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普選提名委員會，也解決不了這個不均等的錯誤。除非提名委員會內的界別分組，全以選民個人作單位，不設任何公司票或團體票，而且每一提名委員會席位的選民基礎，也相對接近，否則，委員的代表性一樣可以有巨大差異，有些委員由數以萬甚至十萬計的選民選出，有些委員的選民卻只是數以百計甚至更少，換句話說，就對提名的影響力而言，不同界別的選民之間，竟存在百倍甚至千倍的差異，這就是不均等，程度大得任何一個講求平等的社會都不應接受。
如何確保選民的意願可以得到提名委員的正確反映，也同時不可忽略，否則，提名制度設計再完美也只會淪為空談。通常，選舉制度的民意保證，是一種滯後的懲處，意思是，選民選出了議員，要是議員背棄選舉時作出的承諾，或者作出了選民不認同的決定，則選民大抵只能在下一次選舉不再投票給該議員或其政黨，作為懲罰。
這種多次博奕的設計，對想長期參政的人士或政黨，或者會增加其背棄選民的成本考量，但究其實，這也只不過是一種成本計算而已，若得失相抵，甚或得大於失，則毀諾仍會發生。提名委員若手握篩選大權，其對未來特首的影響力，必會製造不成比例的換取利益的機會，下次選舉的懲罰，無異於賊過興兵。
教育界的選舉委員會，就有過兩次這樣的經驗。2006年選委選舉，有朋友得到泛民陣營的教協推薦，但獲選後在翌年的特首選舉中，卻有意不給當時代表泛民參選的梁家傑提名，最後要苦苦箍票，才成為提名梁家傑的最後一人。當時負責苦苦箍票的，正是筆者，對此制度漏洞，我有深刻體會。
另一次發生在去年的特首選舉中，同樣有一位得到教協推薦的選委，結果在提名期內卻脫隊提名梁振英，如此違反政治倫理，跡近欺騙選民，教協事後極其量也只能口頭譴責，對民意受到扭曲，卻只能徒嘆奈何。
再說，任何防止歪曲民意的設計，必會遇到一個難題：選出提名委員會時，特首候選人尚未產生。這種模糊狀態，便有機會讓提名委員鑽空子背離民意。這種情況，其實不一定發生在泛民陣營，去年選舉中，在飲食界、批發及零售界及會計界中，即有本被視為唐營名單的選委，最後把提名票給予梁振英。
簡而言之，即使提名委員的代表性可以調整至相約，但上述的得失計算、不參與多次博奕者，以至選舉提名委員先於特首候選人出現等等多項因素，都會造成提名委員會不能反映民意，而淪為小圈子交易，甚至被操縱而有違普選的民主原則。
這些困難的確不易解決，則另一出路便是減低提名委員會被扭曲或尋租的機會，取得一定數目的選民支持者，便可得提名參選，是防止提名權力壟斷、民意可得反映的制度，這個制度，正可和普選提名委員會相輔相承，就履行民主原則而言，可謂缺一不可。(2013.05.06)(本文曾於《主場新聞》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