形鞏固，教學語言、師生比例以至教師薪酬，一概可以彈性處理。於是，英語教學、師生比例低開、課程彈性靈活等，都拜政府政策獎勵之賜，具一定的吸引力。家長選擇直資學校，總勝過半生不死的第二級、或者是第三級官津體系的中學！學校的森林定律已經被驗證，轉到直資的傳統名校，吸納人才與錢財，先喝收生的頭啖湯。」

在董建華時代，何漢權大力推許直資政策，到了曾蔭權主政，同一政策卻受到他批評，未知是體現「人一走，茶就涼」的道理呢，還是長期撰文月旦香港教育政策的何先生太後知後覺呢？

就直資問題，何先生這樣說過：「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裏，要將事情的顛倒「道理」再顛倒過來，花費的力氣特別大。學校轉制成直資是其中一例。」(《香港經濟日報》2002.1.23)

然而，還看他的大作，何先生顛倒自己觀點，似乎並不困難，所花的力氣不需要很大吧。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6)

何漢權和曾蔭權

教育評議會的何漢權先生，長期在報刊發表評論，最近又再度獲選為選舉委員，負責選出行政長官，查閱他在上屆選委任內怎樣評議曾蔭權，很有意思。

2006年10月14日，何先生質疑曾蔭權的《施政報告》「是否真的如此貨真價實，如此對教師群眾深表敬意」，該文以「特首派錢連任，教師無福消受」作結。(《香港經濟日報》)

2006年5月30日，他撰文批評曾蔭權的「親疏有別論」，指為「講求實質的利益交換」的產物，並「盼望特首在巡視學校的時候，千萬不要提親疏有別論。」(《星島日報》)

2006年4月8日，他諷刺曾先生做了行政長官才以父親的花瓶來彰顯孝德，質疑曾先生會否「但求政府議案獲得通過，任何行事原則都不需計較？」，甚至因為曾先生親吻樞機戒指，而懷疑起政教分離的問題。在這篇文章裡，何先生最後更發出「看現今的社會大氣候、是黑白混淆」、「價值教育難伸」的感嘆。(《香港經濟日報》)

2006年1月21日，他揶揄曾蔭權聘任政治化妝師：「抓緊輿論陣地，權力就可奔放，黑白隨意，可攻可守。風起雲湧的政治，一日也嫌長，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永久的敵人，彼此化裝共處，自然得很。」(《香港經濟日報》。按：不能斷定何先生用「化裝」代「化妝」是寫錯字或另有深意。)

2005年10月22日，對曾蔭權上任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敬師」的部份，何漢權評為「過於敷衍」。(《香港經濟日報》)

2005年6月25日，何漢權寫及兩次以教育界選委的身份與曾先生的會晤：「兩次的晤談時曾先生都是拿出貓紙，照本宣科，講出教統局近年推行的大計，講出政府對教育的投資不少，臨急趕功課，難見特區掌舵人有清晰的教育理念與見解，意料之內！」(《香港經濟日報》)

從何漢權這些專欄評論所見，他似乎對曾蔭權很有意見，反諷揶揄，直接批評，兼而有之。可以留給讀者的，是一派批判者的印象。然而，以上所引，僅為「言論」部份，實際「行事」呢？原來，在去年六月的行政長官選舉中，即使在爭取提名時曾先生沒有令何先生滿意，何先生仍然行使了選委的權力，提名了曾蔭權。 (《文匯報》，2005.6.15)

這種言行落差，應該怎樣解釋呢？縱使不滿，也會提名，是因為何先生口口聲聲所不齒的政治實利嗎？還是埋堆團體，個人獨立意志無從體現呢？對曾蔭權上任以來的表現，何漢權雖鮮有好評，未知在接著的選舉中，又會否仍舊口裡說盡不滿，實際提名如故呢？或者，何先生唯有希冀，曾先生這一次不再使出壓倒性提名的一招，那就不必重演言行落差的活劇，不必在專欄文章把自己「化裝」為一個批判者，在實際政治中又雙手奉上自己的一票了。(按：塗脂抹粉為化妝，與解作假扮的化裝不同。以上「化裝」一詞，沒有別字。)

於此，我倒想起錢鍾書在《讀伊索寓言》：「蝙蝠碰見鳥就就充作鳥，碰見獸就充作獸。人比蝙蝠就聰明多了。他會把蝙蝠的方法反過來施用：在鳥類裡偏要充獸，表示腳踏實地；在獸類裡偏要充鳥，表示高超出世。」這篇文章曾經收入中學會考的中文課程中，當時有意見認為對中學生過深，如果學校今天仍想教授該文，看來是可以請何漢權到校現身說法一下的。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5)

何漢權為語文基準試「小罵大幫忙」

行走江湖，必須習得兩三度散手，以便遊弋於權勢和民眾之間，博取每一分的好處。選舉時期要面向選民，當然要以不怕權勢自居，要自稱為選民代言；非選舉時期，則又會向權勢靠攏，靠攏得來又要不致太突兀難看，「小罵大幫忙」，是為傍身一技。罵，是為塑造不怕權勢的形象，但為了要從權勢處得到利益，千萬不要罵中要害，所以要「小罵」。

以語文基準試政策為例吧。整個政策的要害，就是設立一個考試，讓輿論年年追問，教師及格率為何，以個別成績，抹黑整體教師。二○○○年中，三萬七千教師簽名，六千教師請願，要求撤銷語文基準試，反對否定現職教師的資歷。

設立或撤銷，是政策論爭的關鍵，這是「大」，先同意了設立考試，便是「大幫忙」。二千年教師大請願前，教育評議會的朋友便召開記者會，該會副主席何漢權提出「語文基準方案應由基準測試﹑培訓課程和豁免機制構成。即豁免具相當學歷及教學資歷者﹑讓教師選擇受訓以達標﹑以及參加基準測試﹐三者應同步展開。」(《大公報》2000.6.7)大談培訓、豁免，就是掩護考試，用心良苦。

「大幫忙」之餘要「小罵」，罵甚麼呢，罵不夠完善，罵倉卒推行。報道指，何漢權認為「政府的語文基準方案未完善，新入職教師及在職教師亦應獲得平等機會，故此他建議政府應在明年中後，方讓新舊教師一起進行測試。」(《星島日報》2000.6.7)罵新舊教師沒有平等機會，罵考試推行太快，卻沒有罵設立考試的根本問題，正是「小罵」，「小罵」的功能，是「大幫忙」：既然平等，現職教師也應考吧，既然太快，那就明年中才開考吧，總之，就是同意設立語文基準試。

何先生自然有權施展「小罵大幫忙」的伎倆，可憐的是，到了選舉期間，他又搖身一變，為自己塑造一個反對語文基準試的假象了。今年的選委會選舉，他的宣傳單張中有這樣的一句：「當學生語文水平下降，矛頭就直指教師，語文基準試就橫放在教師眼前。」他並聲稱這是「很多前線同工的心底話」(《星島日報》2006.12.12)。

對的，這是教師的心底話，可惜，何先生這番話，說遲了六年，六年過去了，何先生這樣說，大抵希望沒有教師記得當年他贊成設立語文基準試，贊成為現職教師「橫放」這個考試吧。何先生是一位歷史教師，他會明白，歷史是會橫放在他這種希望、這種伎倆之前的。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4)

參選前後何漢權的變化

選舉委員會選舉過去了，但仍有一些紛擾，例如選票設計會否誤導選民 等等，當然，這次選舉的結果，大家還是承認的，如果不承認 ，可提出訴訟，起碼要求重點。


據悉，開票時，有落選人士，要求重點榜末當選者的選票 。這是合法的，也由此可見競爭激烈。不該推測這便有傷和氣 ，覆核選票，只不過是小爭小吵，和政策辯論時的小罵大幫忙一樣 ，也和家裡小孩爭吵相同，只要大家長最後召集，還是會歸隊的。


這倒反映出獨立的可貴，看成是選舉映照眾生的作用也可 。有人說選舉是一面照妖鏡，我卻以為言重了，因選票而來的種種動作 和言論，只不過是為了選票，其實，民心向背，是非標準 ，大家都清楚，只不過由於大家長的呼召，一些朋友只好閃爍其詞 ，以便將來看風轉向，以示自己還是站在民心的一邊的。


2000年中的語文基準、2004年末的小班教學政策辯論 ，都是很好的例子，比對某些候選人「走位靈活」，深明選舉的大義 。例如，2004年12月14日《星島日報》他的專欄裡 ，教育評議會的何漢權先生，便這樣議論小班教學的立法會辯論： 「大班或小班，一班人數是四十抑或三十，倒與教學的效果 ，沒有必然的關係。」、「做廣告的，必須要懂得運用語言 ，操弄語言，這樣，產品才能打動人心。做議員的，又何嘗不是 ？於是，以「小就是美」為題，在報章上撰文，大力推銷小班教學 ，結果是一擊即中，立法會經已通過全港中、小學要分期全面推行小班 教學了。霎時的美，能長久嗎？」


到了這次選委選舉，「小班教學」卻變成他們政綱的頭等項目 ，一班之中的學生人數，忽然又變得有關係極了。「因事制宜」 ，並不稀奇，因為，朋友，不是甚麼，這是選舉呀！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3)

公平勢將擊退均等

──校本評核的難題
◎梁家豪

校本評核的爭議中，一個仍未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如何結合校內持續考試和公開結業考試。一般而言，校內考試具有「形成性」（formative）的性質，成績提供的訊息，讓教師掌握學生的進度，從而作出因應，因此往往在學期中「持續」（continuous）進行，以便逐步收集學習進度的訊息。公開結業考試，則是「總結性」（summative）的考試，作用在評估學生所學，成績反映學生的水平，並且是通過和歷年考試和同輩成績比較得來的，因為是總結性的，所以往往安排在結業階段，而且往往是一次過的。

公開試重視公平公正，風險高的考試尤其重視。眾所周知，香港學生的公開考試，因為決定了學生的升學機會，也即影響學生的未來，長期以來，均以公平公正為首要原則，中五結業的中學會考如是，中七的高級程度會考如是，未來新高中學制下的中六結業試，合中學會考和高級程度會考於一身，風險只會更高而不會更低，公平公正的要求也就仍然或更加嚴格。

有一種誤解，以為廣泛推行校本評核後，因為校本評核是持續的，所以便是形成性的，其實，形成性的往往是持續的，但持續的卻不必然是形成性的。因此，新制度下的校本評核，和一般的校內持續考試不同，可以肯定的只是，學期中持續引入的，是帶有總結性的高風險考試，要求教師公平公正地以學生成績優劣排次，基本作用是篩選（selection），在校內是否具有這樣的時間和資源達到公開試一般的公平公正，已是疑問，更重要的是，教和學的空間將會進一步萎縮，教師因應學生進度施教便更為困難。

教育改革要求教師因應學生差異施教，校外評核的一個視察重點，就是有沒有照顧學生差異。教育，而不是篩選，是當代教育均等（educational equality）的一個重大價值。針對後進學生，調動教學資源和機會，即所謂「積極分歧」（positive discrimination），已成為當代教學資源分配的重要原則。問題是，政策上的「積極分歧」，或者還會因為得到社會認受而肯定（legitimate），不會遇到公平公正的挑戰，但學校之內、教室之中的「積極分歧」，隨時會被質疑是否公平公正，會否影響考試成績。教師有此擔心，也是不無道理的。

當然，專業講求判斷，遇到質疑自然可以合理辯解，不過由此而耗費的心力，也是可以預期。君不見考評局已早在去年中，聲稱邀請廉政公署介入，嚴防校本評核作假嗎？孔子講求因材施教，弟子子路和冉有提出同一問題，但孔子給予不同回應，是因應二人品性差異提供的答案。如果有一個高風險考試在背後，若遭狀告，孔子極可能也要到廉署喝咖啡解話去。令人擔憂的是，趨吉避凶，是人之常情，現實教學中，教師為免瓜田李下，往往會傾向公平公正，積極分歧、因材施教，勢將因為廣泛引入校本評核而消亡。

上期本欄介紹美國資深教師Rick Wormeli的一本教學技巧書籍，他的最新著作《公平常常不是均等》（Fair isn't always equal: Assessing and Grading in the Differentiated Classroom），或者值得鼓吹廣泛引入校本評核的朋友細讀。

(原刊《教協報》516期，2006.12.04)

演講嘉賓被拒諸門外

◎ 梁家豪

朋友相告一件校務處書記將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講者請走的奇聞。

工作坊安排在某周六的上午，全校老師都到齊了，或在舉行工作坊的活動室，或在教員室等候，只有負責聯絡的老師因病請假。工作坊開始前十五分鐘，講者來到校務處，找負責聯絡的老師。踫巧校務處當值的只有一位書記，她答該位老師不在。講者說有一個工作坊安排了。書記說紀錄上沒有。講者請書記查一下，找校長或其他教師問一問。書記撥了兩三個內線電話後，說因為是周六，教員室沒有人，反問講者是否約錯了時間。呆了超過五分鐘，見不得要領，講者只有離開。

原來當時校長為了爭取時間，利用工作坊開始前的十分鐘，召集全體教師到活動室去開簡短會議，順道等候講者，所以數個教員室都沒有人聽電話。最後當然等不到講者，還要致電講者連番道歉，全體老師也白走了一趟。

事後校長大興問罪之師，卻只落得一個「羅生門」的結論。因為，負責老師說早已在每天行事曆的檔案夾中放置了一頁文件，但竟然不翼而飛，書記小姐卻說從沒看過這頁資料，自然無從得知有工作坊，況且即時又找不到任何人查詢，唯有如實向講者說明，是講者自己決定離開的。

朋友說，負責的同事的確可能沒有紀錄的，因為他一向都不大重視文牘工作，況且當天病了，請病假時可能忘記交代一下。書記小姐則向來是「按章工作主義者」，問一句答一句，不會多說半分，不會主動協助解難。更大的問題是，負責的教師因為印刷試題的一點紕漏，早兩天和書記小姐吵過嘴，批評她工作失誤。朋友說，這一次很有可能是書記小姐乘機回敬的。

政府委任的委員會說，教師工作壓力過大，主因是非教學工作增加，調撥到學校行政工作的資源看來將會增加，校務處將會更為吃重，校長或負責的老師，必須及早處理好各種協調問題了。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由教院外有中學生吸煙說起

◎ 梁家豪

十一月九日下午，我看到三、四身穿校服的中學生，在香港教育學院大埔校園正門外不遠處，旁若無人的吸煙。看樣子，大抵是到教院參加活動後，在校門外集合正要離去之類。

我當然不知道這些學生這樣公然吸煙的原因，我猜，他們是清楚「教院是無煙校園」這個訊息的，也正因如此，也只好在正門外肆無忌憚地吸個夠，或許是「示威」，或許是「頂癮」。

並非原則上反對吸煙，但一個人吸煙卻逼另外的人吸二手煙，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況且，如果煙癮來自那種虛假的但為年輕人所追慕的吸煙者形象，例如所謂「有型」、「反叛」或「成熟」之類，則無寧是比較可惜的。

更可惜的是，當年輕人有了煙癮後，學校可以做的已不多。美國癌病學會指出，要成功戒煙，必須得到專業支援。有調查指出，十歲至十八歲的吸煙青年之中，約四份三的人自覺很難戒煙。家長和醫生的協助，至為重要。

可做的不多，但仍然有做事的空間。學校可以在預防上擔當一定角色。其實，即使我們怎樣說教育和家庭失效，學校和家庭仍然是年輕人習得價值的重要途徑。清清楚楚地指出吸煙對身體健康的禍害，而不是單單的用權威反對吸煙；用事實說明，而不是恫嚇，對年輕人，恫嚇只會招致反彈。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搞笑與文革

◎ 梁家豪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致群劇社重演《人啊！人》。

原來，已接近年底，在匆忙的生活中，方才發覺，今年沒有太多的文革四十周年的討論。是官方刻意低調，還是我們已開始習慣忘記？

致群今年的演出，比起二十年前同一劇目的演出，明顯的對文革多了描述。導演說，年長的觀眾，都知道文革是怎麼的一回事，加強文革的情節，是以年輕一代為對象的。據說，學生專場的反應也不俗，已成功引起不少學生的追問。

在文革情節的場面，該是因為太荒誕了。上綱上線的批鬥邏輯，像階級敵人放個屁也比人臭，那是典型得脫離現實的革命文藝美學盛行的年代，現在看來，都是惹笑的場口。

笑，當然也有血淚，也許我過慮了，我事實是另有擔心的。面對沉重的歷史，該笑嗎，能笑嗎？我不知道。或者沒有一定的答案，不少人都笑不出來，但不少人，甚至是過來人，像《幹校六記》中的楊絳，像電影《一個美麗的傳說》，歷史的慘痛，在笑意中更彰顯。

可是，與此同時，沉重的歷史竟然變得輕鬆，特別對香港搞笑文化中成長的年輕人來說，會否看待為另一種荒誕的笑，笑得太自然，笑得太輕鬆，笑，或許已成為世界觀的必然部份。

我還記得，年前前進進劇團演出《奧利安娜的迷惑》(Oleanna)，暴力的場口，竟然也引來觀眾席上的笑聲。或者這是劇院演出的使然，舞台的疏離，加上了情節的荒誕，變成了疏離，過份輕鬆的。也許必得用小劇場的迫力，才能維繫沉重的感受和深刻的思考。

對，我的確過慮了。我們必須思考的是，任何歷史，都有一個積漸的過程，即使是革命，即使用「爆發」形容，其實也有一個過程。面對過去，我們笑了，笑意之後，深思還尚餘多少？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三千學徒

◎ 梁家豪

阿儀是我5C班的學生，兩年前的。會考考獲○分後，她到了一家髮型屋做學徒，髮型設計，是她初中時立下的志願了。

因此，她很著重自己的儀容，髮型當然是頭號關注項目。不過，校規卻容不下那麼多的變化和設計，於是，她頭上的三千，就成為了老師和她之間的戰場。

經常和教師爭戰的學生，成績通常不會好。中四那年我開始做她班主任，她說，早就不想再唸書，但母親一定要她讀完中五，她也孝順，便同意呆在學校裡。

人是留住了，可是，心呢？學業當然不必提，操行也不怎樣好。她繼續研究髮型設計，整天翻閱這樣那樣的髮型雜誌，也經常拿自己的和好同學的頭髮做試驗，於是老師和她的戰場由一個頭發展到五、六個。

學校參加了職業導向的試點計劃，阿儀可以選修「髮型設計」課。我還記得，那天我向全班講解報名程序時，她的專注眼神，是我從未看過的。

然後，她喜孜孜的去上課了，訓導老師既為她高興，也為減少戰場而高興，但一個星期後，阿儀問我，可不可以退修。我問她原因，她支吾以對，我懷疑是否有點和預期不同，談了一整個下午，她仍執意退修。我也算順瓜摸藤，開出了「不得給同學設計髮型」的條件，或者要急著回來，所以也便應允了。

也算守諾，訓導老師和她的戰場保持在一個之數，一直到她畢業離校，也沒有越雷池半步。

今天，在路上，我踫上了她。她很開心，很光榮地說，到了一家髮型屋做學徒。我一貫教師口吻地囑咐她好好地學，不要浪費時間。她說，才不呢，那裡的人都很認真，做不好被罵還是小事，如果得失了客人便不妙，之類之類，滔滔不絕，看來她找對了自己的路。

而我，忽然像充耳不聞似的，因為，從阿儀口中不經意吐出的「認真」兩字，反差極大，也許我心虛了，但我總覺得在映照著學校教育裡的種種，好不難解。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