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傑正爭取足夠的選委提名，以便特首選舉有所競爭，有競爭的特首選舉，正是本屆選委會選舉的一個焦點，教育評議會的何漢權先生向來義正詞嚴，原來他也贊成特首選舉要有競爭的。
他說過：「特首選舉的最低期望，就是必須要有投票過程」，「沒有競爭對手、沒有政綱、沒有被質詢過程、沒有投票過程的特首選舉，在胡溫大格局的政治管理當中，相信也沒有道理存在。」
不過，不要誤會，不要因為何先生這番支持有競爭的特首選舉的話，便誤會了他會支持梁家傑。這一番話，去年五月七日見諸《香港經濟日報》，是針對去年的特首補選的。
今年支持誰，何先生說還沒決定。選舉前被記者問及支持哪位特首候選人，他說是這樣答的：「會公開向業界尋求意見、再看看、聽聽候選特首在諮詢會上的答辯，以及競選政綱的可行性，方能下個決定。」(《信報》，2006.12.16)
這樣的話，義正詞嚴，永遠正確。不過，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抽象道理，最易用來迴避現實裡的是非選擇。
去年曾蔭權爭取提名時，雖然被何先生評為「都是拿出貓紙，照本宣科，…臨急趕功課，難見…清晰的教育理念與見解」(《香港經濟日報》，2005.6.25)，可是他還是提名了曾蔭權，箇中原因，口口聲聲要公開向業界諮詢的何先生，似乎還欠選民一個交代呢。
梁家傑即將發表他的教育政綱了，報道說，政綱中包括小班教學，而小班教學，正是何漢權參選選委的首項訴求。看來，這將帶給何先生很大的困難，除非曾蔭權的政綱也包括小班教學，否則，何先生怎樣交代捨梁取曾，的確令人擔心。
不過，或許根本不必擔心的，說不定，何先生會加入提名梁家傑呢。又或者，上述的向業界尋求意見的話，根本抽象得很，單看「政綱的可行性」這條尾巴，已足夠發揮了。當然，最好的是，曾蔭權也以小班教學為政綱的項目，何先生投向曾氏懷抱，便多一個理由，不必像去年那樣貌似勉強了。
世事難料，我也但願上述擔心是多餘的，只是，何先生言行的落差，又說明這種擔心有其依據呢。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7)
2006-12-17
2006-12-16
何漢權顛倒自己的直資觀點
直資問題，是香港教育的一個爭議焦點。
二○○一年末，前任特首董建華爭取提名競選連任前三個月，選委之一、教育評議會的何漢權先生撰文指，直資政策為董建華任內的一項主要政績：「直資學校……等學校體系的建立，迫使絕大部靠吃阿公的官津補的學校，要認真考慮及面對保值、甚至增值的老問題，制度上的多元化辦學與學校多元化教學的實施，會起著正面的相關作用。」(《香港經濟日報》2001.11.17)
兩個月後，即特首選舉提名期開始前一個月，董建華會見了教評會的選委。之後，何漢權再發表文章，直資是「教學管理的一種突破」，原因之一，「香港現今的官津補的公營學校，並未能提供學生在學習上的多元選擇，當中包括師生比例、課程內容、教學語言以及其他有關教學套配。」(《香港經濟日報》2002.1.23)
其實，直資問題，應該細分為「資助學校轉直資」和「新成立直資學校」的問題，應該研究「教育管理放權與資助」、「教師專業和職業保障」、「專業問責或市場問責」等不同關係。何先生沒有深入分析，就呼應著政府宣傳上似是而非的觀點。
到了本年六月，政府推出中學殺校政策，引起很大迴響，何先生便轉了口風，批評起直資政策來：
「直資學校制度亦愈形鞏固，教學語言、師生比例以至教師薪酬，一概可以彈性處理。於是，英語教學、師生比例低開、課程彈性靈活等，都拜政府政策獎勵之賜，具一定的吸引力。家長選擇直資學校，總勝過半生不死的第二級、或者是第三級官津體系的中學！學校的森林定律已經被驗證，轉到直資的傳統名校，吸納人才與錢財，先喝收生的頭啖湯。」
在董建華時代，何漢權大力推許直資政策，到了曾蔭權主政，同一政策卻受到他批評，未知是體現「人一走，茶就涼」的道理呢，還是長期撰文月旦香港教育政策的何先生太後知後覺呢？
就直資問題，何先生這樣說過：「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裏，要將事情的顛倒「道理」再顛倒過來，花費的力氣特別大。學校轉制成直資是其中一例。」(《香港經濟日報》2002.1.23)
然而，還看他的大作，何先生顛倒自己觀點，似乎並不困難，所花的力氣不需要很大吧。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6)
二○○一年末，前任特首董建華爭取提名競選連任前三個月，選委之一、教育評議會的何漢權先生撰文指，直資政策為董建華任內的一項主要政績：「直資學校……等學校體系的建立，迫使絕大部靠吃阿公的官津補的學校，要認真考慮及面對保值、甚至增值的老問題，制度上的多元化辦學與學校多元化教學的實施，會起著正面的相關作用。」(《香港經濟日報》2001.11.17)
兩個月後，即特首選舉提名期開始前一個月，董建華會見了教評會的選委。之後，何漢權再發表文章，直資是「教學管理的一種突破」，原因之一，「香港現今的官津補的公營學校，並未能提供學生在學習上的多元選擇，當中包括師生比例、課程內容、教學語言以及其他有關教學套配。」(《香港經濟日報》2002.1.23)
其實，直資問題，應該細分為「資助學校轉直資」和「新成立直資學校」的問題，應該研究「教育管理放權與資助」、「教師專業和職業保障」、「專業問責或市場問責」等不同關係。何先生沒有深入分析，就呼應著政府宣傳上似是而非的觀點。
到了本年六月，政府推出中學殺校政策，引起很大迴響，何先生便轉了口風，批評起直資政策來：
「直資學校制度亦愈形鞏固，教學語言、師生比例以至教師薪酬，一概可以彈性處理。於是，英語教學、師生比例低開、課程彈性靈活等，都拜政府政策獎勵之賜，具一定的吸引力。家長選擇直資學校，總勝過半生不死的第二級、或者是第三級官津體系的中學！學校的森林定律已經被驗證，轉到直資的傳統名校，吸納人才與錢財，先喝收生的頭啖湯。」
在董建華時代，何漢權大力推許直資政策，到了曾蔭權主政，同一政策卻受到他批評，未知是體現「人一走，茶就涼」的道理呢，還是長期撰文月旦香港教育政策的何先生太後知後覺呢？
就直資問題，何先生這樣說過：「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裏，要將事情的顛倒「道理」再顛倒過來，花費的力氣特別大。學校轉制成直資是其中一例。」(《香港經濟日報》2002.1.23)
然而，還看他的大作，何先生顛倒自己觀點，似乎並不困難，所花的力氣不需要很大吧。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6)
2006-12-15
何漢權和曾蔭權
教育評議會的何漢權先生，長期在報刊發表評論，最近又再度獲選為選舉委員，負責選出行政長官，查閱他在上屆選委任內怎樣評議曾蔭權，很有意思。
2006年10月14日，何先生質疑曾蔭權的《施政報告》「是否真的如此貨真價實，如此對教師群眾深表敬意」，該文以「特首派錢連任，教師無福消受」作結。(《香港經濟日報》)
2006年5月30日，他撰文批評曾蔭權的「親疏有別論」，指為「講求實質的利益交換」的產物，並「盼望特首在巡視學校的時候，千萬不要提親疏有別論。」(《星島日報》)
2006年4月8日，他諷刺曾先生做了行政長官才以父親的花瓶來彰顯孝德，質疑曾先生會否「但求政府議案獲得通過，任何行事原則都不需計較？」，甚至因為曾先生親吻樞機戒指，而懷疑起政教分離的問題。在這篇文章裡，何先生最後更發出「看現今的社會大氣候、是黑白混淆」、「價值教育難伸」的感嘆。(《香港經濟日報》)
2006年1月21日，他揶揄曾蔭權聘任政治化妝師：「抓緊輿論陣地，權力就可奔放，黑白隨意，可攻可守。風起雲湧的政治，一日也嫌長，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永久的敵人，彼此化裝共處，自然得很。」(《香港經濟日報》。按：不能斷定何先生用「化裝」代「化妝」是寫錯字或另有深意。)
2005年10月22日，對曾蔭權上任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敬師」的部份，何漢權評為「過於敷衍」。(《香港經濟日報》)
2005年6月25日，何漢權寫及兩次以教育界選委的身份與曾先生的會晤：「兩次的晤談時曾先生都是拿出貓紙，照本宣科，講出教統局近年推行的大計，講出政府對教育的投資不少，臨急趕功課，難見特區掌舵人有清晰的教育理念與見解，意料之內！」(《香港經濟日報》)
從何漢權這些專欄評論所見，他似乎對曾蔭權很有意見，反諷揶揄，直接批評，兼而有之。可以留給讀者的，是一派批判者的印象。然而，以上所引，僅為「言論」部份，實際「行事」呢？原來，在去年六月的行政長官選舉中，即使在爭取提名時曾先生沒有令何先生滿意，何先生仍然行使了選委的權力，提名了曾蔭權。 (《文匯報》，2005.6.15)
這種言行落差，應該怎樣解釋呢？縱使不滿，也會提名，是因為何先生口口聲聲所不齒的政治實利嗎？還是埋堆團體，個人獨立意志無從體現呢？對曾蔭權上任以來的表現，何漢權雖鮮有好評，未知在接著的選舉中，又會否仍舊口裡說盡不滿，實際提名如故呢？或者，何先生唯有希冀，曾先生這一次不再使出壓倒性提名的一招，那就不必重演言行落差的活劇，不必在專欄文章把自己「化裝」為一個批判者，在實際政治中又雙手奉上自己的一票了。(按：塗脂抹粉為化妝，與解作假扮的化裝不同。以上「化裝」一詞，沒有別字。)
於此，我倒想起錢鍾書在《讀伊索寓言》：「蝙蝠碰見鳥就就充作鳥，碰見獸就充作獸。人比蝙蝠就聰明多了。他會把蝙蝠的方法反過來施用：在鳥類裡偏要充獸，表示腳踏實地；在獸類裡偏要充鳥，表示高超出世。」這篇文章曾經收入中學會考的中文課程中，當時有意見認為對中學生過深，如果學校今天仍想教授該文，看來是可以請何漢權到校現身說法一下的。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5)
2006年10月14日，何先生質疑曾蔭權的《施政報告》「是否真的如此貨真價實，如此對教師群眾深表敬意」，該文以「特首派錢連任，教師無福消受」作結。(《香港經濟日報》)
2006年5月30日，他撰文批評曾蔭權的「親疏有別論」，指為「講求實質的利益交換」的產物，並「盼望特首在巡視學校的時候，千萬不要提親疏有別論。」(《星島日報》)
2006年4月8日，他諷刺曾先生做了行政長官才以父親的花瓶來彰顯孝德，質疑曾先生會否「但求政府議案獲得通過，任何行事原則都不需計較？」，甚至因為曾先生親吻樞機戒指，而懷疑起政教分離的問題。在這篇文章裡，何先生最後更發出「看現今的社會大氣候、是黑白混淆」、「價值教育難伸」的感嘆。(《香港經濟日報》)
2006年1月21日，他揶揄曾蔭權聘任政治化妝師：「抓緊輿論陣地，權力就可奔放，黑白隨意，可攻可守。風起雲湧的政治，一日也嫌長，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永久的敵人，彼此化裝共處，自然得很。」(《香港經濟日報》。按：不能斷定何先生用「化裝」代「化妝」是寫錯字或另有深意。)
2005年10月22日，對曾蔭權上任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敬師」的部份，何漢權評為「過於敷衍」。(《香港經濟日報》)
2005年6月25日，何漢權寫及兩次以教育界選委的身份與曾先生的會晤：「兩次的晤談時曾先生都是拿出貓紙，照本宣科，講出教統局近年推行的大計，講出政府對教育的投資不少，臨急趕功課，難見特區掌舵人有清晰的教育理念與見解，意料之內！」(《香港經濟日報》)
從何漢權這些專欄評論所見，他似乎對曾蔭權很有意見，反諷揶揄，直接批評，兼而有之。可以留給讀者的，是一派批判者的印象。然而，以上所引，僅為「言論」部份，實際「行事」呢？原來，在去年六月的行政長官選舉中，即使在爭取提名時曾先生沒有令何先生滿意，何先生仍然行使了選委的權力，提名了曾蔭權。 (《文匯報》，2005.6.15)
這種言行落差，應該怎樣解釋呢？縱使不滿，也會提名，是因為何先生口口聲聲所不齒的政治實利嗎？還是埋堆團體，個人獨立意志無從體現呢？對曾蔭權上任以來的表現，何漢權雖鮮有好評，未知在接著的選舉中，又會否仍舊口裡說盡不滿，實際提名如故呢？或者，何先生唯有希冀，曾先生這一次不再使出壓倒性提名的一招，那就不必重演言行落差的活劇，不必在專欄文章把自己「化裝」為一個批判者，在實際政治中又雙手奉上自己的一票了。(按：塗脂抹粉為化妝，與解作假扮的化裝不同。以上「化裝」一詞，沒有別字。)
於此，我倒想起錢鍾書在《讀伊索寓言》：「蝙蝠碰見鳥就就充作鳥，碰見獸就充作獸。人比蝙蝠就聰明多了。他會把蝙蝠的方法反過來施用：在鳥類裡偏要充獸，表示腳踏實地；在獸類裡偏要充鳥，表示高超出世。」這篇文章曾經收入中學會考的中文課程中，當時有意見認為對中學生過深，如果學校今天仍想教授該文，看來是可以請何漢權到校現身說法一下的。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5)
2006-12-14
何漢權為語文基準試「小罵大幫忙」
行走江湖，必須習得兩三度散手，以便遊弋於權勢和民眾之間，博取每一分的好處。選舉時期要面向選民，當然要以不怕權勢自居，要自稱為選民代言；非選舉時期，則又會向權勢靠攏，靠攏得來又要不致太突兀難看，「小罵大幫忙」，是為傍身一技。罵，是為塑造不怕權勢的形象，但為了要從權勢處得到利益，千萬不要罵中要害，所以要「小罵」。
以語文基準試政策為例吧。整個政策的要害，就是設立一個考試，讓輿論年年追問，教師及格率為何，以個別成績，抹黑整體教師。二○○○年中，三萬七千教師簽名，六千教師請願，要求撤銷語文基準試，反對否定現職教師的資歷。
設立或撤銷，是政策論爭的關鍵，這是「大」，先同意了設立考試，便是「大幫忙」。二千年教師大請願前，教育評議會的朋友便召開記者會，該會副主席何漢權提出「語文基準方案應由基準測試﹑培訓課程和豁免機制構成。即豁免具相當學歷及教學資歷者﹑讓教師選擇受訓以達標﹑以及參加基準測試﹐三者應同步展開。」(《大公報》2000.6.7)大談培訓、豁免，就是掩護考試，用心良苦。
「大幫忙」之餘要「小罵」，罵甚麼呢，罵不夠完善，罵倉卒推行。報道指，何漢權認為「政府的語文基準方案未完善，新入職教師及在職教師亦應獲得平等機會，故此他建議政府應在明年中後，方讓新舊教師一起進行測試。」(《星島日報》2000.6.7)罵新舊教師沒有平等機會，罵考試推行太快，卻沒有罵設立考試的根本問題，正是「小罵」，「小罵」的功能，是「大幫忙」：既然平等，現職教師也應考吧，既然太快，那就明年中才開考吧，總之，就是同意設立語文基準試。
何先生自然有權施展「小罵大幫忙」的伎倆，可憐的是，到了選舉期間，他又搖身一變，為自己塑造一個反對語文基準試的假象了。今年的選委會選舉，他的宣傳單張中有這樣的一句：「當學生語文水平下降，矛頭就直指教師，語文基準試就橫放在教師眼前。」他並聲稱這是「很多前線同工的心底話」(《星島日報》2006.12.12)。
對的，這是教師的心底話，可惜，何先生這番話，說遲了六年，六年過去了，何先生這樣說，大抵希望沒有教師記得當年他贊成設立語文基準試，贊成為現職教師「橫放」這個考試吧。何先生是一位歷史教師，他會明白，歷史是會橫放在他這種希望、這種伎倆之前的。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4)
以語文基準試政策為例吧。整個政策的要害，就是設立一個考試，讓輿論年年追問，教師及格率為何，以個別成績，抹黑整體教師。二○○○年中，三萬七千教師簽名，六千教師請願，要求撤銷語文基準試，反對否定現職教師的資歷。
設立或撤銷，是政策論爭的關鍵，這是「大」，先同意了設立考試，便是「大幫忙」。二千年教師大請願前，教育評議會的朋友便召開記者會，該會副主席何漢權提出「語文基準方案應由基準測試﹑培訓課程和豁免機制構成。即豁免具相當學歷及教學資歷者﹑讓教師選擇受訓以達標﹑以及參加基準測試﹐三者應同步展開。」(《大公報》2000.6.7)大談培訓、豁免，就是掩護考試，用心良苦。
「大幫忙」之餘要「小罵」，罵甚麼呢，罵不夠完善，罵倉卒推行。報道指，何漢權認為「政府的語文基準方案未完善，新入職教師及在職教師亦應獲得平等機會，故此他建議政府應在明年中後，方讓新舊教師一起進行測試。」(《星島日報》2000.6.7)罵新舊教師沒有平等機會，罵考試推行太快，卻沒有罵設立考試的根本問題，正是「小罵」，「小罵」的功能，是「大幫忙」：既然平等，現職教師也應考吧，既然太快，那就明年中才開考吧，總之，就是同意設立語文基準試。
何先生自然有權施展「小罵大幫忙」的伎倆，可憐的是，到了選舉期間，他又搖身一變，為自己塑造一個反對語文基準試的假象了。今年的選委會選舉，他的宣傳單張中有這樣的一句：「當學生語文水平下降，矛頭就直指教師，語文基準試就橫放在教師眼前。」他並聲稱這是「很多前線同工的心底話」(《星島日報》2006.12.12)。
對的，這是教師的心底話，可惜，何先生這番話，說遲了六年，六年過去了，何先生這樣說，大抵希望沒有教師記得當年他贊成設立語文基準試，贊成為現職教師「橫放」這個考試吧。何先生是一位歷史教師，他會明白，歷史是會橫放在他這種希望、這種伎倆之前的。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4)
2006-12-13
參選前後何漢權的變化
選舉委員會選舉過去了，但仍有一些紛擾，例如選票設計會否誤導選民 等等，當然，這次選舉的結果，大家還是承認的，如果不承認 ，可提出訴訟，起碼要求重點。
據悉，開票時，有落選人士，要求重點榜末當選者的選票 。這是合法的，也由此可見競爭激烈。不該推測這便有傷和氣 ，覆核選票，只不過是小爭小吵，和政策辯論時的小罵大幫忙一樣 ，也和家裡小孩爭吵相同，只要大家長最後召集，還是會歸隊的。
這倒反映出獨立的可貴，看成是選舉映照眾生的作用也可 。有人說選舉是一面照妖鏡，我卻以為言重了，因選票而來的種種動作 和言論，只不過是為了選票，其實，民心向背，是非標準 ，大家都清楚，只不過由於大家長的呼召，一些朋友只好閃爍其詞 ，以便將來看風轉向，以示自己還是站在民心的一邊的。
2000年中的語文基準、2004年末的小班教學政策辯論 ，都是很好的例子，比對某些候選人「走位靈活」，深明選舉的大義 。例如，2004年12月14日《星島日報》他的專欄裡 ，教育評議會的何漢權先生，便這樣議論小班教學的立法會辯論： 「大班或小班，一班人數是四十抑或三十，倒與教學的效果 ，沒有必然的關係。」、「做廣告的，必須要懂得運用語言 ，操弄語言，這樣，產品才能打動人心。做議員的，又何嘗不是 ？於是，以「小就是美」為題，在報章上撰文，大力推銷小班教學 ，結果是一擊即中，立法會經已通過全港中、小學要分期全面推行小班 教學了。霎時的美，能長久嗎？」
到了這次選委選舉，「小班教學」卻變成他們政綱的頭等項目 ，一班之中的學生人數，忽然又變得有關係極了。「因事制宜」 ，並不稀奇，因為，朋友，不是甚麼，這是選舉呀！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3)
據悉，開票時，有落選人士，要求重點榜末當選者的選票 。這是合法的，也由此可見競爭激烈。不該推測這便有傷和氣 ，覆核選票，只不過是小爭小吵，和政策辯論時的小罵大幫忙一樣 ，也和家裡小孩爭吵相同，只要大家長最後召集，還是會歸隊的。
這倒反映出獨立的可貴，看成是選舉映照眾生的作用也可 。有人說選舉是一面照妖鏡，我卻以為言重了，因選票而來的種種動作 和言論，只不過是為了選票，其實，民心向背，是非標準 ，大家都清楚，只不過由於大家長的呼召，一些朋友只好閃爍其詞 ，以便將來看風轉向，以示自己還是站在民心的一邊的。
2000年中的語文基準、2004年末的小班教學政策辯論 ，都是很好的例子，比對某些候選人「走位靈活」，深明選舉的大義 。例如，2004年12月14日《星島日報》他的專欄裡 ，教育評議會的何漢權先生，便這樣議論小班教學的立法會辯論： 「大班或小班，一班人數是四十抑或三十，倒與教學的效果 ，沒有必然的關係。」、「做廣告的，必須要懂得運用語言 ，操弄語言，這樣，產品才能打動人心。做議員的，又何嘗不是 ？於是，以「小就是美」為題，在報章上撰文，大力推銷小班教學 ，結果是一擊即中，立法會經已通過全港中、小學要分期全面推行小班 教學了。霎時的美，能長久嗎？」
到了這次選委選舉，「小班教學」卻變成他們政綱的頭等項目 ，一班之中的學生人數，忽然又變得有關係極了。「因事制宜」 ，並不稀奇，因為，朋友，不是甚麼，這是選舉呀！
(原發表於《教協第二網站‧沒大沒小》 http://portal2.hkptu.org 2006.12.13)
2006-12-04
公平勢將擊退均等
──校本評核的難題
◎梁家豪
校本評核的爭議中，一個仍未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如何結合校內持續考試和公開結業考試。一般而言，校內考試具有「形成性」（formative）的性質，成績提供的訊息，讓教師掌握學生的進度，從而作出因應，因此往往在學期中「持續」（continuous）進行，以便逐步收集學習進度的訊息。公開結業考試，則是「總結性」（summative）的考試，作用在評估學生所學，成績反映學生的水平，並且是通過和歷年考試和同輩成績比較得來的，因為是總結性的，所以往往安排在結業階段，而且往往是一次過的。
公開試重視公平公正，風險高的考試尤其重視。眾所周知，香港學生的公開考試，因為決定了學生的升學機會，也即影響學生的未來，長期以來，均以公平公正為首要原則，中五結業的中學會考如是，中七的高級程度會考如是，未來新高中學制下的中六結業試，合中學會考和高級程度會考於一身，風險只會更高而不會更低，公平公正的要求也就仍然或更加嚴格。
有一種誤解，以為廣泛推行校本評核後，因為校本評核是持續的，所以便是形成性的，其實，形成性的往往是持續的，但持續的卻不必然是形成性的。因此，新制度下的校本評核，和一般的校內持續考試不同，可以肯定的只是，學期中持續引入的，是帶有總結性的高風險考試，要求教師公平公正地以學生成績優劣排次，基本作用是篩選（selection），在校內是否具有這樣的時間和資源達到公開試一般的公平公正，已是疑問，更重要的是，教和學的空間將會進一步萎縮，教師因應學生進度施教便更為困難。
教育改革要求教師因應學生差異施教，校外評核的一個視察重點，就是有沒有照顧學生差異。教育，而不是篩選，是當代教育均等（educational equality）的一個重大價值。針對後進學生，調動教學資源和機會，即所謂「積極分歧」（positive discrimination），已成為當代教學資源分配的重要原則。問題是，政策上的「積極分歧」，或者還會因為得到社會認受而肯定（legitimate），不會遇到公平公正的挑戰，但學校之內、教室之中的「積極分歧」，隨時會被質疑是否公平公正，會否影響考試成績。教師有此擔心，也是不無道理的。
當然，專業講求判斷，遇到質疑自然可以合理辯解，不過由此而耗費的心力，也是可以預期。君不見考評局已早在去年中，聲稱邀請廉政公署介入，嚴防校本評核作假嗎？孔子講求因材施教，弟子子路和冉有提出同一問題，但孔子給予不同回應，是因應二人品性差異提供的答案。如果有一個高風險考試在背後，若遭狀告，孔子極可能也要到廉署喝咖啡解話去。令人擔憂的是，趨吉避凶，是人之常情，現實教學中，教師為免瓜田李下，往往會傾向公平公正，積極分歧、因材施教，勢將因為廣泛引入校本評核而消亡。
上期本欄介紹美國資深教師Rick Wormeli的一本教學技巧書籍，他的最新著作《公平常常不是均等》（Fair isn't always equal: Assessing and Grading in the Differentiated Classroom），或者值得鼓吹廣泛引入校本評核的朋友細讀。
(原刊《教協報》516期，2006.12.04)
◎梁家豪
校本評核的爭議中，一個仍未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如何結合校內持續考試和公開結業考試。一般而言，校內考試具有「形成性」（formative）的性質，成績提供的訊息，讓教師掌握學生的進度，從而作出因應，因此往往在學期中「持續」（continuous）進行，以便逐步收集學習進度的訊息。公開結業考試，則是「總結性」（summative）的考試，作用在評估學生所學，成績反映學生的水平，並且是通過和歷年考試和同輩成績比較得來的，因為是總結性的，所以往往安排在結業階段，而且往往是一次過的。
公開試重視公平公正，風險高的考試尤其重視。眾所周知，香港學生的公開考試，因為決定了學生的升學機會，也即影響學生的未來，長期以來，均以公平公正為首要原則，中五結業的中學會考如是，中七的高級程度會考如是，未來新高中學制下的中六結業試，合中學會考和高級程度會考於一身，風險只會更高而不會更低，公平公正的要求也就仍然或更加嚴格。
有一種誤解，以為廣泛推行校本評核後，因為校本評核是持續的，所以便是形成性的，其實，形成性的往往是持續的，但持續的卻不必然是形成性的。因此，新制度下的校本評核，和一般的校內持續考試不同，可以肯定的只是，學期中持續引入的，是帶有總結性的高風險考試，要求教師公平公正地以學生成績優劣排次，基本作用是篩選（selection），在校內是否具有這樣的時間和資源達到公開試一般的公平公正，已是疑問，更重要的是，教和學的空間將會進一步萎縮，教師因應學生進度施教便更為困難。
教育改革要求教師因應學生差異施教，校外評核的一個視察重點，就是有沒有照顧學生差異。教育，而不是篩選，是當代教育均等（educational equality）的一個重大價值。針對後進學生，調動教學資源和機會，即所謂「積極分歧」（positive discrimination），已成為當代教學資源分配的重要原則。問題是，政策上的「積極分歧」，或者還會因為得到社會認受而肯定（legitimate），不會遇到公平公正的挑戰，但學校之內、教室之中的「積極分歧」，隨時會被質疑是否公平公正，會否影響考試成績。教師有此擔心，也是不無道理的。
當然，專業講求判斷，遇到質疑自然可以合理辯解，不過由此而耗費的心力，也是可以預期。君不見考評局已早在去年中，聲稱邀請廉政公署介入，嚴防校本評核作假嗎？孔子講求因材施教，弟子子路和冉有提出同一問題，但孔子給予不同回應，是因應二人品性差異提供的答案。如果有一個高風險考試在背後，若遭狀告，孔子極可能也要到廉署喝咖啡解話去。令人擔憂的是，趨吉避凶，是人之常情，現實教學中，教師為免瓜田李下，往往會傾向公平公正，積極分歧、因材施教，勢將因為廣泛引入校本評核而消亡。
上期本欄介紹美國資深教師Rick Wormeli的一本教學技巧書籍，他的最新著作《公平常常不是均等》（Fair isn't always equal: Assessing and Grading in the Differentiated Classroom），或者值得鼓吹廣泛引入校本評核的朋友細讀。
(原刊《教協報》516期，2006.12.04)
2006-11-10
演講嘉賓被拒諸門外
◎ 梁家豪
朋友相告一件校務處書記將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講者請走的奇聞。
工作坊安排在某周六的上午，全校老師都到齊了，或在舉行工作坊的活動室，或在教員室等候，只有負責聯絡的老師因病請假。工作坊開始前十五分鐘，講者來到校務處，找負責聯絡的老師。踫巧校務處當值的只有一位書記，她答該位老師不在。講者說有一個工作坊安排了。書記說紀錄上沒有。講者請書記查一下，找校長或其他教師問一問。書記撥了兩三個內線電話後，說因為是周六，教員室沒有人，反問講者是否約錯了時間。呆了超過五分鐘，見不得要領，講者只有離開。
原來當時校長為了爭取時間，利用工作坊開始前的十分鐘，召集全體教師到活動室去開簡短會議，順道等候講者，所以數個教員室都沒有人聽電話。最後當然等不到講者，還要致電講者連番道歉，全體老師也白走了一趟。
事後校長大興問罪之師，卻只落得一個「羅生門」的結論。因為，負責老師說早已在每天行事曆的檔案夾中放置了一頁文件，但竟然不翼而飛，書記小姐卻說從沒看過這頁資料，自然無從得知有工作坊，況且即時又找不到任何人查詢，唯有如實向講者說明，是講者自己決定離開的。
朋友說，負責的同事的確可能沒有紀錄的，因為他一向都不大重視文牘工作，況且當天病了，請病假時可能忘記交代一下。書記小姐則向來是「按章工作主義者」，問一句答一句，不會多說半分，不會主動協助解難。更大的問題是，負責的教師因為印刷試題的一點紕漏，早兩天和書記小姐吵過嘴，批評她工作失誤。朋友說，這一次很有可能是書記小姐乘機回敬的。
政府委任的委員會說，教師工作壓力過大，主因是非教學工作增加，調撥到學校行政工作的資源看來將會增加，校務處將會更為吃重，校長或負責的老師，必須及早處理好各種協調問題了。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朋友相告一件校務處書記將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講者請走的奇聞。
工作坊安排在某周六的上午，全校老師都到齊了，或在舉行工作坊的活動室，或在教員室等候，只有負責聯絡的老師因病請假。工作坊開始前十五分鐘，講者來到校務處，找負責聯絡的老師。踫巧校務處當值的只有一位書記，她答該位老師不在。講者說有一個工作坊安排了。書記說紀錄上沒有。講者請書記查一下，找校長或其他教師問一問。書記撥了兩三個內線電話後，說因為是周六，教員室沒有人，反問講者是否約錯了時間。呆了超過五分鐘，見不得要領，講者只有離開。
原來當時校長為了爭取時間，利用工作坊開始前的十分鐘，召集全體教師到活動室去開簡短會議，順道等候講者，所以數個教員室都沒有人聽電話。最後當然等不到講者，還要致電講者連番道歉，全體老師也白走了一趟。
事後校長大興問罪之師，卻只落得一個「羅生門」的結論。因為，負責老師說早已在每天行事曆的檔案夾中放置了一頁文件，但竟然不翼而飛，書記小姐卻說從沒看過這頁資料，自然無從得知有工作坊，況且即時又找不到任何人查詢，唯有如實向講者說明，是講者自己決定離開的。
朋友說，負責的同事的確可能沒有紀錄的，因為他一向都不大重視文牘工作，況且當天病了，請病假時可能忘記交代一下。書記小姐則向來是「按章工作主義者」，問一句答一句，不會多說半分，不會主動協助解難。更大的問題是，負責的教師因為印刷試題的一點紕漏，早兩天和書記小姐吵過嘴，批評她工作失誤。朋友說，這一次很有可能是書記小姐乘機回敬的。
政府委任的委員會說，教師工作壓力過大，主因是非教學工作增加，調撥到學校行政工作的資源看來將會增加，校務處將會更為吃重，校長或負責的老師，必須及早處理好各種協調問題了。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由教院外有中學生吸煙說起
◎ 梁家豪
十一月九日下午，我看到三、四身穿校服的中學生，在香港教育學院大埔校園正門外不遠處，旁若無人的吸煙。看樣子，大抵是到教院參加活動後，在校門外集合正要離去之類。
我當然不知道這些學生這樣公然吸煙的原因，我猜，他們是清楚「教院是無煙校園」這個訊息的，也正因如此，也只好在正門外肆無忌憚地吸個夠，或許是「示威」，或許是「頂癮」。
並非原則上反對吸煙，但一個人吸煙卻逼另外的人吸二手煙，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況且，如果煙癮來自那種虛假的但為年輕人所追慕的吸煙者形象，例如所謂「有型」、「反叛」或「成熟」之類，則無寧是比較可惜的。
更可惜的是，當年輕人有了煙癮後，學校可以做的已不多。美國癌病學會指出，要成功戒煙，必須得到專業支援。有調查指出，十歲至十八歲的吸煙青年之中，約四份三的人自覺很難戒煙。家長和醫生的協助，至為重要。
可做的不多，但仍然有做事的空間。學校可以在預防上擔當一定角色。其實，即使我們怎樣說教育和家庭失效，學校和家庭仍然是年輕人習得價值的重要途徑。清清楚楚地指出吸煙對身體健康的禍害，而不是單單的用權威反對吸煙；用事實說明，而不是恫嚇，對年輕人，恫嚇只會招致反彈。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十一月九日下午，我看到三、四身穿校服的中學生，在香港教育學院大埔校園正門外不遠處，旁若無人的吸煙。看樣子，大抵是到教院參加活動後，在校門外集合正要離去之類。
我當然不知道這些學生這樣公然吸煙的原因，我猜，他們是清楚「教院是無煙校園」這個訊息的，也正因如此，也只好在正門外肆無忌憚地吸個夠，或許是「示威」，或許是「頂癮」。
並非原則上反對吸煙，但一個人吸煙卻逼另外的人吸二手煙，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況且，如果煙癮來自那種虛假的但為年輕人所追慕的吸煙者形象，例如所謂「有型」、「反叛」或「成熟」之類，則無寧是比較可惜的。
更可惜的是，當年輕人有了煙癮後，學校可以做的已不多。美國癌病學會指出，要成功戒煙，必須得到專業支援。有調查指出，十歲至十八歲的吸煙青年之中，約四份三的人自覺很難戒煙。家長和醫生的協助，至為重要。
可做的不多，但仍然有做事的空間。學校可以在預防上擔當一定角色。其實，即使我們怎樣說教育和家庭失效，學校和家庭仍然是年輕人習得價值的重要途徑。清清楚楚地指出吸煙對身體健康的禍害，而不是單單的用權威反對吸煙；用事實說明，而不是恫嚇，對年輕人，恫嚇只會招致反彈。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2006-11-06
搞笑與文革
◎ 梁家豪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致群劇社重演《人啊！人》。
原來，已接近年底，在匆忙的生活中，方才發覺，今年沒有太多的文革四十周年的討論。是官方刻意低調，還是我們已開始習慣忘記？
致群今年的演出，比起二十年前同一劇目的演出，明顯的對文革多了描述。導演說，年長的觀眾，都知道文革是怎麼的一回事，加強文革的情節，是以年輕一代為對象的。據說，學生專場的反應也不俗，已成功引起不少學生的追問。
在文革情節的場面，該是因為太荒誕了。上綱上線的批鬥邏輯，像階級敵人放個屁也比人臭，那是典型得脫離現實的革命文藝美學盛行的年代，現在看來，都是惹笑的場口。
笑，當然也有血淚，也許我過慮了，我事實是另有擔心的。面對沉重的歷史，該笑嗎，能笑嗎？我不知道。或者沒有一定的答案，不少人都笑不出來，但不少人，甚至是過來人，像《幹校六記》中的楊絳，像電影《一個美麗的傳說》，歷史的慘痛，在笑意中更彰顯。
可是，與此同時，沉重的歷史竟然變得輕鬆，特別對香港搞笑文化中成長的年輕人來說，會否看待為另一種荒誕的笑，笑得太自然，笑得太輕鬆，笑，或許已成為世界觀的必然部份。
我還記得，年前前進進劇團演出《奧利安娜的迷惑》(Oleanna)，暴力的場口，竟然也引來觀眾席上的笑聲。或者這是劇院演出的使然，舞台的疏離，加上了情節的荒誕，變成了疏離，過份輕鬆的。也許必得用小劇場的迫力，才能維繫沉重的感受和深刻的思考。
對，我的確過慮了。我們必須思考的是，任何歷史，都有一個積漸的過程，即使是革命，即使用「爆發」形容，其實也有一個過程。面對過去，我們笑了，笑意之後，深思還尚餘多少？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致群劇社重演《人啊！人》。
原來，已接近年底，在匆忙的生活中，方才發覺，今年沒有太多的文革四十周年的討論。是官方刻意低調，還是我們已開始習慣忘記？
致群今年的演出，比起二十年前同一劇目的演出，明顯的對文革多了描述。導演說，年長的觀眾，都知道文革是怎麼的一回事，加強文革的情節，是以年輕一代為對象的。據說，學生專場的反應也不俗，已成功引起不少學生的追問。
在文革情節的場面，該是因為太荒誕了。上綱上線的批鬥邏輯，像階級敵人放個屁也比人臭，那是典型得脫離現實的革命文藝美學盛行的年代，現在看來，都是惹笑的場口。
笑，當然也有血淚，也許我過慮了，我事實是另有擔心的。面對沉重的歷史，該笑嗎，能笑嗎？我不知道。或者沒有一定的答案，不少人都笑不出來，但不少人，甚至是過來人，像《幹校六記》中的楊絳，像電影《一個美麗的傳說》，歷史的慘痛，在笑意中更彰顯。
可是，與此同時，沉重的歷史竟然變得輕鬆，特別對香港搞笑文化中成長的年輕人來說，會否看待為另一種荒誕的笑，笑得太自然，笑得太輕鬆，笑，或許已成為世界觀的必然部份。
我還記得，年前前進進劇團演出《奧利安娜的迷惑》(Oleanna)，暴力的場口，竟然也引來觀眾席上的笑聲。或者這是劇院演出的使然，舞台的疏離，加上了情節的荒誕，變成了疏離，過份輕鬆的。也許必得用小劇場的迫力，才能維繫沉重的感受和深刻的思考。
對，我的確過慮了。我們必須思考的是，任何歷史，都有一個積漸的過程，即使是革命，即使用「爆發」形容，其實也有一個過程。面對過去，我們笑了，笑意之後，深思還尚餘多少？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2006-11-04
三千學徒
◎ 梁家豪
阿儀是我5C班的學生，兩年前的。會考考獲○分後，她到了一家髮型屋做學徒，髮型設計，是她初中時立下的志願了。
因此，她很著重自己的儀容，髮型當然是頭號關注項目。不過，校規卻容不下那麼多的變化和設計，於是，她頭上的三千，就成為了老師和她之間的戰場。
經常和教師爭戰的學生，成績通常不會好。中四那年我開始做她班主任，她說，早就不想再唸書，但母親一定要她讀完中五，她也孝順，便同意呆在學校裡。
人是留住了，可是，心呢？學業當然不必提，操行也不怎樣好。她繼續研究髮型設計，整天翻閱這樣那樣的髮型雜誌，也經常拿自己的和好同學的頭髮做試驗，於是老師和她的戰場由一個頭發展到五、六個。
學校參加了職業導向的試點計劃，阿儀可以選修「髮型設計」課。我還記得，那天我向全班講解報名程序時，她的專注眼神，是我從未看過的。
然後，她喜孜孜的去上課了，訓導老師既為她高興，也為減少戰場而高興，但一個星期後，阿儀問我，可不可以退修。我問她原因，她支吾以對，我懷疑是否有點和預期不同，談了一整個下午，她仍執意退修。我也算順瓜摸藤，開出了「不得給同學設計髮型」的條件，或者要急著回來，所以也便應允了。
也算守諾，訓導老師和她的戰場保持在一個之數，一直到她畢業離校，也沒有越雷池半步。
今天，在路上，我踫上了她。她很開心，很光榮地說，到了一家髮型屋做學徒。我一貫教師口吻地囑咐她好好地學，不要浪費時間。她說，才不呢，那裡的人都很認真，做不好被罵還是小事，如果得失了客人便不妙，之類之類，滔滔不絕，看來她找對了自己的路。
而我，忽然像充耳不聞似的，因為，從阿儀口中不經意吐出的「認真」兩字，反差極大，也許我心虛了，但我總覺得在映照著學校教育裡的種種，好不難解。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阿儀是我5C班的學生，兩年前的。會考考獲○分後，她到了一家髮型屋做學徒，髮型設計，是她初中時立下的志願了。
因此，她很著重自己的儀容，髮型當然是頭號關注項目。不過，校規卻容不下那麼多的變化和設計，於是，她頭上的三千，就成為了老師和她之間的戰場。
經常和教師爭戰的學生，成績通常不會好。中四那年我開始做她班主任，她說，早就不想再唸書，但母親一定要她讀完中五，她也孝順，便同意呆在學校裡。
人是留住了，可是，心呢？學業當然不必提，操行也不怎樣好。她繼續研究髮型設計，整天翻閱這樣那樣的髮型雜誌，也經常拿自己的和好同學的頭髮做試驗，於是老師和她的戰場由一個頭發展到五、六個。
學校參加了職業導向的試點計劃，阿儀可以選修「髮型設計」課。我還記得，那天我向全班講解報名程序時，她的專注眼神，是我從未看過的。
然後，她喜孜孜的去上課了，訓導老師既為她高興，也為減少戰場而高興，但一個星期後，阿儀問我，可不可以退修。我問她原因，她支吾以對，我懷疑是否有點和預期不同，談了一整個下午，她仍執意退修。我也算順瓜摸藤，開出了「不得給同學設計髮型」的條件，或者要急著回來，所以也便應允了。
也算守諾，訓導老師和她的戰場保持在一個之數，一直到她畢業離校，也沒有越雷池半步。
今天，在路上，我踫上了她。她很開心，很光榮地說，到了一家髮型屋做學徒。我一貫教師口吻地囑咐她好好地學，不要浪費時間。她說，才不呢，那裡的人都很認真，做不好被罵還是小事，如果得失了客人便不妙，之類之類，滔滔不絕，看來她找對了自己的路。
而我，忽然像充耳不聞似的，因為，從阿儀口中不經意吐出的「認真」兩字，反差極大，也許我心虛了，但我總覺得在映照著學校教育裡的種種，好不難解。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2006-11-02
叫學生不要做的，自己卻全做齊了
梁家豪
學校利用學生考試的日子，騰空下午來舉辦教師專業發展講座，邀請嘉賓主講改進教學技巧的話題，可是，不少同事竟然「攜卷」進場，在演講期間改卷如故。
因為時間迫切嗎？「只爭朝夕」也不在於這兩三小時吧。因為講座內容不重要嗎？果如是，則外評時教統局人員也不會認為我們在有關技巧上有待改進了。因為我們能耐較高，可以一心二用嗎？然而如果易地而處，我們授課時，學生這樣「一心二用」做可以嗎？
原因或許很多的，也可能不只一個，值得組織心理學家研究一下。作為同儕，我為此只覺某種難堪和尷尬，特別是講者明顯看到了，不過礙於情面沒有當面指正，而只在言語之間提到，「教學要設身處地，其實做人也一樣」，「叫學生不要做的，自己換了學生身份時卻做齊」等語，我以為是有弦外之音的。
我也不好說都是我們的錯，一個成人連這樣的基本禮貌也沒有顧及，明顯是因為有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有合理，也有不合理的，或者應該說，有情有可原的，也有不可原的。
無論怎樣分析，一個關鍵問題是，一個專業工作者，該接受這樣的現象嗎？我認為不。應該兵分兩路來改進。校方或當局，應提供足夠的客觀條件，讓教師心無旁鶩地進行專業進修；教師本身，也應有講者聽眾的基本禮貌，如果認為講座不足取，乾脆離席算了。
主人先盡責，才該對客人的講者有所要求吧。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學校利用學生考試的日子，騰空下午來舉辦教師專業發展講座，邀請嘉賓主講改進教學技巧的話題，可是，不少同事竟然「攜卷」進場，在演講期間改卷如故。
因為時間迫切嗎？「只爭朝夕」也不在於這兩三小時吧。因為講座內容不重要嗎？果如是，則外評時教統局人員也不會認為我們在有關技巧上有待改進了。因為我們能耐較高，可以一心二用嗎？然而如果易地而處，我們授課時，學生這樣「一心二用」做可以嗎？
原因或許很多的，也可能不只一個，值得組織心理學家研究一下。作為同儕，我為此只覺某種難堪和尷尬，特別是講者明顯看到了，不過礙於情面沒有當面指正，而只在言語之間提到，「教學要設身處地，其實做人也一樣」，「叫學生不要做的，自己換了學生身份時卻做齊」等語，我以為是有弦外之音的。
我也不好說都是我們的錯，一個成人連這樣的基本禮貌也沒有顧及，明顯是因為有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有合理，也有不合理的，或者應該說，有情有可原的，也有不可原的。
無論怎樣分析，一個關鍵問題是，一個專業工作者，該接受這樣的現象嗎？我認為不。應該兵分兩路來改進。校方或當局，應提供足夠的客觀條件，讓教師心無旁鶩地進行專業進修；教師本身，也應有講者聽眾的基本禮貌，如果認為講座不足取，乾脆離席算了。
主人先盡責，才該對客人的講者有所要求吧。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審犯上腦
◎ 梁家豪
月前，《科學人》雜誌報道，美國出現CSI現象。
CSI 全名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是一套很受歡迎的劇集，以科學鑑證調查罪案為題材，情節循科學角度逐步推敲案情，深入淺出，觀眾從中可以學會不少科學鑑證的知識。也許觀眾看得太投入，忘記了戲劇只是生活的極度濃縮，於是要求現實生活複製劇中情節。據《科學人》報道，在美國的法庭裡愈來愈多陪審員對科學鑑證的高度要求，甚至有這樣的真實例子：即使被告認罪，但陪審員中有CSI戲迷者，仍然追問控方為甚麼不驗證DNA之類，檢控官也為之氣煞當場。
本地觀眾熱愛CSI也不遑多讓吧。一家電視台在一週播兩晚，另一家面向東南亞的衛星電視台，更一晚連播三套，大抵可由此估計，該劇集也受本地甚至亞洲觀眾歡迎。但我不知道香港法庭裡的陪審員是否也有《科學人》報道的那種「CSI上腦」的現象。
但「審犯上腦」，則屢見不鮮。一些人，以為自己思想比人清晰，或者想一嚐審犯的威風，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發出「只准答是或不是」的問題，得不到如此期待的答案，便連聲說人家連問題也不明白。
今午正忙於批改試卷之際，接到一位家長來電，拒絕報上姓名的，在電話中連聲質問我們著學生購買的某科作業會否全本做完，學生買了的習作簿會否浪費等等。如今課程已經立體許多，早已離開按進度按課本施教的年代，對於這位家長的問題，我只能如實作答，指教師要求學生購買，自有學習上的需要，但不能保證一定全本做完，習作簿必可全數用盡之類。
這樣模稜的答案當然不能符合「審犯上腦者」的要求，於是她在電話中連聲咆哮，指我身為教師，連怎樣答問題也不懂，她說：「你答是或不是就可以了，不必說這麼多廢話。」
當然，自以為在審犯的是她，我可不是「嫌犯上腦」，等候拷問，所以一直沒有滿足她的要求，也沒有一般見識反詰之，但心中不免嘀咕，咦，我問她是哪一位學生的家長，她可不是諸多迴避，拒絕道明嗎？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月前，《科學人》雜誌報道，美國出現CSI現象。
CSI 全名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是一套很受歡迎的劇集，以科學鑑證調查罪案為題材，情節循科學角度逐步推敲案情，深入淺出，觀眾從中可以學會不少科學鑑證的知識。也許觀眾看得太投入，忘記了戲劇只是生活的極度濃縮，於是要求現實生活複製劇中情節。據《科學人》報道，在美國的法庭裡愈來愈多陪審員對科學鑑證的高度要求，甚至有這樣的真實例子：即使被告認罪，但陪審員中有CSI戲迷者，仍然追問控方為甚麼不驗證DNA之類，檢控官也為之氣煞當場。
本地觀眾熱愛CSI也不遑多讓吧。一家電視台在一週播兩晚，另一家面向東南亞的衛星電視台，更一晚連播三套，大抵可由此估計，該劇集也受本地甚至亞洲觀眾歡迎。但我不知道香港法庭裡的陪審員是否也有《科學人》報道的那種「CSI上腦」的現象。
但「審犯上腦」，則屢見不鮮。一些人，以為自己思想比人清晰，或者想一嚐審犯的威風，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發出「只准答是或不是」的問題，得不到如此期待的答案，便連聲說人家連問題也不明白。
今午正忙於批改試卷之際，接到一位家長來電，拒絕報上姓名的，在電話中連聲質問我們著學生購買的某科作業會否全本做完，學生買了的習作簿會否浪費等等。如今課程已經立體許多，早已離開按進度按課本施教的年代，對於這位家長的問題，我只能如實作答，指教師要求學生購買，自有學習上的需要，但不能保證一定全本做完，習作簿必可全數用盡之類。
這樣模稜的答案當然不能符合「審犯上腦者」的要求，於是她在電話中連聲咆哮，指我身為教師，連怎樣答問題也不懂，她說：「你答是或不是就可以了，不必說這麼多廢話。」
當然，自以為在審犯的是她，我可不是「嫌犯上腦」，等候拷問，所以一直沒有滿足她的要求，也沒有一般見識反詰之，但心中不免嘀咕，咦，我問她是哪一位學生的家長，她可不是諸多迴避，拒絕道明嗎？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11。)
2006-10-30
針對抄襲的理解評核
理解是高階思維的基礎，沒有紮實的理解，較高階的分析和評鑑等要非空言奢談，也會淪為猜想胡謅。這不只是語文科的問題，未來所有學生必修的通識教育，以及每一個學科，均要重視理解的教學。
理解教學的通病是抄襲，學生搬字過紙，教師無從知悉學生是否理解。於是，從評核的方法來說，採取所謂「固定反應」(Fixed response)的題目，例如選擇題，讓學生從「似是而非」的答案中選出正確者，便可以避過抄襲的干擾。
學生出題 表現理解
可是，總不能凡涉及理解都使用「固定反應」，例如剪報教學，除非剪報由教師提供，否則無從設計「固定反應」。這時候，可以倒過來，由學生設計評核理解的題目，由學生設計可供選擇的答案，供同學作答，從答案可否呈現微妙的差異，也可看出學生理解的程度。
當然，更多更直接的是囑學生用自己文句作答。學生書寫的答案，要呈現理解，便必須以自己的文句作為主要的評核標準，問題是，由閱讀到書寫答案，其中牽涉的思維過程並不簡單，更不純粹是理解的思維。學生沒有運用自己文句，原因要細加分析。
首先要確定學生知道「運用自己文句」這一標準。香港的學生慣於被動接受，經常置自己於一個次要的位置，學習和成長的文化，並不鼓勵學生主動表達自己的想法。這樣的學習文化雖然近年已在改進，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徹底矯正的，於是，學生習得的，特別在學習的環境中，是一種以權威為尚的價值，所謂「權威」，包括教師、書本、學者、媒體等，對學生來說，表達理解時捨自己文句而引述原文，反而是理所當然的。針對這一點，必須大力強調，表達理解時要「運用自己文句」。
運用自己文句的方式很多，增加學生的詞彙，是首要的方法。善用同義詞、近義詞，甚至在有需要時重寫原文的語法結構，加入恰當的虛詞，都是表達理解的能力。不要誤會這只是語文科的重點。詞彙涉及概念，虛詞則是後設的分析思維常用的，每一學科其實都有相關的教學重點。
運用自己文句的評量
然而，在「運用自己文句」的最高標準之下，還可以變通一下，即使學生沒有運用自己的文句，但如果不是囫圇吞棗的抄錄原文，而是精選原文加以引述，其實也可以算是理解的一種。的確，有時候，對某些概念或文章來說，硬要改為自己文句反為不美。換言之，言簡意賅的答案應該得到肯定，即使抄錄原文，一選中的，也可和大段大段抄錄的答案區分開來。
對應這一點思路，評核其實可以採取字數限制的方式，甚或要求以「標題短句」等形式，來迫使學生放棄抄錄，更進一步，可以倒扣分數，多答了無關的內容，是會扣分的，那麼，學生作答時便必須先作選擇，這樣便較容易區分學生是否理解了。
如上所述，一個評量的頻譜已經形成：最理想的是運用自己文句理解；其次是精選原文作答；再其次是包括正確答案在內的抄錄，這層次的作答應否看成及格，須按不同學科和具體課業而定；胡亂作答、離題萬丈的，則明顯是沒有理解，屬於最低層次。這個評量頻譜是適用於書面作答，當然，如果有空間用非語文的形式，例如概念圖、口頭答問等，變化就可以更多了。
(本文原刊《教協報》2006.10.30)
理解教學的通病是抄襲，學生搬字過紙，教師無從知悉學生是否理解。於是，從評核的方法來說，採取所謂「固定反應」(Fixed response)的題目，例如選擇題，讓學生從「似是而非」的答案中選出正確者，便可以避過抄襲的干擾。
學生出題 表現理解
可是，總不能凡涉及理解都使用「固定反應」，例如剪報教學，除非剪報由教師提供，否則無從設計「固定反應」。這時候，可以倒過來，由學生設計評核理解的題目，由學生設計可供選擇的答案，供同學作答，從答案可否呈現微妙的差異，也可看出學生理解的程度。
當然，更多更直接的是囑學生用自己文句作答。學生書寫的答案，要呈現理解，便必須以自己的文句作為主要的評核標準，問題是，由閱讀到書寫答案，其中牽涉的思維過程並不簡單，更不純粹是理解的思維。學生沒有運用自己文句，原因要細加分析。
首先要確定學生知道「運用自己文句」這一標準。香港的學生慣於被動接受，經常置自己於一個次要的位置，學習和成長的文化，並不鼓勵學生主動表達自己的想法。這樣的學習文化雖然近年已在改進，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徹底矯正的，於是，學生習得的，特別在學習的環境中，是一種以權威為尚的價值，所謂「權威」，包括教師、書本、學者、媒體等，對學生來說，表達理解時捨自己文句而引述原文，反而是理所當然的。針對這一點，必須大力強調，表達理解時要「運用自己文句」。
運用自己文句的方式很多，增加學生的詞彙，是首要的方法。善用同義詞、近義詞，甚至在有需要時重寫原文的語法結構，加入恰當的虛詞，都是表達理解的能力。不要誤會這只是語文科的重點。詞彙涉及概念，虛詞則是後設的分析思維常用的，每一學科其實都有相關的教學重點。
運用自己文句的評量
然而，在「運用自己文句」的最高標準之下，還可以變通一下，即使學生沒有運用自己的文句，但如果不是囫圇吞棗的抄錄原文，而是精選原文加以引述，其實也可以算是理解的一種。的確，有時候，對某些概念或文章來說，硬要改為自己文句反為不美。換言之，言簡意賅的答案應該得到肯定，即使抄錄原文，一選中的，也可和大段大段抄錄的答案區分開來。
對應這一點思路，評核其實可以採取字數限制的方式，甚或要求以「標題短句」等形式，來迫使學生放棄抄錄，更進一步，可以倒扣分數，多答了無關的內容，是會扣分的，那麼，學生作答時便必須先作選擇，這樣便較容易區分學生是否理解了。
如上所述，一個評量的頻譜已經形成：最理想的是運用自己文句理解；其次是精選原文作答；再其次是包括正確答案在內的抄錄，這層次的作答應否看成及格，須按不同學科和具體課業而定；胡亂作答、離題萬丈的，則明顯是沒有理解，屬於最低層次。這個評量頻譜是適用於書面作答，當然，如果有空間用非語文的形式，例如概念圖、口頭答問等，變化就可以更多了。
(本文原刊《教協報》2006.10.30)
2006-10-16
解釋的評核
學生的「剪報評論」課業的通病之一，是沒有清楚解釋自己的意見或感受，於是教師便無從得知學生是否理解。當然，教師一定早已一再要求學生多加解釋，問題是，只空泛的要求學生解釋的成效一般不大，再追溯下去，其實也應區分學生是不理解呢，還是不懂得如何解釋。
且用歌曲《天家裡》中的數句獨白作為例子。曲中，主人翁諾諾獨白：天堂裡沒有醫院，然後他自行回答說，因為沒有建造醫院。第二句雖然用了「因為」，算對第一句的解釋嗎？以嚴格的標準來說，這不能算解釋。當然，考慮到那是五歲孩子的答案，其實已是不錯的解釋了。
對教學來說，更重要的是，聽到這個答案後怎樣引動孩子再答下去。常用的問題是：為甚麼沒有建造醫院呢？在該曲裡，諾諾接著說，因為天堂裡人人都不會病，還有，不會受傷的。這兩句補充，從評核的角度來說，是相當完美的了，因為，從中可以得知孩子對醫院的理解，即醫院是治病和救傷的地方。有理由相信，孩子的思維已形成了一種「三段論」式的判斷：
醫院是治病和救傷的
天堂裡的人不會生病和受傷
--
所以天堂裡不用有醫院
當然，用語可以改善，可以更清晰，但其實已很完整，單從思維計，已呈現很好的理解，打分可以接近甚至等同滿分了，當然，一般校內的評核標準也計較表達、語文等，但那是思維能力以外的要求了。
多舉一個例子，據說，以下例子真有其事。
早上八時了，校門外，一位學生氣急敗壞的走回來，可惜，集隊鐘聲響過後，學生才跑進校門內。教師問：你為甚麼遲到？學生氣來氣喘的答：因為我跑得慢。
跑得慢」是可以解釋「遲到」的原因嗎？從學生紀律來說，當然不可接受，但從理解力思維的角度來看，卻還不算最差。例如，學生可能會答：「因為集隊鐘聲響起了我才回到學校。」或者「因為已經過了八點正。」，則顯然比「跑得慢」更差，與此同時，比「跑得慢」更好的答案還是有的，例如「塞車」之類。由此，我們可以想像，一個頻譜已經形成：
1. 因為集隊鐘聲響起了我才回到學校。
2. 因為已經過了八點正。
3. 因為我跑得慢。
4. 因為塞車。
5. 因為我遲了出門口。
6. 因為我先要帶弟弟回校。
上述六個答案之中，1和2皆不算解釋，因為句中的訊息只是「遲到」的同義反覆，並沒有說明原因。3和4只說出了近因，不夠5和6深刻。以五分為滿分的話，1和2只能得○分，3和4應可得1-2分，5可得3-4分，6可得4-5分了。
以上兩個例子中的「解釋」，回應的問題雖然同樣是「為甚麼」，但本質上其實是有的不同。諾諾答為甚麼天堂裡沒有醫院，是以功能的解釋作因果推理；學生答為甚麼遲到，則是直接的因果解釋。兩者差異，其實關乎很重要的哲學思路，但似不必要在中小學的理解力思維教學裡嚴格區分。反而，更重要的啟示，在於如何判斷學生表現理解之上，上述兩個例子中可接受的答案，形式上都可以構成一種「三段論」式的推理，而沒犯同義反覆的錯誤，也就是內容訊息來自問題以外。學生剪報課業通常沒有表達剪報以外的自己的思路，甚至只知抄錄報道的原文。讓他們知道，抄錄而沒有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不算理解，是很重要的。
(原刊《教協報》513期，2006.10.16)
且用歌曲《天家裡》中的數句獨白作為例子。曲中，主人翁諾諾獨白：天堂裡沒有醫院，然後他自行回答說，因為沒有建造醫院。第二句雖然用了「因為」，算對第一句的解釋嗎？以嚴格的標準來說，這不能算解釋。當然，考慮到那是五歲孩子的答案，其實已是不錯的解釋了。
對教學來說，更重要的是，聽到這個答案後怎樣引動孩子再答下去。常用的問題是：為甚麼沒有建造醫院呢？在該曲裡，諾諾接著說，因為天堂裡人人都不會病，還有，不會受傷的。這兩句補充，從評核的角度來說，是相當完美的了，因為，從中可以得知孩子對醫院的理解，即醫院是治病和救傷的地方。有理由相信，孩子的思維已形成了一種「三段論」式的判斷：
醫院是治病和救傷的
天堂裡的人不會生病和受傷
--
所以天堂裡不用有醫院
當然，用語可以改善，可以更清晰，但其實已很完整，單從思維計，已呈現很好的理解，打分可以接近甚至等同滿分了，當然，一般校內的評核標準也計較表達、語文等，但那是思維能力以外的要求了。
多舉一個例子，據說，以下例子真有其事。
早上八時了，校門外，一位學生氣急敗壞的走回來，可惜，集隊鐘聲響過後，學生才跑進校門內。教師問：你為甚麼遲到？學生氣來氣喘的答：因為我跑得慢。
跑得慢」是可以解釋「遲到」的原因嗎？從學生紀律來說，當然不可接受，但從理解力思維的角度來看，卻還不算最差。例如，學生可能會答：「因為集隊鐘聲響起了我才回到學校。」或者「因為已經過了八點正。」，則顯然比「跑得慢」更差，與此同時，比「跑得慢」更好的答案還是有的，例如「塞車」之類。由此，我們可以想像，一個頻譜已經形成：
1. 因為集隊鐘聲響起了我才回到學校。
2. 因為已經過了八點正。
3. 因為我跑得慢。
4. 因為塞車。
5. 因為我遲了出門口。
6. 因為我先要帶弟弟回校。
上述六個答案之中，1和2皆不算解釋，因為句中的訊息只是「遲到」的同義反覆，並沒有說明原因。3和4只說出了近因，不夠5和6深刻。以五分為滿分的話，1和2只能得○分，3和4應可得1-2分，5可得3-4分，6可得4-5分了。
以上兩個例子中的「解釋」，回應的問題雖然同樣是「為甚麼」，但本質上其實是有的不同。諾諾答為甚麼天堂裡沒有醫院，是以功能的解釋作因果推理；學生答為甚麼遲到，則是直接的因果解釋。兩者差異，其實關乎很重要的哲學思路，但似不必要在中小學的理解力思維教學裡嚴格區分。反而，更重要的啟示，在於如何判斷學生表現理解之上，上述兩個例子中可接受的答案，形式上都可以構成一種「三段論」式的推理，而沒犯同義反覆的錯誤，也就是內容訊息來自問題以外。學生剪報課業通常沒有表達剪報以外的自己的思路，甚至只知抄錄報道的原文。讓他們知道，抄錄而沒有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不算理解，是很重要的。
(原刊《教協報》513期，2006.10.16)
2006-10-13
迎擊語文基準之前
九八年我開始做教協會的理事，但參與教協的工作，大抵始於九六年間的「教育常務會」。
該是九月的一天吧，忽然接到陳漢森來電，叫我去「教常會」看看，他說，也沒甚麼，無非是就每周的教育話題，議論一番而已。那時不大肯定他為甚麼會找我，但也沒問，就跑上去開會了。
那時候的教常會是逢周五晚召開的，至今我仍然沒有忘記那熱烈的討論。徐漢光、黃克廉、趙志成、陳國權、羅平都是常客。支援的職員則有蔡淑芳，她可說是教常會的褓姆。感謝他們，我對教育政策的若干重大認識，包括「增值」、政策新猷的取捨原則、對母語教學政策的衡量，都是來自教常會的。
張文光雖然公務繁忙，但在有需要時也會來為大家說明政策爭議的最新進展。記得有一次，討論了「語文基準」的先導測試。那一晚，張文光在會議上就為大家分析了最新的形勢。
關注語文基準的問題，始於九四年的《語文能力工作小組報告書》，但那時我主要留意《報告書》分析社會中的語言應用，覺得切合現實，對語文教學很有意義。至於《報告書》中的「語文基準」的「起源」，在於鼓勵非語文科主修的現職語文教師進修的建議。
鼓勵的建議和後來的發展當然南轅北轍。中間的過渡就是「先導測試」。對於這個測試，我認為是要抵制的，但當時也有一種觀點，認為那只是教師自願參加的，不好大力反對。於是，我寫了較溫和的一篇文章於九八年六月在《教協報》發表，從提醒教師有權不參加的角度，間接呼喚抵制，為慎重計，發表前還給當時的權益及投訴部主任余惠萍看過。
政策當然不會因為一篇文章而逆轉，先導測試後來演變為惡魔般的政策，教協會也決定全面迎擊，我記得，那決定也是一個教常會的晚上形成的。
(原刊《教協報》513期，2006.10.13)
該是九月的一天吧，忽然接到陳漢森來電，叫我去「教常會」看看，他說，也沒甚麼，無非是就每周的教育話題，議論一番而已。那時不大肯定他為甚麼會找我，但也沒問，就跑上去開會了。
那時候的教常會是逢周五晚召開的，至今我仍然沒有忘記那熱烈的討論。徐漢光、黃克廉、趙志成、陳國權、羅平都是常客。支援的職員則有蔡淑芳，她可說是教常會的褓姆。感謝他們，我對教育政策的若干重大認識，包括「增值」、政策新猷的取捨原則、對母語教學政策的衡量，都是來自教常會的。
張文光雖然公務繁忙，但在有需要時也會來為大家說明政策爭議的最新進展。記得有一次，討論了「語文基準」的先導測試。那一晚，張文光在會議上就為大家分析了最新的形勢。
關注語文基準的問題，始於九四年的《語文能力工作小組報告書》，但那時我主要留意《報告書》分析社會中的語言應用，覺得切合現實，對語文教學很有意義。至於《報告書》中的「語文基準」的「起源」，在於鼓勵非語文科主修的現職語文教師進修的建議。
鼓勵的建議和後來的發展當然南轅北轍。中間的過渡就是「先導測試」。對於這個測試，我認為是要抵制的，但當時也有一種觀點，認為那只是教師自願參加的，不好大力反對。於是，我寫了較溫和的一篇文章於九八年六月在《教協報》發表，從提醒教師有權不參加的角度，間接呼喚抵制，為慎重計，發表前還給當時的權益及投訴部主任余惠萍看過。
政策當然不會因為一篇文章而逆轉，先導測試後來演變為惡魔般的政策，教協會也決定全面迎擊，我記得，那決定也是一個教常會的晚上形成的。
(原刊《教協報》513期，2006.10.13)
2006-06-05
曾蔭權曾否參加過八九年的《民主歌聲獻中華》
──一次思想體操
曾蔭權曾否參加過八九年的《民主歌聲獻中華》，竟成為上佳的思辯素材。
先了解目下掌握的事實。
事實一：2006年5月28日，司徒華向記者說，本港各大團體89年5月27日在跑馬地大球場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籌款音樂會，時任行政署長的曾蔭權曾聯同兒子參與，但音樂會未結束便離場，期間更與他打招呼。(《蘋果日報》2006.05.29)
事實二：2006年5月28日，特首辦發言人否認曾蔭權曾參加該活動，指曾蔭權當時仍是政務官，不能參與任何政治活動。(《香港經濟日報》2006.05.29)，行政長官辦公室發言人否認曾蔭權當時出席活動，及後也沒有參加過任何與六四有關的活動。(《信報財經新聞》，2006.05.29)
事實三：2006年6月3日，司徒華在一個電台節目中說，當年在跑馬地舉行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曾碰到當時是行政署長的曾蔭權，「當時他帶著一個小朋友，我有向他打招呼，還傾了一、兩句。」(《星島日報》2006.06.04)
事實四：2006年6月3日，特首辦發言人指，當天曾蔭權是與兒子到馬會吃飯，離開時碰到集會人士。發言人強調曾蔭權當時是政務官，政務官不能參加政治活動，因此他不可能出席當天的集會。(《星島日報》，2006.06.04)
事實五，2006年6月4日，曾蔭權在昆明答記者問。全文如下：
記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說曾經目睹你出席「民主歌聲獻中華」，其實你有沒有去過呢？
行政長官：我只可告訴你我沒有參加支聯會的任何活動。
記者：你有沒有出席過「民主歌聲獻中華」？
行政長官：我沒有參加過，我記得你所講的是他們的活動，我沒有參加過他們任何活動，包括這個活動。(《行政長官在昆明談話內容》，香港政府新聞公報，2006.06.04)
事實六：2006年6月4日，特首辦發言人補充，曾蔭權當年與13歲的兒子在馬會晚膳後，離開時剛好遇上司徒華，兩人閒聊兩句，並非出席活動。(《雅虎香港新聞》，2006.06.04，21:15)
綜合上述各項，可以看得出的共同點是：1989年5月27日，司徒華、曾蔭權和曾的兒子，曾經踫過面，閒聊了兩句。
但司徒華說是於曾蔭權在集會結束前離場時遇上的，曾蔭權說在馬會晚膳後離開時遇上的。要搞清楚曾蔭權曾否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關鍵在他們踫面的具體地點。
那是在馬會用膳後離開的路線，還是參加集會後離開的路線呢？如果二者雷同，則只可能存疑，只有曾蔭權和他的兒子心裡才清楚了。如果是馬會用膳後離開的路線，則司徒華十七年後的回憶，是曲解呢，還是誤解？如果是離開集會的路線，則特首辦發言人大抵要進一步澄清，曾蔭權在馬會晚膳後離開時，無論出於甚麼原因，是否曾進過會場。
另一關鍵是，司徒華和曾蔭權閒聊兩句的內容。兩個不相熟的人，在那個地方遇上，閒聊兩句，會談及甚麼呢？司徒華第一句，會是「來參加集會呀」「歡迎你」「多謝你」之類嗎？曾蔭權會客客氣氣空泛地回應，還是會連聲說「不」，或者「只是吃完飯路過」「這麼吵，過來看看發生甚麼事」嗎？如今，二人的記憶也許會模糊，也許並不，但都不可能證實或否證了吧。
其他人證也有一點旁證的作用。曾蔭權時任行政署長，雖然因為居英權計劃而經常在電視新聞出現，是後來的事，但現場有人認出，並不困難。他的兒子當時已十三歲，應可判別那是飯後路過，還是參加集會後離開。不過，有沒有人認出，認出了有沒有人現在說出來，都只能從旁推論，不能直接回應核心問題。
令人生疑的是，曾蔭權和特首辦發言人在否認時，都說了很多不相干的話。
第一，特首辦發言人說，曾蔭權當時是政務官，政務官不會參加政治活動，因此不可能參加該集會。這樣的說法，只不過是推論，不足以否認。八九年時，在港的民運活動眾多，集會、遊行、捐款、登報聲明等等，都不曾捲入政務官嗎？這簡直難以置信。況且，即使其他政務官不曾參加，也不足說明曾蔭權不曾參加。
第二，特首辦發言人說，曾蔭權當時沒有參加該活動，及後沒有參加過任何與六四有關的活動。其實，有沒有參加過其他六四的活動，與有沒有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並不相干。沒有參加過其他活動，不足以否認沒有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特首辦發言人這樣說，大抵想增加其否認的說服力，但這是經不起思辯的。
第三，曾蔭權在昆明答記者問時，說沒有參加支聯會的任何活動。在記者追問下，才否認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為甚麼不一開始就針對《民主歌聲獻中華》加以否認呢？曾蔭權的答問，只會令人覺得他閃爍其詞，這雖不足以論證其說謊，但這是很多說謊者常用的伎倆，足以引人疑竇的。
曾蔭權即使真的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對當下政治影響其實也很有限。他當時的政治取態，和今天的，難度中央政府會不掌握，而要等司徒華來提點嗎？
反而，如果他當年曾經參加，今天卻否認，則是另一問題了，因為，這不啻在暴露他的誠信問題。認識歷史是重要的，任何認識，也有其局限。局限，其實就是歷史的一部份。因過去的局限，犯了今天看起來的錯，不必奇怪，也不必否認。不用牽扯到唯物辯證的大道理去，那不過是孩童愛聽的寓言故事重複又重複的母題。可是，如果不尊重歷史，否認事實，還砌詞掩飾，則無疑會誠信破產。
當然，今天還不能確實知道曾蔭權有沒有參加《民主歌聲獻中華》，目下也不能預知，這問題會否變成另一政治危機。本文所做的，只不過是利用這一問題，來一次思想體操。
曾蔭權曾否參加過八九年的《民主歌聲獻中華》，竟成為上佳的思辯素材。
先了解目下掌握的事實。
事實一：2006年5月28日，司徒華向記者說，本港各大團體89年5月27日在跑馬地大球場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籌款音樂會，時任行政署長的曾蔭權曾聯同兒子參與，但音樂會未結束便離場，期間更與他打招呼。(《蘋果日報》2006.05.29)
事實二：2006年5月28日，特首辦發言人否認曾蔭權曾參加該活動，指曾蔭權當時仍是政務官，不能參與任何政治活動。(《香港經濟日報》2006.05.29)，行政長官辦公室發言人否認曾蔭權當時出席活動，及後也沒有參加過任何與六四有關的活動。(《信報財經新聞》，2006.05.29)
事實三：2006年6月3日，司徒華在一個電台節目中說，當年在跑馬地舉行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曾碰到當時是行政署長的曾蔭權，「當時他帶著一個小朋友，我有向他打招呼，還傾了一、兩句。」(《星島日報》2006.06.04)
事實四：2006年6月3日，特首辦發言人指，當天曾蔭權是與兒子到馬會吃飯，離開時碰到集會人士。發言人強調曾蔭權當時是政務官，政務官不能參加政治活動，因此他不可能出席當天的集會。(《星島日報》，2006.06.04)
事實五，2006年6月4日，曾蔭權在昆明答記者問。全文如下：
記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說曾經目睹你出席「民主歌聲獻中華」，其實你有沒有去過呢？
行政長官：我只可告訴你我沒有參加支聯會的任何活動。
記者：你有沒有出席過「民主歌聲獻中華」？
行政長官：我沒有參加過，我記得你所講的是他們的活動，我沒有參加過他們任何活動，包括這個活動。(《行政長官在昆明談話內容》，香港政府新聞公報，2006.06.04)
事實六：2006年6月4日，特首辦發言人補充，曾蔭權當年與13歲的兒子在馬會晚膳後，離開時剛好遇上司徒華，兩人閒聊兩句，並非出席活動。(《雅虎香港新聞》，2006.06.04，21:15)
綜合上述各項，可以看得出的共同點是：1989年5月27日，司徒華、曾蔭權和曾的兒子，曾經踫過面，閒聊了兩句。
但司徒華說是於曾蔭權在集會結束前離場時遇上的，曾蔭權說在馬會晚膳後離開時遇上的。要搞清楚曾蔭權曾否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關鍵在他們踫面的具體地點。
那是在馬會用膳後離開的路線，還是參加集會後離開的路線呢？如果二者雷同，則只可能存疑，只有曾蔭權和他的兒子心裡才清楚了。如果是馬會用膳後離開的路線，則司徒華十七年後的回憶，是曲解呢，還是誤解？如果是離開集會的路線，則特首辦發言人大抵要進一步澄清，曾蔭權在馬會晚膳後離開時，無論出於甚麼原因，是否曾進過會場。
另一關鍵是，司徒華和曾蔭權閒聊兩句的內容。兩個不相熟的人，在那個地方遇上，閒聊兩句，會談及甚麼呢？司徒華第一句，會是「來參加集會呀」「歡迎你」「多謝你」之類嗎？曾蔭權會客客氣氣空泛地回應，還是會連聲說「不」，或者「只是吃完飯路過」「這麼吵，過來看看發生甚麼事」嗎？如今，二人的記憶也許會模糊，也許並不，但都不可能證實或否證了吧。
其他人證也有一點旁證的作用。曾蔭權時任行政署長，雖然因為居英權計劃而經常在電視新聞出現，是後來的事，但現場有人認出，並不困難。他的兒子當時已十三歲，應可判別那是飯後路過，還是參加集會後離開。不過，有沒有人認出，認出了有沒有人現在說出來，都只能從旁推論，不能直接回應核心問題。
令人生疑的是，曾蔭權和特首辦發言人在否認時，都說了很多不相干的話。
第一，特首辦發言人說，曾蔭權當時是政務官，政務官不會參加政治活動，因此不可能參加該集會。這樣的說法，只不過是推論，不足以否認。八九年時，在港的民運活動眾多，集會、遊行、捐款、登報聲明等等，都不曾捲入政務官嗎？這簡直難以置信。況且，即使其他政務官不曾參加，也不足說明曾蔭權不曾參加。
第二，特首辦發言人說，曾蔭權當時沒有參加該活動，及後沒有參加過任何與六四有關的活動。其實，有沒有參加過其他六四的活動，與有沒有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並不相干。沒有參加過其他活動，不足以否認沒有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特首辦發言人這樣說，大抵想增加其否認的說服力，但這是經不起思辯的。
第三，曾蔭權在昆明答記者問時，說沒有參加支聯會的任何活動。在記者追問下，才否認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為甚麼不一開始就針對《民主歌聲獻中華》加以否認呢？曾蔭權的答問，只會令人覺得他閃爍其詞，這雖不足以論證其說謊，但這是很多說謊者常用的伎倆，足以引人疑竇的。
曾蔭權即使真的參加過《民主歌聲獻中華》，對當下政治影響其實也很有限。他當時的政治取態，和今天的，難度中央政府會不掌握，而要等司徒華來提點嗎？
反而，如果他當年曾經參加，今天卻否認，則是另一問題了，因為，這不啻在暴露他的誠信問題。認識歷史是重要的，任何認識，也有其局限。局限，其實就是歷史的一部份。因過去的局限，犯了今天看起來的錯，不必奇怪，也不必否認。不用牽扯到唯物辯證的大道理去，那不過是孩童愛聽的寓言故事重複又重複的母題。可是，如果不尊重歷史，否認事實，還砌詞掩飾，則無疑會誠信破產。
當然，今天還不能確實知道曾蔭權有沒有參加《民主歌聲獻中華》，目下也不能預知，這問題會否變成另一政治危機。本文所做的，只不過是利用這一問題，來一次思想體操。
2006-06-04
好筆寫好字
◎梁家豪
鍵盤是謀殺書法的凶手，即是不是主謀，也是幫凶。記得一次面試，我問應徵者為甚麼懂電腦打字仍手寫求職信，衝口而出後才驚覺自己愚笨。如今流行應用電腦，打印變成常態，書法不落尋常百姓家。再看到一手漂亮好字，或者充滿特色的，便倍覺珍惜。
我經常把自己字跡醜陋的責任，歸咎滑溜溜的筆尖或紙張。原子筆或走珠筆，或者滑得反光的粉紙，都把漂亮的字趕盡殺絕。其實，字跡漂亮不，主要還在書寫的人吧，這點倒是明白的，不過，寫不到一手好字，就推卸責任，也是自衛機能使然，防止自我受盡摧殘。
於是我開始喜歡墨水筆，第一枝，是升中時母親送的，與原子筆合成一套，派克45。但我偏心，很快就在學校丟了原子筆，剩下墨水筆捱到高中，膠桿上也陷入了微微的指尖遺痕。
這枝筆倒是經歷過一點歲月的，一次，掉了在地上，筆尖跌歪了，墨水流得不均勻，寫出來的字，卻因方向不同而粗幼有別，倒像帶立體似的，對筆，也就更愛不惜手。後來還曾走火入魔，用虎牙鋏把新買的水筆的筆嘴夾得扁平才用，但總覺得不及那意外製成的好。
後來也有過不少墨水筆，自己買的偏向實用，朋友送的都較名貴，而且多較重，不好寫，多寫了，手較累。這年頭以筆為禮已經大減，我的墨水筆也只置放在抽屜中，或者我還期待，可以有一天，重拾這些曾經鍾愛的筆，就可以寫得一手好字。
沒法，想望和遁逃，人生必需品。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06)
鍵盤是謀殺書法的凶手，即是不是主謀，也是幫凶。記得一次面試，我問應徵者為甚麼懂電腦打字仍手寫求職信，衝口而出後才驚覺自己愚笨。如今流行應用電腦，打印變成常態，書法不落尋常百姓家。再看到一手漂亮好字，或者充滿特色的，便倍覺珍惜。
我經常把自己字跡醜陋的責任，歸咎滑溜溜的筆尖或紙張。原子筆或走珠筆，或者滑得反光的粉紙，都把漂亮的字趕盡殺絕。其實，字跡漂亮不，主要還在書寫的人吧，這點倒是明白的，不過，寫不到一手好字，就推卸責任，也是自衛機能使然，防止自我受盡摧殘。
於是我開始喜歡墨水筆，第一枝，是升中時母親送的，與原子筆合成一套，派克45。但我偏心，很快就在學校丟了原子筆，剩下墨水筆捱到高中，膠桿上也陷入了微微的指尖遺痕。
這枝筆倒是經歷過一點歲月的，一次，掉了在地上，筆尖跌歪了，墨水流得不均勻，寫出來的字，卻因方向不同而粗幼有別，倒像帶立體似的，對筆，也就更愛不惜手。後來還曾走火入魔，用虎牙鋏把新買的水筆的筆嘴夾得扁平才用，但總覺得不及那意外製成的好。
後來也有過不少墨水筆，自己買的偏向實用，朋友送的都較名貴，而且多較重，不好寫，多寫了，手較累。這年頭以筆為禮已經大減，我的墨水筆也只置放在抽屜中，或者我還期待，可以有一天，重拾這些曾經鍾愛的筆，就可以寫得一手好字。
沒法，想望和遁逃，人生必需品。
(本文曾刊於《教協第二網站》2006.06)
以有涯隨無涯追求真相
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著書回憶，「保留當年真相」。犬儒論者會說，這是個人建構的回憶、片面的真相。其實，沒有所謂「全面的真相」，集體的片面真相，就是「逼近」全面的真相。多一點真誠的回憶，哪怕是個人的，也可多一點「逼近」真相，也因此愈可貴。總不能因為「建構」的、「不是全面」的說法，便完全否定對真相的追求。對追求真相而言，以有涯隨無涯，是值得的，否則，沒有真相的對照，一切都只臣服於「建構」的話，當權者作為最大的建構者，將可予取予攜，目空一切，非人民之福。
《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著書 六四中共鬥爭揭秘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60604&sec_id=4104&subsec_id=12731&art_id=5991690
《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著書 六四中共鬥爭揭秘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60604&sec_id=4104&subsec_id=12731&art_id=5991690
2006-06-03
QEF成效尚待具體分析
優質教育基金申請結果公佈，其中一個成功申請的項目，是制訂上網成癮的評估工具。研究上網成癮的確有迫切的需要，但制訂評估工具是否需要用款148萬元，在看到詳情及成效前，是難以定論的。基金原有50億元，7年來撥出34億，現盈餘54億，從表面數字看，是不俗的一盤帳。至於7年來的計劃在甚麼程度促進教育質素，則要具體分析，一刀切戲謔為「陰騭教育基金」，或全面肯定，都會失諸武斷。
教局基金撥款研救網癡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60603&sec_id=4104&subsec_id=11867&art_id=5989877
教局基金撥款研救網癡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60603&sec_id=4104&subsec_id=11867&art_id=5989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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