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我開始接觸波柏爾(Karl Popper)的科學哲學和貢布里希(E. Grombich)藝術史論。那時對文學研究中的心理分析，我正努力研習卻感到極不滿足，而剛好踫上了中國思想界引介大量西方學說的風潮，那雖然是《科學發現的邏輯》和《藝術與幻象》等發表近卅年後，但「證偽」(Falsification)以及對「時代精神」(Zeitgeist)的批判，於我而言仍然有無比的解釋力。
然後當然是巨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諸般的思想忽然像打通了某道經脈似的，尤其對空洞政治語言的分析，讓我對年青時讀《動物農莊》或《1984》時的荒謬感有了更深的了解，或者厭惡。
對空洞的政治語言，中國人當不會感到陌生。「所有動物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之類，固然是在言語裡上下其手，但其實是對嚴肅認真的聽眾的侮辱，甚至於傲慢的欺凌。其真正意義是：我就是這般肆無忌憚，看你又能耐何！
晚近對普選定義的爭議，根本不是論辯，而是空洞政治語言的故伎重施，是一種言語的上下其手，人民要求的只不過是平等的權利，換來的卻是這種傲慢強權的欺凌。
教師必會明白，課堂上教過不等如學生學到，同理，波柏爾、貢布里希、海耶克等思想傳入已逾卅年，但其學說決不會就此「落地」，空洞政治語言仍然流行如故。萬萬料想不到的是，在香港這個教育普及、資訊發達的先進大都會，空廢的政治語言仍可像流行感冒般橫掃我們的公共空間。
語言病毒是極權的維生素，可以愚民，可以蒙騙；但民間社會的反論述，竟不過在與強權跳探戈，則未免可笑。我說的當然是2010政改時的「終極普選聯盟」和今年的「真普選聯盟」，在「普選」的概念前加一個至高至強的修飾語，最大意義只能在於良好的自我感覺，而掉進那種操弄語言的軌跡中，跟狎玩政治語言者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
令我感觸良多的是最近參與的一個會議。會議的組織者自詡為民主運動奮鬥多年，是民主運動的主要力量之一，這也一直夠讓當中成員足以自豪。會議上不免對「落實雙普選」決志一番，這本來無可非議。只是，有與會者提出，針對當今形勢，矢志爭取的是「無篩選」的普選。
以「證偽」的檢定來說，這樣的增添可謂意義重大，起碼可以作為爭取行動的成敗標準之一，也可以作為一項奮鬥的明確目標。可是，主事的朋友竟提出以空洞無物的「真普選」取代「無篩選」，其自陷政治語言的空洞而竟不自知，更啟人疑竇的是，今天拒絕這「無篩選」的條件，是否意味了將來又準備放棄這條聲稱的底線？
會議上另有朋友提出「符合國際公認標準」的說法，這當然過不了嚴格意義的「證偽」的檢定，不過，既提到「公認」，則凡合理的人心中，還是有一把相對的合理的尺的。問題是，組織主事者竟在「國際」一詞上打轉，說了一輪難定應按哪一個國家為準的話，儼如陳淨心理曲氣壯地質問戴耀廷那一次，讓人失笑。
於民間論述的失笑，比對極權的嘲弄更為痛苦，因為恨鐵不成鋼？因為對領袖的失望？還是因為對「不進則退」的感喟？我實在分不清楚，我只知道，對空洞政治語言的批判，我們實在做得不夠，不但不夠，甚至讓其蔓延，讓其落地生根，成為風土病，連多年為民主奮鬥的朋友受到感染而不自知。(2013.04.29)(本文曾於《主場新聞》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