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不平等 人大框架乏憲制基礎

學聯和政府即將展開對話，議題設定為「政改憲制基礎」和「政改法律規定」。按政府政改論述的思路，所謂「憲制基礎」和「法律規定」，大抵又是那種按人大議決（例如「五部曲」和「政改框架」）和《基本法》條文（例如強調特首候選人提名要經提名委員「會」的集體意志）等。

這是「以法管治」（Rule by Law）的理路，用戴耀廷的說法，極其量是法治觀念裡較低層次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當然不及「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這種低層次的「法治」以這樣的邏輯立論：(1) 政改須符合《基本法》，(2) 人大框架符合《基本法》，所以(3) 人大框架可用於政改。

以這樣立論，對「公民提名」或「符合國際標準」等訴求的批評，是指其不符《基本法》，既然連大前提也不符合了，則似乎往後甚麼都不必談。這樣的論點以《基本法》的條文為起點，政府大抵以為這樣就算是「憲政基礎」和「法律規定」，所以，官員這樣設題，自然必贏。這是一種中學生辯論常見的心態，把論題作出有利己方立論的界定，便可必贏。

問題是，只有「自圓其說」、「同義反覆」（即Tautology），才會「必贏」，像強調提名須組織提名的觀點，便一再強調「提名委員」不等同「提名委員會」，這個多出的「會」字，便是組織提名的意思，於是提名委員會過半數提名，便像「理所當然」似的。

這種思路的缺陷，在於把論點放在一個封閉的系統內。官員或者以為這就是「憲制基礎」，即以《基本法》（小憲法）條文為基礎，他們以白紙黑字寫明的基礎作為邏輯立論的大前提，只要小前提符合了，立論彷彿穩如泰山。可是，官員不能也不敢再追問的是，這些規定理據何在？是否和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相違？這些理據、價值，才是比條文更基本的、價值上的「憲制基礎」。

這就是說，官員以為以「憲制寫了甚麼」作為基礎，但他們不能也不敢回答「憲政如此規定，有甚麼基礎？」，前者是問What，就是官員最想於這次談判用來與學校糾纏的武器：法律條文；後者是問Why，則是學聯以及參與佔領運動的人民所追求的：公義。

不平等，就是人大框架中有虧公義的一大問題。提倡「公民提名」，其實只是在只有四大界別提委有提名權的制度外，作出補救，讓每個公民都有提名權。嚴格來說，即使補充了「公民提名」，提委會成員和普通公民的提名權仍然是不平等的，不過，這種不平等在於程度上的差異，並非「有」或「無」的分別，不平等的問題得以紓緩，所以「公民提名」是忍讓的，顧全大局的，可惜，這種忍讓的訴求仍被斷然棄絕。

曾經有過方案普及提委會選民基礎來解決這種不平等的問題，如果提委會成員均由三百多萬選民普選出來，則平等問題固然仍會因各界別選民數目有異，而使當選提委所代表的票值仍有不同，不過如上所述，則那只是平等程度上的差異，而非有或無的分別。人大框架下，提委會組成須按照選委會四大界別，不少詮釋即指出，這其實就是拒絕普選提委會，所謂擴大選民基礎的方案，都只能是小修小補，絕大部份不屬於四大界別的選民，無論直接或間接，均仍然無權提名，這便是不平等，是人大框架有虧公義的問題之一。

無論是《中國憲法》（第33條）或《基本法》（第25條），均寫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條款，可是，若按人大框架制訂特首選舉的制度，則明顯違反了這些人人平等的條款。只看人大框架，或者《基本法》第45條，以為就有了所謂「憲制基礎」，可謂大錯特錯，因為按人大框架所設立的制度，必然違反平等，有虧公義，不能為文明和進步的香港公民社會所接受的，所以說，人大框架是缺乏憲政基礎的。（2014.10.08）

龔廣培校長致同學信（2.0）

說明：專業操守不容許教育人員對學生只談片面之詞，尤其是有重大爭議的話題，所以筆者把近日盛傳的一位校長致同學談佔中的信，改寫成新版，就當是行家對行家的一種補充吧。對同學來說，原信和2.0版並讀，或可更有學習的意義。無意循此途閱讀的讀者，則大可只讀新版，或直接到學校網頁閱讀原信。

2014.10.06

各位同學：

【校長表態 也談爭議根源】

大家要校長就佔中表態，好。不過，作為專業的教育人員，我不會跟大家只談佔中，因為那是偏頗的，很易誤導各位同學的，我有責任請大家一併思考「佔中是為了甚麼？」這是佔中爭議的根源，大家不能忽略。其他重大問題包括：反對者說佔中人士是為了私利，大家同意嗎？有沒有證據？佔中人士說是為了爭取平等的選舉制度，大家同意嗎？有沒有證據？私利和平等兩種說法，哪一種較合理？

【公務訴求 並非敵對】

回說佔中。有人說佔中人士以政府和警察為敵，有沒有證據這樣說呢？各位同學更要留意，這種敵我劃分的修辭，對爭議有甚麼作用呢？作為校長，給同學寫信，我的專業操守提醒我，沒有足夠證據，是不應該這樣說的。當然，佔中人士訴求的對象，是政府；要維持秩序的，是警察；但這不應該是一種敵對關係，比方說，同學對學校的事情有意見，有訴求，來找我要求改善，我不答應，同學進一步在我的辦公室門外靜坐繼續爭取，我也不會認為同學是以我為敵的。

【不便與不義 孰輕孰重？】

當然，和平集會的地點發展到干諾道中、彌敦道、廣東道、銅鑼灣軒尼詩道等，是會對日常生活引起不便的，不過，我請同學不要只看到這種不便，而同時也要分析，集會所爭取的平等制度，其實也惠及每一個人，當爭取者經歷提交意見、民間全民投票、公眾議論、和平集會等等方式，政府都像充耳不聞，毫不合理地不接納平等的訴求，甚至要硬推一個不平等的制度，則較諸和平集會所引起的不便，何者問題更嚴重？何況，力量較大，責任就較大，手握公權力的人不合理硬要把選舉設計得不平等時，人民是否就要俯首聽命？俯首聽命會否同樣會引起不便(或者用「不便」是太輕微了，應該說「不公不義」才對)？不過，同學們，更要仔細分析的是，其實這種不便，是否真的大得像某些媒體所渲染的一樣？

【誰令佔領擴散？】

有人說，現在的和平集會是一種「我不需經你同意便在你家門口和平示威而你是不會或不准發聲的」的思維模式，我請同學留意，最初的集會是在誰的家門嗎？不是，當初的集會要求在政府總部外的空地，人民叫那裡做「公民廣場」。有文件為證，那裡早在設計是就是用來讓公民集會之用的，可以說，那不是誰的家門，只是公共的地方。問題是，看看事實，政府把公民廣場用高高的圍欄圍封，又不許在哪裡舉行集會，請願人士便在對開的添美道集會，人數一多，便擠出了干諾道中，政府不但沒有開放公民廣場、添馬公園以疏導人流，更演變成用胡椒噴霧、摧淚彈驅趕市民，激起市民的情緒，演變成圍堵旺角、銅鑼灣等地，佔中人士一直說和平集會，不避拘捕的，但政府既沒有讓集會在公民廣場舉行，更只驅趕而不是拘捕集會人士，那麼，同學以為，最後演變成在鬧市示威集會，誰應負較大的責任？不作這些分析，而只突出「在你家門」的這種說法，是否合理公允？

【不平等的代價】

至於代價，的確，這幾天的事件，社會是要付出代價的，但那是否真的大的不可接受呢？我更想談談不平等制度下的代價，有人這樣說，「近年官商勾結伎倆更成熟或更不要臉(例如新界東北發展)，年輕人人生機會的不均以致早被壟斷(例如學生升學或就業的分隔和渺茫)，權貴資本主義如泰山壓頂(例如種種大陸對港如恩主的說法)，而這一次人大的決定，就是要把這種種鞏固甚至強化，美其名是制度是法治，是尊重《基本法》，其實就是要把至為關鍵的政治權利不平等合理法，合法化，甚至傳之千秋」。請大家比較一下，以上的問題，和這數天集會引起的不便，何者更難以接受？或者同學會說，大家多數住元朗、洪水橋附近，不知道受到集會影響的市民的困難，引起不便和困難，一個都嫌多。這很好，一個都嫌多，那麼，拆遷菜園村、發展新界東北時毀人家園呢，連石仔嶺的安老院也被迫遷，我們會否也採用這種「一個不便都嫌多」的標準？我實在不想你們在這時又會說，要發展就要有人犧牲，因為，這實在是雙重標準，要不得啊。

【於公眾地方提公眾訴求 為何不？】

至於集會地點的選擇，我認為也要合理一點。舉例說，如果你們為爭取民主而在崇德操場罷課，我相信學校附近的街坊都不會反對，至於欣賞與否，我不知道，但不會留意，則似乎可以肯定。若有人說，不要在崇德操場了，不如在各自在家集會吧，你覺得這集會有意義嗎？公眾訴求的集會，為甚麼不是在公眾地方的呢？

【居民誤解 校長可協助澄清】

如果大家選擇佔領洪水橋輕鐵隧道罷課，要洪水橋居民要嘛走遠一點，利用其他過路設施過馬路；要嘛就是在車來車往的青山公路橫過馬路。試想想，居民會支持你們嗎？當然，如果大家一開始就用這種「佔領」的方式，甚至在政府釋出善意和讓步後仍然不退，則你們很可能是為佔領而佔領，這就妨礙了公眾生活，居民當然不會支持。可是，如果你們是用盡其他方法(像上面所說的公眾議論、民間公投等)，政府也一意孤行，則校長在此可以承諾，即使有居民不同意，我也會挺身而出，向居民解釋，爭取他們的支持。如果居民因此和大家發生衝突，我也不會認為那是大家咎尤自取的，因為大家是和平集會，講手衝突的不是你們。我知道，時間愈久，發生衝突的機會或會愈大，但較大的責任，仍然在先用暴力的一方，而不是和平集會的一方，而若政府沒有盡力維持秩序(例如區隔不同意見的兩方，正是警方的責任，這是有法院判例支持的)，則政府的責任更大。當然，用暴力去解決問題，在講求文明的今天，是會遭人唾棄的，但我不會認為和平集會是暴力發生的原因，更不會引導大家誤信凡和平集會都會引發暴力。

【應對不義中立嗎？】

既然大家口口聲聲「愛國不一定愛黨」，那「支持民主也不一定要支持佔中、支持全港罷教和罷課」，是不是同一個思維方式呢？老實說，我不支持一切導致「一拍兩散，玉石俱焚」的政治行動。不過，作為校長，我不會停留在那種各打五十大板的立場，這種中立是虛偽的，因為這種中立並沒有探討問題的根源，沒有改變不平等不合理的現狀，我不會只說我不支持甚麼，請你們小心聆聽，不支持佔中，不支持罷課，但又提不出甚麼其他方式來爭取平等的制度，甚至對警察不適當的使用武力也不聞不問，這實際是支持了哪一方？打個比方：你突然聽到後面大雄慘叫一聲，轉身過去你看到大雄倒在地上，胖虎則在旁邊凶神惡煞似的，甚至要整個騎在大雄身上再打，你應否說「支持不要打架也不一定支持大雄」「大雄不要推開胖虎，否則兩個都跌倒了，是一拍兩散，玉石俱焚」？

【理性分析 不能或缺】

第二，有人說「佔中人士以為他們是代表全港民意」，我請你們去搜證一下，再思考佔中或反佔中的民意較強，較合理。為了政治立場，的確連親戚、朋友甚至家人也會爭拗的，但爭論若能維持理性，實在是明辨是非的好方法，同學不也很喜歡辯論比賽嗎？我希望你們學到辯論的素養，對邏輯不通，缺乏理據的觀點，要指出問題；若大家各有其理，也須判斷哪一方較合理；同樣都合理了，則對最後的結論或立場也就互相尊重。指出對方的錯誤或不合理處，決不算是「敵我矛盾，非友即敵」，這兩句話，常常是堅持不合理論點的人用來逃避批評的煙幕吧了，我希望你們不要淪落到像烏賊一樣，要靠噴出一團墨汁來遁逃。其實，若沒有中間的過程和分析，只一跳就跳到去甚麼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上去，則只不過是維持現狀的最佳藉口，這當然不算「另類的專制」，而是「現實的專制」，當然不配稱為民主。

【注意空廢話語 也小心暗示】

「至於政客，行動前若不會先思考自己所說的每一句話、所做的每一件事，會為自己的政治前途帶來什麽影響、帶來多少籌碼的，那便不是政客。」不過，且慢，各位同學，不要中計，把上述的話中的「政客」換成其他人，「政治」換成相應的界別或事業，是否也一樣，例如：「至於校長，給學生寫信前若不會先思考自己所說的每一句話、所寫的每一句，會為自己的事業前途帶來什麽影響、帶來多少籌碼的，那便不是校長。」這句話暗示了甚麼？這個暗示，對句中的人是否公允？順帶一提，只說抽象的放諸四海皆準的話，而沒有具體的情境和實據，往往好像很有道理其實卻是空廢有餘的，各位同學應該小心留意。

【警察與戴教授 誰的責任較大？】

戴教授不是政客，他也從不以群眾的領袖自居。人民運動是會反覆多變的，一來，這是因為整場運動發展至今，主要的動力都是人民自發的，二來，也受著不同力量的影響，包括政府，也包括其他。其他的我且不細說了，就說政府吧。那晚學生要重返公民廣場，為甚麼警方立刻拘捕了學生領袖，而且刻意延長拘留時間，難道他們不知道這不合理，只會引起更大民憤嗎？翌日大批市民出來集會後，戴教授宣佈啟動佔中了，他和參與佔中的市民早已多次明言會接受拘捕的，警方為甚麼不和平而有秩序地拘捕他們呢？反而要用胡椒噴霧，要用催淚彈，甚至有警員用長鎗指向市民？警方使用催淚彈時，市民的確會散開的，但這時警察又不推進，這樣只會讓更多的示威市民聚集，甚至跑去其他地區佔領，這樣的亂局，你們認為應由戴教授一人負責嗎？根據誰有較大力量誰就有較大責任的原則，若有人認為政府對此亂局有較大責任，各位同學是否同意？若不同意，大家有甚麼理由呢？若同意，則大家又可追問，政府不是想平息事件的嗎？為甚麼會採取這樣會激起更大矛盾的策略？政府中有權決策的人，是有人想引發更大的矛盾嗎？或者說，引發更大矛盾，對誰最有利？抑或，根本沒有這麼複雜，只是有權作這決策的人無能無知得連這會引發更大矛盾也不知道？各位同學，往深一層再作分析吧，只談戴教授，是不免膚淺了的。

【缺論證的懷疑 反智反教育】

至於政客，有一種常見論調是，「他們(政客)推大學生出來」、「連中學生也推出來打頭陣」。中間的關鍵詞，大家看出了嗎？對，「推」。實情呢？說「推」的人是否有實據呢？他們或者假設，學生身份就等同被動、無知、沒有主見。說這種話的人，或者對當今的學生認識得太淺薄了。今天，不少學生對政治議題的了解，已不只是電視的新聞畫面，網上很多評論其實也很獨到，很有解釋力的，當然，差劣、煽情的也很多。我想大家留意，像「利用市民對學生的一份尊重、愛護和信任，先領一個頭彩，而自己則在大後方，養精蓄銳，俟機抽抽水，爭取將來的政治籌碼，政客的本色顯露無遺。」這種話，若沒有明確指的是誰，沒有合理論證，則只會產生一種暗示的作用，讓大家自行把心中的人物(例如議員)配對，這樣的暗示作用，其實是反智、反教育得很的，請留意，我不是要大家相信有或沒有人「抽水」，而是大家相信之前，應該作出合理的思辯，作為大家的校長，我有提醒大家的責任。何況，動輒懷疑人家的動機不會讓我們思考更清晰，比方說，我給大家寫這封信，同時又放上學校網頁，讓公眾可以看到，一定引起不同意者的反駁，但同時又得到同意者的認許，則大家是否又可懷疑我若有不持平，是在博取其中一方的歡心呢？

【校長子女讀哪校 與校長工作又何干？】

至於叫自己子女出來佔中的論調，我反而覺得很奇怪，不是一早說好不應讓未成年的年輕人參與佔中嗎？連佔中的發起人像戴教授也這樣說呢，為甚麼批評佔中的一方，到反對時又連人家的子女也拉來一起談呢？就以校長來說吧，我知道許多校長的子女都不是入讀校長任職的學校的，這當中有很多理由，但應該這樣就批評這些校長嗎？

【反思自己的閱讀過程】

至於學生（不包括學生領袖），思想單純而入世不深，無論他們的表現怎樣，是和平還是激進，他們的一腔熱誠，是無庸置疑和得到市民認同的。至於他們是否被利用，還是已經消化所有訊息和評估形勢，才參加行動，我不敢說，那些只能讓歷史去評價。我們誰都沒有資格說誰是歷史的罪人，除非你真的掌握一些不為人知的資訊，又或你有預知未來的能力。

小心，又來了，各位同學，我是刻意把上述一段寫成這樣的，大家不妨反思一下剛才自己閱讀時的思路，有否留意到，字面雖然說得四平八穩，沒有判斷，但只突出「是否被利用」，會否已在暗示，並讓大家覺得有一種「被利用的可能」？這樣說，又有合理證據嗎？為甚麼要作出暗示？利用暗示是否為了避開舉證的責任？各位吸收資訊時要小心啊，不要因為我是校長，就以為我全都正確啊。讀到這裡，如果你還留意到我那句「不包括學生領袖」那一句，你大抵已具有批判閱讀的能力了。各位同學，不要誤會我作為校長竟然真的這樣寫啊，我是在刻意植入一點「反面教材」呢。

【誰樂見騷亂？】

最後，佔中是否必然引致騷亂呢？試想一想，如果政府容讓佔中人士在公民廣場集會(那麼他們就不會分散到不同地區佔領去)，如果警方逐一拘控佔中人士(他們早已公開宣稱不會拒捕)，整個運動還會持續到今天嗎？這一點，難度政府有權決策的人，會想不到嗎？再想下去，是否有人本來可以有秩序地處理而沒去做，反而樂見騷亂呢？成年人是心中有數的，同學們呢？

【了解文革 可讀甚麼】

我知道，有人已經刻意地利用粗淺的去分析讓人把佔中聯想到文革，把學生聯想到紅衛兵，對此，我會建議各位同學，不妨做一下研習，看看今天的學生和當年的紅衛兵是否有本質上的不同？看看這一次自下而上的人民運動和當年作為政權內的派系鬥爭的 工具，由掌權者策動的文革，是否有本質上的不同？各位同學，若想多了解文革，除了看《天讎》、陳若曦的小說或其他傷痕文學外，更可以看看各種較嚴謹的研究，以及參與者的回憶錄，舉例說，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就很有系統的出版了不少，我們的同學是也不難讀懂的。

【不可迴避的是非判斷】

政治鬥爭的不為人知的一面，並非一般市民所能解讀，更何況是中學生？當然，政治研究或分析，需要相當的基礎知識、資料和分析能力，但我希望大家做的，不一定是政治學上的鑽研，而是一種對公共事務上的是非的判斷。舉例說，特首選舉為甚麼只許千多人有提名的特權，而不是人人有平等的提名權？不是說天賦人權，人人平等的嗎？只是千多人有權提名，其餘數百萬公民沒有權，這樣是平等抑或不平等，是否可以為香港社會所接受，我相信以各位同學的教育水平，已經可以得出一個答案，而無須甚麼高深的政治學理論，甚者甚麼內幕消息的吧。

【不亂 是否等同維持現狀？】
試想想：香港亂了，誰會得到最大的益處？中國亂了，誰會得到最大的益處？更要想，所謂不亂，是甚麼意思？是否維持目前的不平等現狀？例如，早陣子吳亮星的會議主持技巧之差劣，大家都見識過了吧，本校同學之中，就有不少能夠主持會議比他優秀和公允的，若沒有功能組別的保障，他還可以做立法會議員，甚至主持財委會嗎？

【香港民主 何關國家安全？】

昨夜除佔中的新聞外，最觸目的便是美國取消已有三十年歷史的售賣武器予越南的禁制令，肯售賣武器給越南，此舉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不過，若有人忽然提起這件事而讓你把香港的民主聯想到國家安全的問題，早前不是有人這樣做了嗎？這些人說得好像香港人有了民主就會危害國家似的。各位同學，我有責任告訴你們，任何人想這樣引起你們的聯想，其實是想你不經理性思考就信任他了，這樣是好是壞，是應該或不應該，你們自會分曉的吧。

【學生勇於承擔】

作為教育工作者，保護學生不受傷害是我們的天職之一，與此同時，培育理性的、具批判力的公民，也是我們的任務。特區教育改革提倡「樂善勇敢」大抵仍然有效吧，當中就有「勇於承擔」，是我們在不少學生(包括學生領袖)身上看到的，反而，我們要切戒把一己的見解，強加於學生，使學生不經理性思辨就接受過來。

【釜底抽薪 在公權力】

當然，教師也是公民，參與社會事務，是公民權利之一。針對目前的困局，我們當然極不想看到暴力流血的場面，這可以分兩方面來說，一是敦促政府恰當地運用其公權力，包括如何處理好和平集會的秩序，以及讓任何派別的市民都可行使集會、言論的權利；二是尊重市民的意見，而不是擺出一種「意見接受，態度照舊」的態度，一副享有公權力便可任意運用，市民奈不了何的樣子。簡單來說，目前的困局，底因在公權力能否恰當運用的問題，這樣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

【不能只看到肢體暴力】

和平集會遇上暴力了，恐防學生遇到暴力，我們為師的，當然十分擔心，可是，如果我們只看到肢體暴力可以讓人流血，卻不理不平等的暴力更讓人窒息，則我們的所謂擔心，會否也太偽善了一點？

【理性思維 至為重要】

希望大家今天能收拾心情，檢視過去十天來所學到的東西和對政治的覺醒，讓它慢慢在自己的內心沈澱，醞釀成為自己明天要走得更高更遠的用糧。如你想為自己的社會和國家多做一點事，記著：一顆無私的心、紮實的學問根基、開闊的眼界和胸襟、明察秋毫的分析力、平和的心境、冷靜的思考、和而不同的處事方式、謙虛學習的態度，一一都需要假以時日，細心栽培，才能發芽生長，欲速則不達。這種種不同能力中，最重要的是理性的思維，區分事實與意見，留意當中是否有合理的論證、充份的論據，不要因為人家的身份(例如是否校長)或語氣(例如是否動輒破口大罵等)而影響你對那些觀點的認同與否。

【身體力行 秉持專業】

校長對崇德人，對大家理性的理解和參與公共事務，永遠充滿期盼及給予支持。在這方面，我也希望自己身體力行，至於自己能否秉持專業的原則，就要留待大家和行家批評論斷了。

I love you, Shungtakians.
龔廣培啟

P.S. 下款加啟告語，其實已不多用，更有人說，長輩給後輩寫信，若用「啟」則有失體統，但我仍然用了，以示我奉行民主，以各位同學為平輩相待吧。這一點，同學懂的。(2014.10.07)

澳門學生有權思辯充份的資訊

「澳門良心」於10月5日發表聲明，批評澳門的中華教育會發出「教學指引」，指「香港發生的違法佔中事件，不僅嚴重破壞香港的社會秩序，更對青少年、學生的思想和價值觀造成不良的影響」，建議教師就「擾亂社會秩序，影響居民生活」、「造成族群撕裂，激化社會矛盾」、「蒙失經濟損失，影響社會穩定」等向學生施教。

學校是追求知識，追求真理的地方，而教育專業發展至21世紀，早已確立不容偏頗的施教原則，反過來說，偏頗的、不充份的資訊，形同灌輸，不利學習成長，也不利學習知識，不利追求真理。施教爭議課題，一般而言原則有二，其一為各造的主要觀點都應向學生完整具陳，儘管當中或有教師不同意的，也不宜隱瞞，更不應扭曲。其二為向學生提供充份的資訊或知識基礎，包括相應的理性思考，事件始末。教學策略可以多元化，但特別要慎用不倫的類比，以免理解焦點模糊甚至錯謬。

「澳門良心」引述各項，當然可以納入佔中議題的討論，不過若只談及這一些，卻缺乏對佔中爭議的底因（香港人的選舉權利是否平等），以及社會秩序問題的形成（例如為甚麼警方驅散而不拘捕集會人士等），則教學極可能是偏頗的，這樣的教學是不符合教學原則的，在這樣的爭議教學的問題上，不應因澳門的情境與香港不同而降低要求的。簡言之，澳門的學生，應有接受專業教育的權利，應有接受不偏頗資訊、充份資訊的權利。中華教育會的「教學指引」若如此偏頗，是應予批評的。(2014.10.07)

誰令年輕人如此危險？

成人常說青年只好吃喝玩樂，鮮有關心社會，這一刻，也許我們寧願他們都吃喝玩樂去。大學的同事一次又一次的呼籲學生回來，有一些，我知道是真心的，因為老師們不忍學生遇險；有一些，無寧是卸責聲明，潛台詞是「早已提醒了，責任自負啊！」。然而，無論哪一些，都打動不了年輕人的。

「自己香港自己救」，是這次人民運動的一句常見口號，金鐘「佔領區」就掛了不少寫著這句話的橫額或標語，看得出都是自發的，逐字逐字大大的寫上的，並非大量印製。這反映了人民自發，人民共鳴，特別是年輕人的共鳴。

這次運動以參與市民以年輕人為主，一個又一個年輕的面孔，有進取堅定的熱情，沒有世故的畏縮。對的，向來的人民運動，年輕人都是走到最前的，尤其是大學生，甚至中學生。有人用純真激情來解釋，有人以為這叫理想主義，有人說年輕人特別是學生參與成本較低，莫衷一是，都有其理，可是，不可忽略的是這一次「自己香港自己救」裡的自主以及逼切。

自主和逼切，是相互扣連的。自主，就是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這是生活在英治時期那種「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沒有的，也是民族主義那種「民主回歸」的樂觀情懷沒有的。

畢竟，莫說帝皇封建的年代，即使晚清民國以來，人民仍少有就公共事務（也就是政治）「共和」的經歷和思考，包括港人在內，深深植根於人民心裡的，反而是「以國為家」「移孝至忠」的公私含混的觀念，於是，一家人管甚麼都可以從「長」計議。「長」，就是不必爭朝夕，反正都是咱家人，爭取的事工，叫傳承接力也好，叫薪火相傳也好，簡言之，如同家屬遺產，留給後代。

民主事業薪火相傳其實意謂著甚麼？意志堅定，有愚公之志？老實一點，民主事業薪火相傳，不就是意謂了仍未民主嗎？起碼是全功未竟，沒有含糊。對的，表面上人民的自由和民主的確比前進步，人民與權貴之間的懸殊卻更明顯，原因？請看官商勾結伎倆更成熟或更不要臉（例如新界東北發展），請看年輕人人生機會的不均以致早被壟斷（例如學生升學或就業的分隔和渺茫），請看權貴資本主義如泰山壓頂（請看種種大陸對港施恩論），而這一次，人大的決定，就是要把這種種鞏固甚至強化，美其名是制度是法治，是尊重《基本法》，其實就是要把至為關鍵的政治權利不平等合理法，合法化，甚至傳之千秋。

不能等了，一來，已等得太久。香港的民主運動，可說是近卅年開始普及的吧，那就是這一代年輕人父母年輕的時候，眼看父母被騙而等了卅年，年輕人還會再上當嗎？自主，就是不假手他人，不求「亞爺」施恩(其實掌權者只是公權力的代理人，決非人民的祖輩)；自主，也是盡一己之責，務求不把問題遺留給下一代。不假手他人，不遺留後人，正是「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真意。

這種堅決感、責任感，其實正是上一代民運事工所沒有的，這不是責備，而是指出當代人民運動已蛻變出來的新精神。在這種堅決感或責任感來看，所謂「見好就收」跟「袋住先」是否不過五十步之遙？的確，「一步登天」又被視為等同冒進，可是，難度走了卅年還因怕被誣為急進而宣稱階段性勝利嗎？「我哋唔會囉！」是年輕人的回應，因為，年輕人不再接受這種如同鴉片的漫長的等待，尤其是如今的人大決定，大有把少數人操控變成永恒之勢。

掌權者或者不會明白「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真正意義，才會動用種種下三流的手段，甚至彷彿和黑社會合拍的，企圖製造亂局，以突顯秩序、規管甚至鎮壓之必要。這種思維，大抵已遠遠落後於形勢，落後於人心。也許正是這種誤判，也包括上一代於自主和逼切的匱乏，才令今天年輕人面對這樣的凶險局面。(2014.10.04)

教協還可做的十件事

9月27日晚後，這場爭取平等普選的人民運動發展得很快，面對這樣急速的變化，任何人或組織，只要稍欠準備或經驗，都不易反應過來。對個人，我無意苛求；對組織，問責和檢討也可稍緩，當前急務，是集中運動的能量。我是抱著這樣的心情去參加10月2日教協的諮詢會的。

教協於9月28日宣佈罷課，9月30日發電郵通知將於10月2日辦一場預計2小時的會員代表的諮詢會，電郵寫著，這諮詢會將「匯報教協會的工作，誠邀您出席討論，交流校內情況，共同商討未來的行動。」以我對教協部份理事工作作風的了解，我怕這珍貴的兩小時又變得不著邊際甚至大話西遊，所以和其他五位監事事前聯名要求會議區分主次：「首要是讓理事了解學校及社會實況，並商討教協的對策，其次才是匯報理事會過去的工作。」

我的擔心其實並非無的放矢。9月29日晚八時，幾位朋友便趁教協召開每周的定期會議前，到教協去問明罷課的詳情以及接續的對策等，便遇到某理事大遊花園，竟搬出各國工會的情況，甚至說出教協是trade union而非industrial union這樣的空話來。他的話是平靜的，但內容是空廢的。我常提醒自己，不以語氣來判斷話語是否暴力，像梁振英就最擅長說語氣平靜但內容空廢，甚至扭曲是非的暴力話語。順帶一提，當晚幾位朋友要求見理事時也遇著擋駕，並不順利，未知是否有些人自以為當了理事，便可高高在上，不把會員放在眼裡，不過，本文於此且不打岔了。

或許和六位監事事先的公開要求有關，10月2日下午的會議上，有關理事雖然仍有提到外國工會，仍有空廢話語，但也未算過份。同場有朋友又提到七三年的教師罷課，我懷著不想讓人有機會又數說歷史一番來消耗大家耐性，浪費大家時間，便曾要求多談當前形勢。

現場所見，會員代表並不多，連同出席的理事、監事，大抵不夠廿人。這究竟反映甚麼問題呢？有人或會又歸因至教師冷淡之類，我則恐怕，在其他因素之外，也與教協在這場運動失語隱形有關。事實上，整場運動中，已少見教協的角色，有的，只是一二理事像張銳輝出席了學民思潮的罷課集會，甚至在喊出了「學生出來了，大人在哪裡？」後，教協仍然失蹤，但彷彿已沒多少人在意。對此，好幾位朋友都不約而同地說：Who cares? 以一個號稱九萬會員的工會來說，這短短Who cares? 二字，代表了甚麼意思，就由理事會中人去斟酌好了。

不過，無論如何，28日晚教協號召了罷課，也許賺得一點掌聲，紓緩了失語隱形的政治壓力。可是，如果發表後要修正要澄清是近年教協發聲明的特色，則這一次罷課的號召，也不能倖免。詳情不一一細表了，如上所言，我將會留待問責的時刻再說。至於諮詢會上的會員代表，反對和支持罷課的都有，大家都把觀點說得明白，但容許本文把重點集中在一些積極的建議上。

如今，諮詢會開過了，理事會又說會再議云云，其實，以教協的人力物力，可以做的、應該做的，其實不只是印製貼紙派發給市民的，愚見是，起碼可以包括以下十項，部份即在會員代表諮詢會借鑑得來：

(1) 就罷課、罷教、罷工的號召，再清晰向教師交代權責，特別包括訴求目標、後續部署、是否設時限、理事會的責任承擔等；

(2) 積極研究以法律資源和支援來維護教師的權益，這點過去已屢有朋友提議，而今次罷課無疑就是一個契機；

(3) 主動聯絡各學校，確保響應罷課的學生和老師免受紀律處分，特別是年輕的、以合約受聘的教師或教學助理等；

(4) 作出及時的預備和部署，例如制訂長期應對的策略，包括教育界的不合作運動等；

(5) 在集會現場，組織教師或教育界人士擔任糾察，以備學生不時之需，也可凝聚教師的力量和意志；

(6) 為佔領現場提供及組織所需物資，特別是救傷、音響以等，簡便的糧水，人民已可自給自足，但較大型的設備，仍有待教協這類的組織；

(7) 如停課持續，可組織教師、退休教師，協助中西區停課數天的學生在停課期學習，以響應「罷課不罷學」，包括開放銅鑼灣會所等，我知道這方面的工作已有朋友組織起來，但做應該做的事，是不怕落後的，教協應予積極考慮；

(8) 保存這次運動的種種資料和記錄，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說盡謊話，肆意歪曲事實的政權，教師工會，就尤其有責任存留歷史的真相；

(9) 就這次運動各種的觀點和事實作出整理，製作教材用以施教，例如如何判別佔領和反佔領的是非黑白等等；

(10) 組織長期落區宣傳的工作，特別就香港政制發展的爭議，港人追求平等的制度等等，這是人民運動的長期工作，教協有資源有人手，可謂責無旁貸。

總的來說，在這次人民運動中，教協失語良久，究竟這是運動是人民自發的，組織角色和崗位沒有突顯呢，還是理事掉以輕心，沒有提早部署呢？不過，仗著四十年經驗的這個工會，理應可以看到人民運動裡的一些空位，而自動補位去的。畢竟，如諮詢會上一位教協理事所言，自省自覺，自我賦權，是這場運動的特點，那麼，教協呢？(2014.10.03)

教協人為何以個人身份見京官談政改？

教協中人究竟有多少到深圳與京官談政改，教協理事會是否開誠佈公告知會員及公眾，是值得關注的，因為這反映了教協在政改一事上接受會員問責，和向公眾交代是否足夠的問題。

教協8月19日發電郵告知會員，會長馮偉華和副會長葉建源(也是立法會議員)獲邀到深圳與京官談政改，連同已見諸新聞的張文光，那便是有三位教協中人獲邀了。可是，《信報》8月20日披露，原來潘天賜(教協創會理事，長期任副會長，近年為監事會主席)也有獲邀。至於也應邀到深圳去的黃碧雲算不算教協中人，則可議處甚多，有機會再談。

除上述張、葉、馮、潘、黃五人外，教協還有沒有其他成員獲邀呢？位列獲邀者，又有多少成行呢？葉、張成行，早已見諸新聞報道，教協19日電郵的主題，是馮也應邀到深圳去，那為甚麼不提潘呢？若仍有其他人，為甚麼不也一併向會員說明呢？

當然，教協理事會大可向梁振英學習：電郵沒說沒其他人呀。是否企圖誤導。會員及公眾自會判斷，不過，「為甚麼沒說」和「有否責任說」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追問前者是饒有意義的，因為，教協在政改一事上怎樣自我定位，已充份反映出來。

據韓連山(教協監事)透露，原來他曾要求張文光向京官反映港人爭取公民提名的訴求，但張回覆指他是以個人身份獲邀，無須向韓交代。其實，韓並非要求張向韓個人交代，張到深圳談政改，甚至有報道說可能會單獨面見京官，那他說了甚麼，聽到甚麼，交代對象理應是香港市民。

再說，京官以張文光的個人身份邀請他，自然有其策略作用。當權者最想對手是零散的個人，因為，若對手是零散的個人，則任憑其主張如何合理，都可以被矮化為「個別人士的意見」。當權者最忌憚的民間的集體力量，這種集體的力量，有時以民意呈現，有時以遊行、請願、聯署呈現，有時見諸團體、組織(例如教協作為一個教師工會)，這些，可概稱之為公民或民間社會。

不能輕易矮化，是當權者策略上最不想見到的，而對北京政府來說，其管治的認受性，則更在於一種「壟斷民意」的邏輯：政體雖號稱「人民共和國」，管治卻是「一黨專政」的，則人民便被收納在黨的管治之下，人民作主，民意分離開來甚至成為對手，那還算「專」政嗎？任何試圖組織起來的民間力量，無論是法輪功，或者是零八憲章，都會不容於專政者。

身處國內，難享自由的人，尚且努力掙扎，壯大公民社會；身在香港，而參與政治，要自命為港人爭取民主的，則應否認同當權者的分化策略，自甘為個人，還是以公民社會、民間力量為後盾，力爭民主的訴求呢？

一枝竹會易折彎，團結才是力量。若說張文光(及其他甘於以「個人身份」獲邀到深圳談政改的教協中人)不明白上述的道理，實在難以教人置信。那麼，為甚麼他們竟聲聲「個人身份」，連會員也不坦言直陳呢？也許，「個人身份」可以讓人靈活走位，向京官說了甚麼，聽到京官說甚麼，也無須向會員和公眾交代。問題是，這種好處，是對他們個人而言，還是整體市民而言？面對強權，策略上又是否明智？爭取民主，又應作這種「個人身份」的定位嗎？(2014.08.21)

教協向會員隱瞞了甚麼？

19日晚，教協發電郵告知會員，過兩天到深圳去談政改的，除了已知的張文光和葉建源外，還有馮偉華。可是，值得追問的是，這貌似公開的電郵，是否隱瞞了甚麼。

這次中央負責香港政改事宜的官員在深圳與本港各界人士會面，說是聽取意見也好，實在是粉飾中央早有的決定也好，接到邀請的朋友，特別是少有與京官直面表達意見的，鮮有拒絕邀請的。教協是本地的主要教師組織，19日晚就發出電郵，向會員交代，原來馮偉華也接到邀請，而且預備應約。

加上已和張曉明見過兩次的葉建源，以及張文光，已有三名教協中人到深圳去談政改，這是公眾已經知道的。當然，張文光可以說他是以個人身份獲邀的，面對強權，談的又是關乎公眾利益的政改，按理強調組織身份比個人身份更為有力，若張文光反其道而行說他是個人身份，則方便是甚麼犧牲了甚麼，固然值得深入分析，更要關心的是，教協是否還有其他人獲邀？

按教協致會員的電郵，似乎只有張、葉、馮三人往深圳談政改，可是，慣了語言偽術的磨練，可不能只一廂情願的以為「只有」這三位獲邀。如上所述，教協是香港的主要教師工會，其意見對教師取態的影響近年雖每況愈下，畢竟仍有一定影響；更重要的是，2010年政改爭議中，教協放棄既有立場同意政府的修訂方案前，教協中人就有馮偉華和張文光進入中聯辦參與密室談判。

與其說感恩圖報，不如說食髓知味，北京官員應該接見更多教協中人的，好使葉建源的一票，成為通過政改關鍵四票之一，起碼，葉建源已經說了，真普選威脅國家安全的說法，「不是完全無道理」，這是真正明白民主真諦的人會說得出口的嗎？由此可見，梁振英政府「袋住先」的已極可能包括教協這一票，起碼是袋了一半吧。

為了讓這一票十拿九穩，邀請更多教協中人到深圳去是最理性計算的一著，特別是資深的，在歷來教育界的選舉中較高票當選的，以便日後教協轉軚，支持有損平等權利的方案時，壓力便不會集中在張、葉、馮三人身上，按此估計，曾榮膺「票王」的潘天賜、陳漢森等朋友，應該榜上有名，如果北京政權放膽一點，教協中的新生代如張銳輝等，也應在獲邀之列。

可是，如果真的不只張、葉、馮三人獲邀，為甚麼教協致會員的電郵只談及三人而隱去其他？其實，是否真的只有三人，向教協理事會問問，看他們斷然否認，還是用盡語言偽術來迴避便知道。若真的不只三人，則更讓人擔心，這個向來追求民主、開誠佈公的教師工會，是否已掉進秘密政治的陷阱而不自知？或許他們已忘卻，教協之有今天的影響力，是多年來歷屆理事、義工的努力成果，更是過去爭取民主的事工得到教師認同所致，那決不是現屆理監事因「個人身份」的甚麼功績。

如果獲邀面見京官卻秘而不宣，在政治上是毫不道德的。政改關乎公眾利益，港人既不能有代表正式參與，起碼也應有權知道誰曾經參與，有權知道他們向京官說過甚麼，如果說的都不過是已知的立場，實在沒有甚麼見不得光的，反而，若有教協中人獲邀而向會員和公眾隱瞞，則中間的過程，當更惹人懷疑。況且，愚不可及的是，當教協自己向會員隱瞞，可是最後卻為公眾得知，例如由京官或建制那邊放出風聲，則教協便更為被動，除非他們眼見開誠佈公的清譽自2010的密室談判已大為破落，四年之後自甘淪為厚牆暗室的一部份。

如果上文不幸言中，則教協理事會的政治道德和判斷是如何水平，當自有公論。究竟，教協給會員的電郵，有沒有隱瞞其他教協中人獲邀呢？公眾是有權得到答案的。(2014.08.20)

國家安全，還是利益集團？

公民應有平等政治權利的主張，當然源於對民主作為一種價值的堅持，與此同時，即使對所謂「國家安全」來說，三百萬選民可以提名候選人，不是比一二千人有提名特權更保險嗎？若說國外勢力要收買或策反，對三百萬人容易，還是對一小撮人容易？在公開的情境容易，還是在密室容易？

這是至為明顯的道理，誰會相信中央掌權者不能理解？然而，祭出「國家安全」來的人，卻反其道而行，把控制誰可成為候選人的提名權，牢牢的操控在千多二千人手中，這又怎能教人相信，是真的為了「國家安全」？

說穿了，「國家安全」只是一個幌子，調動盲從者民族主義的情緒，好讓操控特權可以經由提名制度的框框，緊握在當權者手中。這也是同樣明顯的道理：若說操縱，三百萬人當然不比一小撮人容易，公開當然不比密室容易。難堪的是那些被挑動民族感情者，以為讓公民有提名權便危害了「國家安全」，他們付出的或許是真摰的愛國情操，成就的卻是掌權者的利益而已。

說穿了，「國家安全」的借口背後其實就是「利益集團」，甚至不是黨，更莫說是國。操控了特首選舉，就是操控了政府；操控了政府，就是操控了利益分配的權力。請看新界東北，請看龍尾，請看西九，請看高鐵，請看大嶼山，當然，有朝一日，這裡被剝削殆盡後，紅色甚至黑色的資本只會不顧而去，才不會跟你談甚麼「愛國愛港」呢，簡直就是活脫脫的感情騙案。

工人無祖國？對的，因為資本無祖國，當一眾蟻民附和「沒有國，哪有家」時，因特權而來的資本只會不斷往國外跑，不屑一顧，因為資本要累積，就不可能在專權的地方，任意權力的禍害，中央掌權的利益集團知道得最清楚，感受也最深，遠的不說，近年的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更不必再細數由此牽連開去的。

龍應台說，「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當年還是中學生的鄭詠欣也懂得說，「請用法理來說服我」，只是，公民有平等提名權怎樣會危害「國家安全」呢，根本不能通過理性的一關，因為，難言之隱是：平等政治要搖動的，決不是「國家安全」，而是「專政特權」和「利益集團」。(2014.08.18)

校務會議該播這歌

我在教育社會學的課上常給學生半打趣的說，電影Pink Floyd The Wall (1982，港譯《迷牆》)應該是每位教師每學年開課前都看一次的，最相關的當然是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的一節，也許可在校務會議上播放出來一起聽聽的。

以校園、教育、學生或教師為題的電影，足以成為一種類型，可籠統叫作「校園電影」吧，其實在電影研究的領域早有如此劃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拍得可觀的校園電影為數不少。

年前的確選過一些電影，讓師訓課的學生觀看分析作為自學課業，例如半自傳的The Class (2008)，真實故事改編的荷里活劇情片 Dangerous Minds (1995，港譯《非常教師》)。香港的師訓課程應該有一門「校園電影」，不能必修起碼也可供選修，三個學分的內容是不怕少的。其實香港教育學院曾每年一度的教育電影節，第一屆還選了《二十四隻眼睛》(1954)，我以為很有眼光，可惜當年在學院放映時，沒太多同學在座。

《二十四隻眼睛》道出教師面對的困難和無奈，或者，更根本的說，那是個人面對國家和戰爭的無奈，當中卻又有教師或熱愛生命的人的執著。關於熱愛生命，我總會想起侯孝賢的話，「陽光底下再悲傷，再恐怖的事情，都能以人的胸襟和對生命的熱愛而把它包容。」這是他讀了《從文自傳》後想到的，是很達觀的人生觀吧，值得在學校裡多談，甚至讓迷惘的學生(和教師)記取的。

依稀記得這話其實還有下句的：「世間並沒有那麼多的陰暗和頽廢」，我上網查了一下，似乎還有更多，只是手邊沒有資料，難以核實。就這「沒有那麼多的陰暗和頽廢」的一句而言，在我開始做教師時，也的確是相信的，那是中英簽署聯合聲明的年頭，還沒到1989年。

那年頭，雖已發生了「清除精神污染事件」，但王若水、周揚等反省力很強的文章，仍可在國內發表，馬克思論異化的《1844手稿》在國內的書店還買得到。那年頭，政府扭曲民意當然也不少，像八八直選與否的民意諮詢，已嘆為觀止，不過，較諸梁振英政府以及目下周融的種種，則只能說是小巫見大巫，若有學生問起，世間有沒有那麼多的陰暗和頽廢呢，今天的教師實在難以分說。

不要小覷學生或年輕人，他們對世界的洞悉，起碼是觀察和學習，足以讓還以為他們是白紙一張的課程一再修訂的。記綠片就起碼有近期的《未夠秤》(2014)和十二年前的《中學》(2002)，提供了這些讓教師反思的素材。我還記得當年《中學》曾引起過一些爭議，箇中是非難以細說，可以肯定的則是「作者已死」的說法即使在劇情片中也太嫌簡化，更是號稱實錄作品的觀眾要小心的，其實，作品和實錄的兩個概念之間有甚麼關係，應該是研究電影、藝術或文學的長青課題吧。

比《未夠秤》和《中學》裡的學生年紀還小的學生又如何呢？例如《請投我一票》(Please Vote for Me, 2007)，那是本周日(8月24日)由教育工作關注組等熱心的朋友主辦「第一屆教育電影節試映會」放映和討論的，這記錄片裡又呈現了怎樣的校園呢(或者說是成人世界)？有多少陰暗或多少陽光？當中的內容，足夠讓教師以及關心教育的朋友在開學在即的時候細想，至於校務會議，還是播一播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吧。(2014.08.18)

誰會不要平等權利？

六二二和平佔中民間公投即將舉行前受到駭客攻擊，我和一些朋友眼見形勢緊急，便抱著人人多走一步的心理，聯絡佔中運動的統籌人員，請纓上街擺站宣傳了數天。期間的見聞其實頗有意思，其中之一是，一位男士前來「挑機」來回辯論了幾句的一次。

這位男士路過時，早已向我們側目而視，經過我們的街站約十步後，忽然又折返走到眼前指著我罵：「最衰你們這班人，搞亂香港。」我當時手拿著「大聲公」的咪高峰，反問：「這位先生有甚麼意見要發表嗎？」他重複：「最衰你們這班人，搞亂香港。」我追問：「為甚麼你這樣說呢？」我把咪在他和我之間遞來遞去，我們的對話通過大聲公「直播」出去，當然，我是把咪握得緊緊的，這點我懂得。

他答：「全港有八成人不會支持你們的！」我回說：「但我們爭取的是平等的政治權利呀，為甚麼只有一小撮人有提名權呢？我就無提名權了，先生，請問你有提名權嗎？」遇我這麼一問，他先呆了半晌，然後反駁：「我有無關你乜事？」我追問：「為甚麼三百幾萬選民，只得千幾人有提名權呢？為甚麼其他人有，而你沒有呢？」他的反駁一再重複：「我有無，關你乜事？」後來擾攘了一會後，這位仁兄便悻悻然離開了。

這段對話有趣的地方有二。其一可以做為批判思考的教材。不能回答我問有沒有提名權後，他便轉換話題為他有否提名權與我無關。這是很典型的迴避核心議題的方式，政治爭議中屢見不鮮。不讓港人有平等的政治權利，「中央一定有其原因的。」「以前殖民地時期，又不見你們爭取？」之類之類，總之，就是用盡種種理由，包括所謂「國家安全」問題，這些理由的共通點是，避開了最核心的話題：為甚麼港人的政治權利不是平等的，而是小部份人可以有權提名，而其他大部份人卻沒有？

其二是這位先生被問及他有否提名權時呆了半晌的一刻。我猜他只是普通市民，並沒有提名特權，我希望我這一問，可以讓他設身處地想一想，而不總是完全信服威權口中像上述的「國家安全」之類的所謂理由。如果今天再遇這位先生，我仍然會問他，為甚麼讓他有平等的權利，會危及國家安全呢？如果再要深入一點，可以再問，平等的政治權利掌握在全民手中，和不平等的政治特權掌握在小撮人手中，二者比較，何者更有利於國家安全？

其實，更有意思的問題是，誰會不要平等權利？想維持不平等的，又是甚麼人？是特權階級，還是普通市民？犧牲了平等，究竟又維護了誰的利益？(2014.08.17)

你的話告訴人家你是甚麼人

甚麼年代了？作一段「訃聞」，咒詛了人家？這其實說出了甚麼？自己一方更有道理嗎？希望讀者都來認同嗎？以為真可大快人心，起碼是聊博一粲？我看，那不過在告訴人家，道理上說不過去，只能搞些小動作。

文革時的批鬥大會上，有往被批鬥者頭上戴一頂高帽、胸前掛一塊牌，都寫上罪名和名字，例如「三反分子某甲」或者乾脆就寫「流氓某乙」之類，名字上打一個叉，有些高帽弄得稀奇古怪，據說還會給你畫一個大花臉。更惡劣的武鬥例如「飛機式」、拳打腳踢等等，是肉身上的傷害，而這些在名字上打叉、辱罵之類，則主要在言語上羞辱。

給人家的姓名打叉，肯定在表達一種態度無疑，在否定，在蔑視，造就了氣熖，顯示了強勢，或可出出氣，甚至招來掌聲，累積支持者，群眾運動往往如此，情緒先行固然可以優於鼓動，但說理付之闕如，團結到的又是甚麼群眾呢？

學生辯論的誤區之一，是以為大聲等同有理，有時，在學校的環境裡，可以公然聲勢凌厲地指責人家，同學叫好、起哄、鼓掌，其實那準是因為犯了禁忌的快感，而不一定是理智上的認同。氣勢與道理是兩碼子事，有理其實無需甚麼氣勢，即使借助氣勢，像嘴上即時搶白了之類，也不能取代道理。

有道理的人會以氣勢取代道理嗎？我不知道，但我反而更相信，因為沒道理，才動用這些下流的招式。「有理說不清」是否真的常見呢，還是因為說理能力所限？二者或許都還情有可原，最可鄙的其實是根本沒理可言。所以說，批判思維先要聽得出人家說甚麼，更要聽出人家沒說甚麼。

有用「遊花園」，有顧左右而言他，有在定義上糾纏一番弄得糊糊塗塗的，有些則故作高深，有些甚或裝出一副難言之隱相，眾多招式，跟給對方的名字打一個叉，都有一共通點，就是沒有說出道理來。像立法會所見，一些政務官，冠冕堂皇的說了許多，理據卻似有實無，當然，跟動輒破口大罵卻沒理由支持的議員一樣，不過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分別。

謾罵人家易，有理論述難。出於詛咒而給人家起一個「諢號」也可作如是觀。咒語可謂歷史悠久，在不那麼發達和文明的年代，人們的確相信咒語的。不過，今天鵝頸橋打小人之類其實是給個人發洩的心理補償多於真正作用，而公共論述中要乞靈於詛咒的，大抵只在告訴人家，自己沒甚麼道理好說，讓人家知道，自己不過是那些相信咒語的不文明年代的人吧。(2014.08.16)

由「公學」說起

Robin Williams逝世，讓人懷緬起他在Dead Poets Society的演出，我對電影中Keating的教學方法頗有異議，或以為那種劇情是不了解教育實況的編劇所致。不敢說真正良好的、學校裡的批判教學不能成為吸引人的文化產品的情節，或者，行業故事就是有這種困難：行家看起來總能挑出骨頭。

電影中的學校Welton屬名牌中學，我的父母輩喜歡叫這種名牌老校為「貴族學校」，但其實卻是沿襲自英國的公學體制。令人不解的是，所謂「公學」(Public School)明明是擇優而教，甚至異化為擇富而教的私立學校，為甚麼卻叫做「公學」？這問題，是我在教育社會學中必借之來引發學生討論的，並借此思索學校教育屬於公或私領域的。

理解「公學」，不能望文生義，特別在公營教育(Public Education)大行其道的今天，若以為那是和「私」(private)相對的「公」，自然即政府營運的學校。其實，溯源歷史，公學的「公」是相對於「貴族」和「教會」(Nobility & Church)而言的，在英國，教育(甚至知識)早年被貴族和教會壟斷，開放給非屬二者的，便相對地屬於「公共」。

我沒有仔細的研究，但憑粗疏的閱讀估計，中間似乎是財富、權力此消(貴族和教會一方)彼長(公眾或資產階級一方)的因素，多於「有教無類」的教育理想，而資產階級追求他們下一代的良好教育，當然有權力的消長問題，箇中原因，也是後來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出的「資本的諸種形式」(Forms of Capital)的解釋較佳。

教育由壟斷到開放，在中國歷史裡則有先秦時期諸子出自「王官」的過程，當然，諸子之學開放並無教會的因素，而當時資產階級也決不能算做成形，但中國的教育其實長年只是有限的開放，歷經不同朝代仍然以精英教育為主，起碼並不惠及廣大農民，和二十世紀後公營教育發展可觀(雖然仍有很大的不足)，實在很難同日而語。順帶一提，今天不少學生望而生畏的文言文，其實屬於精英教育的產物，將之存留於今天的普及教育裡，從文化傳承的角度來說，或許異議不大，比重如何恰如其份，方是課程政策必須好好釐清的，但那是另一話題，本文難以開展討論。

回頭說「公學」，相對於以前的知識壟斷來說，的確算是開放了的，但開放了給誰呢，說到底還是有限人數的富家子弟，其作用堪稱「私立」十足的。Dead Poets Society中Keating有一學生Neil，其父即說好不辛苦才能供他入讀Welton，目的是考上名牌大學自此出人頭地，可是Neil卻不集中在學業上而跑了去演戲，父親自然覺得枉了苦心。

當然，考上名牌大學可以出人頭地，即所謂「向上流動」(upward mobility)，但要是明白布爾迪厄的理論，其父或許不必灰心，因為入讀公學比學業更要累積的其實文化資本以及社會資本(Cultural & Social Capital)，Neil因飽受父親的壓力而最終自毀，其實是因為他和父親皆不明白這一力爭入讀公學的原理。在今天的香港和中國來說，也許我們的社會長年浸淫於「差序格局」、「親疏有別」、「關係至上」的文化裡，入讀公學以建立人脈的要義，當不致於如此輕易忘懷。

說到這裡，卻又不免胡塗起來。打破壟斷的開放既是為「公」，但學校過程積累的卻仍然是「私」得緊。學校教育也許正因這種公私共生的特點，而長期成為社會爭議的熱點之一。(2014.08.13)

過半提委如何操縱普選

是否設立過半提委提名才可成為特首候選人的制度，其實就是是否支持選舉被少數人操縱的問題，也就是是否讓香港出現制度性腐敗的問題。

【1201人可決定誰入閘】

2017特首普選目前還沒有具體方案公佈，但一些報道引用「權威消息」說，將要求獲得過半數提名委員支持，才可成為普選候選人，讓市民投票。至於提名委員總人數應有多少，目前也沒有定案，假設以早前發表的「13學者方案」所建議的2400人來說，則要成為特首候選人，則起碼要取得1201提委的支持。

據報道，過半提委支持的設計，體現由一個提名委員會提名後普選，即《基本法》第45條中所謂「機構提名」或提委會「集體意志」的詮釋。第45條作這樣的詮釋，是香港政界以至學術界長期沒有留意到，起碼是沒有向香港社會說明的；應否作這樣的詮釋，也是值得質疑的。不過，中央政權將此詮釋握得很緊，在其強勢壓力下，許多泛民中人似已失去抗爭意志，對此已沒有多少爭論，開始自甘於在迎合這個框框。

【使普選成為等額選舉】

稍知簡單算術者，即會發現，若要取得「過半提名」才可候選，豈非只有一個候選人？如此，提名委員會提名豈不是變成預選？使普選成為等額選舉？市民普選的一票，豈非只能選擇信任不信任，或投不投白票，或投不投票？當然，若想操縱普選卻不要那麼難看，是可以有不同的方案的。

【1201人可決定誰不能入閘】

一名提委可以有多於一票，便可以推出多於一名的候選人。例如某甲和某乙候選人，同樣有1201名提委支持，1201是超過2400的一半的(以「13學者方案」為例)，甲的1201票來看1201名提委，乙的1201票，既可以來自另外的1199人及提名甲的提委中的2人。如此的話，則每名提委可以有兩票即可。

這樣得到過半提委支持，以體現提委集體意志之名，便可以堂而皇之的成為普選的提名制度。關鍵是，想成為特首候選人的關卡，便操縱在1201人手中，所謂數百萬選民的選擇，其實須先過1201這一關；而更厲害的是，1201人操縱著的，其實是否決權，因為，這1201人只要不以其第二票提名，便可讓自己心中的人選在沒有競爭對手下讓市民普選。換言之，操縱了1201人，便操縱了數百萬市民的選擇。

【政治酬庸多幾人便沒那麼難看】

假如不想這麼難看，則可以採用全票制，目前港區人大的選舉，便是採這樣的制度。假設選舉最後設計為最多可以容讓兩個候選人，則提委的票，便必須作兩個選擇，否則作廢。仍以上述某甲已得1201提委支持為例，那麼，要讓乙成不了候選人，則仍要讓這1201的第二選擇全不投給乙，要投全票而全不投給乙，那便要丙的掩護。在國家機器編配下，在政治酬答、延後利益的引誘下，丙甚至丁的出現以擔當不讓1201票投給乙的功能，並不困難，而成本只是增加了給丙或丁的酬庸，並不太高。若制度可以容讓更多的候選人，其理也相同，只是國家機器的調動更頻繁，並增加數名參與掩護的人的酬庸。

【少數人太大權成為腐敗根源】

總的來說，候選人須取得過半提委支持的設計，與其說是甚麼「機構提名」或「集體意志」，不如說是操縱選舉的手段，得到過半提委提名的不合理處，在於把數百萬選民的選擇，置於千多人的權力之下。可以斷言，這樣的制度，必然成為腐敗的根源。(2014.08.13)

如果不給，也不能騙！

操縱比賽，使之貌似公平但實則暗中做手腳的事，其實不始於提名委員會，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某大學唸書，就知道聘請講師之一二。

那時候ICAC已成立並穩了陣腳，聘請講師已不能公然一個人說了算，也須程序公平，某大學已掌有權力的教授，於是就改在SHORTLIST的過程做手腳。說扶掖後進也好，說建立王國也好，教授會在招聘公告刻意加進為某某度身訂造、幾近獨一無二的條款，然後在初期揀選時刪去其他強手，結果送交遴選委員會的名單，對某某便十分有利。

你說這黑箱作業嗎？並不，招聘是公開的，應聘是自由的，面試也是專業的，然而，遴選委員會手握這份經篩選的名單，無論如何公正，也只能選出某某入職當講師。我所知道的，就起碼有數個這樣的例子，其實那些某某也不一定沒實力公平競爭，只不過如此做了手腳，便能十拿九穩就是。

提委會的設計不也正是如此在SHORTLIST的過程中做手腳嗎？北京政權根本就不相信普選，不相信普選屬平等人權，不相信普選可以增強政治認受從而有利管治。甚至，也許他們根本不以人權為核心價值，不以認受性為管治的核心價值。《基本法》寫下了普選，大抵只是權宜，並非真心所繫，何況，還有關卡重重。

其實，不相信便不相信吧，不想香港公民有普選的人權的話，就清清楚楚說不想吧，這雖不能讓人同意，但倒還算坦白大方，也許還能博得幾分尊重。可是，明明想在提名程序做手腳，卻還大談遵守《基本法》甚麼的，一派尊重法治，一派正義凜然的模樣，實在使人看得惡心。

如今看到的現實是，不但不坦白說明，還想通過提名委員會獨攬提名之權，卻仍說這是公平的、真正的普選，這簡直就是光天化日下的行騙！

騙，就是當香港公民如此愚蠢，當我們是甘於做自欺欺人的次等人，而香港公民，如你，如我，面對此情此景，如何回應是好，根本就是一個怎樣看待自己的身份的問題。假如你手上接到偽鈔，一摸便覺紙質粗劣，再看竟看不到任何保險線或水印，卻仍堅說這是真鈔，如常用之花之，這時已不只是騙子當你愚笨可欺，而你也掉進了行騙的軌跡，騙子的身份，便成為你人生的一部份。

學民思潮視爭取公民提名，還特別提到這是歷史任務，其重大意義，就是不容這種騙子的身份成為他們人生的一部份，在這一點上，他們雖年紀輕輕，但比許多泛民大老，都看得更遠。

不少泛民大老，常以爭取民主數十年來證明其一顆丹心。可是，面對如此赤裸的行騙，卻不加指正，且轉過來向人民遊說可以接受的話，則這不也正是協助了行騙嗎？始作騙者的北京政權會感激各泛民大老呢，還是會更賤視之利用之？更不可忘記的是，這行騙，也必將寫進歷史，必將成為協助行騙者的人生的一部份，從今以後，直到永遠。

人民又會甘於受騙嗎？我看並不，我們一條很基本的底線是：如果不給，也不能騙！

【後記：本文成於2014年年初，到了八月，人大即將為普選制度作決的消息甚囂塵上，過半數提委提名才能參選的說法，更忽然給炒熱，究竟這是當權者在管理期望，還是要把這Shortlist握得更緊，很快就揭盅，不過，這是真正的民主普選嗎？即使不給，也不能騙呀！(2014.08.16)】

邪惡平庸的身份認同

古語有云： 「人生如戲」。如戲之喻，智慧不在其假，也不在其多姿多采，而在於身份構想與育成的過程。

演員一舉手一投足，一句對白一個表情，無非為了呈現一個角色，看在觀眾眼裏，盡在不言中，而並非說服，從梁朝偉演活易先生的深沉，到張達明扮一頭栩栩如生的速龍，都不落言詮、後設的補充或解畫，像大聲聲明「我是一個賊」或者豎起「路人甲」的說明紙牌，連小學生都知道是極劣的演出。

演員深知，這不費唇舌的心領神會，在於動作或表情、語氣或衣飾，起碼須符合觀眾的已有認知；若要成就光影裏的易先生、棟篤笑台上的速龍，則更要直搗黃龍把觀眾的感受勾引出來。這樣的過程，當然不會自然而然，而是充滿預期和計算的，離不開人際的互動。所謂「身份認同」，本質就是如此的一種自我呈現於人前，如戲一般。

既屬「當然」何須教育

既然是自我（演員）與他人（觀眾）的互動，則這身份認同（角色），也必然是情境、相對甚或文化的（Contextual, Relational & Cultural），抽象如永恆真理般的身份，虛空無物如同義反複（Tautology），以為可以用來證立某種觀點，像去年國民教育爭議時在《城市論壇》屢屢聽聞的「身為中國人，當然支持國民教育」；卻不知道，如此論證其實牽強非常，因為若真的理所「當然」，還用得着那麼力竭聲嘶嗎？

倒不如把「身份」和「身份認同」區分，以免混淆「先賦」（Ascribed）和「獲得」（Achieved）的兩種含義；前者難因個人意志轉移，像出生在香港，因而領一張香港身份證，或領一本中國護照，份屬「當然」，但這個「身份」不會自然而然地形成「認同」，否則又何須教育？

教育關懷的，就是這「認同」的部分。2011 年國民教育課程文件的諮詢稿，曾不無道理的循情意（而非認知）來界定這「認同」的教育，以「情意」、「認知」和「心理肌動」的範疇分類（Affective, Cognitive & Psycho-motor Domains），是教育專業的經典，也是常識。可惜的是，選對了工具卻不等於懂得運用，結果錯漏百出過不了專業的關口，在2012 年的文件定稿甚至索性完全刪去這部分的解說，如同鴕鳥埋首沙堆，使人失笑。

這也反映出威權政治下（Authoritarian Politics），連課程文件也可以任意妄為，不怕專業見笑。這樣的景況，並不以擱置國民教育課程文件告終，像今年鬧得熱哄哄的北區幼兒教育學額問題，教育界不也是早就提出預警，但決策者卻置若無聞。當議題在北區學額出現，卻獲一再回應「全港學額足夠」時，相信連高小學生也知道牛頭不對馬嘴，但官員說來仍沒半點臉紅耳赤，則這不是無視觀眾存在的拙劣演出嗎？按上述的互動觀點來說，自說自話簡直就是對觀眾毫無半點尊重了。

其實，讓「身份認同」的教育回歸情意（而非認知）的範疇，不但不是明日黃花，而是至為必要。拿認知與情意對舉，目的在突出「認同」的過程，不是理解或評價，而是某種價值觀的形成，甚或內化為性格的一部分。嘴裏說愛國，屬認知；實際把資產或子女都往外國送去，便是價值觀，屬情意。聽其言，觀其行，言與行是明顯不同的概念；一張問卷，或者一道試題，極其量只得知嘴裏說得漂亮的話，但決不是真正的「認同」。

抹去政治不去思考

如同演技，固然有演員不必訓練不必揣摩就渾然天成，但那終究是少數甚或偶然，起碼的培育才是常態， 由嚴謹的訓練（Train），或放任的促導（Facilitate），都在教育的光譜之內。前者屬虎媽或怪獸家長的信念，後者是歷盡滄桑的過來人的哲學，兩極之間卻倒有一點共識：覺察（Aware）、反應（Respond）階段的情意，份屬教育本分，但組成價值觀甚或性格化（Values, Organization & Characterization） ，則可教而難評，肆意評估其實已僭越專業的底線，起碼是以今天教育學問進展而言的底線。

學校教育的限制，不足以穩妥評估高階的情意發展，但對身份認同的研究，則早有研究提出，底蘊不過是想讓人怎樣看自己的一種呈現或演出。五十年前在耶路撒冷受審的艾克曼（A. Eichmann），就是想他人把他看成為一個聽從上司命令的下屬，如此辯護，便不必為屠殺猶太人負責；可是，在阿倫特（H. Arendt）眼下，卻看出這種「打工搵食」的心態，實在透露着邪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

當中的關鍵，在於對周遭發生的事採取關懷以至質疑，抑或冷待和漠視，這不過是一種對待他人、也就是對待自己的態度，不過是身份認同的呈現，最根本的好像是只說個人，其實擴展至人際、社會，這不就是政治麼？所有「去政治化」的論述，所希冀的，就是要人民不去思考人際關係，要人民免除主體的思想，並如此生活作息，那不過是一種邪惡的平庸的身份認同。

2011年後，每逢天災人禍，總會令人想起日本經歷過「三一一大地震」後國民的表現，那種遇到浩劫而仍能堅守自持，有禮如斯的取態，雖有人譏為過分遏抑，卻又不失其某種價值，甚或早已內化為性格的一部分。說到底，自己怎樣做，他人便怎樣看，這中間呈現的就是身份，經自己認同的。(本文曾刊於2013.11.18《信報》)

為甚麼不做國安不航天？

電影Good Will Hunting (《驕陽似我》)中的一幕，是我讀到Edward Snowden的新聞的即時聯想。電影中Matt Damon飾演Will Hunting，在麻省理工當小工，卻是一個數學天才，其天賦被教授發現後，介紹他到美國國家安全局去做破解密碼的工作，安全局的人問他為甚麼不想做這份工，他有以下一大段精彩的回答(我的翻譯，原文見此)：

「為甚麼我不應為國安局工作？這問題有點難，但我會試著回答。假設我現在在國安局工作了，有人把一個密碼放在我桌上，其他人都解不開的。或者我看一看就解開了，我會感覺良好，因為我的工作做得好，但或者這密碼是北非或中東某些叛軍的藏身地點。國安局一旦知道這地點，他們便會把那叛軍匿藏的村落，連同萬五村民一起炸掉，這些村民我素未謀面，也毫無過節，就這樣被殺了。這時政客會說：「噢，派一些海軍陸戰隊去保衛那地方吧。」他們根本不屑一談，他們自己的孩子不會到那裡，不會被射殺。就像被徵調的不是他們，因為他們只會去當國民防衛軍，無所事事就可以，在屁股找出榴彈碎片的將是南方來的某些小子，而當他們退役時，回來看到過去工作的工廠早已搬到先前打仗的那個地方，而那個用榴彈炸他的人就做了他原來的那份工，因為他們可以只賺毫半一天而且沒有上廁所的小休時間。同時，他了解到他這樣的唯一理由，是我們可以選一個可以好價錢賣石油給我們的政府，當然，石油公司又會用那些小衝突來唬嚇，來把油價提高。對他們來說，只是小小的附帶利潤，對我的老友用二塊半買一加侖就毫無幫助。他們固然會很快樂地把石油帶回來，或者他們會聘請一個酗酒的船長，這船長愛飲馬天尼，又喜歡跟冰山玩激流，不用太久他會撞上一個，油會流出來，把北大西洋海裡的生物都殺了。而我那個沒工做的老友，買不了油便駕不了車，要步行去見工，但他那屁股裡的碎片又搞出個長期痔瘡來。那他又要餓死了，因為每次能吃的，都是那石油泡過的北大西洋鱈魚。那我怎樣想？我想出一些更好的，他奶奶的，我不如乾脆開鎗殺了這老友，搶了他份工，交給那敵人，抬高油價，炸一條村，抽抽大麻，然後加入國民警衛軍？我還可以當選做總統呢。」

這簡直就是一篇解釋國際政治如何與民生連結的演辭，那些聲聲對政治沒興趣，大嚷不要把民生問題政治化的朋友，應該要把這段背誦至一字不漏的。Snowden所披露的，正是國安局這等竊密的工作，事發東窗了，國安局當然拿出防止了恐怖主義勾當的偉大功蹟來，難道他們會像Will Hunting的獨白一樣，他們的情報會害了無辜，為了只是美國石油巨賈的利益？

在偉大的事功面前，個人私隱是何其渺小，政府破解了恐怖主義勾當，救回的不也是我等小民的賤命？大阿哥在我們頭上虎視眈眈，不過是保障我們的安全，丟了私隱，換回性命，大抵划算。這類換算我們倒聽得不少，問題是，沒有私隱的生活真的安全嗎？在「國家大義」當前，誰來決定甚麼要犧牲甚麼不？國家安全問題的源頭，真的只因像拉登那樣的野心家嗎，和大阿哥背後的利益集團完全無關？更重要的是，得享聲稱不受恐怖襲擊的安穩，取而代之的卻是私生活受盡窺視，這是否值得？是否人民的自主選擇？

Snowden披露國家安全的伎倆，他又是否稱得上愛國呢？竊取國內外人民的私隱，是否愛國的必由之路，固然又有一番爭論。至於像上太空這樣的偉大事功，又是否真的愛國愛民毫不可議呢？最近，中國又派人上太空了，或者又會引起一陣航天熱，也許好一些學生，又會矢志為國效力做太空人去，我其實多麼的希望，更多的青年能像Will Hunting那樣由國家大事想到小民生活去──

「為甚麼我不當航天員？這問題有點難，但我會試著回答。假設我現在已是航天員，長官某天要派我升空去，這次任務是登陸月球，我是首選，經過嚴謹的訓練及演習，最後可以坐神舟N號登月去，在月球表面還和首長天地對話，感覺實在良好。這時剛好廣州申請主辦世界盃進入最後遴選階段，雖然登陸月球實際科研得益不過是放個屁，但聲勢卻是不是玩玩的。就是我這一小步，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個載人登月的國家，況且我國仍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在種種考慮因素下，廣州終於成功爭取世界盃的主辦權了。這是上海世博、北京奧運以來的國家大事，要辦好這大事，政府官員不但趕緊徵地，國家大事當前，人民流離失只是丁點的代價。大興土木，修建場館，不在話下，場館設計不但美輪美奐，還要新奇奪目，是為了成為地標，讓修建的官員名垂千古嗎？才不呢，只有傻子才管身後名聲，他們爭的是今天的富貴，大興土木最方便歛財，設計意念固然開天殺價，中間重重工序更可上下其手，官員批准動用國家的錢建這建那，最後一大筆還不是刮進他們的口袋中。這些錢當然是要洗乾淨的，到處去奢侈消費，買地買房吧，遠的不說，這些消費在香港，在澳門就養活不少家庭，不過搞亂人家的經濟和生活，是誰也不必管的。大官貪贜歛財，可謂眾目睽睽，人盡皆知可不是義憤填膺，大家心裡想的倒是你可以這樣枉法為甚麼我不？地溝油、毒奶粉的檔次還算了，小至擺地攤賣假貨又哪有問題，考試請代考，功課請代筆，還是真金白銀的買賣呢，若嫌太過迂迴，直接買張文憑、買個學位好了，還是家長代辦，孩子仍然吃喝玩樂，不用操心，拿著假文憑日後又幹起大官來，可我家小人雖然是航天員之後，還是要一道題一道題的算，就是上了大學進了軍校又做起航天員來，卻早就輸在起跑線前，那我為甚麼今天不直接去賣假貨，賺了錢買個黨籍買個官位來再賺大錢，看在這鈔票的份兒上，太子黨都要來我這一幫，說不定他們還會扶植我當首長，到時在酒泉基地跟登月的航天員天地對話的可是我呢，哪我還要當航天員幹啥？」

我的仿作當然沒有Matt Damon和Ben Affleck的才情和辛辣，我只願有志當航天員的青年，希望國家富強的任何人，特別是那些以貢獻國家為志業的朋友，停一停，想一想，他們的志願和希望，是怎樣遭狎弄和挪用吧了，而那，是他們真的追求的嗎？他們又要怎樣捍衛真正的理想呢？

(本文曾於2013年6月於《主場新聞》及《獨立媒體》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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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Good Will Hunting 是我心中認為最有教育意義的電影之一，其主角Robin Williams，於2014年8月12日逝世。

辦大學，要夠格

人有人格，校有校格，這個「格」，可說是這個人或那間校的一切言行舉止、立場處事的總和，不是說有就有，而是從種種大小事件呈現出來的。近年屢屢發生校園內大學生向到訪權貴示威請願而遭到粗暴打壓的事件，實在也構成了有關院校校格的一個部份，而這校格的問題，或許也可以由戴卓爾夫人說起。

「死者為大」，早前戴卓爾夫人過身時，便較少人提起她被母校牛津大學拒頒榮譽學位的糗事。牛津有一個傳統，是給成為首相的該校畢業生頒授榮譽學位。榮譽學位之設，也可說是西方大學的一個傳統。為了表彰一個人對社會或對大學有非凡的成就或貢獻，大學便向其頒授榮譽學位，這些學位雖不代表接受者其人的學術成就，但傳統上院校還是小心翼翼，珍惜羽毛，到底，向誰頒授榮譽學位，也構成了院校的校格的一個部份，以榮譽學位來攀附權貴甚至交換捐款，是任何有尊嚴的大學所不屑為之的。

1985年，牛津本欲頒授一個榮譽博士學位給戴卓爾夫人，她是該校1947年的畢業生。不過，因為她當時推行新自由主義，大事削減教育經費的政策，向其頒授榮譽學位之議在牛津內部引起激烈辯論，結果牛津教授以超過二對一的比例投票否決，牛津首次沒有履行上述傳統。

新自由主義信服市場競爭，以此為至高無上的指揮棒，對某些一時難以將其宗旨使命兌換為市場價值的範疇打擊至大，例如福利和教育。香港社會福利界引入的一筆過撥款，便是這種風潮傳到香港後，由崇尚競爭思維主宰下的產物。

同樣受到這股風潮影響，在香港的大學裡研究和教學環境，教師工作和學生學習的生態，早已受到破壞。大學學系之間的資助引入一筆過撥款多年，取消實任制(Tenure)而改以大量的合約聘用大學教員，更嚴重的是，限制對學生的資助，改為鼓勵貸款為主。種種措施，在在損害教研和求學的環境。

其實，如果屬真正自由、平等的市場競爭，也許有其道理。問題是，因為資源不均分配，本來並不自由、並不平等的市場，只會造就更不自由，更不平等，這則決非現代文明社會所能接受。

在不民主的社會裡，這種惡性的競爭，正是政府官員可以上下其手的大好機會，既是以官員個人對自由市場的誤解而推行錯誤的政策，更令人齒冷的，是攀附權貴，謀取官員自己的延後利益，為權貴攫取更大的既得利益。貪婪無厭，沒有止境，高薪養廉，徒變空談，連學府中人，也受感染，面對權貴，竟會自我矮化，做起有損學術尊嚴甚至學生權利的事來，並讓其變成校格的一部份而不自知。

2011年李克強到訪港大，校園警戒過份，學生示威被禁，可謂記憶猶新。不過，其後校長致歉，愛護學生之情以及學者風範，還算溢於言表。校友後來於大學集會聲討，也清楚表達了對攀附權貴的厭惡，但也同時反證了港大多年來的培育，沒有完全白費，這段歷史，也是構成港大校格的一個部份。

5月6日城大派員抬走向梁振英示威的學生，藉詞避免混亂不再借出場地予真普聯等等，不但也構成了該校校格的一個部份，也間接反襯出港大當年的跟進原來還有一定風度和器量。

可惜，一山還有一山低，昨天(5月16日)在明愛白英奇，校方為了迎接梁振英作主禮嘉賓而召警至校園、甚至清場「封校」，以致學生回去補課不得其門而入，則也同樣無可避免地成為該校的部份校格。該校既有志於發展為一家天主教大學，也許必須學習一下大學該如何對待學生和權貴。

那麼，學習對象該是誰呢？取法乎上，城大當然大可不必，牛津學人的風範、港大校友的堅持，應該位列這張學習清單的前列吧。(2013.05.17)(本文曾於《主場新聞》發表。)

專業發展會異化為控制教師嗎？

政府在「國民教育」一役雖受挫敗，但在真正民主到來之前，政權在學生意識形態的議題上當然不會罷休。昨天公佈改組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意義即在於政府重整旗鼓之舉，而且拉開了一條更隱藏的戰線。管治高層大抵從國教一役中看到教育局人員並不濟事，一個國民教育課程也搞得千瘡百孔，飽受批評，倚賴他們執行任務難有成效，所以索性施展梁振英政府的慣伎，通過改組諮詢組織，進一步藉專業發展控制教師。

政府昨天公佈，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師訓會)將於六月一日重新命名為「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新任主席邱霜梅亦會同時履新。對一般市民來說，一個諮詢組織重新命名可謂不足掛齒，即使是現職老師，也極有可能不大了了，沒留意箇中深意。

原來的師訓會是一個諮詢組織，顧名思義，其職權是專就師訓及師資問題向政府提供意見。1993年成立時，是港英政府用以化解教師專業化訴求的擋箭牌。早期的主席是楊紫芝和麥列菲菲，她們雖不沒有教學專業訓練，但於港大任教授多年，其後的程介明是本地師資培訓的重鎮，張百康更是資深中學校長。至於邱霜梅，長期任職政府行政職系，2000年由保安局助理局長的崗位借調至職訓局任副執行幹事，2003年署任執行幹事，翌年真除，至去年底退休。

邱氏長於行政而非教育，和其政府色彩濃厚的背景，是與各位前任至為不同的地方。她借調到職訓局，相信是得政府委派以理順職訓局在前任執行幹事主政時的一些狀況，可見她得到政府信任，這種信任，比起其「師訓會」前任，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她缺乏教學專業訓練而可以領導教師和校長專業發展的政策，原因明顯在此，可以預計，未來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的政策上，教育局專業職系的功能將會削弱，「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將會更為吃重。

改名後的「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不但沒有了「諮詢」二字，職權範圍更擴充了。政府公佈說，「委員會將延續師訓會的工作，就教師及校長的專業發展的政策及措施，向政府提供意見。此外，委員會亦可按需要進行相關的教育研究及舉辦專業發展課程等，以促進教師及校長的專業發展。」可以留意的是「此外」後所說，是新增權力所在。

換言之，不但提意見，還可做研究，辦課程，研究與課程，當以「教師及校長的專業發展」為範圍，但屬新增的職務，這些職務，一向是教育局的職責，較多時候，是由大學負責的，即使如此，也由局方委托。六月開始，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具備這些職權，與教育局的工作會否重疊？如無重疊，則如何分工？或者，教育局相關人手，會否調至委員會屬下，起碼受委員會指揮？委員會可以做研究和辦課程，其有能力調動資源的含意，可謂彰彰甚明。這是和委員會在「師訓會」時期最大的不同之處。

回歸以來關於教師資格和專業發展的最大爭論，當為2000年時的語文基準風波，十多年過去，英語教師為了基準及種種專業發展而奔波折騰的自然不在話下，如今回望，若要嚴謹評估這種「震盪療法」對師資以致教育質素產生甚麼衝擊，也許尚待研究，但學生的英語水平是否得以改進呢？

十多年前，語文基準提出時，傳聞已有決策者明言考慮設計各種教師基準，甚至包括所謂「師德」，並以專業發展作為包裝，語文基準鬧出風波後，教師的專業發展改為「軟著陸」，沒再鬧出亂子，但新任校長認證制度則已輕舟已過萬重山，控制權由分散的辦學團體集中到政府手中多年。未來的日子裡，教師專業發展「軟著陸」的政策會否改變？對教師的控制，會否循此路向，由這個進一步增加了權力的「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經辦，並以專業發展、資格認證等等的方式收緊？這些問題，實在關心教師專業和教育質素的朋友不得不提出的。

普選提名委員也解決不了結構困難

目前的選舉委員會，只有廿三萬七千多選民，若以此為藍本組成未來特首普選的提民委員會，其含意不啻是說，比其餘的三百多萬選民，這廿三萬七千人多了一個影響提名的機會。除非得到糾正或補償，例如得一定數目的選民支持的候選人可得提名參選特首，否則，特首普選了也仍是不均等的。

即使普選提名委員會，也解決不了這個不均等的錯誤。除非提名委員會內的界別分組，全以選民個人作單位，不設任何公司票或團體票，而且每一提名委員會席位的選民基礎，也相對接近，否則，委員的代表性一樣可以有巨大差異，有些委員由數以萬甚至十萬計的選民選出，有些委員的選民卻只是數以百計甚至更少，換句話說，就對提名的影響力而言，不同界別的選民之間，竟存在百倍甚至千倍的差異，這就是不均等，程度大得任何一個講求平等的社會都不應接受。

如何確保選民的意願可以得到提名委員的正確反映，也同時不可忽略，否則，提名制度設計再完美也只會淪為空談。通常，選舉制度的民意保證，是一種滯後的懲處，意思是，選民選出了議員，要是議員背棄選舉時作出的承諾，或者作出了選民不認同的決定，則選民大抵只能在下一次選舉不再投票給該議員或其政黨，作為懲罰。

這種多次博奕的設計，對想長期參政的人士或政黨，或者會增加其背棄選民的成本考量，但究其實，這也只不過是一種成本計算而已，若得失相抵，甚或得大於失，則毀諾仍會發生。提名委員若手握篩選大權，其對未來特首的影響力，必會製造不成比例的換取利益的機會，下次選舉的懲罰，無異於賊過興兵。

教育界的選舉委員會，就有過兩次這樣的經驗。2006年選委選舉，有朋友得到泛民陣營的教協推薦，但獲選後在翌年的特首選舉中，卻有意不給當時代表泛民參選的梁家傑提名，最後要苦苦箍票，才成為提名梁家傑的最後一人。當時負責苦苦箍票的，正是筆者，對此制度漏洞，我有深刻體會。

另一次發生在去年的特首選舉中，同樣有一位得到教協推薦的選委，結果在提名期內卻脫隊提名梁振英，如此違反政治倫理，跡近欺騙選民，教協事後極其量也只能口頭譴責，對民意受到扭曲，卻只能徒嘆奈何。

再說，任何防止歪曲民意的設計，必會遇到一個難題：選出提名委員會時，特首候選人尚未產生。這種模糊狀態，便有機會讓提名委員鑽空子背離民意。這種情況，其實不一定發生在泛民陣營，去年選舉中，在飲食界、批發及零售界及會計界中，即有本被視為唐營名單的選委，最後把提名票給予梁振英。

簡而言之，即使提名委員的代表性可以調整至相約，但上述的得失計算、不參與多次博奕者，以至選舉提名委員先於特首候選人出現等等多項因素，都會造成提名委員會不能反映民意，而淪為小圈子交易，甚至被操縱而有違普選的民主原則。

這些困難的確不易解決，則另一出路便是減低提名委員會被扭曲或尋租的機會，取得一定數目的選民支持者，便可得提名參選，是防止提名權力壟斷、民意可得反映的制度，這個制度，正可和普選提名委員會相輔相承，就履行民主原則而言，可謂缺一不可。(2013.05.06)(本文曾於《主場新聞》發表。)

空洞政治語言的風土病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我開始接觸波柏爾(Karl Popper)的科學哲學和貢布里希(E. Grombich)藝術史論。那時對文學研究中的心理分析，我正努力研習卻感到極不滿足，而剛好踫上了中國思想界引介大量西方學說的風潮，那雖然是《科學發現的邏輯》和《藝術與幻象》等發表近卅年後，但「證偽」(Falsification)以及對「時代精神」(Zeitgeist)的批判，於我而言仍然有無比的解釋力。

然後當然是巨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諸般的思想忽然像打通了某道經脈似的，尤其對空洞政治語言的分析，讓我對年青時讀《動物農莊》或《1984》時的荒謬感有了更深的了解，或者厭惡。

對空洞的政治語言，中國人當不會感到陌生。「所有動物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之類，固然是在言語裡上下其手，但其實是對嚴肅認真的聽眾的侮辱，甚至於傲慢的欺凌。其真正意義是：我就是這般肆無忌憚，看你又能耐何！

晚近對普選定義的爭議，根本不是論辯，而是空洞政治語言的故伎重施，是一種言語的上下其手，人民要求的只不過是平等的權利，換來的卻是這種傲慢強權的欺凌。

教師必會明白，課堂上教過不等如學生學到，同理，波柏爾、貢布里希、海耶克等思想傳入已逾卅年，但其學說決不會就此「落地」，空洞政治語言仍然流行如故。萬萬料想不到的是，在香港這個教育普及、資訊發達的先進大都會，空廢的政治語言仍可像流行感冒般橫掃我們的公共空間。

語言病毒是極權的維生素，可以愚民，可以蒙騙；但民間社會的反論述，竟不過在與強權跳探戈，則未免可笑。我說的當然是2010政改時的「終極普選聯盟」和今年的「真普選聯盟」，在「普選」的概念前加一個至高至強的修飾語，最大意義只能在於良好的自我感覺，而掉進那種操弄語言的軌跡中，跟狎玩政治語言者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

令我感觸良多的是最近參與的一個會議。會議的組織者自詡為民主運動奮鬥多年，是民主運動的主要力量之一，這也一直夠讓當中成員足以自豪。會議上不免對「落實雙普選」決志一番，這本來無可非議。只是，有與會者提出，針對當今形勢，矢志爭取的是「無篩選」的普選。

以「證偽」的檢定來說，這樣的增添可謂意義重大，起碼可以作為爭取行動的成敗標準之一，也可以作為一項奮鬥的明確目標。可是，主事的朋友竟提出以空洞無物的「真普選」取代「無篩選」，其自陷政治語言的空洞而竟不自知，更啟人疑竇的是，今天拒絕這「無篩選」的條件，是否意味了將來又準備放棄這條聲稱的底線？

會議上另有朋友提出「符合國際公認標準」的說法，這當然過不了嚴格意義的「證偽」的檢定，不過，既提到「公認」，則凡合理的人心中，還是有一把相對的合理的尺的。問題是，組織主事者竟在「國際」一詞上打轉，說了一輪難定應按哪一個國家為準的話，儼如陳淨心理曲氣壯地質問戴耀廷那一次，讓人失笑。

於民間論述的失笑，比對極權的嘲弄更為痛苦，因為恨鐵不成鋼？因為對領袖的失望？還是因為對「不進則退」的感喟？我實在分不清楚，我只知道，對空洞政治語言的批判，我們實在做得不夠，不但不夠，甚至讓其蔓延，讓其落地生根，成為風土病，連多年為民主奮鬥的朋友受到感染而不自知。(2013.04.29)(本文曾於《主場新聞》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