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人格，校有校格，這個「格」，可說是這個人或那間校的一切言行舉止、立場處事的總和，不是說有就有，而是從種種大小事件呈現出來的。近年屢屢發生校園內大學生向到訪權貴示威請願而遭到粗暴打壓的事件，實在也構成了有關院校校格的一個部份，而這校格的問題，或許也可以由戴卓爾夫人說起。
「死者為大」，早前戴卓爾夫人過身時，便較少人提起她被母校牛津大學拒頒榮譽學位的糗事。牛津有一個傳統，是給成為首相的該校畢業生頒授榮譽學位。榮譽學位之設，也可說是西方大學的一個傳統。為了表彰一個人對社會或對大學有非凡的成就或貢獻，大學便向其頒授榮譽學位，這些學位雖不代表接受者其人的學術成就，但傳統上院校還是小心翼翼，珍惜羽毛，到底，向誰頒授榮譽學位，也構成了院校的校格的一個部份，以榮譽學位來攀附權貴甚至交換捐款，是任何有尊嚴的大學所不屑為之的。
1985年，牛津本欲頒授一個榮譽博士學位給戴卓爾夫人，她是該校1947年的畢業生。不過，因為她當時推行新自由主義，大事削減教育經費的政策，向其頒授榮譽學位之議在牛津內部引起激烈辯論，結果牛津教授以超過二對一的比例投票否決，牛津首次沒有履行上述傳統。
新自由主義信服市場競爭，以此為至高無上的指揮棒，對某些一時難以將其宗旨使命兌換為市場價值的範疇打擊至大，例如福利和教育。香港社會福利界引入的一筆過撥款，便是這種風潮傳到香港後，由崇尚競爭思維主宰下的產物。
同樣受到這股風潮影響，在香港的大學裡研究和教學環境，教師工作和學生學習的生態，早已受到破壞。大學學系之間的資助引入一筆過撥款多年，取消實任制(Tenure)而改以大量的合約聘用大學教員，更嚴重的是，限制對學生的資助，改為鼓勵貸款為主。種種措施，在在損害教研和求學的環境。
其實，如果屬真正自由、平等的市場競爭，也許有其道理。問題是，因為資源不均分配，本來並不自由、並不平等的市場，只會造就更不自由，更不平等，這則決非現代文明社會所能接受。
在不民主的社會裡，這種惡性的競爭，正是政府官員可以上下其手的大好機會，既是以官員個人對自由市場的誤解而推行錯誤的政策，更令人齒冷的，是攀附權貴，謀取官員自己的延後利益，為權貴攫取更大的既得利益。貪婪無厭，沒有止境，高薪養廉，徒變空談，連學府中人，也受感染，面對權貴，竟會自我矮化，做起有損學術尊嚴甚至學生權利的事來，並讓其變成校格的一部份而不自知。
2011年李克強到訪港大，校園警戒過份，學生示威被禁，可謂記憶猶新。不過，其後校長致歉，愛護學生之情以及學者風範，還算溢於言表。校友後來於大學集會聲討，也清楚表達了對攀附權貴的厭惡，但也同時反證了港大多年來的培育，沒有完全白費，這段歷史，也是構成港大校格的一個部份。
5月6日城大派員抬走向梁振英示威的學生，藉詞避免混亂不再借出場地予真普聯等等，不但也構成了該校校格的一個部份，也間接反襯出港大當年的跟進原來還有一定風度和器量。
可惜，一山還有一山低，昨天(5月16日)在明愛白英奇，校方為了迎接梁振英作主禮嘉賓而召警至校園、甚至清場「封校」，以致學生回去補課不得其門而入，則也同樣無可避免地成為該校的部份校格。該校既有志於發展為一家天主教大學，也許必須學習一下大學該如何對待學生和權貴。
那麼，學習對象該是誰呢？取法乎上，城大當然大可不必，牛津學人的風範、港大校友的堅持，應該位列這張學習清單的前列吧。(2013.05.17)(本文曾於《主場新聞》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