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今天應該很高興？》想起
戚本盛
「全民教育局」發表《今天應該很高興？》一文，提出了在國慶日可作反思的一些重點。文中所提都是誠懇之論，筆者謹提出兩點聯想，以期在作者提倡的反思之路上出一分力。
第一點是該文首先處理的是「國」的問題，文中指：
所謂國是指中國，但自古以來「中國人」根本沒有「國」這個概念，有的是「主子」和「朝代」的概念。
在作者來說，世襲君主制、以朝代更換政權的政體不算是「國」，廢除君主制後成立的共和國才算「國」。由此可見，作者把「國」界定為「共和國」，這樣理解則可令文章免於「國」早見於先秦的矛盾。換言之，作者說中國人自古以來沒有「國」的概念，其實是指中國人自古以來沒有「共和國」或「現代的國」的概念。把以上所引稍作改寫，意思便更明確：
所謂國是指中國，但自古以來「中國人」根本沒有今天的「共和國」這個概念，有的是「君主制」的概念。
這一界定，連同作者所提到的中國歷史上的人民只有「主子」和「朝代」的概念，其實已觸及議論政體的一個重要向度，即人民和政府的權力關係。
所謂政體，當然可以包括以元首作為重點的分析。由秦至清歷朝，再到中華民國成立後「沒有了皇帝」，所著眼的都在於君主。君主在政體中的角色之所以這樣重要，既在於作為元首的象徵地位，更在於其權力。贏秦以來的體制，基本上君主的權力都是絕對的，或有限制，多是由於統治集團內鬨而不是制度上的，更不是來自人民的。
到康有為、梁啟超提倡「君主立憲」，則是既保留君主作為元首的象徵地位，又以憲法限制君主的權力(甚至是轉移實質的權力)。1912年的《宣統帝退位詔書》便明言「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所謂公諸全國，就是開放給全國人民。君主制和共和制的分別，在於統治權屬於誰。甚至可以說，國作為政體的性質，主要還看這個統治權誰屬的問題。
共和國是讓人民有權統治，但人民這樣眾多，具體的工作(包括決策和管理)不可能事事都由人民來做，這便需要授權政府代理有關工作，憲法所界定的便是政府與人民的權責等基本關係，可視為一份基本的、常設的契約。至於更具體的由授權誰來擔當政府工作，多數是通過某種選舉。不同選舉制度的設計，往往決定了人民之間和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權力授予或制衡。在憲法中規定了必須授權誰來擔當政府，是對人民權力的一種重大限制，是否合乎共和國的原則，實在可議。
上文提到具體工作不可能事事由人民來做，因而需要政府，但不少歷史和現實的例子，卻演變成為事事由政府來規管，這是公私界線、政府和人民權責不清所致，輕則讓政府過度膨脹或權力過大，由利益勾結以致便車尋租，損害的其實還是公眾利益，重則變成可被政府上下其手的極權國度，極權或出於錯誤決策，或由於權力鬥爭，釀成巨禍的罪孽早已磬竹難書。
由十一國慶的反思，到如中國歷史、公民教育教甚麼，國體的根本(即統治權是否屬於人民)、政府和人民的權責(即公私的界線)，都是必要的內容，愚見認為，是比拆解中華民族或民族內涵更為急切、更有現實意義的。這是筆者的第二點聯想。